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豆振动筛(小城黄山,失去游客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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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豆振动筛(小城黄山,失去游客以后)

黄山市算得上安徽省内最知名的城市之一。

这里有黄山、迎客松、宏村,有千年徽州文化的灿烂历史、中国古代最知名的经商团体,在三区四县之内,有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屯溪绿茶、太平猴魁等多种名茶。

它也是整个安徽,整个华东六省76个地级市中GDP最低的那一个。

安逸而停滞,是很多离开或是来到黄山的人给它的标签,有人因为安逸而来,有人因为停滞离开。关于“迎客松无客可迎”的报道已经有很多人写过,这一次,我们来到黄山以外的黄山市,探寻失去游客后,小城黄山的产业发展和生活面貌。

三十而立前,回到小城

许锦梅出生在一个盛产茶叶的县城,黄山市黟县。黟这个字,新华字典里如今只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黑木,第二种是县名,所以给别人介绍家乡时,她根本组不出其他词语来解释黟县的黟是哪个字。

她干脆换了一种方式介绍:“我们会说,黟县,就是那个黑多县。”

如今连让别人读明白名字都很困难的黟县,是安徽省内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城于秦朝。管辖黟县的地方从新安郡到歙州到徽州再到黄山市,来来回回改了好几次名字,黟县这个难读难懂的名字却被保留了下来。

18岁的时候,许锦梅离开县城去苏州上大学。那是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共同的选择,去大城市上学,毕业以后留在大城市工作,紧接着在大城市落地生根。

大学毕业后,由于校企合作关系,她先留在苏州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智能家居公司工作,后误打误撞进入合肥一家大型食品企业上班,在仓库做物流管理系统,这也是她第一次做智能仓储。

但爸妈却想让她回黄山考公务员,不断用身边人的案例旁敲侧击。“他们就天天跟我念叨说谁谁谁回来了,谁谁谁考上了怎么的。”或许,在疫情当下,大多数的父母都会觉得“公务员”这个职位,才是最有保障,最稳定的,也是最适合女孩子的。

到27岁的时候,许锦梅选择回到家乡。疫情的反复让她对出租屋生活充满不安,家乡至少是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外面房价那么高,至少黄山房价还稍微能接受一点。”父母也退让了一步,只要回到黄山,哪怕暂时不考公务员也可以接受。

她选择进入小罐茶黄山工厂,延续之前的职业生涯,负责工厂内立体仓储的物流系统运维。十年前离开家乡,选择了和茶叶毫无关联的专业,十年后又回到家乡,用自己的专业为家乡卖茶,兜兜转转,许锦梅带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回到原点。

工厂同事里,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不止她一个。

程诚是小罐茶黄山工厂设备工程部主管,18岁的时候,他从黟县隔壁的祁门县出发,到天津念完大学后在一线城市“漂”了两年,2018年又回到黄山。

在他就读的天津工业大学,毕业后选择进入工厂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同学都留在大城市,去设计院、研究院,或者转行做其他工作。他的选择显得有些另类。

几十年前,进工厂还是年轻人的好出路,和工厂绑定在一起的描述是稳定、体面、铁饭碗。到现在,语言体系里跟工厂有关的句子往往充斥着戏谑和调侃的意味。例如,和下沉用户画上等号的厂妹,或是嘲讽别人专业技能不佳时,惯用的那句“不如找个厂上班吧”。

留在大城市的老同学们,不少在乙方企业做设备研发,有时候会在群聊里吐槽甲方,大家都不记得群里还有一个去了工厂的程诚。“因为跟设备商相比我们其实是甲方嘛,他们有时候在群里骂甲方,嘴里吐出一些不太好听的话,我就笑一笑,提醒他们我就是甲方。”

比起许锦梅的家乡黟县,程诚介绍起家乡来要简单得多。祁门县,就是祁门红茶的那个祁门。

祁门和黟县一样,到处都是茶山,程诚小时候和朋友一起去爬山,顺手就会揪一把野茶装在兜里。等下山回家,几个人从兜里掏出新鲜的茶叶,交给程诚妈妈,再由妈妈扔进铁锅里炒干水分,变成可以冲泡的茶叶。半个小时前,同样的故事情节也出现在许锦梅讲述的童年记忆里。

小孩子都不爱喝茶,偶尔去山里采茶也只是采着玩,反倒是父母那一辈人,喝白水总觉得没味道,随手就爱往杯子里放茶叶。程诚闹着玩采回来的茶叶,炒完以后都被泡进了父亲的茶杯里。

