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藏外国纸币(拉姆斯登与美国钱币学会的远东钱币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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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汇藏外国纸币(拉姆斯登与美国钱币学会的远东钱币藏品)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汇藏外国纸币(拉姆斯登与美国钱币学会的远东钱币藏品)

作者曾泽禄(美国)

东亚泉志创刊于1995年,是一本学术性钱币研究专业杂志,旨在让广大收藏家,研究者深入地了解钱币知识,让世界各地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深厚的钱币文化。

本期重要信息为:张叔训带去美国钱币的最终归宿与图片资料;拉姆斯登与美国钱币学会的远东钱币藏品;赵权之钱币拓集等

东亚泉志2020年第四期

工本费30元/本

拉姆斯登与美国钱币学会的远东钱币藏品

曾泽禄〔美国〕

Ⅰ 拉姆斯登

拉姆斯登全名是哈里•亚历山大•拉姆斯登(Harry Alexander Ramsden,简称H.A. Ramsden)。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但还是很笼统不很了解。最近在Stephen Album Rare Coins (S.A.R.C)买了4本书,是拉姆斯登在1910-1912年的书。看完这些书后再找一些数据,就让我更了解,他是位中间者的经销商、收藏家、研究著书货币学专家,在100年前就着力推广亚洲货币的知识与认知,并有拓展东西方钱币学的交流与研究的贡献。

他在1914年3月20日写信给ANS之远东钱币部门主任霍兰德•伍德(Howland Wood)说:“除了远东国家的钱币学以外,没有任何一个钱币学领域能像远东国家有涵盖如此广泛不同的形状、资料及不同种类的文字,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吸引人的了,也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了。当然了,我们对此竟然完全一无所知而忽略了它。”因此,就可以知道拉姆斯登很早就有那种使命感及热情地想把有关东方钱币以英文著书介绍给西方对东方钱币有兴趣者。

有关拉姆斯登的一生可以从下面的数据得知。例如《霍华德•佛兰克林•包克——钱币学研究先駆者》(Howard Franklin Bowker-Numismatic Pioneer)(2014年出版,作者:周迈可、古富、史博禄)这本书里的文章《拉姆斯登藏集》(Ramsdeniana)来了解。他的父亲克莱默•拉姆斯登(Frderick W. Ramsden,1839-1898)是位英国人,曾任英国驻古巴领事,任职于世界多地的英国领事馆。拉姆斯登生于古巴(1872-1915年,享年43岁),1892年毕业于宾州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1901年担任英国驻古巴哈瓦那副领事,1904年著作他第一本书《古巴甘蔗园代用币图录》。可见他32岁年轻时就对各种钱币具有兴趣及天赋,1906年著有《日本宽永通宝》,1910年著有《韩国压胜钱》,1911年《暹逻陶瓷及代用币》。1915年去世之前共写过至少有40-50篇亚洲远东地区货币之文章。1915年去世之前共写过至少有40-50篇亚洲远东地区货币之文章。

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外交官,年轻的拉姆斯登跟随父亲的脚步,以古巴代表的身份来到日本。他跟一位日本妇女结婚,并与她的兄弟,集邮及钱币商小早川商(Jun Kobagawa),共同创办编辑钱币及集邮期刊的交流,也因此认识了日本大阪造币厂经理古贺康彦(Koga Yoshimasa),1907年在东京帝大历史系第一任主任内田耕三教授,及东京钱币学会秘书长(S.Hayashi)等等。他也创办日语及英文双语期刊,西方对远东钱币文物艺术有兴趣者,可以从这钱币期刊而互相讨论通信交流,例如小约翰·赖利(John Reilly Jr.)、霍兰·伍德(Howland Wood)、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可以这么说,拉姆斯登在那年代是一位东西双方钱币的传播交流之中间者。对于拉姆斯登来说,钱币学和收藏办刊物是他最主要的兴趣,其次是钱币交易。他需要谋生,但对赚钱并不在意。他花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钱币并撰写有关钱币的文章,旨在激发灵感,并鼓励藏家品尝亚洲钱币。在1910年告诉一位美国藏家罗宾逊,他的钱币交易业务不是谋生,而是一种维持生活的手段。

