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如何化解中年危机？看看迈阿密大学教授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

Posted 2023-05-30

篇首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如何化解中年危机？看看迈阿密大学教授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正像人们说的那样(如何化解中年危机？看看迈阿密大学教授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

1.起跑线

2011年

起跑有多种方式，每一种都令人厌恶。距黎明还有大约一个小时。黎明前的那一个小时里，我站在珊瑚阁（Corral Gables）^[1]，突然发现自己挤在了大约两万人当中。离我最近的人，似乎都是清一色70岁以上的人，个个热情高涨。这些老妪老翁包围着我，心中沸腾着兴奋的预期，想象着他们期盼的长跑的分分秒秒。我有点儿失望。20世纪50年代捷克著名长跑家埃米尔·扎托佩克（Emil Zátopek）说过：“你若想跑，就去跑一英里。但你若想体验另一种生活，就去跑马拉松吧。”我不太了解马拉松，我从没跑过。但我为跑马拉松而做的训练，却往往能勾勒出生活的大轮廓，这的确让我震惊：给人希望、却基本属于误导的起跑——然后一路下坡。从此处到终点线大约要跑52000步，我根本不知道我跑完这100步以后还能继续跑几步。

那次长跑进行得很顺利。我的确还清楚地记得，我没完没了地对我妻子讲述我怎样一心准备我的第一次马拉松，让她终于忍无可忍。马拉松确实并不那么难跑。只要重视，很多人都能跑马拉松。但很多人却太过聪明，不愿重视马拉松。你若每周跑过20英里左右，例如每周跑四次，每次五英里，那么你只要再用大约四个月，就能跑你的第一次马拉松了。说实话，我开始准备跑马拉松时，甚至还没有跑过那么多。这种准备的基础就是人们所说的“长跑”。长跑大多在周末进行。其他时间则留给较快、距离较短的跑步。开始时，我每周做三次短途跑，每次四英里。短途跑总不会为时太久——我的训练进入了高潮。我每周做三次短途跑，分别跑六英里、八英里和六英里。

其实，马拉松训练的关键是长跑。长跑中，你把速度减慢到一定程度，以使你能够交谈。或者说，若有人与你同跑，减速到能使你跟他交谈。我只跟我的狗——雨果同跑，但它不是最健谈的家伙。依我看，这个速度就是每小时跑五英里多一点儿。然后一直保持这个速度，你跑步的距离就能逐渐增加，一周一周地增加，一英里一英里地增加。我训练过程中的第一次长跑（也是不大体面的一次），只是可怜巴巴的六英里。我自辩说，当时的迈阿密正值9月，气温是华氏90多度^[2]，而湿度仿佛使气温比实际温度热10度。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从未长跑过的人会因长跑比想象的更难而心怀恐惧。我知道我当时就是如此。仅仅为了使自己在这种条件下保持冷静，心脏和肺就必须更努力地运作。有时，我会发现自己在大口吸气，就像刚跑完一连串短跑。但我跑步的距离慢慢增加了——每周增加一英里左右。我认为那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容易。每一周，多跑的那一英里都几乎要了我的命。我若能跑就跑完它；实在没别的办法，就走完它。关键全在于靠我的双脚不断前进。到2010年12月初，我已经能跑20英里了——对我这种从未跑过马拉松的人来说，长跑的距离其实从未超过20英里。我的这种状态固定了下来。

离马拉松赛还有两个月，所以我做了在这些情况下常做的事情：我打破了自己的基本原则。当初决定参加那次比赛时，我曾毫不含糊地对自己说：我根本不该在乎比赛用时多少。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马拉松比赛，我的目标只是好歹跑完26.2英里而不死掉。我对自己说：“马克，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全力以赴。你不再年轻——不到两年，你就进入伟大的50周岁了。你的目标只是跑完它，别沉湎于其他任何事情。”到了12月，我跑完20英里已不太困难，因此我开始思索。比赛日之前，我能给这些长跑再增加五六英里，甚至能在最后几周的训练中缩短用时。我真的能设法缩短用时。我不但能跑完这个比赛，而且能让我的用时显得体面一些。我的用时也许达不到四个小时，但绝对能达到四个半小时，而用时四小时15分钟也并非不可能。因此，我就想到了许多对策，但打败我的，却正是我那种不合时宜的雄心。我要求我的身体以更少的时间跑完这段附加的距离，而我的身体却放弃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小腿肌肉（腓肠肌）发生了二级拉伤，感觉就像有人用棍子重击了小腿肚。我知道出了问题。这使我大大倒退了——我好像退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种小腿肌肉拉伤的康复时间通常是六周多。若事实表明患者毫无耐心（我就是很没耐心的患者），康复期就会相应延长。因此我用超乎寻常的顺从态度应对这次肌肉拉伤，至少最初是如此。我接受了康复治疗，消除了疤痕组织，进行了我的教练吩咐我做的所有锻炼。然而就在我开始好转时，我失去了全部耐心，我开始试着跑步。刚跑了几百码，我的小腿肌肉又拉伤了，又回到了原点。这种情况发生了几次。因此我最终什么都不能做了，只能彻底休息。那次拉伤是在2010年12月4日。现在是2011年1月30日。我正站在迈阿密马拉松比赛的起跑线上，而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跑马拉松，到那时，我已有两个月不能跑步了。

因此，像人们说的那样，我有点儿“欠火候”——这也许是委婉的说法。直到周五吃午餐之前，你若问我是否打算去跑，我都会告诉你说“不”，或用语气更重的其他说法表达出这个意思。我认为，我当时几乎算是实话实说了。这么说是正式表态，我不但用它应对别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也用它应对我的理性思维。但我身上也有渺小、卑鄙、非理性的部分，其影响很大，所以我便知道，我一定会发现自己站在这次比赛的起跑线上。因此，我发现自己在周五下午开车去了迈阿密海滩会议中心，去取我的比赛用具，我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当然，我还是不得不应对我的理性部分。我对它说：“我应该留出选择的余地。”我的理性部分回答说：“就为了这个，你买了小腿护套，还问你在会议中心见到的每一个跑步者：若是大大缺少训练，怎样去跑马拉松，是吗？”这就是我的理性部分：它有时有点儿鄙视我。不过，虽说有大量反证，我今晨4点慢慢爬上火车时，还是觉得自己在不停地说“我应该留出选择的余地”这句话。但现在似乎已经没有时间做选择了。也许我该多听听我理性部分的意见。我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现在这个处境。

