氨水陪你去哪个(孙振军散文丨我的父亲母亲)

Posted 202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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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水陪你去哪个(孙振军散文丨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文/孙振军

如果有人问我：人到中年的我，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我一定会告诉他：父母双全，夫妻和睦，孩子健康。的确，去年冬天就过了八十岁生日的父亲母亲，应该是早已过了金婚之喜的。

父母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结婚成亲的？惭愧得很，我不仅从来没有问过，而且直到今天也不甚了解。因为在我的概念与记忆中，父亲就是父亲，母亲就是母亲，既理所当然，又浑然天成，还用得着刨根问底吗？如果一定要探个究竟，那应该是在“万恶的旧社会”，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关于父亲

不过，当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五的我懂事时，家乡的天早已是“晴朗的天”。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家乡的人民似乎都不是很“喜欢”，而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父亲当然也不例外。

解放初期，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是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最早期的村干部，具体职务好像是大队长。但由于他完小毕业的学历、英俊挺拔的气质，嫉恶如仇的性格、能言善辩的口才，很快就引起同僚的忌恨，共同合力将他排挤出村干队伍，将其“推荐”到乡供销社还美其名曰“帮助工作”去了。不过倒也算苍天有眼，阴差阳错、因祸得福，父亲竟然从此进入了国家正式干部序列，我的家庭也成了那个年代农村人万分羡慕的“一头沉”之家，步入当时可怜标准下的乡下“小康”阶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从部队退役后参加工作，以至于直到今天，在豫西一带我偶尔还能遇到父亲的老同事。这些年事已高的叔叔阿姨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对我感叹：“你长得可比你父亲差远了，他当年可真是一表人才啊！”夸一个男人长得俊朗似乎有些挺别扭，尤其是对自己的亲老子，更兼具肉麻。不过，这确是实情。听得多了，我曾经回老家翻出父亲青壮年时期的照片审视，深感前辈所言不虚，就说父亲剑眉下的那双眼睛吧，似乎能隔着村子看见村霸、隔着玉米看穿谷子……

但是，我记忆中的父亲似乎与所有轻松、美好的词汇都无关。他那时，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骑在自行车上，除了手不释烟、烟不离口外，还总是自言自语、振振有词。可是，他并不是在背书，旁边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啊？于是我就十分不解地问：“爹，你在跟谁说话啊？”父亲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我的疑问。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他是在盘算一家人的生计啊！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我们一家老小除去已经饿死的爷爷外，还有大大小小十一张嘴……

尽管生活十分艰辛，但父亲却从不像今天的我一样，动不动就会烦躁地咆哮一阵。对奶奶、对母亲，对我们兄弟姊妹八人，父亲都有极好的耐心，不仅从没训斥过我们，而且从没叫过苦、从没叫过累、从没说过自己对家里贡献大之类的话。什么叫伟大？不自夸、不自恋、不炫耀、不张扬，一种稳定的依托，一种牢固的厚实，默默地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叫伟大。这一点，正好也与我相反：我做出了一点点成绩，就想叫全家人知道、全村人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所幸我外语差点，否则我保不准会把我的成绩翻译成外文贴在互联网上，让地球人都知道。这就叫渺小。惭愧啊！

说到父亲对家人的深爱，我举个小例子。今天根本不摸烟的我，其实二三岁时就被村里的长辈们带坏了。当时父亲和同辈人站在街头抽烟，他们只要刚一点着，我就会瞅个不够注意的大人，一下子蹦跳起来，伸手抢走人家含在嘴里的香烟，然后躲到一旁自己抽。要换成今天的我，尽管我只有一个孩子，肯定一巴掌打上去了；而当年的父亲却从没责骂过我。因为他有一个古老的观念：孩子就要调皮些，长大了自然就会好的。

