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环氧砂浆(甘肃的“张謇”牛载坤——景 生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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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环氧砂浆(甘肃的“张謇”牛载坤——景 生 明)


牛载坤(1886-1934年)字厚泽,甘肃省康乐县(原狄道县即临洮县西乡)八松庄人,在他48岁的短暂人生历程中,为推进甘肃实业、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被同仁尊称为“牛八松”;因为亲自在兰州街头示范推广毛线编织技艺,被群众敬奉为“毛袜祖师”,当时的新闻媒体则称赞他是“甘肃艰苦卓绝之实行家”;因为爱民如子、为民请命,被他短暂任过县长的民勤百姓爱称为“牛爷”。由他和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开启的康乐、南通两地相互交流学习的传统,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在发扬光大,延续着张牛两家纵横东西、跨越百年的奇缘。 甘肃理工大学校园内的牛载坤塑像

回顾历史,人们对牛载坤的定位是甘肃的“张謇”,其主要依据就是他在贫瘠落后的甘肃,竭尽全力地实践了张謇“父教育,母实业”的“实业救国”主张,其实践精神与张謇有过之而无不及。牛载坤在甘肃创办新式书社、学校,传播科学民主思想,培养新人,移风易俗,给闭塞保守的甘肃带来了新文化的鲜活气息,开风气之先;他关注国计民生、重视科学技术,学过、干过地图测绘、银行簿记、办学教学、救济灾民治病防疫、毛线编织、水利工程、防沙植树,机器制造,汽车修理,著有《发展甘肃实业教育规划书》、《水利之研究》等研究性文稿,其艰苦创业、苦干实干,开拓创新的精神,科学研究精神,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直至献出生命的奉献精神,既是甘肃精神的典范,也是当今甘肃建设乃至西部开发所极为需要的宝贵精神。

家 世 昆 弟

八松牛氏祖居康乐老树沟(今康乐白王乡),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河湟一带发生变乱,史称“乙未之乱”,地方糜烂,时载坤之父牛遇林正当壮年,带着兄弟牛二及妻小逃难,先居鸣鹿胡麻沟,后居上洼地。牛遇林青年时曾读过书,因世道混乱,未能深造,深为遗憾,乙未乱后,离乡背井,一无所有,家计极为艰难,时常朝不保夕。遇林外家潘氏世居八松,家资颇丰厚,时常接济,得以渡过困难岁月。后经潘氏外家牵引,牛遇林迁居八松。

牛遇林文思敏捷,工书善画,见识深远,吃苦耐劳,毅力过人。卜居八松后,兄弟二人勤奋耕耘,新建家园,省吃俭用,供子侄辈上学读书,牛遇林四子一侄,全都读过书,这在当时当地、牛家那种家境下,是极不容易办到的。遇林性情温和谦让,善与人相处,与八松望族高氏、胥氏时相帮助,后又与高氏结为亲家,其子牛载坤娶高应学之女为妻。

1921年,牛遇林七十岁,时长子秉坤在新疆伊犁任县知事,侄子应坤在甘肃省府供职,载坤巳为陇上名人(当时号称“牛八松”),地方人士,子侄们为表达敬意,发起祝寿,其三子牛孝坤学生苏珍(字蕴泽,曾任省府督学)时在南通师范上学,南通师范校长张謇与牛载坤也有交往,苏珍恳请张謇写了寿字,遥寄八松。

民国十七年,河湟事变爆发,牛遇林病逝于逃难途中,终年七十九岁。牛氏举家迁居临洮县城内。

牛遇林共育有秉坤、振坤、孝坤、载坤四子。

1.牛秉坤(?-1929)字彝族,牛遇林长子,少年时念过书,光绪二十一年避难临洮,曾在衙门中供职,后上新疆,在迪化(乌鲁木齐)做生意,暗中参加同盟会革命活动,与新疆革命党人。甘肃同乡邓宝珊等过从甚密,1911年新疆伊犁革命党起义,响应辛亥革命,牛秉坤参加了伊犁起义。

辛亥革命后,牛秉坤在伊犁某县任县知事。其后,因杨增新上台主持新疆省政。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邓宝珊等逃亡帝俄,辗转回到甘肃,牛秉坤也于此后返乡。

2.牛振坤( ---1929)字时泽,遇林公次子,少年时上过私塾,精珠算,一生务农持家,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重视文化教育。1914年胥灵峰,牛载坤创办八松“树风学校”时,牛振坤曾任董事,对学校建设多所贡献。民国十八年,振坤被乱兵杀害。

