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人物雕刻(泉州东西塔石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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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泉州人物雕刻(泉州东西塔石雕艺术)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泉州人物雕刻(泉州东西塔石雕艺术)
文/王寒枫
佛国的缩影
我国现存各种类型的古塔约计3000多座，而福建的石塔为数最多，其中最受人推崇的是泉州东西塔。它是南宋时采用花岗岩石建成的一对平面八角仿木结构5层楼阁式石塔。东塔名镇国，取意镇伏邦国邪乱以得太平，高48.27米，估重10370吨；西塔名仁寿，取意对人施予仁爱以得长寿，高45.06米，估重9140吨。两塔共耗石材约计6295立方米。这两座石塔矗立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两侧，拔地而起，巍巍凌空，历经760余年，以其与众不同的建筑艺术和石雕艺术在中国古塔之林中独树一帜。
按照佛家观念，泉州东西塔是佛法的象征。东塔象征东方娑婆世界；西塔象征极乐世界。这种抽象的意念借助塔上的160尊人物浮雕具象地表现出来。首先是东塔，它的5层寓意5乘。乘就是车乘的意思，表示佛教修行的5种境界。东塔第一层是人天乘，上面是四大天王、天龙八部、金刚力士等等诸天神将。因为他们的道果还处在人与天之间，位置最低，只负有保护佛法的职责。第二层是声闻乘，上面是曾经亲耳聆听释迦牟尼声教，断尽烦恼，不再轮回生死的阿罗汉。第三层缘觉乘，上面是在释迦牟尼涅槃之后，凭着自己的敏利机根而觉悟得道的高僧。在这两层（乘）上，有最早把佛教传入中国的印度高僧竺法兰和摄摩腾，有中国佛教五大宗派创始人法藏（华严宗）、玄奘（法相宗)、智（天台宗）、慧远（净土宗）、达摩（禅宗）以及被奉为西方东土应化圣贤的丰干、僧伽、寒山、拾得、慧思、宝誌和布袋和尚。第四层是菩萨乘，上面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以及其他菩萨大士。第五层是佛乘，上面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释迦牟尼和有关人物。这5层人物的境界一乘比一乘高，俨然一座系统分明、尊卑有序的殿堂。
西塔也是5层，与东塔对称，但并不具5乘的意义。它作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象征，应是以塔身的八面和塔顶、塔座合为十方净土。每一方净土从上到下交错安排着诸天神将、罗汉、高僧、菩萨、童子，还有对佛教发展大有贡献的梁武帝、昭明太子以及神话故事中的猴行者和火龙太子等等。表现了“一切众生佛性平等”的教旨。
泉州东西塔是南宋时期泉州佛教鼎盛的标志和泉州经济繁荣的象征。由于两塔的宗教内涵，再加上精心选择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浮雕，很巧妙地织成了一卷佛国的缩影。
性类相近 相应对称
泉州东西塔各领一方世界，以160尊人物浮雕凝聚成一幅佛国的缩影。这160尊人物浮雕的排次适合塔身八角八面型制的设计，即在每一层的每一面安排两个左右并列的人物，而这两个人物之间必有“性类相近、相应对称”的关系。如：文殊、普贤是释迦牟尼智和德的化身，迦叶、阿难是释迦牟尼的近身胁侍，竺法兰和摄摩腾是佛史记载来中国弘传佛法最早的印度僧人，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都是去西天求法的高僧。寒山、拾得则是唐初一对交好的著名诗僧。其他如香积菩萨和妙音菩萨，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观音菩萨和势至菩萨，降龙罗汉和解虎罗汉，本来都是佛教中的偶对人物。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东西塔上有3尊梁武帝的浮雕。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梁朝的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佞佛最狂热的一个皇帝。