但是，在“文革”那种疯狂、极端的年代，在外边工作的人也有着比农民更大的风险。1969年、1970年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为借口的排除异己运动在全国展开，具体内容好像还有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之类吧，简称“一打三反”。而正直又身处供销、商业基层一线的父亲，自然首当其冲，以莫须有的罪名率先成了造反派们的靶子。他们把父亲等人关押起来，殴打、辱骂、折磨，还不给吃的，非要逼着父亲承认偷吃了公家多少白糖、偷卖了公家多少胡椒等等。那段日子，父亲偶尔能回一趟家，身上、背上总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累累伤痕；母亲看后，总是偷偷地哭泣。但他们一直背着年迈的奶奶，也不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知道。我也是无意中听父亲在对好友愤愤地控诉“只要毛主席活着，我的事就能说清楚！”才知道了一些缘由。然而，父亲的一个同事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法西斯行径，在求告无门、万般无奈之下，上吊自杀了。就这，造反派们还要“鞭尸”，说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活该！此后，父亲更成了重点。当时我曾暗暗发誓：等我长大后一定要到那个叫“樊村”的地方，把那个殴打、诬陷父亲的坏蛋头头杀死！可惜也可喜，那家伙遭了天谴，20多年前就得暴病身亡了。此乃后话。

造反派们为什么盯着父亲不放呢？因为他们有个天大的疑惑：老孙家孩子多、人口多，不仅没饿死几口，咋还又盖了三间土坯瓦房呢？直到这些蠢货们到我老家村子里“外调”了一番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爷爷解放前是洛南一带远近闻名的榨油匠，解放后不让单干了，但留下了整套的榨油设备，还有许多纯铜器具。这些东西一卖，得了小千把块钱。更重要的是，“老孙”家还有一个以一顶几、十分勤劳能干的女人。她，就是我的白发亲娘……

关于母亲

今年春节放假期间，已经上大学的女儿有一天突然问我：“爸爸，奶奶叫啥名字？”我说：“她叫闷女。”女儿听后把饭都喷了出来，笑得腰半天都没直起来了，说：“奶奶咋会叫个这名字呢？”可我也不知道呀。看着今日慈眉善目、菩萨般的母亲，想必八十年前的她，一定是个胖胖嘟嘟、迷迷糊糊的可爱小姑娘。她是她父母的头胎长女，自然也是外爷外婆的掌上明珠。因为她的眼睛不大，再加上我们洛阳那一带有着对孩子越是娇惯就越要起个贱名儿的习惯，所以就给她取了个这名字。

其实，正像奶奶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宋蝶儿”一样，正像父亲有个响亮的大号叫“孙同云”一样，母亲也有个起码在那个时代是很好听很优雅的名字：“梁翠萍”。我小的时候，她还有些娘家长辈互相走动，尤其是她有个堂哥，我叫二舅的，每次到我家都大呼小唤她的小名，所以我才得以知道她那个又土又俗气的小名。如今，连她的大名都是写在户口本、身份证、老年证里了，八十岁的她，若用老词儿来形容就是已经“德可杖朝”了，又有谁有资格呼唤她的小名呢？可我是多么怀念与盼望，母亲还有一些长辈，还有一些年长于她的人，能再把她那个小名呼来喊去啊！可是，没有了，都没有了，他们一个个都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但是，我小的时候，对这些却并不珍惜，甚至十分怨恨。生我的时候，母亲已经三十五岁了，我三五岁、七八岁时，母亲已经像今天的我四十岁出头。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匆匆忙忙地从庄稼地里往家里面赶，一脸悲戚地换上孝衣，拉起我的手就走。一到她娘家那个叫梁屯的村子边，就号啕大哭起来；一踏进舅舅家的院子就扔下我，哭喊着向一具尸体扑过去……一次，一次，她的伯伯、娘娘去世了，父亲、母亲去世了，叔叔、婶婶去世了，甚至堂哥们和一个弟弟也去世了……

我曾经很烦，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就一肚子怨气地问母亲：“妈，你娘家咋总死人呀？！”母亲苦涩地笑了一下，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泪，没有回答我。直到年逾不惑的我今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才明白：这是人世间一个多么残忍、多么无奈而又多么无法回答的难题啊！