3.牛孝坤( ---1913)字崇夭,与其弟牛载坤同为胥灵峰私塾学生,1903年,弟兄二人同榜考中狄道秀才(附生)。随后,设馆课徒。1908年,孝坤应鸣鹿关上洼地乡绅苏效汤(字鸣轩)之聘,在洼地滩设馆授徒,苏效汤之子苏珍即为此时学生。

⦁ 孝坤去兰州初级师范深造,上学期间,因病去逝。

4.牛载坤(1886-1934年)字厚泽,牛遇林四子。

5.牛应坤(?-1956)字耀泽,系牛遇林之弟牛二爷独子,临洮师范毕业,在八松树风学风学校任教多年。陆洪涛督甘时,在督军府任军职。陆去职后,应坤去青海碾伯(今乐都)税务局供职,1932年返乡家居,至解放后去逝。


求 学 与 抉 择

甘肃百姓贫穷落后的苦难生活,父兄重视读书教育,特别是早年的艰难求学之路刻骨铭心的感受,是牛载坤立志发展实业、教育的最初动因。

牛载坤七岁入本村胥应魁(字灵峰)私塾,聪明好学。1903年考中了狄道县的秀才(附生),1907年,清廷在兰州成立了文高等学堂,载坤即去投考,因路费拮据,不敢住店房,晚上在城隍庙廊檐下露宿,地上铺一张狗皮,头枕麻鞋,在街头备考应考将近半月,考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不幸接连遭受重大打击,先是母亲病逝,他强忍悲痛坚持求学,没有按封建礼制退学守孝,思想封建保守的校方则以他母丧不丁忧,有违“礼法”,予以除名。

失去求学资格,牛载坤无颜回家见父老,遂去新疆,寻找在那里谋生的长兄。行至酒泉,路费告罄,将所带一部视为性命的“四书”售出,得银九两,在大漠戈壁中徒步数千里,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到了迪化(乌鲁木齐),当时长兄秉坤尚在新疆西部的伊犁,他实在无力继续西行,只好在迪化找了个教书的职务,以维持生计。此时恰逢清廷要各省选派学员到京学习测绘,牛载坤考取了新疆保送资格,于1909年经俄国西伯利亚铁路转南满铁路到达北京,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测绘班学习。

北京是清王朝的首都,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民族灾难日趋深重、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情况下,各种救国思想交织传播,特别是暴力革命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牛载坤目睹了清王朝的衰朽腐败和国家的灾难,接触了各种新思潮,面临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

起初,他痛心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向往民主革命,曾苦练武术,暗中购得手枪一支,偷偷练习射击,准备响应孙中山号召,走流血牺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暴力革命道路。随即因为武昌起义爆发,局势变化,又经同乡杨汉公(字显泽)的劝阻,牛载坤深思抉择,转而认为要改变国家贫弱、人民贫困局面,应该着重办教育、兴实业、培育懂得科学技术的新式人才,开发资源,富民强国。其后又受东南实业家张謇等影响,遂抱定“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宗旨,身体力行,致力于发展甘肃地方文化、教育、实业,矢志不移。

1911年初,牛载坤以优异成绩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因甘肃与北京之间交通不便,陇海铁路尚未修通,乘车、马要走好几个月,道路险阻,在京留学的甘籍学生往往等齐一批,才能结伴同行。在等候同乡之际,他进入北京簿记讲习所攻读工商簿记学、银行等专业知识。10月,武昌起义爆发,道路阻隔,无法返乡;加之牛载坤认为要改变西北贫穷落后状况,应该向先进地区学习,多求知识,广开眼界,然后再回家乡,举办实际有益的事业,于是乘此机会约集友人到南方去考察学习。他们先后参观了南通师范、无锡师范、上海中学、商务印书馆、大生纱厂等学校、企业,大受启发。同时也结识了东南社会名流如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晚清状元,南通师范、大生纱厂创办者)、黄炎培(字任之,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浦东人,职业教育倡导者)沈恩孚(字信卿,苏州府吴县人,创办上海龙门师范,后任同济大学校长)、马相伯(江苏丹阳人,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后发展为复旦大学)、张元济(字筱斋,浙江海盐人,商务印书馆经理、董事长,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史量才(原名家修,江苏江宁人,《申报》总经理,近代中国出色的报业经营者)。