鉴于近几周发生的事情，最可能发生的情节就是：我的小腿肚又拉伤了，因此我连麦克阿瑟堤道（MacArthur Causeway）^[3]都跑不下来。我认为，这会让我有点儿丢脸——我的惨败会展示在从我身边跑过的几千人面前。可是，假如没发生那种事，假如我的小腿肌肉能跟全身肌肉协力，又会怎样呢？那么，问题就是：它能坚持多久？能一直坚持到我希望它失灵吗？我不完全肯定我将变成什么样子，但我认为结果不会好。我将能跑多远？我毕竟可以把那一天称为“半程马拉松”的标志。但我能跑到半程那么远吗？那会多么痛苦？

还有用时问题。我若真的跑完了全程，会用多长时间？这和自尊无关。好吧，我若实话实说，我想它也许和自尊有点儿关系；不过，且把虚荣心放在一边，你在迈阿密马拉松比赛中绝对不想做的事，就是把你的宝贵时间花在那上面。很多城市举办马拉松，都要分级重新开通道路，迈阿密的这次马拉松也是如此。如果可能，你便会想赶在道路重开以前跑完比赛。六个小时以后，所有的路都将重新开通。为了完成比赛，跑步者不得不在车流中奔跑穿行，而这不但伤害了跑步者的感情，还绝对是危险的。我去过很多国家，那儿的司机们显然是疯了。我想到了希腊和法国。但在那些国家，人们对车辆的恐惧多少是可以预料的。在那里待上一阵子以后，你多少都能预料到哪种情况下会发生愚蠢的冒险。待上一阵子以后，这种状况便完全令人厌烦并习以为常了。但在迈阿密，与道路有关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预料的。迈阿密没有值得一提的公共交通。正如作家戴夫·巴里（Dave Barry）所说，这座城市的高架单轨铁路在普通迈阿密人的生活里的意义，就像一颗偶尔掠过人们眼角的流星。人人都开车。所以，才有了这场由各色人等参加的比赛，从参赛的男孩到狂欢作乐的商人，到靠服用大量药物的百岁老人。谁都不确定哪个交叉路口会出什么事。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都有武器，因此似乎都喜欢发点儿脾气，尤其是那些服药的百岁老人，规劝是一种危险的游戏。

昨天，我在YouTube上搜索我跑步的视频时，发现了一段去年那次比赛的录像，遗憾的是，其标题并不准确：“卑鄙的迈阿密司机朝马拉松赛跑者摁喇叭”。拉伤小腿肌肉的耻辱，一场被拖延、令人痛苦的比赛，车辆造成的死亡，这些意味着失望、痛苦或死亡——扎托佩克的话也许是对的。这当然会令人厌恶。我感到了一种奇特的刺痛，那是我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都不曾产生过的感觉。那是害怕吗？也许有点儿夸大其词。不妨说，我的神经紧张了。但这并不完全令人不悦。

我为什么参加赛跑？这个问题不易回答，而为了避免回答它，人们这样问我时，我很乐于用陈词滥调作答，说：“因为我喜欢。”从“喜欢”这个词的某种意义上说，我喜欢训练，喜欢训练的过程，我喜欢赛前几分钟的焦虑不安。我喜欢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咬下来的比我能嚼的多；我喜欢那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不确定性。从这个词的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喜欢即将发生的事。因此，“喜欢”这个回答就包含着几分真实。但是，那几分真实并不特别能说明问题——它不是高深人士所理解的那种真实，而只能引来进一步的盘问：我为什么喜欢这些事情？我会补充说：“我快50岁了，现在若不做这些事，也许就再也做不成了。活了一辈子，却没跑过一次马拉松，这是耻辱。”我认为这肯定是一部分理由，但它也只是一个落入俗套的回答，像第一个回答一样，也容易遭到同样的反驳。活了一辈子却没跑过马拉松，我究竟为什么认为这是耻辱？我想，真正的理由更难以确定，更不用说解释了。但是首先，对我那些理由，许多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其次，他们那些看法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哪里——具体地说，取决于生活在大西洋的哪一边。

我想，美国人思考跑步（以及延伸地说，思考今天要做的事）有一种独特的方式。美国人写的关于跑步的书，几乎总是围绕某些明确的主题展开论述。我这么说，绝不表示我看不起他们。这些书我读过不少——从迪恩·卡尔内兹（Dean Karnazes）令人鼓舞的《超长距离马拉松跑步者》（Ultramarathon Man），到克里斯托弗·麦克杜格尔（Christopher McDougall）令人惊叹的《天生会跑》（Born to Run），再到贝恩德·海因里希（我应当把他看作名义上的美国人，因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美国）的力作《我们为什么奔跑》（Why We Run），以及其他很多书。但是，即使这些书完全堪称佳作，其共同主题仍然是事件，而这恰恰使这些书成了典型的美国书。

其主题之一是一种坚定无畏的、开拓者的乐观主义。你能做成大事。人人都具备这种能力。你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好；只要你用心，任何事情都在你的掌握中。当然，这种乐观主义是一种半普遍存在的美国生活准则。我很喜欢这个信念，也在很多美国人身上见到了它的表现，那些表现令人感动，又是真心实意的。唯一的问题是，我非常清楚那不是真的。大多数人都控制不了大部分事情。生活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我们越来越糟。你也许能做成大事。也许你今天还能如此。你昨天也许成功地完成了残酷无比的超长距离马拉松赛——恶水超级马拉松、莱德维尔马拉松、撒哈拉马拉松之类的比赛。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你越来越糟。你若能做成大事，那么你做不成的时刻就快到了。

