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二手装载机(古浪|窦开龙:四道岘纪事(3)打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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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二手装载机(古浪|窦开龙:四道岘纪事(3)打工人生)

一、王宝堂:武威做麦客

麦客,农民工的一类,指的是替别人收麦子的打工者。多出现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北地区,以甘肃与宁夏居多。麦客利用自身体力与时间差赚钱。每年六七月份,一些地方庄稼成熟,一些人家缺少人手收割庄稼,这时山区农民就纷纷外出,拿着自家镰刀,穿着简易服装,前去帮助收庄稼,好赚取点工钱来养家糊口。

麦客最反感最担心的是遇到下雨天,因为这样就不得不呆在屋中,失去了赚钱的大好机会;但麦客也不喜欢朗朗晴天,那样会汗如雨下,艰难异常。如遇到阴天,那将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既可干活,又不吃力,非常惬意。麦客收麦子很卖力,因为干的是包工活,一亩地收完给多少钱是事先说好的事情,早完成早拿钱,谁还愿意偷奸耍滑?!因此,麦客干活有点“赶”的感觉,一家活干完马上转战另一家。十几天后,庄稼就会被收完,想干也没活可干了。

麦客去的时候充满期待,干活的时候心急手快,回家的时候脚步轻松,会给媳妇买上新衣服,给孩子买上新玩具,给家里老人买上点好吃的,也给自己买点好烟好酒解点馋。到家后,休息几天,自己庄稼也成熟了,新的劳作又开始了。

儿时的记忆中,村上人会去武威、民勤收割庄稼。那时,村上不通车,需要先走到十八里铺或横梁山,再坐车去威威、下民勤,一路风尘仆仆。到了目的地,会去固定地点,等待被人雇佣,然后讲好价格,直奔地头,开工干活。六月的天,炎热无比,汗水不断,穿的衬衫会被湿透,拧一拧就会留下水来。在收割机没有普及之前,村上人通过做麦客,会获得一笔不小收入。

我初中班主任王宝堂,毕业于武威师范学校,教授语文,写的一手好文字,为地方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也做过麦客,故事里有辛酸非同一般。

“开龙你好,这几天有事出去了几天,下而给你说说我曾经去武威做麦客的事。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74年,我刚高中毕业,和你的爷还有路开甲、窦殿云四人,天刚亮从家里出发,每人带了二尺布票和一元钱,当日下午三点左右到达十八里铺火车站,在等车的间隙,扯了三尺白扣布每人缝了一个布袋,等扒上火车到了武威截河坝车站下车,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在候车室蹲了一晚,候车室挤满了人,都是去收麦子的。

第二天天刚亮从截河坝车站出发,一路边走边打听,终于在下午四点左右,在武威洪祥公社天泉五队找到了割麦子的活。队长安排我们在一户人家吃了晚,当时每人吃了四、五碗面条,因为接近两天没有吃饭,觉得那顿面条格外香。吃完饭就急急忙忙下地割田。因为当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从来没拿过镰刀,更不要说割田了。他们三人割我一人用稻草绳捆,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捆不完,他们只能两人割腾出一人帮我捆,捆完后继续割。

夏天的武威天气非常炎热,每个人浑身上下都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从头到脚大汗淋漓,但也顾不上擦,只能头不停地摔掉汗水,能睁开眼就行。每天天刚亮下地,天完全黑下来才收工,中午吃完饭就下地,这样我们四人割了十天,每人挣了四十五斤小麦。

当时的四十五斤小麦,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知足了,用它可以解决家人好多天的口粮了。第二天一早背小麦回家,中午时分到了截河坝车站,扒上火车到十八里铺车站下车,在车站休息一晚,第二天赶早起程,晚上十点多到家。回想当时的情景真让人心酸。