东南之行,从1911年末到1912年,历时约一年多,使他眼界大开,信心大增,特别是状元实业家张謇,对这位来自西北的热血青年寄予厚望,鼓励有加,热情的向牛载坤阐述他一贯倡导的“父教育,母实业”的救国、强国理念,“西部的建设与发展首先应重视教育。” 认为大力兴办地方教育是打破封闭落后状态的突破口。张謇“实业救国”的思想和实践对牛载坤等人启发很大。是年牛载坤二十六岁,在偏僻闭塞的甘肃,人们向来信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不相信年轻人,难接受新事物。为赢得人们的信任,牛载坤特意留起飘然长须,以示老成、稳重,以便争取父老乡亲的信任支持。


艰 苦 卓 绝 实 干 家

从1913年投身社会实践,到1934年惨遭军阀杀害,二十年间,在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军阀混战匪盗横行的险恶环境中,牛载坤筚路蓝缕,苦干实干,在发展甘肃实业、教育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一)发展新式学校教育

1913年初,牛载坤返回故乡狄道西乡八松庄,联络当地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的乡绅贤达胥应魁、苏效汤、范进忠、高文耀、吴邦贤、黎奠、潘树棠、田培荆、高文炳、马仲骐、线子丹、牛振坤等人组成校董会,牛载坤被推为董事长,筹集资金,倡办新学,发展地方教育。1914年在八松庄动工修建了教室九间,宿舍十四间,创办了高等小学堂一所,胥应魁为首届校长,定校名为“树风学校”,请南通师范校长张謇写了“树风学校”匾额和“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八字校训,张謇在跋语中写道:“树风学校请书校训,以昔所示于南通师范者赠之,南北学风庶有大同之一日。”学校经费来源,采取了学田学林办法,呈报当局批准,保证了学校经费。学校起初为四年制,随着学校规模扩大,1924年以后,改为四三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共学习七年。并分区创办风化初级小学十四所,从兰州等地聘请优秀教师任教,按当时教育部颁行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开设课程。牛载坤奔走于省内外,延揽优秀教师,采办教材及图书图书、仪器、标本、体育用品等,当时树风学校置有《二十四史》、文艺小说,教学参考书籍和各种挂图几千件(张),学参考书籍和各种挂图几千件(张),教学仪器百多种,还有风琴、亚铃、木枪、军乐器,日本造的儿童沅具等文娱、体育设备。牛载坤还动员、选派青年教师到南通师范、无锡师范等地进修提高,如去南通师范的有高抱诚、杨国沐、陈开家、潘殿华、师如镜、孙佩珍、王字之、王季笙、苏蕴泽等,去吴锡师范的有王巨镛、何大清等;去东南高等师范的有袁岩、田幼山、秦志仁等。他们大都学有所成,为桑样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树风学校当时的设备、师资、教学水平,可以说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因此学校越办越好。该校学生赴县、省参加升学考试,总能名列前茅。学校气氛活跃,学生能文能武,注重社会宣传,起到了移风易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作用,为以后康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年,树风学校因成绩突出受到省教育厅表彰,校长胥应魁升任甘肃省第三师范学校(在临洮)校长。

与此同时,牛载坤又在临洮联络杨明堂、石砥如、秦俊峰等,成立“劝学所”,宣传推广树风学校的成功实验,以“劝学所”为基础,在县城从改革旧学北校、西校、南校开始,逐渐向乡村发展,在临洮、会川等地先后办起了完小二十所,初小一百二十处,推动了临洮县文化教育的普及发展。

牛载坤在甘肃文高等学堂的同学水梓(字楚琴,榆中人,水均益祖父,曾任甘肃省教育厅长)也是一位热心地方教育的教育家,曾随黄炎培等人参加由民国政府教育部组织的考察团,赴欧美考察过教育;而牛载坤在参观考察中发现江南各省都有教育会的组织,超然于教育行政之外,不与政府争利益,但却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二人基于共同的理想和认识,倡议邀集甘肃教育界人士,于1916年筹划组建了“甘肃省教育会”,牛载坤任会长。后又筹款在兰州万寿官前修建了会所,以便作为全国各省教育会轮流开会交流经验的场所。他认为发展教育,必先培养教师,遂建议当局,除兰州原有一所师范学校外,在各主要县份先后办起了八所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推动了全省教育的发展。

