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下灰车(60年前松辽盆地惊现“黑色黄金”，大庆油田勘探故事多)

9月26日，对于新中国的石油工业来说，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60年前的这一天，松辽盆地沉睡千万年的“黑色黄金”惊天一喷，大庆油田从此诞生。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喷油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和使用石油较早的国家之一。然而，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石油勘探与开发上远远落了伍。直到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才让共和国的石油工业挺起了脊梁，让新中国一举甩掉了“贫油”的帽子。

60年来，大庆油田累计生产了近24亿吨原油，创造了连续27年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的奇迹。大庆贡献的原油，与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血脉相连；大庆第一代石油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精神，更是激励后人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财富。

“中国贫油论”

1959年9月26日上午，松辽石油勘探局黑龙江石油大队位于哈尔滨的办公室电报机响了起来，实习员朱鼎科迅速将电报翻译出来：松基三井喷油。译完文字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跑到楼道喊了起来：“喷油了，松基三井喷油了！”听到喊声的同事们纷纷涌了出来，高兴得拍手跳跃，奔走相告，不约而同地喊道：“我们给国庆十周年献上了最好的礼品！”紧接着，黑龙江石油大队的干部组织人写好喜报，敲锣打鼓地去向省委报喜。

人们的欢呼雀跃，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毕竟，中国已经被“贫油”的帽子压得太久了。

早在1914年，袁世凯就与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了《中美合办油矿合同》，成立“中美油矿事务所”，决定由中美合作开采陕北延长、热河承德等处的油矿。随后，美孚石油公司派出地质技师6人、测量技师5人，进入中国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他们在陕北延长、石门子、金牛庄、段家湾等地打了7口井，结果却没有见到一处可供大规模开采的工业油流。

合办油矿之事不了了之，仅在中国局部进行了地质调查工作的美国地质学者却开始发表文章，称中国“陕西盆地……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开发工作”，“中国东北部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含油可能性”。由此，“中国贫油论”的说辞屡次出现在外国地质学者的文章中，他们认为只有海相沉积地层才能生成大油田，而中国内陆大片区域都是陆相沉积，寻找石油的前景暗淡无光。

1930年，觊觎中国资源多年的日本国防资源调查队开始在东北地区进行石油钻探，先后在黑龙江省扎赉诺尔地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钻了一些探井，有的探井甚至深达千米以上，但均未发现可供开采的油层。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又在中国东北的阜新、义县一带进行大规模的石油钻探，到1942年钻探停止时，一共钻井81口，最终还是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油藏。日本人的失败，似乎再一次印证了 “中国贫油论”。

这样的说辞甚嚣尘上，加之战火频仍、国弱民贫的环境，中国的石油业可谓步履维艰。直至新中国成立前，投入可供开发的油田只有台湾苗栗、陕西延长、新疆独山子、甘肃老君庙等寥寥几个。1948年之前，大陆原油年产量最高的1943年，仅有32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57年年底，盘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石油年产量已经攀升到了145.78万吨，但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年产100余万吨的产量，远远供不上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需求，当时国内急需的高级航空燃料油全部依赖进口，北京的公交车因为缺油不得不背着“煤气包”。

总量不足，产油区域也不均衡。国内已经投入开发的油田集中在西北一隅，而需要大量石油供给的东部地区，除了几处人造油提炼工厂外，竟没有一处可供开发的天然油田。西北所产的石油不得不一路向东运输，就这样，一车成品油从西北运到东部，数千公里跑下来，除掉自耗和损耗，竟然只剩下三分之二。

石油如此短缺，辽阔的中国土地——尤其是东部地区能勘探出更多大规模的油藏吗？

1953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向时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咨询了这个问题。作为地质学者的李四光，早在1928年就质疑了外国人的“中国贫油论”，他在文章中谈到，“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无石油可办”。面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垂询，他又一次明确回答，中国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最有可能找到大的石油富集区。

不仅是李四光，许多老一辈的地质专家都曾批驳过中国贫油的谬论。1941年，还是留学生的石油地质学家潘钟祥在美国发表了《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的非海相石油》一文，第一次系统而又科学地阐述了陆相生油理论。1943年，黄汲清在新疆进行地质调查后，也认为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后来，翁文波、谢家荣等人在预测中国石油远景时，都曾将东北视为有希望的地区。

中国学者用专业理论驳斥了所谓的“中国贫油论”，然而，理论需要实践的验证，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更迫切地期待着大油田的发现。