二、张靖元:车子重得驴都拉不动

在西北地区,青壮年农民在劳作之余,会去砖出砖厂打工,叫“出砖”。砖厂主要集中在宁夏中卫、武威、金昌与古浪县大靖镇周边地区。开办砖厂对选址有一定要求,要临近城市,这样便于运输产品,节约成本;所在地土质要好,适合加工砖块。打工者一般选择熟人介绍或朋友承包砖厂,这样容易拿到工资,不至于被欺骗或者拖欠,那样等于白干。农民是白干不起的呀,家里用钱全指望出砖。在砖厂,最苦的活是“装砖”,也就是把土块制造的砖坯子摆放在窑里边,因为里边气温太高了,实在难以承受多久。但既来之,必须忍之,不得不咬着牙干。实在扛不住,就赶快跑出来,喝上一壶凉水,算是降温,然后再返回去,如此重复。

在老家,我的一些父辈和亲戚都有过砖厂打工经历。春节一过,他们就会互相联系:“今年有没有砖厂要人?”有人会说:“有。我前几天问了,大靖要呢。去不去?管吃管喝,一个月3000”(现在没有一万元月工资的话,基本没人前去)。也有的会说:“中卫好。走走走,我们一起中卫走。”三言两语之后,一年的打工岁月就拉开了。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城市建设热出现,加之土地财政因素、大量开发商与炒房团的介入、进城人口刚性需求拉动(即必须有房居住),房地产如火如荼,对砖的需求量很大,砖厂打工者收入往往不菲,但其中艰辛也不小。我老家邻居张靖元就在砖厂干过。

1991年前后,我跟随张天山、张天河几个叔老子,到肃北县打工。他们在那里承包了草原种草,我就前去帮忙。平时住在县城,县城不大,没有几座楼房。干活的地方不远,我们坐车去。住在那里,几个人一间房子,没有煤炭取暖,烧的是柴草与死掉的树木。烟很大。

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值班与干活。夜晚,没有人说话,没有事干,急得很。外边,骆驼不停叫唤,风在呼呼地刮着,有点害怕。

我在草原上干了两年。回来的时候,先坐车从敦煌到兰州,再从兰州到十八里堡,没有车就走到黄羊川再到四道岘。

接下来,就是到中卫出砖。砖厂的活苦的很。一天一个人要送1000多斤的砖,人拉着车子,吃力呀。车子重的驴都拉不动。但有什么办法呢?好在距离不太远,也就是200米左右,拉过去以后休息休息,再来。

还有就是窑里边热得很。温度在40度以上,实在热得受不住了,就赶快跑出来,喝凉水,再进去。汗流如雨,衣服都湿透了。

有时候又冷的很。有一年,我们去了永昌出砖。那里不热,九月就开始发冷。我们干了一个多月,在街上理了发,就回来了。

现在出砖就轻松多了。有了电车,人不再拉车子了。

外出打工不容易。那是1998年吧,我们四道岘几个未婚青年窦举科、李良恤、那福合、那玖娃,还有外地的几个人,一同到宁夏中宁余丁砖厂打工。有一天下午,吃完饭,到余丁街上喝了点酒,喝完以后有几个打台球,我和那福合打游戏。正玩得开心的时候,窦举科的外甥张巨跑来,说:“打架了!”,我和那福合过去一看,是余丁街上的几个地痞在跟我们一块的吵架,一问原因,才知道是台费问题,李良恤和张巨说打完再给,可能是说的话大了,地痞就打他们。最后人家把台球室门关上,我们去劝架,结果惹祸头子李良恤早跑了,挨打的是那玖娃的舅老哥和那福合。我赶快给我们老板打电话,让他过来。老板也是个大地痞,来后把那些小地痞全打翻在地。最后,我们每人要了四百元的医疗费。我在劝架中也让那些家伙们的菜刀伤了一点轻伤。可是,惹祸的李良恤跑了。