(二)倡导平民教育、实业(职业)教育

为了鼓励贫民子弟入学,他和水梓拟仿上海“南洋公学”提倡平民教育之旨,在甘肃发展平民教育。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利用甘肃督军张广建贿赂官员的资金,在兰州小西湖购置校址,筹建陇右公学(今兰州八中前身)。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到1925年,陇右公学在他主持下最终落成,建起礼堂、教室,宿舍,即在小西湖贫民中招收适龄儿童两个班,开学授课。打下算以后续办中学。牛载坤还采购了杨、椿、榆、剌槐等树苗万余株,带领当地群众在校内外广为栽种,并修造了“水刮子”畜力提汲井水浇灌。陇右公学后来迁到中山林,称陇右中学和陇右小学,即现在的兰州市第八中学。

1917年,又请准当局,办起了“工艺传习所”,开创了甘肃工业教育的先河,后改为“甘肃工艺学校”,1919年更名为“甘肃省立工业大学”(即今甘肃省理工大学前身),牛载坤任第一任校长。

1918年,甘肃督军张广建派牛载坤赴日本考察实业教育,并出席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参观了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与高抱诚(字文炳,八松人)先生共同写成了《发展甘肃实业教育建议书》,呈报省府。

1926年冬,刘尔炘(字又宽,号果斋,兰州人,清末进士,牛载坤在文高等学堂时老师)负责兰州“八社”产业,让牛载坤担任“陇右实业待行社”社长。牛载坤根据自己办理济贫工厂的经验,办了“惟救工厂”,制做大批棉毛脚踏纺线车,招收兰市贫民纺毛线、织毛衣毛袜,扩大到织毛巾、栽地毯、褥子、做肥皂,给兰州市贫民特别是贫苦妇女开辟了一条谋求生活的道路。

(三)创办书社 传播新文化

1912年,牛载坤在上海参观商务印书馆,大受启发,对书馆编印的科学书籍很感兴趣。为推动甘肃文化教育事业,当时他就与商务印书馆订立购销合同。1913年春,牛载坤在兰州开设了正本书社(在今兰州市张掖路),冲破保守势力阻挠,出售宣传科学民主思想的进步书籍,它是“五四”以前,金城出售进步书报杂志的唯一书店,尤其是他一直坚持出售别人不敢销售的《新青年》杂志,传播新文化新思潮,传播“五四”运动爱国精神,在甘肃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在正本书社”院内,还有销售西药的“诚信大药房”和摄影的“镜真照相馆“,都对古老的兰州增添了新意。后来凡是到西部的社会名流、学者,多会慕名前来“正本书社”,牛载坤热情接待,畅谈己见,增进了内地人士对西部的了解。时任《大公报》记者、《西北丛编》作者林竞,在与牛载坤作采访交谈后,称赞他是“甘肃艰苦卓绝之实行家也”。

1923年,为推动思想革新,批判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牛载坤参加了临洮“高张结婚”问题论战,向社会宣传婚姻自主的观念。

(四)发展实业、创办银行

“陇中空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左宗棠语)

这正是长期萦绕牛载坤心头的苦痛。在早年参观南通棉织厂、大生纱厂时,牛载坤即留心于发展实业,根据西北地区盛产羊毛而毛织技术落后的情况,他立志发展甘肃毛纺织业。

十九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后期,左宗棠委托当时在上海担任采运局补用道的胡雪岩从德国购进60台织呢机,在兰州创办了甘肃呢织总局,这是当时甘肃省、乃至全国第一家引进德国先进毛纺技术的大型轻工业企业。清末民初,时局变幻,“甘肃织呢总局”因亏损而停办多年。

1920年,甘肃政商各界多方努力,“甘肃织呢总局”恢复生产,由邓隆(字德舆,甘肃临夏人,清末进士,曾任四川南充知府、甘肃省参议员)任“总办”(总经理),牛载坤任“坐办”(副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1921年,牛载坤又赴日本、朝鲜及东南各省考察实业。在日本访问参观了各地毛纺工厂,调查购置了小型机器和毛编物工具。1922年回国,为《申报》五十周年专刊撰写《五十周年来中国之毛业》一文,为沪上名流所赞许,认为是中国工业史之珍贵资料。在上海与实业界要人多次来往,专诚拜师学习毛织技术,颇有心得。途径山西大同,又购得瑞典式人力纺织机数种,带回甘肃仿造。普遍推广。大力提倡毛编物。改良羊种、羊毛等,在兰州辕门等地亲自示范,并在兰州师范上毛编物课,被群众称为“毛袜祖师”。

