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颜色膜(文苑翰墨——古代书画中的文房用具)

Posted 202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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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颜色膜(文苑翰墨——古代书画中的文房用具)

石钊钊

古人常称书房为“文房”，其中陈设清雅。文房清供本是文人书写工具，在千年的流传中逐渐形成代表文人审美意趣的书房陈设。这些“尚意”的形象与表达在历史的洪流中记载甚少，但绘画的“记录”功能使得今天的我们可以一窥古代文房的清雅样式。

早期华夏文明中，文房用具多是记录生活。当图绘记事应运而生，画与书也就成为文明的载体与标志。早期文字除书与布帛外亦多契刻，而刀与笔的出现，则推动了图画向文字的发展。传说毛笔由蒙恬发明于战国，但从书写痕迹看，殷商时期已经可熟练运用毛笔在甲骨上书写文字。墨与朱砂作为早期颜料的代表，皆取自天然，甲骨文中就有墨书一类，虽出土较少，但也证明当时墨的应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曾伴出毛笔与墨丸，墨丸墨色乌黑透亮，墨性浓黑光洁，是现存最早的块状合成墨。从“刻于骨甲”到“书于竹帛”，笔墨的应用与文字的发展皆在商周时期发生了质的飞跃。

纸张的出现早于传说中的东汉蔡伦造纸，1957年西安出土的灞桥纸是西汉武帝时期纸张遗物，是我国最早的植物纤维原料纸。纸质粗糙，表面也不够平滑，虽不易书写文字，却将“蔡侯纸”向前推进了一个世纪。

(汉) 墨丸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砚是基于墨的发展而生的，将合成的墨精细研磨、去除杂质，才能将书写文字的墨色与墨性表达出来。据《西京杂记》考，时至汉代砚即已出现，隋唐以后随着制砚技术的改进与文人需求的增强，砚已不单单是研磨墨丸的工具，更多成为文人雅士玩赏、收藏之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受西来风格影响的转变期。南朝文人的清谈不羁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边地风情相互碰撞，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类型多样而繁荣。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3号墓的墓主人生活图纸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六国时期纸画，由六块大小相近的纸拼接而成，纸质厚实，呈土黄色。画面横向展开，依次绘出行图、墓主休憩图、庖厨图。画中颜色鲜艳浓丽，笔触已出现中锋、侧锋之分，可见此时的毛笔笔头应有较长的笔锋。

(东晋) 陆机平复帖 (局部) 纸本墨笔纵23.7厘米横20.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相较于纸本绘画资料的稀缺，晋唐时期的书法名作与名家则是中国书法史中最灿烂的篇章。纸张代替绢帛用于书写，大体源于魏晋时期，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世称“墨皇”。《平复帖》凡九行，为陆机问候友人手札。全幅以麻纸为地，虽因纸面损伤而散失部分字迹，却可见晋唐纸本艰涩的本质。其中墨书介于章草、今草之间，字体犹存隶意，却不似隶书波磔分明，左右翻飞间可见全以硬芯笔写成，虽秃笔枯锋却尽显贼毫，是隶草演变过程中的代表书作。

(晋)王珣伯远帖(局部) 纸本墨笔纵25.1厘米横17.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王珣《伯远帖》与前文《平复帖》为现今仅存的两件晋代名人书法。“书圣”王羲之并无真迹传世。王氏一门世代擅书，仅族侄王珣有此短笺留存，风神俊朗，潇洒流利，行草用笔之精微，可谓稀世之珍。清高宗乾隆皇帝对此帖也倍加珍视，以侧理纸装裱并御笔亲绘木石图以表珍爱。侧理纸是魏晋名纸，晋王嘉《拾遗记·晋时事》：“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理，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以为名。”可见魏晋名纸对当时书法名作的出现确有不少辅助。

晋唐时期，随着家具由低矮的坐具向胡床、胡凳的发展，原本的书写方式也配合坐具的变迁而不断更新。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东晋《女史箴图》是顾恺之传世画作中样貌最忠实的一本，此作虽被认定为唐代摹本，但画中仍然忠实记录了东晋时期各类名物图像。《女史箴图》是晋人张华以历代贤妃事迹撰文，讽刺惠帝时贾后专权，并借此教育内廷妇而作的“苦口陈箴、庄言警世”名篇。卷尾女史双手执笔于手卷，正表现了此时毛笔硬挺适于持卷书写的习惯。