另一个主题是重视信仰。信仰能支撑你挺过赛跑途中将要面对的、不可避免的艰难时刻。不用说，信仰是美国生活的基石。信仰使我们强大，有了信仰，我们才会有最佳表现。但是，我（一个心灵蒙着阴影的欧洲人，躲在正准备起跑的人们当中）却认为：相反，我们失去信仰时，我们才有最佳表现。可以说，这其实是我先前写的那本书《哲学家与狼》（The Philosopher and the Wolf）传达的主要信息。失去信仰，恰恰是使人更强大的机会。我最终相信：我们用来忍受生活的、唯一还算有价值的态度，就是挑战。当然，这最终不会造成任何区别：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结局都会很糟——若不是如此，我们的挑战当然分明是放错了地方。公正地说，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快速增长的销量相比，《哲学家与狼》在美国销量的增长，可以说是“慢慢腾腾”——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说法也能用于形容今天我在比赛里取得的所有进展。对我能完成这场比赛，甚至对我能在比赛中跑得很远，我都毫无信心——对我来说，这就是马拉松比赛的一部分。你了解某件事，或强烈怀疑自己能做成它（无论是依靠信仰还是依靠其他任何手段），却偏去做那件事，这有什么意义呢？说实话，我想：正是我的怀疑（怀疑自己无望完成比赛），才最让今天的我分心。

最后，关于跑步的美国书籍还很重视工作的正面价值。可以分辨出这个思想的两个不同成分。有些人似乎认为，工作本身能使人高尚；另一些人则把工作的价值与工作能使你抓住梦想（即望见“乐观主义”的第一个海滩）联系起来。但我那种欧洲人的抑郁精神却告诉我，工作本身根本不能使人高尚：做你本来不必去做的工作，这是愚蠢，而不是使自己高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努力工作与实现梦想之间存在可靠的联系。我对自己说，没有任何好事来自工作。从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意义上说，跑步是游戏，不是工作。这是我从跑步中真正悟出的道理之一。

乐观主义、信仰和工作，这三样东西，我一样也不要。显然，我是个没有信仰的悲观主义者，认为努力工作毫无价值。他们给了我绿卡，让我有些意外。

我参加这次马拉松比赛，是因为我没了信仰。这也许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吧。想象一个没牙的干瘪老头，还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正在找他已经戴在头上的帽子。这就是我弟弟1993年送给我父亲的“本周化石”（Fossil of the Week）^[4]的传统生日贺卡，这也许是对我们家族传统的尊崇吧，那个传统就是互赠侮辱性的、最好是令人痛苦的生日贺卡。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努力和心思，寻找自己想要的贺卡。重要的是思想。

我对这个传统的最明显贡献，也许是2007年我送给弟弟的40岁生日贺卡。贺卡上画了一群野营旅行的童子军男孩。一个男孩正在讲吓人的故事，像传统所说的那样，抵在他下巴上的手电筒照亮了他的脸。听故事的孩子们显得很恐惧，很怀疑。我们看重的正是这一小段故事：“后来，你们的鼻子和耳朵里就长出毛来了！”贺卡传达的信息是：有些恐怖故事是真的。

我48岁生日的前几天，就是我站在这条马拉松比赛起跑线的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张珍贵的贺卡：两只蝙蝠倒挂在树上（这是那张贺卡上主要的视觉图像），其中一只对另一只说：

“你知道老年最让我害怕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不能自制。”

宗教的功用，就是通过编造一个无关紧要的谎言，使我们觉得好受一点。哲学的功用，以及一张精心挑选的生日贺卡的功用，就是通过揭示真理使我们觉得更难受。真理不容怀疑，因此我们的处境就更糟。

大约在这张贺卡跨过大西洋朝我飞来时，我问我的全科医生：“你说的痛风是什么意思？”

大约一周前，我半夜醒来，发现左脚大趾很僵硬。第二天早上走路时，那个脚趾很疼。后来它越来越疼，越来越疼。没过几天，我的整只脚都肿了起来，剧痛难忍，穿不上鞋。我光着脚，一瘸一拐地来到医生的诊室，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提的问题很简单，其答案虽说意在骗我，却透露了实情；问题不在于答案的言词，而在于它说明的情况。

“噢，看上去确实像痛风。不通过验血查出你的血尿酸水平，就不能确诊。”

“我没有痛风。上了岁数的、超重的人才会得痛风。”

“哦，肥胖症和高血压的确会提高你患痛风的危险，可它们不是痛风的必要前提条件。”

“可是痛风！那是亨利八世才会得的病啊——他的日常饮食是鹅腿和大量红酒之类。你知道我是素食主义者。”

“啊，对，肉和鱼那样的高嘌呤饮食，确实会增加患痛风的危险。有意思的是，你是个素食主义者。你常喝酒吗？”

“常喝酒，我吗？嗯……你知道，圣诞节期间喝一点干雪利酒。你看，我是作家，我认为我严格地限制自己喝酒。我说的是实话。对，我在少年时期就不喝酒，但仅仅是那个时期。等男孩子们一来，我就不能不喝了。你知道，他们绝不会放过我。我早晨醒来后若是有点头晕，他们就会嗅出我的弱点，就像鲨鱼闻到了血腥味。对我来说，那将是个极为漫长的一天。这太没有意义了。等男孩子们都去睡了，我吃晚餐时才喝一两杯红酒，但也仅此而已。我有时喝三杯，有时喝一杯，但从没超过三杯。”

“啊，厌恶疗法，有意思。你每晚都这样吗？”

“嗯……你知道，很多晚上都是这样，除非我外出什么的——我必须开车，所以当然不喝酒，但我外出的次数不多。”

