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固铜挂锁(尘封档案之上海滩丐帮盗窃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古花瓶不翼而飞

1961年3月8日,对于小学教员钟必鸣而言,这是一个多年后提起来还始终觉得烦心的日子。

钟必鸣一家四口居住在上海市卢湾区宁海西路,这条马路虽小,但在上海滩颇有点儿名气,旧时属于法租界范围,名唤“华格镍路”,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公馆(当时称为“杜家老宅”)就在这条马路上;而钟必鸣家跟杜公馆相隔不过数十米,算是杜月笙的邻居。跟杜月笙做邻居有点儿小好处:一是没有大盗小偷敢把这一带的住户作为作案对象;二是逢年过节杜公馆都会给每家送一份诸如时令食品之类的礼物。因此,旧时只要对人说起“我是住在华格镍路的”,人们就不敢小觑这人。据说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宁海西路的涉财案件发案率也是整个卢湾区最低的,而以前被杜月笙作为高邻对待的包括钟必鸣在内的那百来家住户,则一直没遭受过盗贼的光顾,可见黑道也是有一套潜规则的。

不过,3月8日这天,这个潜规则却被打破了。这天是星期三,当时上海滩的小学不知什么原因,经常无端放假,这个很被学生欢呼的举措同样也受到老师的欢迎。这天下午就是这样一个日子。钟必鸣于一点半回家,一切无异,大门上的“司必灵”锁完好无损,主卧室那口放着失窃古董的柜子上的永固牌铁挂锁也锁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为钟必鸣见太阳很好想把柜子里的那十几册线装古籍拿出来晾一晾的话,还不会察觉家里已经被梁上君子光顾过了。

失窃的古董是一对北宋花瓶,高尺余,最大直径约四寸,精美绝伦,古朴高雅,即使不看瓶底明黄色的清官收藏标记,也知道不是俗物。这对老古董花瓶并非钟家的祖传之物,钟必鸣也并非对古玩收藏有特别的爱好,他与花瓶结缘,纯属偶然——

钟必鸣是上海本地人,出身平民家庭,老爸一生教书育人,先做私塾先生,后来又做了小学教师。老爸和钟必鸣都不曾有过子承父业的念头,所以钟必鸣在教会办的中学初中部毕业后考入渣打银行,从练习生做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升为中级职员。渣打银行是英国开的,日本跟同盟国一宣战,英美法租界随即被日军占领,上海渣打银行无法正常营业,钟必鸣就改行到亲戚开的煤球厂做了几年会计。想当初钟必鸣也算是一介热血青年,对日寇侵略祖国奴役同胞深为痛恨,于是就和几个意气相投的青年相约悄然去了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正筹措组建远征军开赴东南亚打击日军,钟必鸣几个就去报名。人家一看他的履历——教会中学毕业、渣打银行职员,不禁大喜,这姓钟的小伙子英语肯定顶呱呱啊!一面试,果然!那就到远征军司令部做译员吧。

那对花瓶跟钟必鸣的这段经历有关。钟必鸣在远征军司令部做翻译工作,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新贵的上海浦东人。李比他大七八岁,名义上是远征军的少校参谋,其实是“军统”派往部队的特务。钟、李是同乡,脾气也相投,两人就成了朋友。后来战争结束,钟必鸣回上海成为中央银行的高级职员,全赖李新贵相帮。李新贵也回了上海,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侦缉大队督察官——自然也是“军统”派去的。之后,钟必鸣跟李新贵之间的来往就减少了。上海解放前一周的深夜,李新贵突然深夜造访钟家,拿来了这对花瓶,说他奉命要去南方,上峰命令下得仓促,手头没钱钞,来找老朋友打个饥荒,商借大洋二百,这对祖传的花瓶就作为抵押物。钟必鸣仗义,当即拿出大洋,却不肯收下抵押物。李新贵坚持留下了花瓶,临走时说他不久就会回来还钱取花瓶的。钟必鸣没有想到,他跟李新贵这一别就是永诀。