战略向东移

寻找大油田的重任最早落在了地质部，1955年1月，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将松辽盆地找油踏查工作提上了日程。

这一年六七月间，地质部东北地质局的年轻地质队长韩景行正在野外工作时，接到了回局接受新任务的电报，新任务便是松辽平原的石油踏勘。韩景行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却没有接触过实际的石油勘探工作，他开始有点担心任务完不成，最后还是甘冒风险，把任务接了下来，并着手组队和查阅资料文献。组队一开始就不顺利，韩景行回忆：“7月份正值各队野外工作高潮，人员和设备工具都很缺乏，几乎只有地质工作‘三件宝’（铁锤、罗盘、放大镜），连个照相机都没有。”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韩景行为首的6人小组踏上了艰辛的找油之路。

8月中旬，6名二三十岁的年轻地质师从吉林市哈达湾租了两条渔船，沿着松花江顺流而下，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松辽盆地最早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两条小木船拼在一起，既是交通工具，又是食宿场所。一行人就挤在不过几平方米的空间内，白天以舟代步寻找岩石露头，夜里停泊在江中沙洲，借着烛光汇总、交流一天的情况和收获。偶尔，捕到几尾鲜鱼，捡到几枚鸟蛋，便是大家难得的“大餐”。

为什么要沿着松花江找油？曾任大庆钻探工程公司高级工程师的石油作家宫柯向记者解释：“松辽平原几乎都被厚厚的黑土掩盖，只有大江大河切割冲刷过的地方才能比较容易地看到岩石露头，通过岩石露头，才能推断地下是否具备形成油矿的地质条件和环境。”

两条小木船在松花江上一晃就是一个多月，9月底，东北的天气已经转凉，韩景行一行人在国庆之夜弃船登岸，沿着沈哈铁路两侧的盆地边缘，徒步继续他们的野外踏勘，一直坚持到北风呼啸的12月才结束工作。

此次踏勘获得的成果很快将野外工作的疲劳一扫而光，韩景行在报告中欢欣鼓舞地写道：“我们在一些沟壑中发现多处可能属于白垩纪或第三纪的紫红色砂泥岩和黑、灰、绿等色泥页岩……尤其重要的是在灰、绿色泥页岩中有很浓的油味，呈‘芝麻饼’状的介形虫页岩和鱼子状泥灰岩薄层，他们具有荧光反应，推断可能是生油层。”最后，报告得出了大胆的结论：松辽盆地应该而且可以找油，建议进一步开展油气普查和物探工作。

两条小木船上的收获，树起了石油人对松辽盆地最早的信心。

1957年春天，冰雪初融的松辽盆地迎来了又一支地质队，他们是来自石油工业部的地质师邱中建等7人。石油工业部成立于1955年7月，邱中建等人所在的116地质专题研究队，原本在西安从事地质调查工作。为了在东北寻找石油，他们趟过了山洪汹涌的老哈河，穿越了茫茫百里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足迹几乎踏遍了松辽盆地的边缘。

实地调查和综合研究后，石油工业部得出了与地质部一致的评价：松辽盆地“是一个含油远景极具希望的地区”。

1958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一，中南海居仁堂。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听取了地质专家们的汇报之后，指明了石油勘探的方向：“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全国如此之大，二十个、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应该选择重要的地区先突击，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指示，石油勘探战略开始由西部向东部转移，一波又一波的找油人开始挥师东进，踏上了松辽盆地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

先期到达的石油会战的队伍北上

松辽有石油

杨继良是在1958年4月奉命从西安地质调查处调往东北的。当时，石油工业部新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大队，一个月后便扩编为松辽石油勘探处，处里的人员无一例外，都是从玉门、四川、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抽调而来的。

年仅26岁的杨继良，与同是石油地质专业的夫人一起，抱着刚刚8个月的孩子，从西安急赴北京的石油工业部报到。在北京只停留了几个小时，领到一枚松辽石油勘探处的公章，夫妻俩便奔向了东北——考虑到野外地质工作环境和条件差，尚未断奶的婴儿被他们狠狠心留在了天津由祖母照看。

两人日夜兼程，赶到了吉林。让杨继良啼笑皆非的是，带来的公章还没派上用场，勘探处又升级成了松辽石油勘探局。说是勘探局，一共也只有一千余人，他们的工作是负责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深井钻探。