不久,牛载坤离开甘肃织呢总局,与白应泰奉命筹办甘肃省银行,担任协理,当时人们认为牛、白二人个性都很强,必然难以合作,但实际上牛载坤与白应泰都坚持秉公办事,相互配合很默契,银行信誉很高。

1922年,上海《申报》馆为了纪念该报创立五十年,应总经理史量才约请,牛载坤写了《五十年来我国之毛业》一文,发表于纪念专刊上,内容翔实、见解独到,得到全国工商界人士好评,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五)劝赈救灾 倡办医疗

1927—1930年,甘肃连续三年大旱,兵连祸接,俄殍遍地,灾民死亡达二、三百万。甘肃当局成立“赈务委员会”,派水梓和牛载坤为灾民代表,赴南京、上海呼吁救灾,经艰苦争取,国民政府终于拨出赈款赈济甘肃灾民;水、牛等人同时积极向社会各界劝赈募捐,募得赈款立即汇往兰州,衣物等品即雇汽车运往兰州,在兰州邓隆等人负责发放给灾民,并不时公布账目。奔走三年,又募得赈款十万余元,衣物无数,救活灾民不少。

1931年,南京遭受水灾,牛载坤又投入抢救灾民工作,在鸿泰岗举办灾民收容所,募集救灾物资,亲自驾小船给灾民散发食物衣服。对在加工食品时偷工减料和贪污救济现象,深恶绝,对作弊人员,严加申斥,不留情面。

滞留南京期间,牛载坤结识了教育家陶行知,参观了他创办的“晓庄师范”,看到学生自己动手盖房建校,灌输“生活即教育”、“做中学”、“小先生制”,体脑劳动相结合,校风朴实民主,非常钦佩。逐动员甘肃青年石德安(甘肃康乐县人,后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台和中(甘肃庄浪县人)和其大侄牛孝威入该校学习,筹划在甘肃仿效实行。

牛载坤热心公益,爱好科学,时刻关注人民疾苦。在赈灾工作中,他亲眼看到瘟疫疾病与灾荒饥饿一样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因此,在南京募捐期间,经氺梓介绍,拜名中医施今墨为师,苦学中医,以“不为良相,必为良医”自勉;不久,晓庄师范被蒋介石强行解散,牛载坤遂令其侄牛孝威(牛振坤之子)也跟施今墨学习中医,潜心苦学,多得真传。(1932年牛孝威返兰,任甘肃国医馆主治医师,后任副馆长、馆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受聘为张掖路同仁堂药店主治医师,兰州中医学院成立后,聘先生为学院教授。孝威先生以医疗为终生事业,救死扶伤三十余载,他精通医理,医术高明,尤长妇科,名噪省垣,有兰州三大名医之誉。因态度和蔼,关怀病人,被患者誉为“牛一笑”。)他本人也学有所成,能独立诊病,且精于医理。除中医外,他对制造疫苗、种牛痘以及兽医等学科都进行了研究,认为对西北大有用处,曾亲自参加剥牛解剖研究病理。

1931年初,中央国医馆成立,由焦易堂(陕西省武功县人,民国时期政治家)担任馆长,提出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力主中西药结合,拟定中医药发展方案。受焦易堂影响,牛载坤在兰州积极筹备建立甘肃国医分馆,为取得焦易堂协助,再去南京。行至平凉,行李财物被匪徒抢劫一空,只得返回兰州,因生计无着,由水梓推荐任省图书馆馆长,对图书保藏、借阅业务大力整顿。

经过不懈努力,1932年,“甘肃国医分馆”在省城天齐庙正式成立,牛载坤自任馆长,聘请名医权爱棠、柯与参、牛孝威为医师,开展门诊治病医疗活动和医务人员培训,在疾病防治,中医研究改进、保护市民健康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为此后兰州医疗卫生发展打下了基础。

鉴于甘肃远处西北,与内地交通路途遥远,且交通工具极为落后,陇海铁路尚未到达兰州,汽车很少,主要靠马车运输。要发展经济,加强与内地的交流,他认为追切需要改变交通面貌,因而亲自去汽车修理厂参观学习修车技术,拟为发展甘肃交通事业效力