生活的重压母亲担当得更多些。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家里基本没有吃过蔬菜，奶奶和邻居聊天，看人家择过的、扔掉不要的小葱、芫荽等，她再收拾一下拿回去让我们吃。而每年到了早春的时候，母亲便带着我们这些孩子们，把嫩杨树叶拽下来，一床单一床单地往家里背，用大锅煮掉酸涩味，然后当蔬菜吃；到深秋的时候，则到洛阳近郊的菜农区，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地往家里拉人家扔掉的白菜帮子，然后满满地窝成几缸酸菜吃一冬。再加上中午往往吃红薯酸面条，因此下午四点左右我在学校厕所附近的太阳底下反胃、吐酸水，基本是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记得我更小的时候有一次，我陪母亲到邻村的豆腐坊挑一担准备用作喂猪的粗豆腐渣。因为当年，我们家养着一头让十里八乡人都眼气、羡慕得要死的老母猪：它每年都能怀两窝小猪娃，每窝都能下十七八个。猪娃儿一满月，往关林会上一卖，就是一笔巨额收入！因此，这头老母猪简直就是母亲的心肝宝贝；我小时候也一直认为，母亲对猪比对我还疼爱。所以，在穿越一片梨树林时，趁母亲不注意，我悄悄地绕到她身后，从后边的大篮子里用小手猛抓了一把就塞到了嘴里。可是，一个小孩的诡计怎能躲过大人的眼睛？母亲当时就落了泪，说：“别吃生的，回去给你煮煮再吃。”

的确，饥饿困扰着那个时代，也威胁着全家人，更煎熬着父母的心。因此，母亲总是不仅像男人一样，而且还像牲口一样，拼命地在生产队里挣工分。那个年头妇女下地干活是很普遍的，但像母亲那样干活，在洛南、宜阳交界那一带方圆五十里内，可以说找不出第二人来。比如，白天她干完活后，夜里还要像男劳力一样，熬夜浇地、看庄稼、打场，还起早贪黑地到宜阳县化肥厂拉氨水，到宜阳西边修水渠，到洛河岸边修大坝。因为这些活都是带有承包性质的，可以和男劳力一样一天挣十个工分……

她是如何吃苦的、如何受累的，其实我并没有体会，只记得她每一次从外边回家，总是疲惫不堪地一屁股坐在地下，一声不响地闷头先吃饭。吃什么呢？基本总是用野菜、红薯叶、黄面、红薯面还有一丁点儿的白面混合而成的面条。一直等她吃了三大碗、四大碗时，才会喘上一口气，抬起头来跟我们说上几句话。如果这时，奶奶或者姐姐告诉她，锅里面还剩有饭，那么她一定会稍稍带点不好意思地笑笑，自言自语地说：“那就再来一碗？”我曾亲眼目睹过，母亲一口气吞下过六大碗糊涂面。当时我惊讶，她的饭量咋会那么大啊？现在懂了，只有像今天的民工一样干超强度重体力活的人，过度透支身体与健康的人，才能那样吃啊。

和家里来了什么人奶奶都让人家先吃饭正相反，母亲是家里来了什么人都先派人家干活。那个岁月，做我表叔、堂叔、舅舅、表哥、姑父、姨夫、姐夫的男丁们算是倒霉透了，一到我家，三句话没说完，母亲的活儿就来了：“你去把粪坑给出了！”“你去把尿给挑挑！”“你去把树给浇浇！”尤其是我们家有个猪圈，也不知怎么回事，总是被猪拱倒，不仅我一下学就要经常帮着大人垒猪圈，而且我那两个姐夫一到我家走亲戚，都得舍下身子去垒猪圈。过去不解，现在也懂了：这一切，都是迫于生计啊。特别是猪圈，真心去垒它还能垒不好？而是不能垒好。因为人都吃不饱，猪能吃饱？再不让它时不时地到野地里跑跑，就只能饿死了。但是，生产队长让圈猪，又不能不干啊……