和杨继良一同奔赴东北的，还有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派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支地质调查队、地球物理勘探队、大地测量队和专题研究队。他们踏着尚未完全消融的残雪，开始了拉网式的野外普查。一片荒芜的松辽盆地突然热闹起来，数十部地质浅钻机在松花江南北开动。刚刚来到这里就忙活开的石油人们虽然兴奋，还是禁不住担心，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都认为松辽盆地大有希望，但这希望真的能够变成现实吗？松辽盆地真的能够找到大油田吗？

仿佛是为了给初来乍到的人们吃一颗定心丸，地质部施工的浅钻孔南17孔，很快发现了石油踪迹。南17孔位于松花江南岸的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村附近，1958年4月17日，在这口井里首次取到了含油砂岩。黄褐色的砂岩，散发着强烈的油气味，现场的地质人员甚至用不着化验分析，就立即断定这是石油生成后运移过程中浸润过的油砂。

石油作家宫柯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诠释了这次发现的重要性：“如果说韩景行地质师三年前嗅到油气味是从很远距离飘来的饭香，那么南17孔采集的油砂就是那口蒸饭大锅散落在灶台上的米粒。”这意味着，人们虽然没有见到石油，但已经可以证实松辽盆地确确实实生成过石油。

喜讯传到长春，又飞到北京，6月26日，新华社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一篇“豆腐块”《松辽平原有石油》。寥寥数百字，一下子轰动了国内外。

杨继良等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的专家们来不及兴奋，他们要冷静下来，进行下一步的理论分析。根据石油地质学理论推测，只要在油砂附近某个地方找到适合储油的地质构造，很可能就是石油沉睡的地方。

石油究竟隐藏在哪里，只有钻井——尤其是钻深井才能确定。宫柯告诉记者：“钻深井是石油工业部的强项，当时地质部只有钻井深度不超过1000米的小型钻机，石油工业部却有能够钻达3200米深度的重型钻机。因此，在松辽盆地钻基准井成了石油工业部松辽石油勘探局的第一要务。”

所谓基准井，是指在油气区域勘探初期，钻的几口从上到下全部取芯的探井，它的主要目的是钻取地层深处的沉积岩石，直观地了解地层的沉积规律和物理化学成分。基准井一般要使用大型钻机，尽可能将沉积岩层钻透，钻达基岩，以便获取完整的地质信息。不过，由于国内石油严重短缺，等不及过长的勘探时间，因此，石油工业部对松辽盆地勘探的要求是将钻探和找油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当时，松辽局仅有两台能打深井的苏式乌德钻机，每打一口基准井，都要耗费几百万元，花费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物资有限，时间紧急，即便是以发现油砂的南17孔为圆心，可供选择的面积也有3万多平方公里，哪里才是布置井位的理想位置？

这道难题，摆在了25岁的基准井综合研究队队长钟其权面前。钟其权，195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和杨继良一样，他原本在西北高原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接到调令，二话没说，一身单衣便赶到了冻土尚未完全融解的松辽前线。他带着基准井队队员，现场勘察，反复与地质部普查大队磋商，查阅了几吨重的物探资料，才完成了松基一井和松基二井的设计方案。

松基一井井位确定在黑龙江省安达县任民镇以东约14公里处，松基二井井位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花江南岸的登楼库附近。1958年七八月份，两口基准井相继开钻。11月11日，松基一井在1879米的深度完钻，几个月的钻井过程中没有见到任何油气显示。松基二井的钻井过程更加曲折，先是开门红，162米就出现油砂，给了人们无限希望，接着1000多米的深度都没有征兆，直到1252米以下，泥浆才带出了油花和一串串气泡，井场上顿时一片欢腾。谁知，由于钻具不配套发生了钻杆断开的事故，松基二井进程缓慢，直到第二年9月15日才在2887.63米的深度最终完钻。经过试油，一年前发现的油花和气泡早已不知去向，松基二井没有获得工业油流。这是后话。

第一块油砂

松基二井缓慢地钻向地层深处时，松辽局地质室主任张文昭，以及杨继良、钟其权等人正在为松基三井的设计定位忙得不可开交。

宫柯告诉记者，1958年下半年，开始设计松基三井的井位时，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与石油工业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在选址上发生了分歧，双方各抒己见，都有道理，于是松基三井的定位问题成了难产儿。为了获得更夯实的论据，两部的技术人员不是在野外调查，就是在办公室研究资料。