东西塔上的3尊梁武帝浮雕反映了3件事：一是东塔第二层上舍身同泰寺的梁武帝剃了光头，与达摩并列。画意是达摩来到中国，梁武帝召问佛法，达摩觉得这位皇帝不识佛法真谛，便折苇渡江去了河南嵩山少林寺。二是东塔第四层上的梁武帝，高冠宫服，手执鲜花，脚登祥云，面向光明菩萨，表示梁武帝皈佛得道，光明菩萨来接引他上升西天极乐净土（实际上梁武帝是因侯景之乱被围困台城饿死的)。三是西塔第五层上梁武帝和唐三藏（玄奘）并列。他们生活时间相差100多年，为何相会在一起？原来梁武帝耽迷佛教，大力提倡涅槃、般若二经学说，般若学因此成为当时佛教的主要思潮。而唐三藏从西天求法回来后译经1335卷，其中般若经类经典就有600卷，对后世的佛学影响很大。由于般若经的因缘，不同时代的梁武帝和唐三藏才在西塔上互相对拜。
还有一例：东塔第五层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为何与禅宗创始人菩提达摩并列在一起？原来释迦牟尼出雪山坐菩提树下思维49天，彻悟因果，证得正觉；菩提达摩渡长江在少林寺中面壁9年，参透禅机，了悟真谛。两人所处的时代和各自的道果境界虽然不同，但在修道求法方面都属于同一思维性质，故可并列在一起。何况这尊释迦牟尼浮雕还是未成佛时的出雪山相，更无忌碍。这也反映了宋时的禅宗在佛教中的地位。
中国题材的佛教故事
唐代以前，中国的佛教神话传说和世俗故事大都是印度的翻版，唐以后才有中国题材的佛教故事在民间流传。其中最著名的是唐僧取经故事。到了南宋，临安地方已有说唱艺人敷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不知是巧合还是移借，到南宋晚期所建的泉州东西塔上也雕刻了《取经诗话》中的人物：一是东塔第二层上唐僧玄奘身前有一个头戴软脚头、身穿纱袍的猴形小人。这就是《取经诗话》中唐僧在西行途中遇见“白衣秀士”、收为徒弟、取名猴行者的情节。二是西塔上一尊形象极为生动的猴头人身的猴行者，据说是明代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模特儿。这尊猴行者引起许多学者刮目相看，日本北海道大学中野美代子教授据此研究，得出《西游记》孙悟空生在福建的论点。西塔上的猴行者手中拿的是一把鬼头大砍刀，而不是金箍棒，这个问题至今还困惑着许多人。
在西塔第五层上，还有马郎妇和挑骨老僧并列的浮雕。故事说的是唐时观音为普度众生化为一位美貌的女子，按约履诺嫁给能背诵《法华经》的马姓青年，不料一进门便猝死。过不几日有一老僧来询问情由，掘开坟墓，挑起“黄金锁子骨”腾空而去。宋时泉州粲和尚有诗：“丰姿窈窕鬓欹斜，赚杀郎君念法华，一把骨头挑去后，不知明月落谁家？”
佛教中各种名号的护法神将大多是移借印度原有神话中的人物。而在西塔第一层塔门的两边，却有出自《山海经》、被我国民间奉为门神的神荼、郁壘，一个执剑，一个持斧。这是除了关羽被唐代智颐大师封为伽兰护神外的两名中国籍神将。
观音是佛教传说中的菩萨。中国在关于观音何时由男相变为女相的问题上一直纠缠不清。泉州东塔第一层上有1尊施无畏者（观音的别名），头戴便帽，身穿僧袍，捧钵孟，执柳枝，完全是一个男僧。西塔第四层上也有一尊戴宝佛金冠，身穿精妙天衣的观音，嘴唇上和下巴上都长着蚯蚓似的小胡髭，分明也是男相，如此看来，即使唐代就有了女相观音，南宋泉州的男相观音还没有“退位”呢。
泉州东西塔上雕刻中国题材的佛教神话故事人物，这是它的出奇之处，对于研究佛教人物造像艺术、古典戏曲小说，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形象资料。
百相纷呈的肖像浮雕
泉州东西塔上160尊人物属于肖像浮雕。当年的石工匠师根据每个人物的身份、年龄、外表特征和规定情景在最大2×1.2米至最小1.5×0.6米的每一块花岗岩石板上，雕刻出一个个表情生动、形神具备、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形象，其中许多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境地。
东塔第一层的阿修罗，就是一个强烈夸张、咄咄逼人的造型。他头戴火焰冠，三头六臂，两手抱拳，一手托日，一手托月，一手持剑，一手指地，獠牙突出，怒目如铃，满脸杀气，身穿一件无袖短衣，祖露胸脯，体魄雄健，胸脯和臂膀上肌肉隆起，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这位战神敢同天帝释拼死争斗的那种凶猛可畏的气势。