下列四本书就是我最近从S.A.R.C的Bowker藏书拍卖中买到的,四本有关他对中国钱币有关的著作如下:

1.《中国现代铜元》(Modern Chinese Copper Coins),美国马赛诸塞州伍斯特市,1911年。

近代中国铜币属于机制铜币。因为出书的时间与中国机制铜币开始发行的年代1910年左右很接近,除了介绍各省及户部发行铜币概况外,书中刻版的图案也很清楚。我想这本唯一用英文写的书,为的是让外国人多了解中国铜币,这一本想必对伍德华(Woodward)在1943年出版《中国当十铜元》是有所启发影响的。

2.《中国空镂绘钱》(Chinese Openwork Amulet Coins

根据Google中文维基百科对支那人(梵语CHINAS)的解释:

支那以及支那人的称呼,最早起源于古印度。在印度古典《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典》及《政事论》等,皆记载了支那与支那人的称呼,同时也记载“支那”产丝绸一事。在部派佛教经典中,使用了支那这个地名。如《那先比丘经》《普曜经》《大毗婆沙论》等。大乘佛教经典,如《华严经》等,也记载这名称。推估最晚在公元1世纪时,这名词就已经在古印度通行。

这个名称随着佛教经典汉译而进入中国,后传至日本、韩国等国家。

在甲午战争日本战胜满清失败,以至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为中日关系最恶劣的时期,在这段时期,支那人一词在日本含有日本的自我优越感及对中国人的轻蔑态度。晚清知识分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国”一词来称呼国家及国民未有共识,也因此拉姆斯登的书都以Chinese翻译为支那国,并无歧视或侮辱之涵义。

下列三本书在1911-1912年以日本横滨小早川商公司(JUN KOBAYAGAWA Co.)出版。

这本空镂绘钱在1911年出版。拉姆斯登着迷中国压钱胜,也许是东西方历史文化艺术概念之不同,他尤对镂空钱更有兴趣,他觉得清代之《古今钱略》《古泉汇》《日本之古泉大全》《古今货鉴》以及《外文系统之Lockhar》等书虽有一些压胜钱,但有关镂空型的著作寥寥无几,多在10-30枚左右而已。所以他从他的收集镂空型之藏品选204枚分门别类加以示逑。例如以龙、虎、麒麟、凤凰、鲤鱼、荷花、菱、藻水等主题分门别类加以说明。

他还以日本剑刀之tsuba“铐”、“镣”来比较镂空型之压胜钱,还有附上一页韩国的镂空压胜钱拓图,拉姆斯登并在1910年著作一本《韩国压胜钱》(Corean Coin Charms and Amuletso)。我觉得韩国的压胜钱的制作工艺比中国好得多了,而且花样更多,多是大院君执政[大院君(1820年12月21日-1898年2月22日)]朝鲜京畿之钱局作的。

我买下的这本书中还有夹着34枚镂空压胜钱的原墨拓图。推想是以此拓图想作雕刻版作为印书之用,但未用它而留下。这让我想起有一位学者任大卫(David Jen),著有一本英文版有关中国钱币的书,在90年代曾在A.N.S当义工整理中国钱币数据与目录,想把馆内压胜钱加以整理并著述。我看过相片内容,里面真的有许多很好的压胜钱,但不幸,他因胃癌开刀后不久就过世。我的推想这些压胜钱中的镂空型是来自拉姆斯登的藏品。

3.《中国古纸币》(Chinese Paper Money),1911年,大早川商会(JUN KOBAYAGAWA CO.)日本横滨。

这本书序文中有提到他看到的纸币实物不多,只好依靠《泉布统志》一书而加以示逑。书中仅有二张官方纸钞看来是真品。一张大明通行宝钞,另一张是咸丰七年制的大清宝钞,准足制钱伍佰文。另一私人汇票是真品,其余的所谓之大唐宝钞、大宋通行宝钞、大辽军营宝钞、大金颁行宝钞等等均是清人孟麟所编的《泉布统志》的臆造纸钞。

