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特殊松紧带(36年前,万曼扯出了那个“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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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殊松紧带(36年前,万曼扯出了那个“线头”)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章咪佳

那个下午的昏暗角落里,一个结实的背影,蹲在那里,在四号油画肖像内框中,用麻毛编了一片结实而有表情的织片。

那是1985年,万曼先生第一次到中国美术学院(时称浙江美术学院)。

第二年,这个织片变成了十几件巨型作品,其中三件第一次参加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应当算是中国当代实验艺术第一次集体性地成功“入世”。

一开始,人们管这种艺术叫壁挂,后来改叫软雕塑,经过多年发展,今天我们又管它叫纤维艺术。

这不是一个称谓的随意变化,而是与这种艺术的自由发展相随相伴的认识深化。

“纤维艺术三年展”十年,杭州成为东方纤维艺术的中心地带,这条线索一直往上拉扯,源头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那张斯拉夫人典型的面庞,渐渐又清晰了:那天,一个精干挺拔的外国人, 步上新建成的工艺系大楼二楼的一个狭长的教室。在那里,有几个年龄不等的中国艺术工作者怀着新奇正等待着他。

穿着棕色的皮茄克衫, 留着东欧特征很强的胡须, 他显得很帅。

1.

他从法国来。

1984年,中国美术学院(时称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肖峰和油画系的蔡亮、陈守义老师,到巴黎国际艺术城拜访万曼先生,商谈法中两地艺术交流的计划。

让人吃一惊,这位旅法的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立刻切换语言,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话。

万曼对中国充满了感情。1953年,21岁的保加利亚青年马林·瓦尔班诺夫来到中国留学。“万曼”这个名字,是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时,中国老师给他取的。

1954年万曼进入中央美术学院预科,雕塑专业出身的他先在绘画专业学习油画,后来转入工艺美术系,学习图案及染织。

聊天时,万曼总说:“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肖峰调侃他:“你不是。”他说:“我是。”肖峰夫人、油画家宋韧说,中国女婿也是半个中国人。万曼非常骄傲:“是啊,我是半个中国人。”

1956年,万曼与央美的同学宋怀桂在学校礼堂举行婚礼。这是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的新中国第一桩涉外婚姻。

1959年,万曼与妻女一起回到保加利亚,在母校索非亚美术学院创建壁挂艺术系。1975年,万曼全家移居巴黎。

万曼说:“总理让我不要忘记中国。我在想,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雕塑、壁挂也是有传统的,但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影响。”

见到杭州来的艺术家,他非常兴奋,谈话间提起了一个心心念念的想法,希望在中国创建一个东方壁挂艺术中心。

万曼忘不了自己是如何被中西方编织艺术的魅力吸引,下决心由绘画跨入壁挂艺术行列的:1957年,万曼在中央美院陈列馆,看到了法国现代壁挂之父让·吕尔萨的一个小型壁挂艺术展。

当时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被这些作品深深地感染,创作思路受到极大的冲击。万曼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事业,现代壁挂。

而日后万曼设想的中国壁挂工作室,选址在杭州最合适不过了。

当年在中国学习时,他接触到了南宋精美的缂丝技艺和栩栩如生的表现手法,为之沉醉:“古代的中国人利用他们神奇的手,一针一线地编织出一种比当今电子技术还要完美和迷人的数学性结构。”万曼认为南宋时期的缂丝艺术,已经不仅是对粉本的复制工艺,而是具有了再创造的卓越成就。

当今的杭州,南宋的临安,正是中国历史上编织艺术最为辉煌的古都。

1984年,万曼先生用当时自己在国际艺术城期间创作的所有作品作抵押,在巴黎置换了一个工作室的永久使用权,供美院师生出国考察之用。

同年,万曼回到第二故乡中国。1986年,中国美院创立“万曼壁挂艺术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当代纤维艺术创作与教学的机构。

2.

壁挂研究所就在油画系和雕塑系之间。巨大的织机旁,总是有一堆国画、油画、设计各个不同专业的师生融融一堂。

图书馆大厅悬挂着巨型现代壁挂作品。在这里,师生可以与来自巴黎的现代壁挂、纤维艺术、软雕塑、装置以及行为、观念等现代艺术,进行无语言障碍的直接对话。

万曼的到来,正是美院风云际会之时:激荡的“八五新潮”时期,这所融会中西、放眼世界的学校,出现了现代艺术的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事件。

万曼对中国很理解,他将自己对现代壁挂艺术革命性的思维引入学院,宣告了一种大胆跨界的实验艺术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院体系中,这里成为一个当代艺术的策源地,一块真正的试验田。

“那时我们怀着对现代艺术的无限向往,聚集在万曼先生的周围,虔诚的心仿佛一张白纸,期待着万曼先生的开启。”1986年春天,染织系的青年教师施慧,被选为万曼的弟子之一。