我现在在青海格尔木做装卸工,活不苦。就是搬卸塑料袋,里边是食品、布料、皮鞋、衣服之类的东西,不是很重。有活的话,会打电话过.来,我们就出去干活,没有活就呆在房子里休息。

三、杨洋:在青铜峡闯江湖

农民,外出打工,依靠的多是力气。好在自幼长在山里,身体健硕,农民最不愁的,是没有力气。去做装卸工,就是倚仗力气吃饭赚钱的方式。常见的工作是搬运水泥、钢筋、面粉、煤炭或者粮食,反正需要有一把力气。没有力气,或者力气不够,包工头是不喜欢的,同伴也会受到牵连,吃亏,因为他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再来帮你,无形中多了一份负担。远离了熟悉的家乡,远离了繁华的都市,做装卸工的日子是单调的,往往难有娱乐,只好通过打麻将、喝酒来消遣闲暇时光。装卸工的伙食倒不差,甚至比老家要好,有肉,有菜,有汤,花样也多,但装卸工很苦,工作量大,环境脏,有的地方有污染,灰尘刺鼻,对身体不利,不过赚到钱是第一位的,谁真正在乎烈日、汗水与尘土呢。

老家的人,多去青铜峡做装卸工,因为那里有本地人做老板。人熟好办事,大家都放心。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夹皮沟的杨洋,就通过做装卸,一步步起家,做起了老板,成了现在的“杨总”。

“1989年,我初中毕业,17岁,开始出去打工。家里人不同意,我就偷偷出去。那天早上,姐夫王勤堂要开车去峡口,我就起来去追,结果车没有赶上,我只好走到峡口,住在他们家。第二天早上,早早起床,走到大靖,坐上去宁夏的车。不料,半路车坏了,我们只好走到火车站,扒火车到中卫。到达的时候,天黑黑了。

这是我第一次出门,第一次做班车,第一次坐火车。

当时,没有钱,我背了些馒头,带了一双旧布鞋,还有语文和数学书。想看看,好好学习。谁知,以后再没有去学校上学。

到了青铜峡,我就开始打工了。在厂里抬水泥袋子。我力气小,抬不动,有个人骂我,被我打了。大家都感到很吃惊,一个小孩子,胆子这样大?我就是这样。

厂里的人很多,都是我们周围的,有四道岘的,有打拉水的,也有黄羊川的。一共130多人。工资不是很高,但也不低,一个月80多块钱。当时,娶媳妇存的彩礼也才800元。

后来,我就自己开始干了。1998年买了一辆车,1999-2000年买了两辆,每辆车6万元。2003年买了一辆装载机,开沙场。现在车很多,前前后后花了200多万。

有了钱,我也就有了资助和帮助别人的资本。原来有心无力。这些年,只要微信圈出现的,我都资助,王尕堂媳妇200元,刘清元200元,单华文200元,张平元媳妇200元,窦元科200元。我还帮助一些人学会驾车,帮老家里培养出来的汽车司机有陈宗海、石城的李永春、胡麻山的李兴泽、永丰滩的陈宗学,装载机司机有武威的李科、张生奎、杨泉、王开俊、张明元、七栋台陈国权,等等……。我在他们身上也付出了代价的。刚学手,需要废车和废油。这些都是钱。”

童年伙伴相聚于大靖青山寺(左一为杨洋)


在宁夏首府银川汽车站南门广场(图中人物有夹皮沟的张海元等)

四、米登瑞:沙漠中去捡头发菜

发菜,也别称为“头发菜”,外形和头发酷似,较为细长,黑色,实际是一种藻类,多见于西北干旱区沙漠地带。发菜具有较好营养价值,可用于做菜或馈赠。发菜和“发财”二字同音,因此颇受沿海地区富人阶层青睐,这使得发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农闲之余,老家人会去沙漠捡拾发菜,然后从大靖贩子或者“回回”(指回族)贩子手中换取人民币,但很少有人靠此发菜,若能平安归来,再换得几个零钱就甚不错。米登瑞,70后,为捡拾发菜者之一。