4.《中国初期无铭交换货币》(Chinese Early Barter),1912年,小早川商会,日本横滨。

书中的太昊棘币、磬币、藕心钱、罄心钱、小铜铃、大大小小之原始刀、铜戈、铜矛、铜剑、铜镰、铜甲泡、桐戟等,大型汉代握板式之压胜钱等等,大都是战国时代或汉代青铜器,因形状不一,重量不同,无铭文,何况在那年代已有布刀币,甚至圆形方孔钱半两的等铭文之钱币行用,目前从出土记录及相关考证,这些均不属于钱币诸类等。

但是,此书的No.2及No.3等先秦大布是罗振玉的藏品,来自河南或陕西的地方,此地便是甲骨文出土处,亦可推证为商、周时代之原始大布。

拉姆斯登可能受到古希腊博学多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物物交换的理论,再推理这些无铭文青铜器为中国早期交换货币。

Ⅱ A.N.S的远东钱币藏品的来源

1.第一阶段

最早期是无名氏捐者,1865-1893年代的香港英属钱币及一些清朝历代钱及2枚明朝钱。一直到1905有位纽约银行家(Charles Gregory)幵始捐献中国古代钱币1 411件藏品,包括2件钱模范具、19枚刀币、32枚方足币、1枚王莽一刀平五千、984枚方孔钱、12件银锭、43件铜铮、7件桥样铜件、31枚机制铜币、22枚压胜钱,及日文钱币、暹罗物件等等。

1911年,格林纳达[Isaac John Greenwood (1833-1911),他在1859年加入ANS会员],他捐中国、日本229枚铜钱、4枚金币及17枚银币,及其他不同国家的3 000枚钱币、奖章及纸币。

2.第二阶段

1913年是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因为当时有拉姆斯登在日本发行钱币刊物,促逬藏家对远东钱币的兴趣与认知,而且在1900-1915年间整个世界局势是最不安定,例如义和团事件、辛丑条约、武昌起义、军阀割据、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而造成许多中日藏家的钱币出售。由于拉姆斯登本人具有远东钱币的狂爱及远见,就有机会入藏他所喜爱的钱币,在北京及南京等地,有钱币商为他供应他想要的藏品。这包括他在1911年3月到北京亲见罗振玉本人及其藏品,他认为罗氏藏品全部是真品又珍罕,其质与量是超过大英博物馆藏的中国先秦钱币部分。那时候他又想购买的这批所谓“罗氏藏品”(Lo's Collection)为的是想转卖给ANS来收藏。

下面我再分别说明1913年后,ANS大宗捐赠品及主要关键藏品是如何来的,又如何造就了后人的研究资料,例如1949年,学者王毓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在ANS任职远东部门主任三年,利用藏品的资料研究,在1950年写了一本英文《中国先秦货币史》(Early Chinese Coinage)。1950年回中国任职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1957年著一本书中文版《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

1.小约翰·赖利(John Reilly Jr.,1876-1931)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他曾担任Ambroid公司总裁,该公司以其原始胶粘剂液体而闻名,是一种合成水泥胶,用于修补碎片。

在1907年,赖利第一次到远东旅行,激发了他对远东艺术及钱币的兴趣,在日本横滨遇到拉姆斯登,他给赖利一份日本蒙罗(Neil Gordon Munro,《日本钱币》的作者)的钱币副本,让他回美国时在旅途中阅读它,从而引起了赖利的兴趣,让他想买蒙罗的藏品。所以,在第二次1909年的远东中国及日本旅行时,到日本时就以4 000元日币买下这份蒙罗的藏品。同时拉姆斯登也带他去横滨钱币学会,并介绍他参加为横滨钱币会员。

1926年,赖利第三次到远东旅行,他在中国住了几个月,并收集到3 000多枚钱币,这其中有古币及近代机制币,他主要兴趣在于近代机制币,在ANS藏品中的近代机制币和银饼有不少珍罕品,例如台湾老公银、如意及笔宝“库”字、漳州军饷、上海壹两、关平壹两、太平天国阴刻银币……尤其有一枚我看过,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宣统三年壹圆大清银币左下边有阴刻GIORGI英文字阴到得很深又精致。这个阴刻手法有可能是意大利GIORGI雕刻师返国之前,就又传授给天津造币厂之徒弟们,后来似有可能表现于1921年之徐世昌的无"纪念币"的阴刻英文字名字的刻字。ANS馆藏近代机制币大部分是赖利的藏品。前几年,大概是因经费不足,就把赖利捐献的近代机制币之重复品供给拍卖公司拍卖出售。