一天，钟其权等几位地质师到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属的地震队收集新的地震资料，发现了大同镇附近一个叫做高台子的构造。钟其权登时眼前一亮：一个大凹陷之中隆起局部圈闭，这种“凹中之隆”的构造极有可能富集石油。恰巧，这个位置还与松基一井、松基二井构成了一个近似等边的三角形，符合基准井的布探规则。就这样，钟其权提出了在高台子构造上布置松基三井的方案，果然，征询地质部意见后被认可了。

年轻的地质师们满怀希望地向石油工业部报送了最新方案，此前，他们已经修改过5次方案。没想到，报告递上之后，上级要求再次补充资料，详细论证。近乎严苛的态度背后，是石油工业部对松基三井既可以了解地层又能兼探油层的强烈渴望。

11月，松辽局补报的地质图表送到了北京。石油工业部邀请了一批地质专家反复评审，终于下决心批准了这一方案。这一天是1958年11月29日。

一个多月后，春节刚过，钻完松基一井的32118钻井队，在漫天冰雪中开始了大迁徙。他们要带着总重量超过100吨的乌德钻机，从安达县搬到130公里外的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此前，钟其权亲手砍下一根木桩，在这里钉下了松基三井的标志。没有大型载重汽车，只有乡间土路，工人们人拉肩扛，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搬家。

4月11日，大同镇高台子村西侧，32118钻井队队长宣布开钻，副队长乔汝平点燃了手工制作的10挂1000响长鞭。鞭炮硝烟中，高大的乌德钻机隆隆开钻。当时在场的钻井工人刘福和回忆，听说开钻，附近的老百姓都跑来围观，“孩子们看傻了，女人们先是缩脖捂耳朵，后来渐渐松开了手，扬起了脸，男人们抿嘴乐，老人们手捻着胡须，嘴里说：‘这国家气力真大！’”

松辽局的地质师和钻井工人们没有百姓们那么轻松。地质室主任张文昭从办公室搬到了32118钻井队的施工现场，盯着每一米岩芯取出来的情景。工人们在1879米深的松基一井没有见到任何油花，这次松基三井开钻，心里更是着急。

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一转眼就到了7月，这天，艳阳高照，钻井已抵达1112米的深度，井眼返出来的泥浆中出现了油珠和油花，一筒岩芯从井下取出来，卸掉钻头，颜色棕黄、含油饱满的砂岩出现了。这块油砂虽然只有十几厘米厚，但它意味着松基三井钻到了油层。自从一年前从玉门来到松辽盆地后，32118井队还是第一次闻到原油的芳香，当时正在井队担任实习地质员的朱鼎科回忆：“见到油砂，真好比久旱逢喜雨，一切疲劳顿时消失了。全队上下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工人们把那块油砂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继续往下钻，含油砂岩不断出现，在1100米至1200米井段，含油砂岩竟多达五六层，有的油砂刚取出时，还有不少气泡往外冒。地质人员取样后，划一根火柴一点，居然燃起了火苗！毫无疑问，这是与石油伴生的天然气。在场的人都乐坏了，用刘福和老人的话说，“那股喜劲儿，比抱儿子时还乐！”

大同变大庆

按照一般的钻探模式，基准井的任务是钻取岩芯了解地层的沉积规律，即便发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也要继续向下钻，直到钻达基岩。不过，松基三井在设计时就明确了要将钻探和找油结合起来，现在已经发现了油气，接下来是继续钻进，还是停钻试油？

松辽局做不了主，恰好石油工业部康世恩副部长陪同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克来到了哈尔滨。康世恩曾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就读，大学尚未毕业就加入了八路军，1949年，他率领一个装甲团解放了玉门油矿，从此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1955年9月到1956年2月，他曾率中国石油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由于对石油专业求知若渴，太爱提问，当时还是部长助理的康世恩被苏联人笑称为“问题专家”。康世恩在哈尔滨当面听取了松辽局工作人员的汇报后，提出停钻试油，米尔钦克却激烈反对：“搞勘探要讲究程序，基准井要完成基准井的任务，完井后才能试油。”康世恩继续争论：“这口井才打了1000多米，如果全井取完芯，起码还得半年。井身浸泡时间长了，恐怕有油也试不出来。如果现在试油，有开采价值，可以立即开发，另外再打一口基准井也可以嘛。”两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过了几天，32118钻井队接到了石油部的通知，立即停钻试油。