他很喜欢小城生活里慢下来的那部分。“我小时候在祁门,家门口有河,背后就有山。黄山晴天的时候天上的云很好看,环境很好。如果阴云天,看远方能很直观看到所谓的阴雨江南是什么样子。”

这些记忆,和在大城市“漂着”的日子形成剧烈对照,最终让程诚下定决心回到黄山。“(刚毕业)那会算比较焦虑,第一是收入,第二是看不清楚自己未来的样子,想不明白这件事情,就容易绕进去。”

进茶厂工作后,小时候不爱喝茶的程诚反倒逐渐爱上了喝茶。程诚负责工厂里的各项设备维护,算起来,经他手生产制作出的茶叶,远比小时候妈妈用铁锅炒的茶叶多得多。

但小城生活不止有松弛的那一面,哪怕是一座风景秀丽,有山有水的小城,完美的归隐躺平胜地只存在都市人对小城瓦尔登湖式的想象里。

程诚最担忧的是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2021年,黄山市GDP总量排在安徽16座城市中的最后一名,即便把比较范围扩展到华东六省的76个地级市,黄山市依然位列最后一名。

旅游业一直是黄山市的支柱产业,但2020年疫情发生后,黄山市旅游业收入跌幅一度超过40%。即便是疫情相较平稳的2021年,全市旅游业收入依旧没有回到2019年的水平。

程诚2018年回到黄山,见证了四年里的变化。——原本热闹的景区,现在不再拥挤;原本热门的徽菜馆,现在也不用排队了。体感上,“近几年非常地萧条”。今年4月,黄山旅游协会甚至发布了面向导游的采茶工招工启事,鼓励无团可带的导游们参与春季的茶叶采摘,赚钱活下去。

许锦梅甚至没有时间操心这些问题。临近中秋,工厂里的仓储物流部门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许多人会在中秋前采购茶叶赠送亲友,上游工厂的备货和出库工作,需要提前两个月开始。

访谈过程中,许锦梅全程都对着电脑处理消息,两个小时后,面前那杯茶水还是满的;程诚则在中途接到消息,又有一台机器出问题了,需要去车间看一眼。在大城市漂着时,小城寄托着年轻人对舒适生活的想象;等回到小城,旧的焦虑被缓解,新的问题会出现。

这是一种常态,每种生活都会有晴天和雨天。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最优解,走到跟前时,也会有错漏出现,但不影响它依然是彼时彼刻的最优解。

“重新选一次,毕业后还会先去大城市吗?”

黟县的许锦梅和祁门县的程诚,给出相同的答案,先去大城市。锦梅的解释是,年轻时不想太安逸,想去大城市开拓视野,去闯一闯。

闯完后,到28岁的时候,她还是会选择回到家乡。跟已经走过的线路一模一样。但先出去再回来,跟一直呆在原地的感觉完全不同,锦梅停下来,几秒钟后给出她的理由:“至少什么都感受过了。”

闯入者

本地居民对陌生人的闯入习以为常,极度发达的旅游业和上千年的商贸传统,让闯入者和谋生机会划上等号。闯入者的身份是游客、画家、退休职工还是买茶商人,决定了目的地是黄山索道、徽州古村还是各地茶叶批发市场。

受疫情影响,整个黄山市旅游业受到巨大冲击,外界频频关注的,是“迎客松无客可迎”的黄山风景区。但在百余公里外,宏村、西递、屏山村等徽州古村,同样游客寥寥。

屏山村村民会把出现在古村的外地年轻人,默认为“来画画的学生”或者“带学生来画画的老师”。因为村里保留了徽派建筑特色,美术学院的老师会在假期带学生过来采风写生。游客多的时候,写生的学生只是游客中的一部分,等游客变少,“来画画的”就成为陌生面孔的唯一解释。

保留完好的徽州风貌,让屏山村在缺少游客时依然有生意可做。山里交通不便,“来画画的”一般就租住在村中民宿,一日三餐在村里解决,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和村里开小卖铺的、街边卖梅干菜烧饼的、村口卖西瓜的都混了个脸熟。等生面孔变成熟面孔离开屏山,又会有新一波“来画画的”进村。

写生的学生经常一坐就是一下午,带队老师干脆把写生地点定在小卖铺的院子里,饿了就找老板做铁板烧吃,渴了就去冰箱买水喝,久而久之,“来画画的”对小卖铺物价系统熟记于心。