记得我当时是14岁吧,就跟着我的姐姐米登梅和姐夫冯泽,还有簸箕弯的吴洋、蔡竹姐等二十多人,坐着胡麻山我张奎文姐夫的五五挂车,到景泰县附近的上沙窝拾头发菜。

我记得当时策划了十天左右。早上天还不太亮就出发,到夜里十二点左右才到达目的地沙窝。

到沙窝以后,就在避风的石崖下面睡觉,吃水要到三四里外的地方去用塑料桶背回来。到了打水的地方一看,就是一个天然的水坑,骆驼粪、驴粪、羊粪水坑边上都是好大一层,没有办法,附近再没有合适的水源,只能装上背回来做饭吃。

早上天刚亮就起来去拾头发菜,因为早上的发菜有点水份,用钢丝做的挑针挑发菜不会断,等天热了就不好拾了,发菜干,容易断。

在沙窝拾了十四天发菜,按照约定,张奎文姐夫就开车去接我们回来了。我拾的发菜卖了32块钱,到大靖我买了一套书,叫《薛仁贵征西》,花了十八块钱,给张姐夫付了来回好像是十二块钱的车费,上下到大靖吃了两顿饭,然后就没有剩钱了。

这就是我拾过发菜的经历,我买的书到后来我们村上好多年龄大的都看了,最后那套书被刘锡选姑爹借去,没有再要回来。

有一次,四道岘拾发菜的人除了车祸。在大哥大回来的路上,车翻了,一些人受了伤,司机赶快把人送到大靖医院。幸好没有大的后果。

我的拾发菜经历虽然艰苦,但还算好。阳屲滩的杨小红他们就有点背。到了沙漠,会遇到附近村庄的几个打砸抢破坏找麻烦。那时候,拾发菜的人挨打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杨小红在群里说:“天气晴了笑哈哈,天气阴了想爹妈,爹妈忙在家,回家到大靖,饭馆门上香喷喷,左摸右摸无一分,只好坚持到回家。

五、李滋春:临河工地上,糖宝的手险些没有了

中国的城市化在快速推进,各地的城市在快速发展,城市里的房地产在扩张,但高楼大厦的崛起离不开农民工。远离亲人的他们,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用种庄稼的手筑起城市的繁华,用血汗血泪撑起城市的高度。但他们不是城市的主人,房子由他们盖起,却很少有人住得起,有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各类发现于意外,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他们为家庭筑起了希望之巢,为国家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回首那个夏天

1990年,我高中毕业,没有去复读继续深造,回到家乡四道岘,正好赶上国家号召,将全家搬到百里外的海子滩。经过十年拼搏,过上了一个能吃饱肚子和穿上衣服的日子。这时,由于孩子上学花钱,梦想着经商致富,但缺乏资金的无奈,使我有了到外面打工挣钱的想法。

记得那是2002年5月,我背着铺盖卷,坐着火车,北上临河打工。干活的地方为建筑工地,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楼房,因老板是我舅子哥,我干的活相对轻松,脖子上挂个哨子,手拿小旗,是指挥塔吊卸砖卸灰的。早晨七点上班,所修楼层的山墙、隔墙、后墙旁到处站满了戴安全帽的工人,大约五六十人,干的都是包工,按每人砌墙的砖头数算工资。大工们早已站在架子工搭好架上,手拿白线、坠子、尺子比划着,小工摆弄灰斗,整理码砖的空间,侍弄倒灰的灰盘,但他们内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行动上,随着塔吊有节奏的嗡嗡声,左右摆都,提起下落,跟着我的哨子声与旗子所指的地方,从东到西挨着墙卸砖卸灰;这个次序不能乱,按塔吊供料的次序,小工麻利的向架上码砖倒灰,大工敏捷地拿砖块按拉的线抹灰按砖。一整天里,我奔波穿插在砖、灰、墙、架杆之间。哨声响处,塔吊吊着砖笼或灰斗上下飞窜于安全緑网相隔的两重天之间,笔直的砖墙在工人们高频率的运作中层层加高。

