越南阮朝何以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软弱以及中国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为这一问题的答案。但当把各种理论性的解释予以细化、用历史实证的方式深入论述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史料问题成了最大的障碍。这也是迄今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档案”之称的皇帝朱批奏折文书仍未开放出版，使得目前所发表的阮朝研究论著或多或少皆面临着被质疑或论点被推翻的风险。在鲜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会史：阮朝嗣德帝统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会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无疑乃个中翘楚，出类拔萃之作。

坪井该著是以阮朝何以会沦为法国殖民地为问题切入点，通过对阮朝嗣德帝统治时期外交、内政以及社会变动等多个层面的透视来解析阮朝的奔溃之路。就文献的利用方面来说，虽然该著仅使用了目前影印出版的越南方面的《大南实录》、《钦定大南实录会典事例》，但由于作者亲赴法国巴黎大学读博之便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到了藏于法国外交部的一些外交文书和殖民地档案（Archives d’Outre-Mer, dépôt, d’Aix-en-Provence）进行研究，所以，就此而论该著还是有他人难以望其项背之处的，尤其是利用到的一些传教士和法驻越南殖民官吏的报告书和回忆录很能印证阮朝统治衰落从而被法国殖民的不少问题。不过，稍加苛刻地讲，该作似乎不免还有些许单薄之感。

阮朝是越南近代史开始

阮福映所建立的阮朝，是越南的近代的开始。之所以把阮朝视为“近代”，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阮福映建立阮朝所遭遇或依靠的葡萄牙、荷兰、法国势力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全球化的时代“西力东渐”的产物，所以阮朝甚至可以说早在越南南北阮郑对峙时期，就已经“被”纳入到了近代世界体系中；另一方面，现在越南这一“民族国家”的疆域、国家名称、语言、民族文化等国家政权基础与统一阮朝所形成的越南具有承继关系，可以说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形态乃是由阮朝所奠定的。

阮朝终结于法国殖民者之手，但法国人的出现为时甚早，且各种各样的法国人均出现在从西贡到河内这片东方“小法兰西帝国”的土地上。最早踏上越南土地的西方人当属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们，主要有Alexandre de Rhodes、Francois Pallu、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Francois-Marie Pellerin、Paul-Francois Puginier这五人，其中编纂第一部拉丁语-葡萄牙语-越南语并且将越南语拉丁化、创造“国语”的亚历山大・罗德最为有名。传教士在越南的活动，不仅限于福音传播，而且与越南的阮朝建立、皇位传承、社会反叛等事件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么，何以法国的传教士能“独占”越南呢？

对此，作者有五点概括甚为精当：

其一、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比起葡萄牙、西班牙来要晚一些，待法国传教士到达东亚时，只剩下越南这一块未被传教士开垦的“处女地”；其二、对越南持有一种好的印象，且尊重地方民俗风情；其三、17世纪的越南处于南阮北郑对立的混乱时期，对传教士有一种来者不拒的开放态度；其四、越南人本身的信仰就是多宗教混合主义形态，所以对基督教并不排斥、且拥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接纳态度；其五、这一点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即罗德对阮福映的统一给予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诸多帮助。

在传教士的先驱作用下，追逐商贸利益的法国商人与探险家也相继来到了越南，尤其是他们所从事的武器交易既满足了阮福映的需要，同时也以越南为基地可以与中国云南、广东和广西从事生丝、海盐与军火贸易。当其窥探到虚弱的越南不堪一击时，商人和海军便以武力为后盾与阮朝政府签订条约、直接割地建立殖民统治。之后，法国金融财团以此游说国会，派遣远征军和外交官，将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视为法兰西帝国的海外延伸。这一情况，基本上反映出了法国海外殖民的形成路径：派遣传教士传教——形成海外基督教团体——派遣商人和海军宣示势力——迫使对方签订通商条约——再派遣大规模武装力量进行武力征服——从而建立殖民统治。

打造强大阮朝的明命帝，他是阮福映的继任者

法国对越南殖民前是阮朝是中国化的王朝

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是在1883年经与中国的一场战争而得以实现并以签订合约的形式得到认可的。那么，在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过程中，中国又是何种处境、担当了何种“角色”呢？事实上，无论是前近代，还是现当代，越南的历史书写都绕不开“中国”，阮朝尤甚，以致于被武德赛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认为是“中国模式”的“小中华”的形成。

尽管从越南对中国政治文教制度的借鉴与导入的视角来看的话，阮朝时期的越南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别于东南亚泰系民族“曼陀罗”形态的“中国化”儒教政治国家，但就越南对中国的态度而言，越南自始至终对北方的中国保持着警惧与相当程度上的疏离。其虽参与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但作为与北方“中国”对立的具有内政和外交自主能力的“大南国”，在政权形态上则是与中国是平等的。