“研究表明，将近半数的痛风发作都涉及酒精消费。”

“所以我必须戒酒？”

“不，根本不必做得那么极端。但你有时可以一两个晚上不喝，让你的肝脏休息休息。”

“好吧，这并不显得不合理，大夫。可是，你真的认为这是痛风吗？”

“哦，它也许是别的什么病。你这个大脚趾以前受过伤，脱过臼吗？”

“有过，你现在一提，我好像想起来了，它一年前脱过臼，当时我在练空手道。”

“啊，那真倒霉。关节若有损伤，就可能发展成骨关节炎。你不愿意得的病。那太糟糕了。痛风比较好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疲劳性骨折。你说过你跑步？”

“对，但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有时候，我每周跑40英里，就是20公里长跑，差不多是那样。但是那些都是过去——至少在迈阿密不这么跑了。我很讨厌在这儿跑：太热、太潮湿、太累人，何况还会时刻受到蚊子的攻击。不过，我的确有一只缺少锻炼的小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跑上几英里，但绝不剧烈。我不跑马拉松之类的比赛。”

“我看还有一种极小的可能性，那就是疲劳性骨折，那会非常不幸——很难根治。不过我真的不这么看。来这儿看疲劳性骨折的，通常都是二十几岁的人。它确实很像痛风。所以，我要做的就是给你的关节注射可的松。它能治好你的病。”

“它会伤害我吗？”

他笑道：“它会大大伤害你。”

它真的伤害了我。但这话当然是开玩笑。可的松的疗效很好。

维基百科告诉我，痛风是尿酸结晶累积于关节造成的。尿酸来自尿素，是蛋白质被破坏的副产品。你的肝脏若不能正常工作，它就不能及时地从血液里排出尿素，因此会形成尿酸结晶。这些结晶集中于一些关节，最常见的是集中于大脚趾根部的关节，免疫系统会把它们当作异体物质。于是这种混乱就会使痛风发作。

但这并不重要。在这本关于我从老至死全过程的书中，这短短一章里真正具有启发性的是它揭示的一个假设。我的生命已到达了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痛风是最好的症状，痛风应当是我希望得的病。所以说，我第一次去医生诊室时，再一次认识到了人生的可怕性，就像我一定会认识到这一点似的。头一天你还为跑了20英里而高兴，第二天你却因为痛风而绞紧了手指。

第二天，我报名参加了荷兰国际集团主办的2011年迈阿密马拉松赛，进入了一个严格的训练营——这是我新策略的一部分，意在向我正在衰退的身体表明孰为其主。几个月后，就在我知道了我的小腿肌肉开始抗议前后，我得知了验血的结果。我的血尿酸水平正常。几乎可以肯定，我疼痛的大脚趾不是痛风。一件似乎远不可能成为病因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为使雨果高兴而陪着它跑。因此我显然是为了解决跑步造成的问题，加大了跑步的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加入马拉松跑就是对自己的深深嘲弄。

但是，大脚趾疼只是一种症状，是一种更普遍衰退的轻微表现。一些恐怖故事的确是真的。哪个年轻人不会被他们更年轻时的自我厌恶？他们的生活最初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起点，然后是短短几年的平安幸福，生命活力在其间迅猛发展，但并不持久，接着就是身体和智力一路下坡。有生必有死，这是人们通常的想法。死是生命的结束，所以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言，“死不是我生命中的事件”。我认为这个事实有些复杂。

首先，我并不认为生与死是两回事，而是更多地把生死看作一个从这个世界逐渐消失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生命就是一个删除的过程。最初我满怀希望，而二三十年以后，事实却证明，生命本质上是不真实的，我慢慢变得越来越不是原先的自己了。在这个过程中，死亡是公认的重点——它是我消失过程中一个后期的、不可逆转的阶段。但这个删除过程并未就此停止。这个过程并不满足于毁坏我，而仍在缓缓地继续，直到我可能留下的每一个痕迹、我来过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标志，都被抹得一干二净。因此我才不用大致的二分法，即生与死，去看这个问题，而喜欢用大致的三分法去看待它：衰退＋死亡＋删除＝消失。

相反，以为死亡是未来能被安全地封锁起来的事件，这是个错误。死神没有耐心，在大幕落下之前，一直都在微露其容。它们就像一些小宝石，其出现频度和透明度都在渐渐增加。匈牙利现象学家阿雷尔·柯尔奈（Aurel Kolnai，他是杰出的，也许正因为杰出才被遗忘）^[5]指出：一切厌恶的基础就是生命中的死亡。我们的衰老，其实就是死亡在以各种方式偷袭我们，让我们大致预览一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我假性痛风的大脚趾就像一个肿胀、腐烂的死肢。我二十多岁时的结实身体渐渐变得绵软松弛了，就像盐罐中浸泡过久的橘子。毛发从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长了出来，而我本该想到，我身体的某些部位根本不该长毛。这些都是真菌伺机致病的领地，它们把这个熟透的橘子当成自己的家。我的死亡很喜欢以这三种方式和其他一些方式，在剧终之前很早就把自己展示出来。

这些小宝石对我的影响，也许至多就是个苦笑。我会告诉自己：死神没有幽默感。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6]讲过一个故事：一个退伍老兵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去见他以前的统帅恺撒，请恺撒准许他结束自己的生命。恺撒问道：“是什么使你认为你的现状就是人生？”恺撒也有幽默感，但不是好的幽默感。他无疑有几分残忍，有几分草率。但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绝望者在其生物学生命结束之前是什么状况。这是我反复感到的一种恐惧。我见过不少人在生命最后几年的状况，所以知道他们表现出的恐惧和困惑之甚。走向死亡，就是渐渐地、持续地变得无家可归。当年，我濒死的祖母在她住的养老院里对我说过：“我现在只想回家。”因此我想，日后我也会告诉某个陌生人说：“我现在只想回家。”可是，这未来却没有家。用不了多久，我甚至会想不起家是什么。