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卷则向我们呈现了不同于顾恺之的北方绘画风格。此作虽为宋摹本，但仍保持画作原貌。北齐画家杨子华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车马画家，笔下骏马生动传人，曾引起观者在夜间产生听闻马声嘶鸣的幻觉,被称“画圣”。北齐世祖高湛在位时（公元561—565年）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供职宫廷，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成为当时北齐宫廷御用画家。他所画人物形象丰满圆润，融合胡风的健硕体态，有别于顾恺之的“秀滑清丽”，画风影响唐人，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此作所画为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十一人负责刊定国家收藏的《五经》诸史的情景。图中胡床之上可见清晰的辟雍砚。《礼制·王制》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类宫。”辟雍源于早期太学建筑，为天子讲学之所。东汉蔡邕《明堂丹令论》载：“取其四面环水，园如璧，后世遂名璧雍。”魏晋南北朝砚中，有带足圆盘形最为流行，此砚砚池围绕砚堂，如辟雍环水，故名“辟雍砚”。早期多流行三足或四足，南北朝则演进为五足到十足不等的珠足砚、辟雍砚，到了隋唐时期则发展出圆形多足的辟雍砚。

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三希”中，除《伯远帖》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亦为佳作。此帖为王羲之写予“山阴张侯”雪后问安的短札。虽为唐人摹本，却因使用“影拓”技法而忠实保留了王羲之作品面貌。“影拓”原以唐代硬黄纸双勾摹拓而成，硬黄纸以白纸经黄檗染潢可驱虫，再浸蜡捶打，质地透亮而光滑；双勾摹拓则将原本中的字迹细节逐笔精摹，形成与原作一致的笔迹。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记：“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辟蠹。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影拓”除传世王羲之诸多摹本外，另有辽宁省博物馆藏《万岁通天帖》（王氏一门书翰帖）为代表。此本中，除将原作笔墨摹拓廓填外，还以乌丝摹除原本缺损虫蚀之处，成为研究王氏一门书帖面貌的一手资料。

(唐)禹受洛书传说图甘肃敦煌藏经洞出土〔英〕大英博物馆藏

除唐代书法外，唐人画迹亦见有文房用具。敦煌藏经洞中曾出土《禹受洛书传说图》，相传文字尚未发明前，伏羲氏因治天下有道，目睹“龙马”背负河图并从中得到阴阳、四象、八卦的启示。此画为残本，另有禹受洛书段残，画中伏羲身着冠服，手持笔、卷，面对高大的龙形马蹄异兽，奋笔疾书，火光熊熊，可见早期执笔手写之姿。

除站立书写外，唐代亦出现伏于低矮几案书写的形象。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局部）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唐王维《伏生授经图》是现存争议最小的王维画迹。图中描绘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博士伏生将《尚书》藏于壁中，至汉初年伏生已年过九十，文帝派晁错求学《尚书》二十八篇的故事。画中伏生虽年迈体弱，仍伏案不倦，双手展卷指证，似在向画外之人讲授《尚书》。面前八曲足几上可见用完搁置的随行砚与毛笔，座下蒲团前方另有手卷与小罐状砚滴，另一侧则放置已经用经帙打包好的手卷。画中随形砚状如天成，只中心砚池微凹，墨色黝黑，下侧辅以木架承托，足见此砚并未过多雕琢，全取自然之美。本卷曾藏于北宋宣和内府，足见画中所见应为宋前之物。

晚唐时期，随着坐具与几案的逐渐增高，书写的习惯与形态也愈发趋于现代。大英博物馆藏《地藏十王图》是根据唐《地藏十王经》所描绘。画中地藏菩萨头戴僧帽，双手执禅杖与宝珠，半跏坐于石台之上。左右随侍专司善恶记录的善恶童子与十殿阎王，前景画崔判官、僧道明、狮子、持笔吏，牛首狱卒正押解戴枷魂魄在镜前观看生前杀牲之罪。画中十殿阎王侧身相对，桌案已改为高足方桌，并装饰帷幔案裙，桌上除判生死罪福的书卷外，另可见置于案侧的箕形砚。箕形砚又称“箕斗砚”，形如畚箕，又因砚尾外撇似“风”字形而名“风字砚”。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唐代。

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卷（局部）绢本设色

五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政权分裂，百家争鸣，孕育出了丰富的艺术流派，这其中对北宋艺术的影响尤为深刻。南唐最为风雅，皇帝不仅是艺术的赞助人，更是艺术的追求者。周文矩是南唐时期较负盛名的人物画家之一，后主李煜在位时（公元961—975年），任翰林待诏。笔下人物、佛道绘画皆精。《文苑图卷》是传世周文矩绘画中极为精到的一件，此卷原为《琉璃堂人物图》内容后半，全卷应绘唐代诗人王昌龄诗友琉璃堂厅前诗会场景。画中文房概览，松下一人卧于石台之上，执笔托颌若有所思；面前童仆正手执墨锭，在砚堂中悉心磨墨。卷尾二人捧卷品读，身后都篮似为文具盒，颇为引人注目。