其实，苏联专家不知道的是，石油部坚持停钻试油另有隐情。宫柯告诉记者，一方面国内急需石油，另一方面，松基三井在845米至875米的深度发生了井斜，在钻具不配套的情况下几次纠偏都没有成功，如果按原计划向3200米深度继续钻进，会越来越困难。

1959年8月，松基三井停钻，开始固井、准备试油。实习地质员朱鼎科这时被调去了省城的黑龙江石油大队工程技术室，从野外工作变成坐办公室，本应该高兴，朱鼎科却苦恼不已，他想见证、学习试油的各种程序。无奈组织的安排不能违背，朱鼎科只好去了哈尔滨的石油大队。由于通讯条件差，石油大队和钻井队之间没有电话，最快的联系方式就是通过电台收发电报。朱鼎科每天的任务之一就是守着石油大队的电报机，通过电报机传来的消息，朱鼎科得知松基三井按部就班地进行了固井、射孔、诱喷。这一系列专业词汇意味着，很快就能出油了。可是，直到20天后，他才真正等到出油的消息。

原来，井筒里的水压强太大，压住了油层，必须像用辘轳从井里打水一样，将井筒里的水捞出来，减小压强，深埋地下的油层才能在地层压力下涌出来。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干起来却相当艰苦。在现场参与试油工作的技术人员赵声振后来在《松基三井试油工作回忆》一文中写道：“我们当时日日夜夜在井口工作，被提捞钢丝绳上洒下来的原油淋得满身油污，当时又没有劳保服，油衣服替换不下来，有一次宋世宽副局长来看我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成了一个油人了。’”

披星戴月的提捞工作终于接近尾声，最终，连钻机坠落在井底的螺丝杆都被捞了出来。9月26日下午3时45分，一条黑色的油龙顺着管子喷薄而出，油流越来越大，越来越猛烈。油花飞溅中，欢呼声此起彼伏，喜庆的消息传到电报机另一头位于哈尔滨的石油大队，朱鼎科和同事们隔空加入了欢呼的人群。

几天后，松基三井的原油日产量稳定在9至13吨。新中国的石油人在松辽平原找油的艰辛，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2118钻井队的司钻王顺被选为国庆观礼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一个多月后，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等人来到大同镇慰问石油职工，看到松基三井喷油的壮观情景，欧阳钦提议，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把松基三井所在的大同镇改名为大庆区。随后，石油工业部决定将松辽盆地发现的出油构造命名为大庆长垣，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从此，大庆这个响亮的名字，成了新中国石油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1960年初，不愿坐办公室的地质员朱鼎科如愿以偿，从石油大队调至井队，从事野外工作。这天，他所在的3237钻井队顺利钻完了高39井（高台子构造附近的一口探井），全队职工正在等待试油，突然传来了指示：立即搬迁到萨尔图的喇75井（喇嘛甸构造的一口探井，位于萨尔图以北），五天内井队就位，十天内开钻。

萨尔图，位于大庆长垣的北部，距离长垣南部的高台子和松基三井约六七十公里。为何要突然从长垣中部搬到百里之外的北部开钻？

原来，松基三井喷油之后，为了尽快圈出含油面积，石油工业部决定大步向前，甩开勘探。最初，来自全国各地的20部钻机集中在大同镇一带，经过两三个月的钻探，大庆长垣南部的高台子、葡萄花和太平屯三个储油构造上的钻井陆续喷油，而且产量都挺高。于是，石油工业部决定以葡萄花构造为主战场，组织一次石油大会战。为此，1960年春节刚过，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就赶到中央军委正在召开的国防工作会议上，找到朱德、叶剑英等军委领导狮子大开口，要来了3万名退伍转业军人，为大会战添兵加将。没想到，就在一批批参战队伍源源不断地向长垣南部开进时，长垣北部的萨尔图构造上完钻的萨1井（后改为萨66井）喷出了高产油气流，经过测试，油量通畅时日产量竟高达200吨以上，用7毫米的油嘴控制，日产量也有76吨。

前所未有的高产，迅速扭转了石油大会战的方向。

1960年3月，正在向长垣南部集结的会战队伍、原本在长垣南部奋战的石油职工，以及一队队石油院校的师生，纷纷挥师北上，朝着萨尔图一带挺进。朱鼎科所在的3237钻井队就是其中的一支队伍，由于北上的队伍太多，搬家车辆太少，他们不得不排队，等了两天，搬迁的车辆才轮到他们队里。朱鼎科回忆当时的情景：