所以，我跑这次马拉松也许是因为一些恐怖的故事是真的。我的一部分身体喜欢这个解释。它伴随着一种给人安慰的熟悉感，甚至是乡愁。际遇使我在英国以外度过了成年的大部分时光，但我仍是英国人，认同一个古老的传统：从事一种别人也从事的活动，再想办法贬低它——最好是诋毁从事该活动的人的动机或性格。我因这个传统的文化形式而欣赏它，哪怕我这个人的动机或性格会因此遭到诋毁。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跑这次马拉松了。老兄，这是中年危机。

不过，我这种业余爱好却远非绝无仅有。我是一种迅速增长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那就是：40多岁的人迷恋于检验他（或她）的耐力极限。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少得令自己尴尬。忘掉马拉松吧，到处都涌现出超长距离跑——50英里、100英里或更长距离的赛跑。最难跑的也许是恶水超级马拉松了。它是135英里赛跑，包括了加利福尼亚州大部分地区：从位于海平面以下282英尺的死谷起跑，结束于惠特尼山入口，比起点高8642英尺——惠特尼山径，加利福尼亚州最高的山。在赛跑的最初几个阶段，气温会达到130华氏度（54~55℃）。你若在那个温度下吸气，似乎就会被烤干。柏油路面热极了，你的鞋会融化，因此你不得不在路边的白线上跑——这会凉快一点儿，因为白线能反射热气。还有撒哈拉马拉松，撒哈拉沙漠中的赛跑，为时6天，全程151英里。赛跑者必须带上抗蛇毒血清注射针头，因为一路都遍布着大量的蛇。或者，你若讨厌酷热，还有硬岩马拉松比赛——海拔14000英尺的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上的100英里赛跑——这个比赛缓慢而困难，要跑上和跑下陡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山坡，其间最主要的医疗问题包括高纬度脑水肿。许多人用40多个小时跑完了比赛，而这意味着——除了要在黎明前起跑——他们在比赛过程中会见到三次日出。还有莱德维尔马拉松——海拔14000英尺的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上的另一项100英里赛跑，环绕美国海拔最高的城市——其完成率低于硬岩马拉松比赛。

我必须承认，我一直热衷于那些比赛。它们都是可怕的怪物，我可能永远征服不了。但是，我的小腿肌肉若康复了，下半年我一定会觊觎一些比较容易完成的50英里赛跑。我们这种反常的耐力，是否来自中年危机呢？是否常常是为了（就像漫画里画的那样，至少是对男人而言）年轻得不像话的女人和跑车，如今才有了恶水超级马拉松和撒哈拉马拉松呢？

我想，这个解释若是对的，我们就必须扩大“中年危机”这个概念，使它更专门化，更不分性别。这种“危机”远非男性专有，因为许多女人也像男人一样热衷这种耐力考验。她们把长跑比赛当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业余爱好，能和男人一起完成距离大致相等的长跑比赛。显然，没有一个女人会对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7]构成竞争威胁。但赛跑的距离越长，男女之间的差距就越小。安·泰森（Ann Trason）^[8]赢得了100英里极限跑步比赛总冠军，至少她曾经如此。我希望女人也有中年危机。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假定“中年危机”这个标签真的能解释一切。

给某个事物贴上标签，这往往往是为了在本应努力思考它的时候不思考它。我们必须深入挖掘。什么是“中年危机”？其本质是什么？具体地说，参加硬岩马拉松比赛或撒哈拉马拉松算不算一种中年危机？它与典型的、却已成了老生常谈的“更年轻的女子/跑车”的中年危机有无共同之处？这两种所谓的危机里也许有某种东西，使它们有了共同点。但我若不能准确认定“中年危机”究竟指什么，这个标签就毫无意义。

一种思考中年危机的思路，是把它和“成绩”的观念紧连在一起。中年危机，产生于你知道了你的能力正在衰退，因此由于一种永远在增加、也许最终令人尴尬的差距^[9]，你从此注定不能实现你的目标。“更年轻的女子/跑车”的反应是一种尝试，意在重申青年时期实现目标的权威。这就是全部意义吗？

当然，我只能说我自己。但“重申实现目标的权威”这个假定，即跑步完全是为了获得成绩的想法，恰恰不能让我信服。我认为，我从跑步中很快懂得的道理之一就是成绩毫无用处。我一生中的跑步大多与成绩无关——据我所知，的确如此。跑步只是我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去做的事。我认为，我参加这场比赛不会引进“成绩”这个因素。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这里所说的成绩也是一种五花八门、能削弱自我的东西。我为参加这次马拉松开始训练时，在迈阿密夏末的高温里跑六英里差不多会要了我的命。我慢慢增加跑步的距离。在参加长跑的前一晚，我几乎不能入睡。我急切地跑到公路上，看看我能不能再多跑几英里。但我一这么做，不安感马上代替了满足感。12英里，好吧——但我下周要跑13英里。练长跑，完全在于确定每周的合理目标——你靠努力能达到的目标——再去实现它。这好像是在说“努力工作就会取得成绩”，它是美国梦的一部分。但至少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工作—成绩”的循环圈。它向人们揭示了一点：一切“工作—成绩”的循环圈都是徒劳的。长跑这种基于目标的成绩，表明了基于目标的成绩的破产。

想象一下，你是个男孩，站在糖果店外，一文不名，盯着你买不起的所有糖果。上帝出现在你身边，说道：

“你知道，孩子，总有一天你会买得起这个店里所有的东西。”

“真的吗，上帝？”

“真的，你知道吗，到你真正买得起的时候，你就不想要什么东西了。孩子，这就是生活！”