西塔第三层上的竺法兰又是另一种造型。他光头圆顶，印堂皱纹深刻，大耳穿环，颊纹如沟，容颜苍老，双目眯视，面浮笑容，全身的重心都倾倚在两手紧握的竹节拐杖上，表现他在东汉永平十年与摄摩腾从大月氏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倡弘佛教的那种疲惫而又喜悦的神态。
西塔上第四层上的猴行者称得上是东西塔人物群雕中的第一杰作。但见他猴头人身，尖咀鼓腮，圆眼凹鼻，目光炯炯，项挂大念珠，上身皮毛直裰，衣袖捋在上臂肩，臂上肌肉隆起，左手执一把鬼头大砍刀，刀把上的绦带套在手腕上，右手屈在胸前，拇指和食指捻着一颗念珠，腰围皮裙，腰带上系着一卷《孔雀王咒》和一只宝葫芦，整个造型显得虎虎有生气，人与猴、形与神在艺术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西塔第一层上的普化和尚，左手托着一摞铜钱，又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一枚铜钱，递给身前的小童。在坚硬的花岗岩石上把托钱和夹钱如此细腻的手势，雕刻得那样逼真，可见石匠的出神入化之功。
其他如佛、菩萨的庄严慈悲，高僧居士的至心虔诚，罗汉尊者的神情无碍，大肚皮布袋和尚的和蔼可亲，寒山、拾得的诙谐滑稽，诸天神将的威武英气，一个个性格鲜明，尽绽本色，真是百相纷呈，千姿百态。
泉州东西塔的人物浮雕，是在当时还没有解剖学理论的条件下完成的。匠师们根据生活的真实，着意刻划人物的性格和生动的细节，把佛教造像艺术朝着世俗生活化推进一步，反映了泉州石雕艺术一个时代的成就。
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佛传图
泉州开元寺镇国塔（东塔）象征东方娑婆世界，与之相应的在须弥座的束腰部位，嵌有用辉绿岩浮雕的37方佛传故事，每方浮雕只有1米宽、30厘米高，匠师们运用写实和写意的手法，雕刻了人、物、景相互关联的故事情节，成为别具风格的石雕艺术。
东塔须弥座的佛传图，无论是人体比例、五官手足、动作姿态、衣饰冠履，都与现实生活节节合拍。例如《童子求偈》中天帝释化身为罗刹鬼，右膝跪地，双手向上伸展，正在承接从树上向下跳的童子。他的手掌和十指、裸露的小腿、曲屈的脚趾，都雕刻得十分逼真。《薄荷示迹》中左边的人物，身穿直裰，祖露右胸右臂，裤筒束在膝弯处，地上放着一把杀猪刀，生动地表明他是一个屠夫。《田主放鹦》中的人物，头包巾帻，平民衣著，赤脚卷裤，一把锄头斜靠在右肩上，一看便知道是种田人。《太子出游》中的扶杖弯背的老人，那种病苦无力、步履艰难的神态，引人同情。《僧到赤鸟》中的康僧会匍匐纳头敬拜舍利瓶，连一双鞋子脱在身后的细节都表现出来。其他如《牧女献糜》中的水牛、《流水活鱼》中的跳鱼、《天人赞鹤》中的三鹤、《金鹿代庖》中的鹿王等等，都可从它们的身上感受到跳动的生命。还有苍虬的树干、粗糙的树皮、缠树的老藤、婆娑的树叶、嶙峋的山岩、柔软的沙堆、坎坷的岸崖，都具有很强的真实感。
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雕刻出内容复杂的佛传图，匠师们还在写实的基础上结合写意手法，把多层次的情节综合在一个画面上，以少代多，以简代繁，突破时空，进行浪漫而又合理的处理。如《逾城出家》把悉达多太子越出王城，骑马赶路和路遇猎人交换袈裟3件事贯联在一个画面上；《道树降魔》以两个罗刹鬼象征千百万魔军，其中一个罗刹鬼在移瓶，一个罗刹鬼绳断倒地，伤人的魔剑和毒箭变成吉祥的莲花，同时出现在空中，以此来表示佛力无边，魔王失败；《雉扑野烧》中的森林大火表现为一片浓烟火团，一只虎、一只狐狸表示成群的野兽在火林上奔跑逃命，构思也很奇特；《耶舍现通》中耶舍手指放出两道毫光，毫光中有两个金翅鸟神各捧舍利塔送往天下四方。这类写意手法妙在其中，增强了石雕的艺术魅力。
石侏儒的艺术魅力
在泉州东西塔平面八角的须弥座四周，每一个转角处都有一尊石雕侏儒，两塔共有16尊侏儒。
侏儒是发育畸形、身材特别矮小的人，他们的智力一如常人，又有体力，所以古代贵族常把他们当作倡优俳人来取乐，或把他们当作苦力来役使。中国古建筑常在上下两根横梁之间竖一短柱作为支撑，因为又矮又粗，也叫侏儒柱。在佛教造像艺术中，常把扛负须弥座的金刚力士塑成侏儒的形象。最早的例子是在公元前2世纪建的印度中央邦桑奇大佛塔，塔柱上已有石雕的侏儒，塔门上也有《阿育王礼佛图》浮雕，表现阿育王在宫娥女环绕之中，从跪伏的大象背上下来，一脚踏在匍匐在地的侏儒背上，准备去礼拜佛牙和佛骨。于是侏儒托举负重也就成为佛教建筑物上常见的形象了。