纸墨之于书法，以南唐李廷墨、澄心堂纸最为著名。南唐李超、李廷父子所制之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多制于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北宋灭南唐后，廷墨便输入内库，成为宫廷珍藏，至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更是“千金易得，李氏之墨不可得”。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存世唯一李廷制“翰林风月墨”，长方略薄，满布断纹，墨面黝黑如漆，正面有泥金草书“翰林风月”四字，背面朱书三字已不可辨，可谓稀世之珍。

(北宋)蔡襄澄心堂帖纸本墨笔纵24.7厘米横27.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曾给友人写去一封短札，委托搜寻南唐名笺——澄心堂纸。澄心堂纸为南唐后主李煜设局令承御监所造御用纸，因藏于澄心堂而得名，相传其质“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欧阳修、梅尧臣、蔡襄等人皆赋诗语赞。蔡襄《澄心堂帖》纸质缜密光洁，很可能就是蔡襄用来作为让受信人搜寻澄心堂纸样本。此时蔡襄年五十二岁，用笔庄重，结体端正，笔墨体态雍容，可谓其晚年崇尚端重书风的代表作。

佳纸名墨滋养下的南唐画院可谓人才辈出。王齐翰为后主李煜时翰林图画院待诏，工人物、佛道，兼擅山水、花鸟。现藏南京大学博物馆的《勘书图卷》是其传世名作，此卷除卷首徽宗赵佶瘦金书题名，更有苏轼、苏辙、王诜及金代史公奕等人题跋。巨大的山水屏风下，文士长须宽衣，闲来挑耳，侧对书案。案头横置文房笔墨，卷册堆积，架于砚池旁的毛笔墨色尚浓，应是表现勘校休憩之时。身后胡床堆满待勘卷册，更有难得一见的大轴，可见此时卷轴书画装裱已颇具规模。

（北宋）沈辽行书动止帖纸本墨笔纵二十七点一厘米横三十六点六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两宋时期，随着内廷文艺的发展，散于各地的文人阶层也逐渐进入士族、朱门的交际圈。雅集遍布，诗会品古的文人生活亦逐渐被宋代上层所接受，成为一时风潮。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北宋沈辽《行书动止帖》原是沈辽写与友人的问病短札。沈辽长于诗词，尤精书法。此帖用笔意气高古，字里行间神韵俊逸，极见功力。帖用水纹砑花笺，纸面洁白无瑕，字迹犹如浮于流水之中，更显飘逸。苏轼《书蒲永画后》言：“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所谓“印板水纸”，应是沈辽此帖所用水纹砑花笺。宋钱康公《植跋简谈》曾载“蠲纸”，原为吴越（公元907—978年）顶替蠲赋的珍贵白纸。文房中所谓“衍波笺”或即为与水纹砑花笺相似的特种书画纸。

佳纸难得，尤以晋唐故纸、小幅笺纸最为少见。宋黄庭坚《审教帖》中曾有：“欲为索儿录数十篇妙曲作乐，尚未就尔。所送纸太高，但可书大字，若欲小行书，须得矮纸乃佳。”可见此时书写纸已分大小，随用就幅已经成为信札与书卷用纸的共同特征。

宋代随着文人赏石玩古意趣的生发，砚学也随之发展。古时用来研墨的砚台也成为镌刻文人题记的书斋风雅之物。《砚谱》载：“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墨、龙尾砚三物，为天下之冠。”传说苏轼极爱龙尾砚，曾多次赋诗赞美。黄庭坚亦有《砚山行》诗：“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青端州紫。”认为龙尾砚中的名品金星石，可比肩端州紫砚。作为藏砚名家的米芾，曾有《紫金研帖》传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讲苏轼曾借得米芾挚爱的紫金砚，因喜爱备至，临终竟“嘱其子入棺”。此紫金砚原为紫金石所制，米芾《乡石帖》记“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宝晋英光集》则云：“吾老年才得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下。”以紫金砚与王右军（王羲之）砚并峙，可见此砚品质之上乘。

北宋砚有陶、瓷、石、木等多种材质，体积精巧者仅数寸，大者盈尺。蔡襄《致彦猷尺牍》中曾讲：“大研盈尺，风韵异常，斋中之华，繇是而至。”足见北宋巨砚之冠。宋徽宗赵佶《文会图轴》描绘唐太宗时期十八学士，意在称颂当朝人鼎之盛，文治胜唐。娑罗树后石台之上，可见笔墨砚台，旁有古鼎相佐，正是宋代文人崇古的表现。