辛勤而又枯燥的工地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煎熬着,气温随着盛夏的来临越来越高,潮起潮落的民工潮要退了,七月份要回家收庄稼了,民工们越来越少了,最后,工地只剩下七八个人,是前几日刚高考完的两个学生,三个本地媳妇,还有一个定西人,具体啥名不清楚,全工地的人都喊他叫糖宝,他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不善言辞,胖胖的,经常穿一条宽的迷彩裤子,上身穿破旧的带有几个破洞的衬衣,四方面孔,一双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早晨我们吃两个小馒头,他要吃三四个,吃饭更是津津有味,端个大瓷缸,盛满猪油炒的菜拌面,蹲在屋檐下吃的很爽又很香。一个宿舍就住他一人,因为他长期不洗脚,在炎热的夏天满屋子一股脚气味。

该上班了,我带领他们七人到工地,由于工人回家,交工时间迫切,要加班加点干,这几日的工作是楼顶上铺炉渣,技术员和我在楼顶女儿墙上打了高低不平的墨斗线,以便摊开的炉渣顺着出水口形成不同的出水破。我和两个学生在楼顶铺塔吊吊来的炉渣,糖宝跟三个本地媳妇在地面用铁锹向料斗上炉渣,因塔吊司机看不清六层楼哪边的炉渣堆,我还要站在墙边指挥其作业,等他们上满炉渣起吊到楼顶倒下,我们三人按画的线平整的摊开。随着塔吊嗡嗡声有节奏在安全网内外起落,我们机械性地操作着,夏天的日子是那么的漫长,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汗水湿透了衣衫。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老板说了,今晚上大夜班,要连续作战,赶着把炉渣上完。于是,匆匆填饱肚子,在骄阳似火的阳光下继续干活,日子点点地在酷热中打发着,将近日落,满天蚊子飞舞,不时有蚊子亲昵手腕处,脚踝处,奇痒难忍;到午夜两点左右,气温渐低,但睡意正浓,我依着墙头仍旧指挥塔吊在夜空中上下窜动,整个作业区碘钨灯照的如同白昼,嗡嗡嗡料斗又起,快到三层楼高时,我看见料斗处有一白色物体,又听人喊话,定睛一看,料斗旁系着一个人,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给塔吊司机连做手势,将料斗下落。我们迅速从楼梯安全通道下来,看到糖宝蹲在地上,全身颤抖,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手指间鲜血直流,白衬衣袖子被塔吊钩子撕去半截,看到我们下来,他还哼哼傻笑,原来,他挂塔吊绳钩时手没去掉,手腕夹在绳与灰斗之间了,真是虚惊一场。

自那年打工回来,我在海子滩镇街道开了一家农资店,一直经营到现在。但每当想起那个夏天,想起那些事,都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李滋春写于2019年9月8日晚

六、刘会元:兰州打工时孽障得很

在中国,很多农民离开土地和家乡,到城市打工,寻找短暂的就业机会,依靠劳力换取收入,然后在秋冬季节回家,收割庄稼,过年,再出去,再回来,如此周而复始。早期的他们,被一些经济学家唤作“盲流”,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后期被称为“农民工”,身份是农民,但在城市做着工人,具有双重特征。他们在城市中和乡村之间来回摆动,如同候鸟。为了一家人生活,他们在城市忍常人所不能忍,吃苦耐劳,留下一个个辛酸的故事。刘会元就在兰州感受到了打工不易。