再次获得这个哥们儿的信息时,已是1949年底,那段时间上海滩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张贴市军管会的判决书,很多姓名都被朱笔涂拭,那意味着拥有这个名字的那位已经被处决了。有一天,钟必鸣在其供职的银行门口的墙上看见这么一张判决书,上面竟出现了李新贵的名字。开始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可是待到一看籍贯、年龄以及曾任的伪职,果真是他认识的那个李新贵。再往卞看,才知道这家伙上海解放前夕压根儿没去南方,而是奉命潜伏,还担任了什么“国防部保密局江浙沪地下特别纵队”的副司令。这时,钟必鸣还没把李新贵用花瓶换大洋之事与其奉命潜伏联系起来想,当下看着这份布告微微摇头,感慨不已。

钟必鸣没有想到,他当初的“热血青年”不是白做的,上海解放后,因为曾在国民党远征军当过少尉译员,按照规定他也算是“反动军官”,被列入了内部控制人员的名单。当然,钟必鸣在远征军只是做翻译工作,政府也不难为他,公安局也好,供职的银行组织上也好,街道居委会也好,谁都没找过他。不过,人民银行是金融机构要地,钟必鸣这样的角色是不能久待的,所以在1953年就把他调到了区财政局。干吗呢?去食堂当会计吧。过了三年搞公私合营,又打发他到区饮食服务公司去干财务工作,再往后,越来越讲政治身份了,于是就把他调到区教育局去了。教育局给了他两个可供选择的岗位,一个是在局机关看大门,一个是去小学做数学老师。钟必鸣选择了后者,说我老爸也是教书的,子承父业也不错。

钟必鸣曾经是银行的高级职员,收入不菲,新中国成立后留在银行工作那几年,还是享受高级职员的工资待遇;后来,随着不断调动工作,工资待遇也每况愈下。　“反右”时,老师队伍中清理出一些“右派”分子,钟必鸣夹着尾巴做人,幸免于难。不过,他看到那些“右派”分子的遭遇,不免胆战心惊,寻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瞧这势头,以后还不知又要搞什么运动,被弄成什么分子也难说啊,到那时经济状况势必一降再降,还是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想想家里也无甚值钱物件,只剩下李新贵抵押的那对花瓶(其时他还不知乃是北宋古董),何不先估估价,以便心里有数,以后万一出事急需钱钞,也可以卖了应急。

钟必鸣不笨,没把一对花瓶都拿到文物商店去,只拿了一个;考虑到星期天人多眼杂,唯恐不测,特地选了个不排课的下午,佯称去医院看病,悄然去家里取了花瓶,前往文物商店估价。

接待钟必鸣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店员,看上去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估计已经出师起码六七个年头了。可是,钟必鸣把包裹打开后,他只看了一眼就撑不住场面了,马上从后面请出了一位年约六旬的“老法师”。“老法师”果然了得,竟然看出花瓶应该是一对,他开出的价格是:单个卖三千六百元,一对可卖八千元。

钟必鸣事先知道这花瓶可能值几个钱,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值钱。八千元是什么概念?当时上海滩一个青年艺徒的月薪只有十七元,一套老房子也不过两三千元就能买下!

花瓶原本是放在柜子里的,柜子里还放着十几册线装古籍,那是钟必鸣他老爸留下来的,钟必鸣把花瓶、古籍都没特别当回事儿,连锁也没挂一把。现在知道花瓶竟然这么值钱,那就不可大意了,回家后立刻去工会商店买了搭扣和铁锁,把柜子锁上。

这口柜子就变成了钟家的保险箱,被从客堂移到了钟必鸣夫妇的卧室,每年也就打开几次,‘除了主人不懂装懂地鉴赏花瓶,就是把那些古籍拿到外面去通风透气,以防生霉。今年以来,由于气候原因,钟必鸣还没进行过这一例行工作,今天打开柜子,才发现花瓶已经不翼而飞了。