拉姆斯登于1912年1月27日因瘟疫伤寒之传染病在日本横滨去世,享年43岁。WTT15 000多件的收藏品。在这个期间,正好是伍德当ANS远东钱币策展者,而赖利是财物主管,二人基本上对远东钱币有共同的兴趣及认知,觉得有需要买下拉姆斯登的藏品给ANS,以让后人作为科学性的研究参考资料。所以,在1917年,以300 000元(约15 000美元)卖给赖利。按史博禄在《拉姆斯登藏集》中记载的藏品,有272枚大布,包括有2枚三孔布,535枚尖足布,928枚方足布,226枚战国齐刀,63枚四字刀、五字刀,2枚六字刀,668枚明刀,172 枚竹币,1 200多枚暹罗代币。但这个数目仅4 000多枚,那还有的一万多枚的钱币,包括方孔钱及压胜钱,究竟有没有全部包括捐献之项目里?因为一直到1936年赖利的女儿弗兰西斯•赖利(Frances Reilly)才正式把购入拉姆斯登藏品捐献给ANS。那么在这19年间有否被转手或另外捐献?不然怎么会在霍华德•包克(Howard Bowker)藏品中又出现拉姆斯登之藏品,例如天津方药雨的三字齐刀及拓本(有拉姆斯登之英文序文,此本是周迈可买下包克图书馆书本之一,赠送给笔者)及其他也有可能是他的古藉本藏书。

按以1945年有一篇文章《拉姆斯登藏集》,作者是霍华德•包克,有提到赖利的嗜好兴趣是多方面的,不仅收钱币,还有一些东方的古董,如漆器、景泰蓝、瓷器、青铜器、雕刻品和茶壶等等。他一生收集不同远东钱币及当代的铜银机制币共有26 000枚。他不仅有拉姆斯登提供,还有美国、欧洲等地钱币商的来源。

2.罗振玉

首先介绍罗氏藏品的主人是何等人,就是罗振玉(1866-1940年)。罗振玉是中国近代的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敦煌学家以及甲骨文专家等,他参与了开拓中国的近代化之农学,保存了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以及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收藏碑帖,并开展了汉晋木简的考究,同时倡导了古代明器研究。作为一个对于古文化相当入迷的人,他也收藏了数量庞大的甲骨文。

他的钱币部分收藏品包括500件来自各方古董店,清末社会动荡,朝廷大官、太监把皇宫珍宝偷出倒卖。他在1905-1911年在学部任职(清代内阁存放档案书籍),及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校长时,一有空就逛北京琉璃厂,收集大量古代文物、先秦钱币等等。

拉姆斯登至少从1910年开始就知道罗氏藏品,于1910年12月在北京看到他的全部钱币藏品,1910年12月2日写信给伍德说:“我上次在北京时,仔细检查了一下,并知道罗先生收集钱币持续有30年,他又是北京高等学校或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是最为权威者,而他的收藏是中国最大又重要的古文物一甲骨文之骨头,我相信他知道我收藏钱币的数量已超过了他,或许是现在,他正好兴趣于古董书及甲骨文的研究。他的古代钱币藏品正好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先秦的钱币造型方式之演变循序,这正好激发了我想买下他的钱币之兴趣,但这不包括圆形方孔钱。”

按笔注:王毓铨博士曾在1949年任职ANS三年,在他的书中,1957年出版《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有图版“肆”及图版“陆”的原始青铜农耕工贝(钱或镈)是注明来自美洲古钱学会ANS藏品。我的推测是罗振玉的藏品,有可能他跟他的弟弟(罗振常)在1908年到河南安阳搜购甲骨片及青铜原始大布的地方得来的。因此地在北宋时就常有青铜器出土之记录。

由于当时正是瘟疫传染病的流行,暂由北京代理商负责保管,一直到1911年2月底才收到藏品。他很希望将它出售给ANS。因为他很赞赏这批藏品是质量之佳和稀有之物。按他在1910年12月间曾经写信给ANS远东钱币负责人curator伍德的信中,强调罗氏藏品有几个主要看点:“不仅所有作品都是真实的,而且该系列还可以能够使ANS超越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早期中国钱币!”