我想，任何值得争取的成绩都会以某种方改变你，直到使你不再重视你的成绩。我若靠着某种奇迹，真的完成了这次马拉松比赛，我就要去迈阿密南滩吃一顿早午餐——喝掉满满一桶“莫吉托”鸡尾酒^[10]，以示庆祝。但我敢向你保证：到了吃晚餐的时候，我最初的满足冲动就会被烦躁取代。我的第一个想法可能是：哦，我毕竟跑完了它，而且是在被大大缩减了的训练计划之后——我是说，那种训练会有多难呢？接着我想到了“吉斯100英里赛”^[11]，从基拉高岛出发，到基维斯特岛^[12]，时间在5月份。我又想到了拟在2011年下半年或2012年举办的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赛事。但其目标不是做成事情。那个想法会使你误解一切。我不需要一大堆长跑赛奖状，好让我把它们挂在起居室的墙上；我也不需要奖章或皮带扣，好让那些东西告诉人们：我跑过这个比赛，我跑过那个比赛。那么，知道自己跑完了某个比赛后产生的满足感呢？我甚至也不需要它。至少对我来说，获取成绩就是一个使我的所获不再重要的过程。我跑步不为了任何事情——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而是为了让获取成绩的过程改变我。当然，我必须取得成绩，才能让获取成绩的过程改变我。但获得某种东西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跑步是因为我想被改变。这当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怎么去做？

思考中年危机的另一种思路，是把它看作一种找回青年时期自由的尝试。我认为这个观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至少错在了一个关键方面。长跑与自由有关——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不是青年期的那种自由。传统的中年危机，以耐力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危机，都以各自的方式与自由有关。但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它们的确有一处关键性的不同——是它们对自由的理解大不相同。

我年轻时参加的快速体育运动中，如橄榄球、板球、拳击和网球，身心的区别最小。那些耐力运动中，投掷物、别人的双手或整个身体都会袭击我，或是故意的，或是恶作剧，身心之间没有区别。在那些日子里，在那些运动中，我就是我那个有生命的躯体。有时，我甚至在做完某个动作之后才知道做了什么。我还记得我打得最好的一场板球赛。我面对的是布里斯托尔^[13]兰斯当板球俱乐部的一个快速投球手。他像是把球发到了背面区。我双脚并拢，想把那个球打回背后外野，但那是个长球，最后出界了。该我开球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向前迈了一步，还是后退了一步，但是我很准确地把球打了出去。球像子弹一样落在了背前野线上。我想，那是我唯一一次成功地打出了完美的斜后方击球，那是板球教科书上最难打的球。那多少有些偶然。一直到做完了那个动作，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那一刻，我本身和我所做的事情之间毫无区别：我用我的动作体现了我的意念。

17世纪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认为：自由就是行动与必然相一致。同理，道家也把自由界定为“无为”：以不行动为行动。在快速体育运动中，你“全神贯注”时，就是在以不行动为行动。你所做的完全符合情势的要求。你的行动与必然相一致，你做了必须做的。这几乎就是我15岁时无意中做过的事，那时我在板球场上最自由。斯宾诺莎的观点若是正确的，那么，那一刻我也许是再自由不过的了。

典型的中年危机与自由有关，但那是一种特殊的自由，涉及如何逃避成年人生活的种种忧虑，那种生活会慢慢把你碾作尘埃。但这种形式的逃避却想复制青年期的自由。这种自由完全与青春相关，其形式就是更年轻的女子和由跑车体现的速度。这种自由涉及逃避老年期：它涉及复制青年期快速运动的自由。这是一种生命的自由，恶作剧般地朝你袭来。这就是斯宾诺莎的自由，来自行动与必然相一致的自由。长跑体现的自由大为不同，它不是斯宾诺莎的自由，也不是青年期的自由。

斯宾诺莎的自由打破了身与心之别。其实，斯宾诺莎只把心灵和身体看作了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在长跑的自由中，身心之别往往被增加，而不是被抹掉。至少对我来说，身心对话总是以同一种方式开始。我为参加这次比赛训练时，长跑的前半期常常是从老文化路开始，从西南152街跑到西南104街。我跑向120街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只要跑到104街就行，然后你可以走一会儿。”但是，这个“我”是谁？是什么？这个“你”又是谁？是什么？谁允许谁这么做？受苦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心灵。心灵常会提出一些鼓励，提供一些鼓舞士气的话，但从根本上说，能使我跑到104街的正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心灵。看上去一定像是我的心灵允许我的身体去跑——我的身心若无区别，又怎能如此呢？这个直觉，促使17世纪哲学家、数学家、现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开始了思考。

笛卡尔认为，身体（他有意地让身体包括大脑）是一种物体，仅仅在组织细节上有别于其他物体。但头脑，或曰心灵、精神或自我（笛卡尔放心地认为，这些叫法可以互换）却大不相同。头脑是非物质的东西，由不同的物质构成，那些物质遵循的运作规律和原理与物质对象遵循的不同。作为其结论的观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的混合体：一个是物质的身体，一个是非物质的头脑。笛卡尔关于头脑的观点很可能不正确。尽管如此，长跑最明显的自由却还是笛卡尔设想的自由，而不是斯宾诺莎设想的自由。脆弱的正是肉体。在长跑中逐渐增加距离，这是头脑的一种能力，即向身体撒谎，并使身体信服。我跑到104街时，必须继续跑。我必须保证我的身体仍然能以我确定的稳定速度，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成功的跑步精神有时必定是一种不诚实的精神。耐力的核心是自欺。