泉州东西塔须弥座的16尊侏儒，每尊只有30公分高，采用深浮雕技法，具有三度空间的效果。这些石雕侏儒都是矮矮墩墩，带有造型夸张的意味。他们一个个裸胸凸肚，各据一角，以身当柱，作出耸肩拱背顶托巨塔的姿势。有的赤膊披巾，有的穿无袖开襟短衫，有的裤子滑到肚脐下，有的单膝跪地，有的半蹲半起，有的两手举托，有的双手撑膝，有的歪头侧耳，有的憋气运力，有的呲牙咧嘴，有的故扮鬼脸，有的满面苦相，人人拼命卖力，显得不堪其重。令人发噱的是，每一座须弥座的侏儒中，都有一个侏儒把拇指和食指放在嘴里作吹唿哨状，好像是领头的，在指挥大家一齐出力。这些没有生命的石雕侏儒形象如此生动逼真，一副忍辱负重的模样，比之两塔的人物浮雕和佛传图浮雕含有更深刻的内涵。有些地方的石窟和佛寺里所雕塑的侏儒，多是一副轻松愉快的神态，表示他们能为佛祖托负须弥宝座，可以脱离苦海上升西天，真是一件快乐的差使。但是泉州东西塔须弥座的侏儒都是被奴役的苦力，表现出一种引人同情而又令人揪心的艺术魅力。当年建造东西塔的无名匠师，借助高超绝妙的石雕技术，把现实社会的不平、自身的苦难，通过侏儒的形象，深深地留在凿痕锤迹之中，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
人物造型汉化的时代特色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适应汉民族的思想观念，逐渐与汉民族的文化相融合，朝着汉化的方向发展。自汉魏至唐宋，把浩如瀚海的梵文经藏译成汉文，就是佛教汉化的一个伟大成果。其他如寺院的建筑、佛像的雕塑、宗派的创立以及轨仪制度、经义铨解、修禅方式，无不经过汉化的改造，佛教文化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部分。
就佛像雕塑来说，北魏孝文帝时，佛教人物的面型、衣饰已具有汉人的特点了。到了唐代，佛、菩萨造像多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模特儿，因此有“宫娃似菩萨”的说法。唐以后佛教人物造像的汉化气息更趋浓厚。南宋晚期建造的泉州东西塔上雕刻的160尊人物，虽然只有44人是中国籍，大多数原籍是印度或西域，但除了僧涉、优波离、庆友几个人物还是外国人的面孔外，其他如宾头卢、摄摩腾、佛图澄、迦叶、阿难等脸谱已分不出是汉人还是印度或西域人了。人们所熟悉的禅宗初祖菩萨提达摩，本是南印度人，传统的造像都作深目勾鼻、脑后卷发、形貌枯瘦，可是西塔第三层上的达摩却是一位笑嘻嘻的中国胖和尚。
泉州东西塔上的人物造型，最能体现汉化时代特色的，要数东塔须弥座的佛传图。37方图刻中的所有人物不仅是中国人的面相和气质，就连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也都是宋代的衣冠服饰。这里只举几例：《童子求偈》和《童子聚沙》中的小孩，穿的都是中国的短袄肥裤；《青衣献花》、《忍辱仙人》中宫女和《兜率来仪》中的摩耶夫人，头上梳的都是宋时的盘云发髻，身上穿的是短襦长裙；《牧女献糜》中的牧牛女头发梳成垂花丫髻，则是中国平民少女的打扮。《育王迁善》中的赫赫一世的印度阿育王，竟头戴通天九梁卷云冠，身穿纱袍，腰束纱裙蔽膝，完全是中国帝王的装束。这一现象说明佛教人物的汉化造型，在宋代的泉州东西塔上，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泉州东西塔的价值在于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造型艺术，为我们留下了独具风采的历史文化。我们因北方地区保存着举世闻名的石窟艺术宝库而自豪，同时也为僻处东南海隅的泉州东西塔和它的浮雕艺术而惊喜，由此我们深深感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泉州晚报》1992年3-4月）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王寒枫文史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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