闷热的午后,小卖铺老板正忙着给院子里的卷毛小土狗洗澡,可能是有些怕水,小土狗对着老板龇牙咧嘴。一个放下画笔的女学生想买冰棍吃,又不敢耽误老板和爱犬的斗争,掏出一枚硬币向老板晃了晃,得到“自己拿”的授意后,转头把硬币摆在柜台,从冰柜里翻出一根老冰棍。

院子里的学生围着桌子坐成一圈,大部分在画屋檐,那是徽派建筑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少数几个在画远处的山,山上可能种了茶树,也可能种着竹子,反正隔得远看不清,铺上绿色就可以;一个男孩单独坐在门口,照着小卖铺老板的样子画人像。

五点一到,看上去比学生年轻不了几岁的带队老师进院子收作业,应该对练习效果还算满意,他边收作业边拍照,说要发到抖音。收起画笔的年轻人不像下午那样安静,叽叽喳喳地追问老师抖音账号,做好抢沙发的准备。

很快,注意力又被新的爆炸性消息吸引。“卖西瓜的那个奶奶关注我了,人家1700多个作品,5500多个粉丝。”原本围着老师加抖音好友的学生们,围到说话的女生边上,去看西瓜奶奶的作品。

村民的家经常成为画中物,村民也经常成为画中人,没有人觉得时刻被观察的生活有什么异样。太阳快要下山,村里的白发老人走到柴火垛边,把晒在那里的两盘辣椒搬回家,不到十米外,一个“画画的”正在加紧完成最后几笔。

老人没有回头看,全部心思都在辣椒上,丝毫不好奇对着她家画了好几个小时的陌生人,到底在画些什么。四十来岁的陌生人来自合肥,是一个中学美术老师,教人画画是他的工作,画画是他的爱好。暑假开始,他约朋友一起来屏山练习写生,谦虚地说自己只是画着玩。“业余时间画一画,平时也没有时间。”

如今的黄山市,古时候的徽州,山高林密,耕地面积极少,无法通过耕种来维系本地人口的生存。于是,徽州人开始往外走,把富余的商品卖出去,把稀缺的粮食买回来,他们比大部分同时代的人出发得更早,走得更远。

生意越做越大,到明清时期,徽商声名在外,成为古代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商派之一。

新安江里往来的船只曾经见证过这座古城的繁华,依山而建,依水而生。工业革命发生前的数千年里,水路运输是贸易最重要的经脉,借助着自然的力量,商品沿着新安江,沿着大运河,沿着长江黄河,以至沿着没有尽头的海洋被传递出去。

徽商走得很远,但物总比人走得更远。山地里种出来的茶叶和林地木材制成的纸笔,在一次次贸易交换中,抵达茶农和工匠们尚未听闻过的大陆。

和茶有关的贸易仍然是这座城市重要的收入来源。市中心的屯溪区,采购商和散客们跑到黄山茶城,从一家家挂着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和太平猴魁招牌的店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产品。

比起批发市场,黄山茶城更像小区,一楼是商铺,二楼是商铺店主们的卧室。傍晚,几乎每家店铺门口都摆着一张桌子,桌面上是电磁炉和调味料,变成茶城居民的简易厨房。想搭上话,最简单的方式不是问问有什么茶卖,而是锅里正炒着的是什么菜。

茶城最南侧的一间铺面外,店主正往翻炒中的鱼块里倒调料,香气在整片区域力压群雄。可惜炒菜的阿姨自己也说不上来锅里炒的是什么鱼,只告诉我说:“是别人送我的。”

春茶收购季已过,夏茶还没有上市,茶城里没多少客人,少了问询和讨价还价的声音,只有菜下锅时,发出呲啦的响声。每一个简易灶台,背后是一户居民;每一户居民,背后是山上的一片茶园。

茶叶被收购,运到全国各地,变成包装精美的茶包,或者变成奶茶店里的茶底,重新聚合成品牌。但在源头,除开张一元、小罐茶、谢裕大等少数几个品牌,大部分茶叶都没有品牌加成,维持着茶园—茶厂—门市的简单逻辑。用程诚的话来说,各地都还保留有很多家庭作坊式的小厂。

这和茶叶本身的特征有关。作为延续千年的商品,从古至今,和茶叶绑定在一起的是产地和品种,没有品牌可以独享祁门红茶或是黄山毛峰,这片山头和那片山头,这家茶园和那家茶园,没有本质区别。

它更类似五常大米、宁夏枸杞、中卫西瓜,是某种特定地域环境下的优质农产品,地域足以保障品质。但茶叶又和农产品不完全一致,它需要经历多重程序的加工,从鲜叶变为茶叶,意味着它拥有被品牌化和规模化的空间。

未来,黄山茶城也许会拥有更多类型的茶制品,让曾经给徽州带去辉煌贸易史的茶叶,重新赋予黄山市经济发展机遇。

寻找一座茶园

在黄山市屯溪区游荡的那几天,听出我外地口音的当地人,总会反复询问我两句话。

第一句是:“来黄山旅游的?”当我告诉他们自己来这里出差时,紧接着又会被问第二句:“那是做茶叶生意的?”