关于父亲母亲

好像一眨眼的工夫，父母亲六十岁了，七十岁了，八十岁了；可不，姐姐、哥哥们早都当了奶奶、爷爷，我这个当年拉着母亲的衣后襟去舅家走亲戚、奔丧、溜红薯的小男孩，也已经年近半百、两鬓斑白，父母亲岂能不老？长江后浪推前浪，人间子孙催人衰。改革开放后，父亲所在的基层国有商业系统，可以说是全线崩毁；因此，父亲早已退休回乡。虽雄心大志依旧、壮年豪情仍在，无奈搞了一辈守法经营的他已不能适应今天的市场规矩了；经了一次商，并没赚住钱，就再也不干了。特别是，四五年前得了一次轻度脑血栓，走路也不大灵活了。不过，今天的他仍然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村级“老干部”的风骨仍在。邻里们家长里短的纠纷，总让他去调解；村子里不善待父母、公婆的晚辈，他劈头就是一顿喝斥；那些偷鸡摸狗、游手好闲的小混混，被他拿眼一扫，就得垂下眼睑往远处躲。由于多年重体力活的摧残，母亲的双腿行走已经很困难了，是彻底不再把自己当成壮劳力了；尽管也偶尔下下地，也自己种菜吃，但“干不动了，干不动了”已经成了她的口头禅。母亲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有时候赢，有时候输，但输的时候要多一些。乡邻们倒不捉弄她，只是她脑子跟不上趟了，眼睛也迟钝了。输就输吧，我支持她的方式就是每次回家都把50元以下的零钱全部掏给她。

过去父母很少团聚，现在八个儿女都一个个长大了、飞走了，家里成了空巢，父母只能天天厮守在一起了；过去父母基本没有红过脸，现在父母一张嘴就像吵架：娘说东，爹说西；娘说打狗，爹就非说撵鸡，并经常争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时间长了，我们做儿女的也习惯了，也理解了：这是他们交流、亲近、消遣的另一种方式哩，不必当真。

不过，他们也有高度一致的共同爱好：喜欢孙辈儿。哥哥家的孩子，弟弟家的孩子，姐姐、妹妹家的孩子，一群一群的，白天跑一院子，晚上躺满一大床。不过，父母的封建老意识仍然不变：对孙子要比孙女好些，对姐姐、妹妹家的孩子更是视为外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赶紧吃罢饭回家吧！”气得姐姐、妹妹们总是撇着嘴悻悻地抱怨他们偏心眼。

可能是离家时间最长、独立性较强吧，在我的感觉中，父母最不关心的人就是我，从没问过我的吃喝、冷暖。其实不然，父母内心里也是非常惦念、爱护我的。这几年我们两口子每人每月收入都在几千元左右，只有一个女儿，负担又小，再加上经常出差也借些公款，所以钱夹里常备有一叠的百元大钞。这就让从来没见过大钱的父母很是担忧，曾分头把我拉到没人处询问：“这都是咱自己挣的钱吗？”我说是。他们又叮嘱：“不是咱的钱咱可千万不敢拿啊！”我说“放心吧，犯法的事咱不干！”这他们才不再担忧、牵挂。

有父母真好，有八十岁的父母真是好上加好。现在偶尔和老同学、老战友们在饭桌上相遇，经常有人喝高了以后，吹他官大，吹他钱多，甚至吹他正式的兼职的老婆多；于是我就很生气也很不屑地反问他：“你有我识字多吗？”他并不服气，更牛了，豪气冲天地说：“你识字多顶个球用！”我又问他：“你父母都还健在吗？”十有八九，这些狂小子们都得垂下头来……

如果可以变成现实，我愿意每天一万次地高呼：“父亲万岁！母亲万岁！”

（2008年3月20日）

【作者简介】孙振军，男，1963年11月出生，河南省宜阳县人。中国摄影艺术馆执行馆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培训中心主任、艺术总监。中国林业生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三沙市“荣誉摄影师”。第12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作品展策展人，第13届中国摄影艺术节艺术总监。中国南海研究院“南海口述历史项目”顾问与访谈人。2016-2022年中国三门峡自然生态国际摄影大展艺术总监，2021年、2022年徐州淮海摄影周艺术总监。2022成都国际摄影周国际摄影名家论坛专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摄影家、策展人、时事与摄影评论家。《黄河时报》社总编辑、高级记者（技术二级）。曾在海军南海舰队、西沙群岛服役，并从事新闻与摄影工作。参加过1982年3月14日中建岛抓捕越南特务侦察船行动，并任跳帮组组长，荣立过两次三等军功。新闻作品获得过“中国新闻奖”等。出版过《中国的疲惫》《笨人请举手》《革命的常识》《西沙往事》《俺村人》《摄影是什么？》《知道与拍到》等28本专著。第十一届全国文代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