宋薛绍彭草书大年帖页故宫博物院藏

南唐时已颇为珍贵的李廷墨至宋时已近失传，此时佼佼者为张遇墨。蔡襄曾记：“世以歙州李廷为第一，易水张遇为第二。”张遇、孙处厚皆为制墨名家，并以煤代松烟，将制墨技术变革。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魏公苏颂同修国史，御赐即为“承晏笏挺双脊龙墨、张遇丸墨、澄心堂纸”，神宗曰：“禁中自此少矣，宜宝之。”可见内廷所藏张遇墨亦珍贵。故宫博物院藏宋薛绍彭《大年帖》是写予北宋宗室、画家赵令穰的一封短札，薛、赵两人皆为当时著名藏家，文中薛绍彭希望借观赵氏所藏李承晏、张遇所制名墨，若是真品愿以薛氏自藏王羲之《异热帖》交换，也足见当时张墨之贵。

北宋米芾行书珊瑚帖页故宫博物院藏

笔架又称笔格、笔搁，原为使用过程中为防止笔头散乱而放置蘸墨毛笔的工具。晚唐罗隐《咏史》中即有“徐陵笔砚珊瑚架”语，至宋代以珊瑚随形为笔架者多见，《珊瑚帖》是北宋米芾唯一传世画迹，只见帖页左侧信笔写珊瑚一枝，虬曲自然，浑然天成，“三枝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明杜堇《伏生授经图》画伏生教授晁错《尚书》二十八篇的故事，画中晁错奋笔疾书，案头所置即为山座珊瑚笔架。笔山亦作研山，除与珊瑚笔架组合外也可单独使用，宋代鲁应龙《闲窗括异志》称其“远峰列如笔架”，米芾就曾藏宝晋斋研山与苍雪堂研山。至元明时期，研山已不仅为实用笔架，也为文房微缩山水陈设之一，与赏石、写景相融，成为案头独特风景。高濂《燕闲清赏笺》记：“余见宋人灵璧研山，峰头片段如黄子久皴法，中有水池钱大，深半寸许，其下山脚生水，一带色白，而起砢若波浪然，初非人力伪为，此真可宝。”明吴伟《武陵春图卷》中亦见此类山形笔架、板砚与小罐形砚滴。

(明)杜堇伏生授经图（局部）绢本设色纵147厘米横104.5厘米〔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宋代文人嗜好燕居，常有数本消夏图传世。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人《槐荫消夏图册》为个中翘楚。画中文人高枕于山水屏风之下，怡然安睡，卧游江山，身后桌案陈设多足砚、经卷包袱与斑竹毛笔、宝字形笔架。此类笔架多实用器，吐鲁番阿斯塔纳206号唐墓曾出土木笔架即如此物，只两侧支架不外撇。画中桌案左侧另置一四足鱼形金铜砚滴，此砚滴身为鱼形，下安四柱足，犹如异形四足鼎，盖顶上有长管状口，应是以手按压流入空气，以此控制鱼口处流水速度的装置。古代砚滴重在精准出水，唯此才能保证墨汁颜色浓厚。前文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卷与《武陵春图》卷中所见砚滴，则为较普遍的小罐形。

(宋)佚名槐荫消夏图(局部) 绢本设色纵25厘米横2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笔洗亦盛于宋，黄庭坚《致公言通直执事尺牍》中言“本往乞一小盂子，研旁洗笔”，可知此时砚旁已陈设笔洗盛水专门清洗毛笔。宋代名窑瓷器中多见笔洗，尤以汝窑记录最为全面。乾隆皇帝为了记录他的古物收藏，曾特命清宫如意馆画师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和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两度绘制铜、瓷器图册，其中《燔功彰色图册》与《埏埴流光图册》就是瓷器图绘。《燔功彰色图册》中录入两件汝窑，其一为宋汝窑舟形笔洗。而收录在《埏埴流光图册》中的则是宋汝窑磬口洗及宋汝窑舟形笔洗。对照传世文物可知，《燔功彰色图册》所绘的宋汝窑舟形笔洗内底“中有如意暗花二，底微坳，有三钉”，应是现藏英国大卫德基金会的北宋汝窑青瓷椭圆洗。

文房清供本是文人书写工具，在千年的流传中逐渐形成代表文人审美意趣的书房陈设。这些“尚意”的形象与表达在历史的洪流中记载甚少，但绘画的“记录”功能使得今天的我们可以一窥古代文房的清雅样式。文房本为书写与绘画服务，流传千年后却已成了绘画、书法所记录的名物史的标志。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全文原刊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第33期，澎湃新闻转刊时有编辑。）

责任编辑：李梅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