在1911年6月21日,伍德收到了罗振玉的500件藏品,要价是3 000美元,平均每枚约为6美元,但是有些个别藏品可高到150元美元。但不幸的是,其他ANS成员认为这是高估了它的价钱,需要谨慎小心一点。为什么当时大家有如此的看法?因有三点:[1]西方国家对远东钱币的需求有限。[2]藏品中皆是贱价的青铜质。[3]市场上有许多伪造品。因此,为了售卖的价钱的问题而被搁置近二年之久。

仅管如此,在1911年夏季ANA美国全国钱币协会年度大会在芝加哥举行,罗氏藏品就放在大会场中展览。最后经过22个月的讨价还价,才以2 500美元成交,但这是由另一财团付钱的,故在1913年3月31日正式捐献给ANS,4月放在ANS纽约本址展览。因为有了罗氏藏品之后,ANS就加强东亚地区有关钱币的活动,例如,赖利在1913年5月《中国近代机制币》的演讲,赖利及伍德(专业是伊斯兰钱币)等二人藏品共有570枚正反面钱币之展览。1914年成立东方钱币委员会。

总之,ANS大宗藏品是来自赖利的中国近代机制币及古币,拉姆斯登的1.5万枚远东钱币藏品及罗振玉中国先秦钱币500藏品等等。可算是北美洲博物馆有最多远东地区的钱币藏品存库之处。另外史密森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有Glover Collection 2 025件[George B.Glover(1827-1885)是位美国外交官及大清帝国的海关总署服务]。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大约有4 000件中国钱币。

结语

拉姆斯登及罗振玉等二人均能讲日文,交流沟通上不成问题。二人有一段时间在日本横滨及京都成为泉友,对东方古文物有共同嗜好,既是收藏家、出版者、研究者与古董商,二人又以藏养藏的买卖方式再购买更上一层的藏品而研究。例如,1910年罗振玉对甲骨文研究比钱币更有兴趣,遂把先秦钱币部分卖给日本的拉姆斯登,而拉姆斯登研究后并举例于他的著作《中国初期无铭交换货币爲之后再转卖给美国ANS,而ANS再把罗氏藏品永久存放,让西方研究学者有机会研讨东方艺术古文物。可以说,这二位是有他们时代性之相遇缘分,并共同乐于出版刊物,尤以罗振玉的珂罗版图册,为的是要保存国家遗产,及所有古文物,包括明器等之真面貌。二人可说是鉴赏、收藏、硏究、出版等为最终目的。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洋思想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融合、再创新。众所周知,在这一过程,造就了一批研究甲骨文大师,使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有通观古今中外的时代感。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确立,一方面是直接受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日本式之解读来认识西洋的思想及其方法论。清末,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一所日文学校,留学日本蔚然成风;革命志士、文化名人一边在日本展开政治、学术活动,一边体会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新文化思想的创建。通过这些体验,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次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方法来理解西方文明,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及文化。罗振玉在治学方面,同样也是从日本人的西洋认识和汉学研究中得到诸多启示,而当时拉姆斯登又是横滨钱币学会的会长,而有机会认识日本学术界教授,及大阪造币厂经理,并通过彼此的学术互动来深化远东古文化之研究,尤以钱币学为主。

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下,二人从不同层次及远见,在考古学及钱币学理念等领域是有所建树与贡献。

参考资料

1.何淑贞,《美国钱币学会收藏中国钱币的历史》,2016年。

2.周迈可、古富、史博禄,《霍华德•佛兰克林•包克一钱币学研究先驱者》,2014年。

3.霍华德•弗兰克林•包克,《拉姆斯登藏集》,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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