时代几经变化,曾经的徽州府如今变成了徽州区,过去的一府六县,分别被划入安徽省黄山市和江西省上饶市。从行政区划来看,过去的徽州已不复存在。

但徽州的建筑、习俗、物产、文化,仍在新安江两岸留下顽固的痕迹。其中最显著的,是随处可见的徽菜,和本地居民对于茶叶的熟识。

发现目的地是黄山茶城后,司机李师傅反复在路上提醒我,茶城里的茶叶有好有坏,外行人分不出来,买的时候要小心。所谓好坏,主要体现在采茶的季节。“茶叶有春茶、夏茶和秋茶,春茶是最好的,夏茶和秋茶生长过程中都要打药,不然长不出来。茶城里面主要走批发,你要不是专业搞这个,根本看不出来的。”

品茶几乎是当地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李师傅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采茶炒茶,即便长大后从山上搬下来住在市区,不再从事相关行业,喝茶的习惯依旧保留下来。

但如果非要进行拆解,分析个一二三四,李师傅也说不出来:“茶是要品的嘛,茶叶好不好,这个拿水一泡下去,看它的颜色、叶子的形态,就什么都知道了。”比起技能,品茶对于老一辈黄山人来说更接近本能。因此她只能告诉我一些通过客观条件筛选的基本原则,例如高山地区的茶叶品质最佳;春茶、夏茶、秋茶中,春茶风味最佳;黄山地区所产的春茶中,又以清明前采摘的春茶品质最好。

李师傅说,以前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种茶炒茶,在宅前屋后的空地,或是附近的山头,可以种茶的区域被一片片分给各家人家。一直到现在,郊区的农户还保持着种茶炒茶的习惯,每年春茶上市的时候,市区居民就会找还在种茶的亲戚购买,或是去山里农户家收茶。

李师傅自己搬来市区,不再像父母一样守着茶园,更多年轻人则去周边的大城市闯荡,南京、合肥、杭州、上海,都是黄山年轻人最常选择的目的地。随着年轻人不断涌向大城市,黄山的种茶传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现在好多都荒掉啦。”车程接近终点,李师傅好像想给种茶的故事收个尾,加速把语境拉回当下,“以前大家各自分到一块(山地)种茶,一点(地)都不肯放过的。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出去了,慢慢有些就荒掉啦。”

为寻找许锦梅记忆中随手抓一把茶叶就能带回家炒茶的茶山,我从黄山市中心的屯溪汽车总站出发,坐着小巴一路向北,前往她口中的“黑多”县。

正如很多当地人所说,黄山市政府所在的屯溪区几乎是整个黄山市仅有的平原地带,小巴刚刚驶出屯溪区驶入休宁县内,几乎立刻就切换到山路模式。窗外景象迅速从城郊的工厂和民居,切换成了望不到头的群山和澄澈的蓝天白云。

黄山市下辖的三区四县,几乎都被用来给茶叶命名。屯溪绿茶、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古黟黑茶、歙县大方茶、休宁松萝,外加以黄山区旧称太平县命名的太平猴魁,整个黄山地区,甚至可以制作出自己的茶叶地图。

名字替代品牌,浓缩了茶的产地、品种、制作工艺,成为地域和茶叶之间共用的标识。例如茶学专业研究生马丹妮告诉我,红茶、白茶、绿茶、黑茶等的茶叶类型其实不取决于茶树的品种,而取决于制作工艺,同一片鲜叶既可以被制作成红茶也可以被制作成白茶。

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鲜叶,各自有最适合的制作工艺,哪怕只有一山之隔,祁门县的鲜叶更适合做成红茶,休宁县的松萝更适合做成绿茶。这是祖辈们从遥远的过去就开始掌握的经验,经过代际传承后,经验被写进名字里,成为茶的一种代言。

开往黟县的小巴车有些老旧,原本每张座椅背后都贴着恒大的楼盘广告,可能是因为恒大最近深陷烂尾楼风波,小巴座椅背后的恒大广告被一张“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的标语遮盖了关键信息。黄色标语和蓝色广告,在并不宽敞的空间里形成几十组鲜明的对比色,占据每一个乘客的视野。