钟必鸣大惊之下,立马奔龙门路派出所报案。本来,他是不想把花瓶的价值透露出去的,可是,那年头的居民谁家都拿得出个把老式花瓶,他光说“老花瓶”民警并不重视;于是就说了1958年曾把花瓶拿到文物商店去估价之事。民警一听那对花瓶竟然值八千元,相当于他二十几年的工资,立马报告所长蒋巍。蒋所长一听就瞪眼了,须知按那时的刑事立案标准,案值超过千元的就是大案了,钟家八千元的花瓶没了,这还了得?于是,蒋巍当即叫上户籍警和另外两个民警,风风火火直奔钟必鸣家。

一干人到了钟家,先听钟必鸣现场解说了情况,得知他回家时大门锁得好好的,主卧室的柜子也完好无损,于是怀疑主人或者妻子把花瓶放在家里的哪个旮旯忘记了,就让钟必鸣自己动手把卧室、客堂、厨房凡是放得下花瓶的家具都一一检查了一遍,可是,依然没见那对花瓶。蒋巍是个性格稳重、细致的老民警,当下还不敢确信花瓶是失窃的,又让户籍警小梁陪同钟必鸣去附近的一家里弄工厂借用电话,打给儿子、女儿就读的技校和初中,请对方把正在上课的那二位叫来接听电话,向子女分别问下来,都说没有动过花瓶。钟必鸣的妻子胡金萍是南市区沪剧团的演员,前天(星期一)到郊区青浦去演出了,这会儿无法联系上,按常理她是不会动花瓶的,后来了解下来果然如此。至此,蒋所长方才确信自己的管段内真的发生了一起盗窃大案,于是就向卢湾分局上报。

不多久,卢湾分局派出的刑警由刑警队队长洪初秋率领着赶来了。刑警勘查了现场,发现钟家大门上的司必灵锁和放花瓶的柜子上的挂锁均完好无损,可以进入室内的几个窗户也都关得严严实实,地面和天花板无破损痕迹,而柜子的铁挂锁和柜门上,也只有主人钟必鸣的指纹。本来,这些迹象会使刑警倾向于怀疑这可能是钟必鸣自己在作祟,不过,细心的洪初秋在主卧室的门槛上提取到小半个鞋印,与钟家四人所有的鞋子比对都不相符,于是,就认为不能排除有外人潜入钟家作案的可能。临末,洪初秋想想不放心,又让刑警把那口沉重的实木柜子从墙边拖到房间正中,翻过来检查底部,也未见撬过的痕迹。

二、排除内盗

当时,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是老红军出身的黄赤波,他给全市各分局的局长立了一个规矩:每天下午四点必须到市局参加由其亲自主持的碰头会,汇报当天各区的治安、民情等情况;市局如有上级文件、党委会议指示传达,也在会上进行。这样,这天的碰头会上卢湾分局局长自然要汇报这起案件。黄赤波一听,当即作出指示,让市局刑侦处派员参与侦查这起盗窃案。

当晚七时,以卢湾分局刑警队队长洪初秋为组长,由一名市局刑警、三名分局刑警组建的专案侦查组成立。专案组五人根据勘查现场时所获情况对案情进行了分析一

钟家现场门锁、柜锁、柜子以及所有窗户都完好无损,这说明案犯是使用钥匙打开大门潜入室内,再用钥匙打开柜锁盗窃了那对花瓶逃离现场的。如果案犯是用这种方式作的案,那么,其获取钥匙的途径只有通过钟必鸣。因为据钟必鸣陈述,柜子的钥匙只有他掌握,连他的妻子胡金萍都没有,至于十八岁的技校生儿子和十五岁的初二学生女儿,那更是甭想摸一摸的。钟必鸣告诉刑警,他因是外国银行职员出身,所以对于钥匙的保管具有一种职业性的谨慎,不管白天黑夜,都是牢牢地拴在腰间或脖颈上的,即使使用时也从不取下来,因此,很难想象案犯怎么能获取钥匙的印模。当然,刑警考虑这个问题时更客观更现实些,他们想到了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妻子、儿女,这三人中如果有人想获取柜锁钥匙(大门钥匙三人都有)印模的话,不管钟必鸣防范得多么严密,总还是找得到机会的。