⦁ 出任民勤县长

牛载坤很长时间内立志“实业救国”,以做事不做官自律,不入政界不当官,但在创办实业和教育事业的实践中,遭遇重重阻挠,遭受多次挫折,使他逐渐认识到掌握权力有助于实现理想。友人也向他建议:不要嫌官小,干一任县长,一展宏图,作出成绩,让人看看。由此,牛载坤改变了不当官的思想,慨然说:“中国不过两千来个县,有上两千来个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县长,领导群众实干苦干,还怕中国富强不起来吗?以中国之大难道还找不出两千来个好人吗?”当时靖远、民勤两县出缺,可以让他挑选。他认为靖远较富,离省城较近,被看作是肥缺,为政客们所鹜趋之地,而民勤地处边远,偏僻贫瘠,谋官者视为畏途,他认为可能少受省局的束缚,自己可以放手去干,遂毅然选择了去民勤。

河西走廊西段的民勤,受沙漠南迁的影响,风沙剧烈,气候干旱,粮食收成极薄,老百姓十分贫苦。1933年年6月,牛载坤出任民勤县长。下车伊始,立即走访各界人士和地方父老,勤求民隐,励精图治,凡事周密计划后,立即宣传鼓动,付诸行动。短短一年,导率民勤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初步呈现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局面。

兴办教育。他说:“现在军阀割据,国家多事,要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造就人才,为国家民族贡就终身。” 借东门外“杜公祠”作校舍,创办师范传习所,培育师资,督建西外乡、中外乡、泉山乡3所小学,普及国民教育,奠定民勤中等教育基础,办起了女子完小,使民勤教育逐渐上升为河西之冠。

兴修水利,造林防沙。从兰州聘请能工巧匠仿黄河水车,监制“水刮子”在全县推广;重视绿化,设立苗圃,制定造林防沙计划。引进榆、槐树种,发动学生和市民种植于城垣大街小巷。

兴办实业。创办毛纺织传习所,邀请外地技工,购买机器,就地加工羊毛、驼毛,为以后的惠民工厂初奠基础。

重视救灾。在县城建立义粮仓,组织骆驼队,杂粮入仓,平价祟出,解决人民生活。

重视医疗卫生。当时民勤天花流行,死者甚众,发动在兰子女亲友紧急购买牛痘疫苗,亲自种痘,扑灭天花;宣传新思想,大力提倡剪辫放足,移风移俗,革除陋习。

牛载坤在民勤举办事业,动员了在兰州的亲友子侄为之奔波,请教师、购树种、采办医药,举全家之力以效力于民勤百姓。由于他真心为民,办事认真,领导有方,措施得力,虽不满一年而功效大著。凡所提倡之事,均关系民众切身利益,而且身先士卒亲自带着人干;干一件,成一件,群众很快就得到了实惠,因此一呼百应,深受群众拥护。民勤百姓评说:“二百年来,还未见到这样好的父母官。”对他不称“县长”而亲切的称为“牛爷”。

可 怜 壮 志 成 噩 梦

辛亥革命以后的甘肃,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军、蒋介石势力渗透的不同时期,但始终没有改变军阀割据、匪盗横行的黑暗局面。

牛载坤为人耿介刚直,不畏权势,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以于谦的《石灰吟》为座右铭:“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一生清廉清贫,从不求田问舍,立志改变人民贫苦生活,而不愿助纣为虐,不肯与压榨人民的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因此屡遭黑恶势力迫害。

1925年,刘郁芬率国民军入甘。为了筹措军费,向银行“借款”。

牛载坤和白应泰很清楚,军阀“借”款,有借无还。于是紧急通知存户机关、学校和商人,连夜都将存款提走,库存一空。当局“借”款不着,恨之入骨,牛载坤也随即离开银行。1926年冬天,甘肃督办刘郁芬以“反动政客,不杀则不能统治甘肃”的罪名,将牛载坤等五人捕押于兰州,水梓等友人多方营救,声辩牛载坤系教育家、实业家而非政客,大家愿以身家性命相保。牛载坤在狱中起草了《振兴甘肃毛业计划书》,由杨世昌楷书誉清,呈送刘郁芬。刘加以审查后,请示驻在宁夏的冯玉祥,冯复电同意释放。