领座的大姐赶在发车前最后一分钟上车。司机师傅一边朝着候车室大喊“黟县还有没有了,黟县马上出发了”,一边关上车门准备启动,大姐艰难穿过摆在过道横七竖八的行李箱,在能够抵达的第一个位置坐下。

于是我们成为一个半小时里短暂的同伴。

同伴大姐家住西递,那是一个5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一个乡村。游客一般都乘坐旅游大巴,从黄山市区的高铁站直达景区门口,而大姐回家需要从屯溪总站坐小巴到黟县汽车站,再转一趟公交回到村里。

听闻我是来黟县找茶叶的,大姐热情地向我推荐县城里的一家茶厂,具体到从哪个地方下车,从那条路走过去,再绕到哪个标志性建筑的后边。村里面家家户户都会种茶,只是茶叶不对外出售,每年春天收完鲜叶,自己炒着吃。

大姐口中的炒茶,就像炒花生米一样简单。对于“为什么这里好像人人都会炒茶”的疑惑,她也显得很疑惑:“怎么用学呢,不用学的,看一看也看会了。”那些“看一看就会炒”的茶叶,当地人叫做炒青,就是青色的叶子被炒一炒的意思。“哦,炒青就是绿茶,我们这里人叫炒青。”

在当地人口中,炒茶虽然简单,却是个很辛苦的工作,年轻人大多不愿再过父辈们的生活,李师傅口中的乡村图景得到验证。大姐的两个孩子都下了山,和李师傅一样去城市里工作,近一点那个的在隔壁县城,远一点的那个去了南京。

这不是什么特例,用大姐自己的话说:“村里小伙子也没有了,大姑娘也没有了。”留在村里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种一点茶和其他农作物,在谷雨到来前把鲜叶摘下,炒几锅茶自己喝,或者寄给搬去城里的孩子。

汽车到站后,大姐继续在客运站等着回村的公交,而我却放弃了寻找茶园的执念,一个半小时的山路证明,寻找一座茶园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准确来说,不是茶园坐落于黄山的某个区县,而是黄山的三区四县坐落于茶山的包围中。从前这个地方还叫新安、歙州或者徽州时,茶树就长在山头,长在门前屋后,改变的只是行政区划、制作工艺、售卖方式,而不是茶本身。

程诚、许锦梅、李师傅以及短暂同行的西递大姐,当然都说不清楚祖辈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种茶,又是怎么学会炒茶的了。五百年多前修订的《徽州府志》,也只笼统地把茶和金银铅列在一起,作为徽州的主要货物来介绍;再往前,唐代官员张途在祁门修缮水利时写下《新修阊门溪记》,意外记述了当地茶叶产业的繁荣:“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

至于当地居民从何时开始志业于茶,花了多久让从业者扩展到十之七八,已无更多史料可以考证。

留在山里的人依然沿袭着祖辈们种茶炒茶的传统,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再以此谋生。茶树会出现在任何适合种植的地方,宅前屋后,或是不远处的山坡,和辣椒、毛豆、茄子、莴笋们呆在一起。我开始理解抵达黄山后的某种微妙感受。和每一个黄山人讨论茶树和采茶时,他们都会流露出“不都是这样吗”的神情,似乎觉得这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我才恍然,问他们采茶是什么感受,就好像别人问我从院子里摘了一把葱是什么感受。千余年种茶的传统,留到现在的不止有满山的茶树,还有当地人对茶的习以为常。

在黎阳老街的一家茶叶店,我遇到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她背对着门口,伏在桌子前,仔细地筛掉茶叶里的粗枝。十几年前,她从另一座城市退休,到黄山包下一座茶园自己种茶,又在老街租下一间铺子打发时间。

察觉我在看她筛茶,她也没有要推销茶叶的意思,只是解释给我听:“现在筛茶都是用机器了,我是因为要送给朋友,所以再筛出一些好的。”店里没有什么特殊装潢,基本都是木制结构,只有一个铁丝笼子和老房子格格不入,两只花白的小狗躺在里面睡觉。

老人没有停下筛茶的动作,一边告诉我:“刚生下来就被丢掉了,养了两周才张开眼睛。”我跟她说,外边的晚霞很漂亮,她笑笑说:“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晚霞。新安江一路下来,十里画廊嘛。”

(本文中,李师傅为化名。)

本文源自刺猬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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