　还有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钟必鸣出于某种原因,自己处置了花瓶,然后佯称花瓶失窃。这种可能性目前不能完全排除。

据钟必鸣陈述,上周六晚上妻子在房间里做针线活儿时把一个线团掉落到柜子底下去了,他让妻子、儿子搭一把手把柜子挪开,放下时儿子的动作重了一点儿,他担心花瓶受损,曾打开柜门查看,花瓶还完好无损地放在里面。这就是说,花瓶失窃的时间应是上周六(3月4日)晚上七点到3月8日下午两点之间。这为调查划定了一个时间框框。

刑警在勘查现场时在主卧室的门槛上发现的那小半枚鞋印,已被刑技人员用化学方法予以显示后拍摄了照片。此刻,专案组几位轮流观察了这张还算清晰的照片。钟家所有的鞋子跟这个痕迹都不相符,有可能是案犯潜入现场作案时留下的;钟家的地板上之所以没有发现鞋印,估计是被案犯擦掉了。毕竟这是大白天在市中心地段作案,能够想到并实施销毁痕迹,这一点足以说明案犯并非新手上路。只不过案犯的心理素质似乎还欠一把火,慌乱中把门槛上那小半枚鞋印给遗漏了。这小半枚鞋印,此刻还看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只能说案犯潜入现场时脚上所穿的是一双鞋底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的旧布鞋,勉强看清手工纳鞋底的纹路。

刑警还注意到另一个问题。据钟必鸣所说,那对花瓶每个高约尺许,直径四寸左右,案犯得手后把这样一对花瓶带离现场时,不管使用什么外包装,拿在手里都应该是比较引人注目的。钟家所在的这个地段,马路上应该日夜有人的,况且还有邻居以及商店,不远处就是居委会,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因此一般说来十有八九应该是有人看到过那一幕的。

根据以上分析的情况,专案组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案进行调查:一、指派专人前往距市区四十公里外的青浦县城,向钟必鸣的妻子胡金萍调查与花瓶相关的所有情况,以判断钟必鸣在这个问题上的陈述内容是否属实;二、向钟必鸣供职的学校进行调查,内容是钟必鸣平时的嗜好、经济有否异常情况,等等;三、去钟家子女就读的技校、中学,通过校方悄然了解相关情况;四、走访钟家所在的宁海西路上的住户、商家,调查3月4日晚上七点到3月8日下午两点这段时间里是否有人看到过可疑人物出现。

次日,五名刑警分头对上述四个方向进行了调查。下午四点多,专案组在卢湾分局驻地碰头,汇总调查结果如下——

刑警诸葛力独赴青浦,向正在县城演出的卢湾区沪剧团演员胡金萍作了调查。胡听说家里遭窃,而且失窃的是那对花瓶,震惊之下,愣怔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泪如雨下,喃喃道:　“这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啊!”诸葛力问大概值多少钱,她答称三年前老钟曾去文物商店估过价,听说可卖八千元哩!诸葛力等她稍稍平静后,询问了关于钥匙以及周六晚上到周一上午出门赴青浦的时段里她身处何地、干了些什么事儿等问题,她的回答与钟必鸣所说的相符。诸葛力又向剧团副团长了解了胡金萍自周一上午随团离沪赴青浦至今的过程,以及她平时在剧团的表现,最终排除了胡涉案的可能性。

刑警张小勋分工前往钟必鸣供职的学校了解相关情况,他向校长、教导主任以及几位跟钟必鸣接触比较多的老师分别了解下来,得知钟必鸣因自己的“历史问题”,在学校一直很识相——不谈政治,不议时事,不与其他老师建立超出同事范围的关系,更别说玩什么婚外恋、一夜情了,始终夹着尾巴保持低调。钟必鸣的经济状况在同事当中算是中等偏上,因为他们夫妻俩都有工作,收入尚可且只有两个孩子,没听说过他有超常消费、炫富摆阔之举。至于说个人嗜好,只听说他有时喜欢喝点儿酒。至于是否对收藏有兴趣以及家里藏有一对花瓶’的问题,校长特地逐个询问了全校老师,都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3月4日到8日他在干些什么,学校方面只能确定周一、周二全天和周三至下午一点多的这段时间钟必鸣是待在学校,其他时间就不清楚了。