万曼联合了浙江美术地毯厂的技术力量,邀请几十名工人在学校教大家编织技术。

“我很惊讶,麻毛在他手上能编织出这样一种肌理!”施慧第一次见到万曼工作,他坐在教室的一角,在一个非常简易的框架上,编织多种针法。

施慧小时候就很喜欢做手工,“但是看到这些小手艺活竟然也可以成为大艺术,觉得非常的震撼。”这个概念也是万曼带给学生们的:壁挂的变革,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艺术家自己亲自上机台进行编织。机台变成“一幅画布”,在上面可以很自由地绘画了。

就像当年万曼遇到吕尔萨一样,施慧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生要努力的方向。

1986年,万曼壁挂研究所

在教学上,万曼很注重激发学生对本土文化资源的热情,他引导大家对文字、青铜器、皮影戏、敦煌壁画等中国元素进行梳理和研究,发掘这些传统素材的当代魅力,将其转化为当代艺术的创作资源。

“我们用惊异的双眼扫描万曼先生的每一张草图,内心激动而忐忑。”施慧他们这批学生,在朦胧中感受到一种新的艺术时代就要到来的气息。

1986年6月至9月,万曼带领这几位学生,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深度的挖掘上起步,完成了9件竞选瑞士洛桑“国际壁挂艺术双年展”的作品。

洛桑“国际壁挂艺术双年展”,即由那位现代壁挂艺术奠基人让·吕尔萨倡导,在1962年创办。这个展览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现代壁挂艺术展事。万曼曾经在1966年、1968年,两次收到洛桑“国际壁挂艺术双年展”邀请参展,是洛桑全盛时代的代表艺术家之一。

当时施慧和朱伟合作,从对甲骨文的梳理和想象出发,编织一件与文字有关的壁挂作品。起初,施慧她们的打算将作品做成一张画的尺幅。但是万曼先生提出,要做成5.6米高,4米宽。“这个体量时我们都有点懵,因为刚学编织才几个月,担心这么大的作品怎么落地。”

“万曼先生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做’。他的性格是说得少做得多,不喜欢夸夸其谈或作秀,非常质朴。”

那个夏天,这样一件巨大的壁挂作品,就真的在创作过程中一针针、一线线地实现了。“人能形成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尺度感,这很重要。从此以后我不再害怕做大尺寸的作品。”

1986年的秋天,好消息传来:大家奋斗了一个暑假的壁挂创作,最终有3件作品——谷文达的《静·则·生·灵》,施慧、朱伟合作的《寿》以及梁绍基的《孙子兵法》——成功入选1987年第13届瑞士洛桑壁挂艺术双年展。这不仅是中国纤维艺术第一次登上世界舞台,也是中国当代实验艺术的一个整体,在国际艺坛上的最初亮相。

3.

从壁挂研究所成立到1987年参加洛桑壁挂艺术双年展,短短一年多时间,万曼使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美术学院认识了新型的现代壁挂艺术,还带领当时一批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投身于当代壁挂运动。

1988年10月18日,万曼带着壁挂艺术研究所这个阶段的一批富有创意的作品,到香港展出。

有一张照片,记录了非常动人的一刻:那天,在香港艺术中心大门外熙攘的人群中,一位东方面容的老人与一位西方面容的中年人,带着心定神怡的笑容并肩合影——

老人是林风眠先生,中国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的先驱和创始人。当时居住在香港的林先生已经90岁高龄,来参观中国美术学院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现代壁挂艺术展。

一旁的万曼先生50多岁,一手创立中国美术学院壁挂艺术研究所,并开创中国当代纤维艺术创作新潮。彼时,他正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打开了中国新一代前卫艺术家的视野。一切蓄势待发。

1988年,林风眠先生与万曼先生在香港艺术中心门口合影

然而一切又在1989年戛然而止。

春天的一天,万曼在研究所悬挂作品时从梯子上滑落。体检发现,他罹患肺癌。

1989年7月,万曼先生在北京去世。

朋友们后来回头想想,万曼在中国的日子太辛苦了,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壁挂艺术研究所。宋韧见过万曼在工作室里把长裤剪成短裤:“夏天非常热,当时也没有空调,(他)就这么挥汗如雨地工作。”施慧也曾经看见万曼为了提神,直接往嘴里塞咖啡粉。

1987年1月,万曼在美院的工作室创作《丝绸之路的遐想》

万曼还有太多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1988年,他开始筹划和准备自己的个人展览。在遗留的大量草图中,这些作品以强势的空间架构,营造出某种都市感的装置效果。

比如,万曼到杭州以后,从羊毛、麻等材料,转变到用竹子来做作品。他还发现了松紧带这种材料,准备把它们发展出一种新的语汇。他在尝试一种新的跨界:从壁挂艺术经典性的“和谐”,跨向当代生活的尖锐矛盾,由此来关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困惑,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

学生们在整理万曼先生的笔记时,发现先生的内心酝酿着一个更大的计划:他在1986年为壁挂研究所做的六年发展规划,从制作生产、课题研究、实验创造的多个角度,来思考壁挂艺术的创作与拓展。也就是说,今天流行的“产学研”,万曼在近40年前,就开始探索实践了。

万曼先生对壁挂艺术教育结构设计的手稿

4.