我第一次出门的时间是18岁,那一年,我在家闲着,有人前来找我,说要去兰州打工。我说可以,看看走。一起去的有七八个人,有阳屲滩的米登山、胡麻山李发红的大儿子、王树华。大伙先坐车到古浪,又坐火车到天祝县,从天祝坐车到了兰州。走的时候每个人背着一袋面粉,30斤左右,还有洋芋,给自己做口粮。

我们去的是一家建筑队,做小工,搞搬运。包工头是天祝县宽沟村的聂四。哎,那个活不好干。没有住的地方,我们找了个小区,在别人楼房附近搭了一个帐篷,就住在里边,然后找来几块石头,就是灶台,在那里烧水做饭。每天做法的时候烟熏火燎,楼上的居民被熏得没有办法,他们就骂我们,叫我们走开,后来直接从上面倒水,撵我们走。

最主要的是没有活干。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先找队长,问今天有没有活,队长根据情况做安排,有活的就去干,没有的就只有继续睡觉,或者转悠、瞎玩。

这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凉了,感觉很冷。有时候没有人做饭吃,就吃自己带去的炒面。

有一天,李三才的爹到兰州来进货,购买架子车,他听说我们在这打工,就找上来了。一看这个情况,说:“孽障死了。别搞了。走走走。”其他人还在犹豫,我就受不住了,愿意一起回去。

但是,我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路,不知道如何去坐车。他就说:“算了。还是我领你回去。”于是,他带我去火车站,买了车票,一起回到了四道岘。

回去的时候,我干活得到的工资没有领上。我就等。大约是过年的时候,别人说聂四回来了,在黄羊川的一家宾馆,我们就去找他,算账,要了30元钱。那个时候,人还小,也没有感觉到钱少不少,就是喜欢热闹,喜欢玩,觉得也无所谓。

后来,我还去金昌那里打过工,出砖,钱也没有要上。不过数额不大,没有像其他人,挣了几千元钱,最好一分也要不上。

我的家庭比较特殊,爹妈在家,弟弟刘靖元常年外出打工,我就留来来照顾家,照顾爹妈,把两个骡子养好,把庄稼种好。后来,离开了四道岘,到了川区;再后来,是2005年我离开古浪,到了和田,种红枣。来之前卖了自己的房子,获得4500元。

刚开始的时候枣子价格低,收入很少,感觉混不去,想去哈密;但最终没有去。几年以后,枣子价格上涨,收入逐渐好转,每年获得十几万,这样慢慢有了积蓄,买了车,买了房子,又买了些地。

我的儿子女儿也大了。他们都是四道岘出生的,现在一个上了大学,在海南,一个在乌鲁木齐。但前几年麻烦得很,由于课本内容不同,他们跟不上。为他们上学的事情,我求过人,下过话,现在一切都好了。

在和田打工的这些年,我很想家。对老家留恋的很,就是太远了,不方便回去。这些年,回过两次家,一次是2010年,一次是2013年。都是开车回去,从新疆到武威走了18个小时。

在一起的人不多,主要是古浪县横梁山的几个。

老家的人也来过。你的大舅舅的儿子何玉俊来过。我们劝他,叫儿子来这里找工作。新疆机会多,缺人才。最后成了。

另外一个是丁有文。他在喀什打工,一起来的有丁有权弟兄几个,还有峡口的丁有相,大干沟的张宝庆,尖山的米应城、米应宽、米相文,打拉水的何玉平。有一年,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要回四道岘去。开车去。你去不去?去的话就一起走。”我忙的很,无法回去。但我到了车站,和他找了个地方,聊了半天。两个四道岘的人,在遥远的若羌见面了,感觉很亲热,很不舍,要说的话很多。

作者简介:窦开龙,男,汉族,甘肃古浪人,民族学博士,地理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后,北大访问学者,研究员。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专著4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2项,在新疆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财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科技大学、兰州城市学院等做学术报告多次,甘肃旅游规划评审专家。发表论文多篇。非虚构作品《四道岘里的中国》与文学评论专著《崛起中国与文学古浪》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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