第三路——对钟家子女的调查,由刑警姜天明负责。钟必鸣的儿子钟良这年十八岁,就读于江南造船厂技校;女儿钟敏十五岁,在卢湾区第二初级中学读书。姜天明分别去了这两所学校,走访了两人的老师、部分同学以及钟良、钟敏本人,了解到他们知道家里有那么一对古代花瓶,但是,父母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故意对子女隐瞒花瓶的价值,所以兄妹俩只知道花瓶失窃,并不清楚花瓶价值八千元人民币。姜天明还了解到,他们的父亲确实对柜锁钥匙控制得很严,一如钟必鸣自己所说的,连睡觉、洗澡都是不肯离身的。至于兄妹俩日常的“轧淘”(沪语,意即交友)情况,老师和同学都反映一切正常,交往的都是校内班内的同学。那么,3月4日到8日这段时间呢?青少年记性好,两人不但把自己这个时段里的情况都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甚至说了父母的情况。钟良还说到周六晚上母亲唤他去主卧室帮爸爸抬那口柜子以拾取线团的情节,他证实父亲确实埋怨过他“手脚太重”,担心震碎了花瓶,因此当时就打开柜子拿出花瓶检查了一番。

专案组组长洪初秋和市局刑警伍博两人负责对钟家邻居以及宁海西路上的商家住户进行走访,旨在了解3月4日到8日这段时间内是否有群众看见有人携带符合赃物体积的物件出现在宁海西路上。两人整整折腾了一天,接触的受访人足有一百几十个,可是,竟然没有任何人看到过可疑迹象。

晚饭后,专案组继续开会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的侦查工作。白天的调查虽然未能查摸到什么线索,可是却排除了之前对钟家内部涉案的怀疑。现在,就可以从外部情况予以考虑了。目前的外部情况切入点有两个:一是鞋印,二是钥匙。大家议下来,认为鞋印虽然看得见,可是作为线索来说却有些难度,因此还是先从钥匙着手比较靠谱。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既然排除了钟必鸣自己涉案的可能性,那他所说的关于柜子钥匙的说法也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从钟必鸣平时一以贯之的那份似已融入血液中的细心来看,案犯得到钥匙的途径可能有两个:利用某种机会从花瓶主人钟必鸣那里拓取了钥匙印模,或是根本未从钟必鸣处下手,而是使用了类似万能钥匙之类的开锁工具。

刑警认为,不论案犯的行为属于上述两种可能中的哪一种,他都躲不过一道坎儿——锁匠!

拓取了印模得配钥匙,得去找锁匠解决。哪怕这厮自己是“外国铜匠”(沪上当时沿用旧时对钳工的称谓)出身,想自己躲在家里解决,工具容易获得,去商店买一套什锦锉就是了,可钥匙坯却是属于特种行业专用材料受到控制的,只有持有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职业锁匠才可以凭证去购买,但也得登记。

至于用万能钥匙开锁,那也只有锁匠或者曾经做过锁匠的人才具备实现的条件,刑警只要走访全市各区的锁匠,相信他们中会有人知道些许蛛丝马迹的——比如哪个以前曾做过锁匠的师傅改行了,其他锁匠也肯定知晓。而且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也有登记,从事特种行业的人员在公安局都有一份类似档案的材料,如果谁改行了,就得向公安局申请注销,由经办民警在材料上注明此人何时改行,改的是什么行业,供职于哪个单位,等等。

因此,专案组决定直接把侦查触角伸向锁匠行业。这是一项工作量比较大的调查,因为全市十区的每个区都有至少五十个修锁配钥匙的小店铺和摊头,加起来就有五百处以上,专案组五个刑警分头走访,算下来,这项工作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