万曼先生去世后,好几位当年的学生一直继续在从事纤维艺术创作。2003 年,中国美术学院在雕塑系开设了“纤维与空间艺术工作室”,施慧作为工作室主持人。

和万曼先生的风格一样,这个代号“第五工作室”的团队,在2003年开始的近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声响。外界看来,他们的创作似乎处在边缘位置。

直到2009年,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特邀第五工作室的教师、特邀艺术家、历届学生共48位艺术家,在整座美术馆展出了他们的69件作品。

这些利用各种纤维与软质材料,结合空间的创作与教学实验,让艺术界震惊。

施慧说,这十年大家一直在默默耕耘。

再经过两年的酝酿,以及对2011立陶宛考纳斯双年展和2012年曼彻斯特惠氏画廊“线”展览的考察,第一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的计划终于在2012年正式启动,总策展人为施慧。

2013年,首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巨星,它的格局多元、当代、生机勃勃:

现代纤维发展史中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波兰女性艺术家玛格达莲纳·阿巴康诺维奇的《红色阿巴康》《橙色阿巴康》里,传统形象中素色的麻毛,正以强烈的颜色,把整个城市都点亮了。在阿巴康手里,平面的编织转变为悬停着的立体雕塑,它们不仅具有形状,还具有“皮肤”和“身体”,充满了生命和能量。

玛格达莲纳·阿巴康诺维奇作品《红色阿巴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约瑟夫·博伊斯的作品在另一头。1943年,身为德国空军飞行员的博伊斯,驾驶的飞机被击落在在苏联领地。他被当地鞑靼人救起后,用毡毯和动物油脂包裹身体保暖救治。后来成为艺术家的博伊斯,有许多作品运用了这两种元素:它们承载着强大的能量和人生的温暖;也有对社会政治文化反思的立场和社会责任。

约瑟夫·博伊斯作品《是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否》

中国当代纤维艺术家中的后起之秀尹秀珍,当时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活跃。她认为“衣服”是人的第二张皮,从1995年开始用旧衣服作为材料和元素,把三十多年来穿过的衣服用混凝土封在了她父亲亲手所做使用 了很多年的衣箱中,创作了参展作品《衣箱》。

当年参展艺术家中最年轻的80后艺术家王陶然和武文雯,将最廉价的垃圾袋和最精细的手工刺绣相结合,把象征纯洁优雅的莲花图案,绣在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注定接受人类消费的废弃物上,带给它超越以往的价值,引发观者的思考。

王陶然 武文雯作品《融合》

不同年代、地域的作品,穿越时空,在杭州交错、编织成一张网络。十年里,每一届“纤维三年”展风格各不相同。这场展览,正在成为公众的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方法和一条道路。

5.

万曼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也是90岁了。

有一件趣事:1987年11月,旅法艺评家费大为带着让·于贝尔·马尔丹先生来中国考察,他们正在准备策展“大地魔术师”——这场1989年举办的展览,被看作是首个真正的大型国际性当代艺术展。

那天他们在中国美院时,走到壁挂研究所,碰到了万曼。他们两个人互相看了看,都觉得对方像是外星人——当时在中国,一个西方人看到另一个西方人,会觉得非常奇怪。

万曼用法语问马尔丹:“你哪儿来的?是记者吗?”

“不,我不是记者。”马尔丹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事实上,我是刚刚被任命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馆长。”

万曼非常吃惊,当时来中国考察当代艺术的西方人非常少。

“那您来中国做什么呢?”马尔丹也好奇得很。

万曼谦虚地说:“我来这边教一些学生做壁挂。这里非常好,这里的学生和西方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工作非常勤奋。”

后来他们交谈得非常好,“大地魔术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多元,开放,跨界,这里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在1988年的那张照片中,90岁的林风眠先生在微笑,施慧说,“那是一种祭奠者的微笑。”同样,面对由最初的万曼壁挂艺术研究所生发开来的别开生面的艺术场面,万曼先生也将微笑,一如那种祭奠者的微笑。

参考文献:

施慧 高世名主编《万曼之歌——马林瓦尔班诺夫与中国新潮美术文献集》

施慧《怀念导师万曼》

施慧《实验、批判与诗——写在“第五空间”展览时》

黄燕《中国当代纤维艺术的摇篮——万曼壁挂研究所》

许嘉《纤维,作为一种眼光——2013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

林昶汶《万曼1986-1989年创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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