易言之，越南与中国共享一套政治统治模式和文化价值体系，但越南一直持有独立自主性，且内政外交不受中国政府控制。尽管自阮朝建立伊始，每三年或四年按期向清政府朝贡，履行一个朝贡国的责任，但清政府对阮朝的内政外交基本上不加干涉、甚至可以说是置若罔闻。从1870年代连最知晓安南事务的广西太平县知县徐廷旭所著的《越南辑略》错误百出之状，即可看出中国对越南的了解及其情报工作的失效。与其适成对比的则是，阮朝以朝贡派往中国的如清使则对清朝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新制度与人事变化、书籍等信息进行观察、加以收集，回国后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阮朝上交。所以，晚晴中国政府的溃烂与内外交困，阮朝也并不是不知情，至少大体情况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把握的。

阮朝中国式的皇宫午门

对中国的了解，一方面是提防、警惧中国之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中国学习，比如嗣德帝十分爱好中国书籍，辄有如清，必购之。其对中国的忠实朝贡，除了获得一些商业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则主要是在清朝册封这一形式下，因获得清朝的册封认可而凸显越南王朝统治的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

另外，“中国”在越南的存在和影响，除了阮朝与清朝的“册封-朝贡”关系之外，活跃在中越边境的山贼、海盗势力，亦为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尤其是天平天国之后的刘永福的黑旗军等势力，直接参与到了中法战争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越南的华侨华人集团，一方面定居于越南成为越南“南进”南方开拓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从事中越商贸的华商利用阮朝对华人的特优政策，从事大米、海盐、煤炭、金银甚至军火武器贩卖与走私，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成为活跃在中国与东南亚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越南阮朝政治的中心太和殿

阮朝嗣德时期的朝廷危机四伏

阮朝自建立伊始，在国家统治上就面临着多重“政治危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即“正统性”危机。越南政治“正统性”的获得有内外两方面的途径：一是在与“北方”中国的抗争中获得，比如李朝、陈朝、黎朝皆是在抗宋、抗元、抗明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彰显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二是合乎王朝帝系传承的“血统论”和“嫡长子”继承性的政治统治权威。阮朝的统治，尤其到了嗣德帝时期，合法统治得以确定的“正统性”问题被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所凸显：一是嗣德帝统治下的越南阮朝面临着被法国吞灭的国家存亡之危险；二是嗣德帝并不是以“嫡长子”获得皇位继承的，而且一直受到“嫡长子”洪保为首的“废太子”派系支持者的质疑与政治敌对，而且“宫廷革命”内乱的内部权力斗争一直时起彼伏，虽洪保派系被镇压，但对嗣德帝“何以上位”的“质疑”从未消停；除此之外，因嗣德帝未有“子嗣”而使阮朝“皇位传承”的“正统性”问题派系林立和内部权力斗争殊为激烈。

越南太和殿

嗣德帝的政治“正统性”危机，除了“宫廷革命”危机外，最大的问题则是统治内部的权力斗争。嗣德帝以第二子的身份荣登皇位，与其三朝元老的枢密院首座张登桂的支持和从中运作断断不可分离。张登桂本是嗣德帝的岳父，自阮福映时就位极人臣，把握朝纲，嫁女于尚未成为嗣德帝的洪任，可谓是一项目光远大而又较为精准的“政治投资”，在助洪任继承皇位后，张登桂基本上一个人把持了朝廷内政大权，而且将其政敌潘清简和阮知方“如清”和“使西”，迫使他们离开政治中心。张登桂的专权与排斥异己，使其颇受人诟病，不过他以老道的政治手腕和颇为丰富的行政经验，所推行的水利建设和政治改革，不失为嗣德帝时期的重要政绩。但他排斥异己、尤其是反对法国传教士和基督教的言谈行为，在法国人的报告和回忆录中，可谓“恶贯满盈”。在朝纲不整、内争不断的嗣德时期，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一直是派别林立，党同伐异。其中，最有实力的张登桂、潘清简和阮知方代表了“宫廷政治家”、“官僚文人”和“军人”三种类型，这也是嗣德帝最为信赖、最为依赖的政治人物，但彼此芥蒂深重、内斗不断，加之嗣德帝本人健康痒患、政治能力有限，所以整个阮朝并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凝聚性的中央政治统治权威。