装车时，需要吊车吊的东西很多，由于只有两辆解放牌五吨吊车，根本不够用，许多零部件都是工人们人拉肩扛搬上车的。一根钻杆1000多斤，七八个人一齐用力很快就上了肩，再把它放在平板车的两侧。最费劲的是装钻机，因为太重，小吊车吊不动。队里的干部事前就组织职工挖了两个倒车坑，装钻机时，队长先组织十几个人，把钻机挪到平放在钻台上的油管上，好比把火车头挪到铁轨上。然后又叫来二十多人，分成两个组，一组人把绳子拴在钻机上，在前面拉；一组人在钻机后面推，用撬杠撬；队长统一指挥，喊着“一——二”，大家一起用力，一点一点地挪着钻机。钻机下钻台时，下面垫的是一排钻杆，上面的人拉着，前面的人用撬杠顶着，一点一点地顺着钻杆滑下来。大型卡车早已在倒车坑里等候，人们喊着号子把钻机拖上了卡车。两台大型泥浆泵和五部大马力柴油机都是超重型的设备，吊车对它们是无能为力的，都是利用装钻机的办法——人拉人推加撬杠。

忙活了整整一天，总算把全部家当都装上了车。第二天一大早，大队人马就上路了。说是路，其实就是前几天北上搬迁的车队在草原上轧出的一条车辙子，好在东北的春天来得晚，3月份的草地还被冻得硬邦邦，负荷过重的车子不必担心陷在路上。不过，汽车好走，坐在车上的人可受了罪，用朱鼎科的话说：“车速快，加上顶头风，把棉衣吹透了……手、脚冻得钻心地疼，由于气温太低，人们呼出的气，立即在眉毛、胡子和帽耳朵周围结成了白霜。”就这样在天寒地冻中赶了一天路，一队人马总算到了目的地。

草原上的钻井队马不停蹄地搬迁时，小小的萨尔图火车站和临近的安达火车站也人满为患，口音各异的石油大军、堆积如山的各种器材不分昼夜地蜂拥而至。那时的安达县只是一个小县城，萨尔图只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小镇，镇上几乎全是草原牧场，几万人的会战队伍突然来到，连吃饭睡觉都成了难题，当地政府动员老百姓，连牛棚和马圈都腾出来当了接待站，渴了喝冰水，饿了啃冷窝头。时任会战第一线指挥的康世恩副部长回忆那段经历时曾这样说：“那时候谁家能得到一顶帐篷，就是优待了。我们把帐篷当奖品发，谁家工作搞得好，才发一顶帐篷，其他职工都是露营。”

然而，这些困难都没有绊住人们打大仗、争高产的脚步，一场紧张艰苦而振奋人心的大硬仗很快打响了。

石油大会战

3月25日夜晚，萨尔图火车站出现了一名满脸风霜的汉子，他就是石油工人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10月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里贫困，王进喜15岁就进入玉门油矿当童工，1949年玉门油矿新中国成立后重新招工，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翻身当主人的他，不怕吃苦，勤劳能干，各种杂活抢着干。1956年王进喜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他开始担任贝乌5队队长，在他的带领下，贝乌5队很快创造了全国钻井的最高纪录，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则被誉为“钻井闯将”。

从玉门到东北，王进喜一如既往地干劲十足。抵达萨尔图后，没有房子住，他没有打扰指挥部，也没有打扰老百姓，带着自己的钻井队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火车站屋檐下露宿了一夜，并立即派人打听三件事：一是井位在哪里？二是钻机到了没有？三是当地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他们的经验是什么？

4月2日，钻机运到了火车站，没有吊车，王进喜第一个抄起撬杠，带领大伙七手八脚仅用8小时就把钻机卸到了汽车上。20个小时后，60吨重的设备在井位边卸了下来。两天两夜全队只吃了一顿饭，紧接着奋战4昼夜，肩扛绳拉装好了钻机。钻机没有水开不了工，他就带着全队职工从结冰的水泡子到井位之间排成一队，用洗脸盆接力传水，一盆一盆地把几十立方米的储水池打满了水。随后，全队人仅用了5天零4小时，就钻完了1200米的第一口探井。