跑步的自由所包含的内容，还有很多。某人对自己的身体撒谎，并似乎由此表明了（但也许是错误地表明了）身心之别，笛卡尔所说的这个表现，还只是自由的第一种表现，第一个方面。有待揭示的，还有一种肯定更加有趣的表现：我的一位老友（我们今天将要见面）认为我的那种表现已经够久了。但是，即使不愿支持笛卡尔关于身心关系的总体观点，说青年期的自由抹掉了身心之别，长跑的自由强调了身心之别，这似乎仍然是正确的。斯宾诺莎的自由是青年期的自由。对笛卡尔的自由，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怎样表述它的特点呢？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说过，做哲学家就是学习如何去死。西塞罗是二元论者，其理论与笛卡尔的二元论大致相同。头脑（或曰精神）是一种非物质实体，肉体死后，它依然活着。西塞罗认为，哲学家知道如何去死，知道怎样跟头脑一起消度时光——西塞罗认为头脑在人体死后仍然活着。长跑者知道怎样跟头脑一起消度时光——无论头脑是否能战胜死亡。长跑不是逃离老年期，而是跑向老年期。长跑远不是危机感的一种表现，而是承认一个人生命中已经达到的那个点。因此，长跑的自由便似乎是年龄的自由。长跑的自由远不是找回青年期的自由，而是宣示一种截然不同的自由，也许是第一次。

我仍在珊瑚阁。我见到了几个男人，都是当地的政治家。此刻，他们正用一个传声很不清楚的扩音器讲话：“你们为这次比赛训练了好几个月，你们错过了午餐，你们错过了晚餐，你们错过了一些会议……”是啊，我希望我曾如此。我继续思考一些问题，以使我不再为自己参赛准备不足而忧心：我继续思索中年危机，思索跑步的理由，它们能解释我为什么非参赛不可。我认为，长跑体现了一种自由，但不是青年期体现的那种自由，至少不是我的青年期体现的。因此，长跑便几乎不是为了找回青年期的自由。不过，“找回自由”这个思想中还是有某种东西，其正确性和重要性震动了我。我想到，长跑涉及尝试找回我青年期的某种东西。但我又想到，长跑想找回的并非自由，它想找回的是知识。这就是我一直都在设法确认的那种转变。

从前，我知道某件事，后来在成长过程中把它忘了。我不但忘了它，而且必须忘了它——遗忘是做人这个伟大游戏的一部分。我以前懂得价值。当然，我那时并不知道我懂得，但我毕竟懂得。我陷入了成长的游戏之后，起初并不知道这种“遗忘”中让我损失了什么。但我慢慢地感觉到了这个损失，后来也品尝到了它：先是一种骨头里的刺痛，接着是一种血液里的酸痛。长跑带回了我曾一度懂得的事物。

很多不是哲学家的人认为，哲学家大多都用很多时间思考生活的意义。但这恰恰是哲学家们不做（或不再做）的事情，而这是历史性讽刺的又一个例子，三百年来的哲学发展史上，经常出现这种讽刺。在比较安稳的时代，我们哲学家当中的一些人也许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往往是私下里思考。生活的意义，那是在比较简单的时代思考的事情。我们已经大大超出了那种思考。我们现在花时间思考的事情，任何没受过长期正规哲学训练的人都不可能理解。换言之，哲学被专业化了：这是把群氓挡在哲学门外的一种方式。正如英国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所说，一旦涉及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我们就都是业余爱好者。因此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便被抛弃了，这也许是因为缺少某种专业主义，在使哲学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道路上，哲学家们一直都力图实行专业主义。我并不是在支持此类说法中的任何一种，远非如此，我只是记录了它们。值得庆幸的是，以往十多年里，我感觉到了人们的态度正在转变，这个问题已不再一定是禁忌，即使对大多数地地道道的专业人士来说，也是如此。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句子有意义，生活不是句子，因此生活没有意义。从前，哲学家们烦透了哲学的时候，便开始痛恨它，并设法摆脱哲学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它们。这些哲学家认为，“生活不是句子”这个命题十分重要。但实际上，某个人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当然并不真的认为生活具有一个句子所表达的那种意义。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种提出另一个问题的方式：生活中什么重要？关于意义的问题就是关于重要性的问题。它指的不是语义内容，而是重要性。生活中什么是有价值的？是什么使生活值得去过？我该怎样生活？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提问，其假设是，我的生活方式应当反映我认为生活中重要的东西。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句问话暗示了一点：我们想找出一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事物，找出一个奇迹般的真理，从它的角度看，一切都有意义。但我们若换个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生活中什么重要？”这个假设就消失了。虚无主义者会回答说：什么都不重要。但我认为，真正自信的虚无主义者为数寥寥。一种更看似有理的回答是：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东西。生活中究竟什么比较重要，这也许因人而异。但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某个事物为什么重要——无论对你、对我或其他人都重要？什么是价值？说某个事物有价值，这是什么意思？这只是一种提问的方式。

这些问题就是难点。哪怕只是看到有问题，也就有了哲学的难点和困难。对此的回答是：它们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极少是复杂得不可言喻的（或刁钻的）困难。相反，维特根斯坦曾说：你一旦说出了关于哲学真理的问题，它们就再明显不过，乃至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它们。我认为，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它们的平凡根本不会使人们理解它们，这是回答哲学问题时发生的最奇怪的事情。要理解一个哲学回答，你必须知道怎样靠你自己去解释它。为此，你需要看看它来自何处，需要理解该答案要回答的那个问题的力量和紧迫性，需要理解这个问题的另一些答案的引诱力，并且也许会在某一点上屈服于其中一个或多个答案。在这方面，哲学的回答完全不同于人类知识或考察的其他任何领域的回答。例如，若有人告诉我E=mc<sup>2</sup>，我也许会说：“多谢，我现在知道了物体包含的能量是其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要理解它，我不必知道这个方程式是怎么来的——我很幸运，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哲学的回答与此不同。你若不知道怎样解释它们，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

哲学问题若是关于人生的——关于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你就必须在你的人生中去感受这个问题的力量和紧迫性。对这些问题的其他一些解答的引诱力，对这些引诱力的屈服，这些都是你在你的生活中感觉到的和做过的事情，从本质上说，它们不在你的头脑里。你若感觉不到人生中的意义的问题——人生中的价值的问题——便不能理解任何可能的答案。