嗣德帝不仅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中央统治集团，而且，除了他自身面临的帝位合法性的“正统性”危机之外，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受“反对势力”之困扰。其“反对者”可以归纳为这样几派：皇室内部的洪保一派及其追随势力、黎朝后裔势力、法国人势力、山区地带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出没于河流与近海地带的越南人海盗、中越边境地带活动的中国人土匪与“旗军”以及盘踞于北部湾与南海的中国人海盗。这几派势力因具有一定的人数规模和反抗能力，所以自始至终困扰着阮朝的政治统治，遂成为阮朝内政外交的一大隐患。最终的结果则是阮朝的统治被法国人势力所颠覆。事实上，在整个阮氏统治时期，社会各个阶层即“士农工商”均对其政治统治不满，尤其是上层政治统治所依赖的官僚文人集团。在越南，官僚文人集团，一般称为“文绅”集团或阶层，乃是维系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统治力量。文绅阶层的不满，最有代表性的行为则是1864年由军队、高官、皇族共谋而发动的“政变”与1874年河内科考激发的民众起义。尽管这两件最有代表性的“文绅之乱”被镇压了下去，但以“文绅”为中心的社会各个阶层对统治的不满愈发严重。易言之，文绅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与法国势力在越南权限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成正比发展态势。

越南皇宫，是朝廷所在

嗣德帝的统治主要依赖于枢密院及张登桂、阮知方等权臣。但随着张登桂、阮知方、潘清简等权臣的老去或逝世，官僚世代的更新与权力体系的重新构筑就成为嗣德帝的一大问题。1874年阮知方的离世，标志着嗣德帝初期权臣统治时代的结束。新加入的权力中枢的阮文祥、尊室说、黄佐炎是最具代表性的权力人物。这三人的共同特点，皆是对法国势力抱有敌意并以“对抗”的方式试图消除法国在越南的势力扩张达成“救亡图强”。为此，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推出：1875年的租税改革、1876年的军制改革、1979年的科举改革，不过从实效来看，这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涉及各行各业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挽救阮氏王朝大厦将倾之势，而且加剧了阮氏王朝统治的危机，从而使得政治愈加分崩离析，统治秩序也益加混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面对“西力东渐”裹挟而来的西方近代文明，阮朝的统治集团尤其官僚文绅阶层，以对儒教观念的固守表现出对法国基督教及文明开化的拒绝态度。尽管嗣德帝经《京报》等中文报刊杂志对中国“中体西用”式的“洋务改革”有着基本的了解，但嗣德帝的“近代改革”并没有见到实效。而且，在法国人的被迫“开港”下，通商、盐政、海关、矿物等经济命脉渐次被法国人所控制，嗣德帝的统治愈加“有名无实”。

代表皇帝传承的阮朝传国玉玺

在以儒家思想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王朝体系中，通过科举晋升跳板进入政治统治集团的文绅阶层，在士农工商之四民秩序中，乃是最大的获益者。所以，文绅集团的支持与否也就成了阮朝政治统治民心所向的转向标。在关乎嗣德帝统治能否维系下去的诸多因素中，文绅阶级对嗣德帝的统治由支持到反对的角色转变，显示出了阮朝统治危机日渐加重既而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国家命运走向。文绅阶层的背离，一方面是对嗣德帝无法阻止法国传教士、殖民势力在越南的权力扩张而产生的莫大失望，另一方面则是嗣德帝的军政与私田税制改革触犯了文绅阶层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在越南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文绅阶层抱残守旧于儒家礼教，蝇营狗苟于功名利禄之争，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在嗣德帝无法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文绅阶层的“勤王”与自治运动，无疑加剧了阮氏王朝崩溃的速度。

嗣德帝在1874年与法国签订《西贡条约》时，仍寄希望于法国的仁慈与国内的自强改革。不过，不以“近代化”为转型的任何改革只会加剧内外危机、促使统治体系的崩溃和解体，嗣德帝的改革即是如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是其法兰西帝国的世界性目标，当然不会因阮知方的访法协商而有所改变。走投无路的嗣德帝，试图向中国求救时，也心存忌惮。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清朝派兵抗法试图挽救越南，但最终失败了，而且《中法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最终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这一事实也是中越朝贡体系的终结的象征。至此，越南进入到了法国殖民统治时代。

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论的角度来看的话，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乃是西方殖民体系取代东亚朝贡体系的必然结果；就从越南历史自身来看，王朝统治被近代民族国家所取代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历史实证研究中，文献资料中呈现出的人、事、物以及政治、军事、制度、信仰、阶层等各种相互缠绕、互相嵌套的具象关系才是解明该问题的关键。坪井的这项研究，相当程度上描绘出了19世纪末阮朝历史变迁图景中的中・法・越国际关系、嗣德帝为中心的皇室宫廷、张登桂・阮知方・潘清简等权臣、文绅阶层・海盗・传教士・海军等诸多势力相互交错的多维互动场景。在这诸多势力的合力作用下，越南阮朝最终沦为了法国殖民地。

随着一些新资料的出现，坪井的一些论证细节或将被修改或进一步完善，这也是可以被料想到的，但该书描绘和勾勒出的阮朝解体而沦为法国殖民的历史图景则极为宏富和引人入胜，读来也极富启发。

文：王明兵（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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