时任三探区钻井一大队书记的李玉生，当年跟王进喜一起住在一位赵大娘的家里。许多年后，他向媒体讲述：赵大娘有一天问他，王队长怎么好几天没回来睡觉，他解释说，新区打井，情况复杂，王队长不放心，一直盯在井场。赵大娘忍不住感叹，真没见过王队长这样的人，干上活不要命，真像个铁人！“铁人”两个字，一下子触动了李玉生，在他的宣传下，“铁人”称号传遍了油田。

4月29日，大庆石油会战万人誓师大会在萨尔图大草原上召开。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等做了动员讲话。会上，王进喜被评为大会战的第一个劳动模范，他骑上大马，披红戴花，喊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雄心壮志。

自此，“向铁人学习”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石油大会战也由此进入高潮。

原本一片荒芜的草原上一时热火朝天，钻井工人你争我抢，多口探井相继出油。喷涌而出的石油迫切需要配套设施的跟进，基建、运输等工人们当然也不甘落后。大庆师范学院大庆精神研究基地副主任陈立勇近年来一直坚持寻访大庆石油会战的亲历者，通过口述历史抢救这段珍贵的国家记忆。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大会战时任大庆油田运输指挥部党委书记的喻新盛，有一年带着运输队到小兴安岭的深山里运木材，为了给油田早点拉回木材盖板房，队友们头发长了来不及剪，衣服破了来不及缝，好不容易路过一个县城，队里的一个司机赶紧趁着休息空当儿去理发，谁知理发员一看这人穿得破烂不堪，身上还有一股汗臭味，以为是逃出来的劳改犯，竟背地里报了警。警察来了也觉得可疑，找到喻新盛一看也是这副模样，差点把他也抓了起来，最后警察看了工作证才解除误会。

陈立勇说，喻新盛老人讲起这段经历时像在说个笑话，可这却是石油大会战时期条件艰苦的最真实写照。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1960年5月，油田需要抢修一条20公里长的大口径输水管线，沈阳军区派出3000多名官兵支援会战。当时，油田冻住的土地还没有化透，天又下着大雨，这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英模部队的战士们毫不犹豫地跳进没膝深的水中，清除积水、挖泥、垒土、筑堤坝，手磨出了血泡，衣服湿透了，他们仍然你追我赶，毫不相让。最终，战士们提前10天完成了任务，大大加快了原油的开采。

5月下旬，采油队长薛国邦接受了罐装第一车原油的任务。由于早晚气温较低，大庆油田的原油含蜡高，凝固点高，在非密闭的池子里就是半凝固状态，必须先用蒸汽管子将池子里的原油“液化”后，才能用泵抽进油罐。可是，单靠蒸汽管子太慢，恐怕很难保证“6月1日首车原油外运”的目标。于是，薛国邦脱掉棉衣跳进油池，用棉衣包着滚烫的蒸汽管子，在齐腰深的油池里来回走动“化油”。全队十几个人在队长的带动下，轮流跳油池，连干了七天七夜，终于在5月31日下午装满了第一列油罐车。

1960年6月1日，披红挂彩的大庆油田第一列油罐列车从东油库满载运出。当人们载歌载舞地欢庆发车时，冒着生命危险用身体“化油”的薛国邦却因劳累过度酣睡过去了。

1960年下半年，全国严重的经济困难席卷到了萨尔图草原，黑龙江省政府发来了“粮食储备已经到极限以下”的紧急通知。过度透支体力的石油人也不得不削减粮食定量，重体力劳动职工每人每月仅供应40斤粮食，机关和后勤人员平均只有27斤粮食，豆油、猪肉更是近乎没有，吃不饱饭的石油人越来越多地得了浮肿病。没有粮食，工人们一边开荒、打猎，一边钻井、采油。这一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1963年年底，大庆油田在三年开发试验期间累计生产原油1166万吨，不但收回了国家7个多亿的投资，而且还形成了3.5亿的积累。

这一年的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正式宣布，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建成，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从此挺起了石油工业的脊梁。

参考书目：大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庆文史资料第一辑：大庆油田的发现》；宫柯著《东方奇迹：洪荒崛起辉煌的圣地》；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大脚印》编纂委员会编著《大脚印：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历程揭秘》；刘畅著《挺起中华脊梁：献给大庆油田发现五十周年》等。

原标题：石油拓荒——大庆油田勘探发现始末（下）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杨丽娟

流程编辑：王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