1933年春,牛载坤应甘肃绥靖主任邓宝珊之请,赴宁夏与马鸿逵联络感情,归途中经一条山遭匪徒截杀,幸被群众掩护,遂免于难。

民勤县所在的河西地区,当时属于军阀马步青控制区,马步青驻民勤部属拉夫派差,牛载坤多次抵制,痛斥“要拉就将我的马车拉去”。1934年5月晋省述职,经武威将民勤驻军蛮横之情俱实告于马步青,遂由积怨而起杀心。由于军阀阻挠,牛载坤无法购买汽车票,只得乘坐马车赴兰,6月5日4时,马车行至皋兰县哈家咀,为仇家狙击,身受4弹殉命,年仅48岁。噩耗传来,民勤百姓如丧考妣,男女老少无不垂泪,八松树风学校校长胥灵峰老泪纵横“白发苍髯哭门生”。

“世路真崎岖,曾记罹军阀不死,陷平凉不死,经一条山不死,方才化险为夷,胡为乎哈家咀不教生还,奇冤积世千古恨。

天心竟难测,试问兴教育为谁?办实业为谁?十万款为谁,自是仁人有寿,那料得嵹台山顿失仰止,何处怨天六月雪”!


牛载坤的悲剧,再次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彻底赶走肆意践踏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不彻底铲除残民以逞的反动军阀,不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做主,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只能是仁人志士的美好憧憬而已。在血的教训面前,牛氏子弟与全国人民一样,先后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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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八松牛氏,从牛遇林到牛晋龄辈,已历五代,特别是从第二代“坤”字辈起,牛氏子弟秉承爱国爱民、苦干实干的“载坤精神”,足迹遍于西北陕、甘、青、新各省,远至东南以至海外,主要在科技文化领域、人民革命事业中奉献出智慧、生命,至今为地方人士所称颂。

牛载坤与高氏夫人共育四子二女:

1、牛卓(-1990)字超甫,牛载坤长子,兰州中学学生。父亲遇害后,他于1936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后成为陇右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之一。1949年,临洮解放,牛卓任第一任县长。后任甘肃省人事厅长,陕西省标准设计院院长。

2、牛宏(1919-1990)字道生,1944年陕西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先后在兰州工校、中央工业实验所化验室(实验钨钞)工作,后任秦安工校校长2年,兰州水泥厂(在永登)工作2年。在此期间加入地下党,1949年西北解放。牛宏随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宁,任西宁工作团副团长。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担任省工业厅基建科科长,兼西宁工校副校长。1957年,牛宏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调西宁石油化工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师,西宁市科技顾问。1984年,他研究的环氧乙烷加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消毒取得成功,获国家对外经贸部一等奖。

牛宏共有五男三女:

长子牛晋龄,西北民族学院音乐系毕业,在西北民院工作。

次子牛纪龄,兰州师专业数学科毕业,在临洮一中任教。

长女牛伯龄,先后在长沙,马鞍山冶金学院深造,后在西北铁合金厂工作。

三子牛建龄,临洮县劳动服务公司工作。

四子牛宪龄,兰州西固西电二公司工程科工作。

次女牛苪龄,兰州轴承厂工作。

三女牛宛龄,定西教育学院附中教员

五子牛耀龄,兰州大学地质系毕业,留校工作,从事矿床地质研究,后在美国亚太兰大学、芝加哥西北大学地质系深造,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4年学业,随导师前往夏威夷学习海洋地质。牛耀龄现任英国杜伦大学终身教授、兰州大学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多所大学教授。

3、牛果,牛载坤三子,曾任新疆伊犁党校校长。

4、牛远,牛载坤四子,兰州市畅家巷电器开关厂工作。

5、牛瑞兰,牛载坤长女,共产党员,任天水二中、四中校长。

6、牛友兰,牛载坤次女,西北师院毕业,历任部队连指导员、中学教员、大连市体委科长、大连市业余体校校长等职。

2010年,八松学校树立了牛载坤塑像,牛晉龄在塑像落成仪式上饱含深情的讲道:“历史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家乡没有忘记他。树风学校更是没有忘记他。” 2016年5月,牛耀龄在参观张謇故居濠南别业时说,“如今,来到张謇的家乡,看到爷爷曾经到访过的地方,我感觉在南通这座城市中,张謇的影子无处不在,作为后人,我们依旧需要将先人的思想延续下去,建设更加强大的中国。”

参考资料

1. 采访:(1)胥世泽(胥灵峰之子)

2) 苏蕴泽(原树风学校教师)

3) 牛宏夫人

4) 牛晉龄

1. 陶康:《记陇上名人牛载坤先生生平》

2. 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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