在这个回答中，最终发现的并不是我们的心智。我们能够理解其价值的，正是我们的血和骨头。唯有去生活，你才能感觉到人生意义这个问题。通过生活，你会渐渐理解你在生活中将会遇到的事。你不是仅仅从智力上理解这一点，你用五脏去感觉它、品味它，感到它是一种骨头里的刺痛和血液里的酸痛。对“生活中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个问题的回答，会告诉我们是什么拯救了今生——是什么使生活值得去过。要理解人生中的拯救，你就必须准确地理解把人生从什么当中拯救出来。你感到你正在变老时，感到你的血液变稀、变凉时，感到你的体力和智力开始下滑时，你就会理解这种拯救。若说生活有意义，那种意义就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所说的某种“值得其所带来的麻烦”的事物造就的。正因如此，生活的意义（或生活中的价值）这个问题，才成了历来最重要的问题。

在柏拉图的对话《美诺篇》（The Meno）中，柏拉图教给了一个名叫美诺的奴隶男孩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一些定理。柏拉图指出，他并没教给那个男孩任何新东西，而只是帮那个孩子回忆以前知道、但被忘了的东西。柏拉图说，我们都生来具备这种知识，但因为出生的痛苦经历而把它忘了。他用“回忆”这个词表示这种回忆以往所知的过程。柏拉图认为，“回忆”的概念与毕达哥拉斯关于“轮回”的思想有关，我当然不相信那个说法。不过我想，逐步忘记一些最重要的真理，这种情况倒是真的。这种遗忘并不发生在我们出生之时，而发生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任何一个儿童都知道价值——他们知道生活里什么是重要的——虽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他们以儿童了解事物的方式知道它，而成年人会发现很难做到那种了解，因此不得不重新学习一切。我曾经知道价值。知道它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头脑，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知道。跑步使我再次接触了成年期容易失去的某种价值。跑步是一种回忆方式——它使身体回忆起了头脑回忆不起来的东西。

长跑时会体验到某种自由——花时间与头脑相伴的自由。长跑中也有某种知识，那种知识曾充满了我还年轻时的生命中的活跃时光。这是一种关于价值的知识，是一种关于生活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知识。我在长跑中发现的自由，并非体验到我能随心所欲。那不是摆脱束缚之后感到的自由。相反，长跑使我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我离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有多远。但还有一种自由，它与知识相伴，与确信相随。

那些政治家的话讲完了。只听一声发令枪响，我们起跑了……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跑。我们前面有一万人，我们要花差不多十分钟才能跨过起跑线。在珊瑚阁，一位快乐的老先生一直站在我旁边。他告诉我，他的目标用时是两个小时——我的用时是他的一倍，后来我才知道：他跑的是半程马拉松，不是全程。他一下子脱掉了运动上衣，把它甩到了身后的人群里。他转过身子，观看此举的结果。在路灯的微光里，他看见那个被他的运动服砸到的人的窘态，便咧嘴笑了起来。你穿着衣服参赛，却并没打算再次见到它，也许明年能见到吧，你用这个办法保持对比赛的热情。人们纷纷大喊大叫，高声抱怨，甚至可能还有人用假声尖叫。我们向前移动。一开始拖着脚步走，然后慢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慢跑，宛如混战。

在这个过程的某一个点上（也许不能完全确定），我们会发现被我们看作对马拉松第一步感觉的东西。它是这样的：我迈出了左脚，此刻我发现自己在想，就这样开始了。它已经开始了。这是第一步带来的奇迹。迈出第一步之前，我外表平静，但内心却充满了疑虑。从心理上说，我在困惑和怀疑之间挣扎着。我的小腿肌肉能行吗？我能跑得远吗？我会丢人现眼吗？但迈出了第一步，我的所有疑虑就被确信带来的安心和平静冲刷得一干二净了。笛卡尔（以及他酿就的传统）认为，知道某件事情就是确信它，对它毫不怀疑。我们有时谈论“毫不怀疑”，我认为这个说法包含了一个深刻的真理。自由与知识紧密交织。我迈出这第一步时感到的平静、安宁的确信，就是以经验的形式出现的某种知识。我若是受了斯宾诺莎的更多影响，就像我年轻时那样（何况，谁年轻时没受到过斯宾诺莎的影响呢？），我就很可能设法把这种理解描述为一种知识，关于事物为什么非如此不可的知识，关于事物来由的知识。但那并不全对。即使我迈出了这一步，我也完全知道事情并不是非如此不可。我的确信包含着一种理解，即理解“事物为什么应当如此”，而不是理解“事物为什么必定如此”。但“应当”却是一个价值术语，其作用是规定，不是描述。对“事物为什么应当如此”的体验，应当是对价值的体验，即体验什么是重要的。与此相关，这种体验暗含着理解什么是不重要的。怀疑和犹豫的恐惧一旦变成了平静、安宁的确信，就构成了价值体验的基础。

我迈出了第一步，就知道了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我跑了多远，我都应当在这里。我在做我应做的事。我在长跑中发现的自由体验，其实就是体验了某种价值，我曾知道它，后来却忘了。跑步体现了对这种价值的担忧。第一步已经迈出。长跑开始了。我希望如此。

[1]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沿海城市，又译科勒尔盖布尔斯。

[2]约为32.2摄氏度。

[3]迈阿密市区与迈阿密南滩之间的公路，全长3.5英里（5.6公里），建于1920年。

[4]这是美国加州综合新闻网站Before It’s News专栏的名称，发布有关考古的消息、图像和述评。

[5]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理论家。

[6]英国小说家，著有11部长篇小说和4部侦探小说。

[7]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奥运会短跑比赛冠军。

[8]美国极限长跑女运动员。

[9]指中年期与青年期能力的差距。

[10]一种源于古巴的鸡尾酒，以大量薄荷、青柠、碎冰块和朗姆酒混合而成。

[11]一项超长距离马拉松赛（参赛者可以任选50英里或100英里），从佛罗里达州的基拉高岛出发。

[12]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岛。

[13]英国西部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