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山牌汽车漆(文房器皿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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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山牌汽车漆(文房器皿笔筒)
笔筒: 用陶瓷、竹木、等制成的筒形插笔器具。笔筒是搁放毛笔的专用器物,据文献记载,它的材质有镏金、翡翠、紫檀和乌木,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传世器物,大多是用瓷或者是竹木制作的。具有收藏价值。
基本信息
三国 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红楼梦》第四十回:“案上堆着……各色笔筒。” 清沈复《浮生六记·坎坷记愁》:“因是於行囊之外,转得吾父所遗图书、砚台、笔筒数件。”
概述
笔筒是文房用具之一。为筒状盛笔的器皿,多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相对简单,没有大的变化。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其所说笔筒是否为今日笔筒,不得而知。从传世品来看多为明代中晚期之物,墓葬出土之物,亦不见有宋元笔筒。明屠隆《文具雅编》:“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明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湘竹,栟榈者佳”。故有笔筒为晚明之物一说,但查宋无名氏《致虚杂俎》:“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似乎笔筒的年代应起码推至宋代。由于此系文化史范畴,故这里不加以论述。
瓷质笔筒应该产生于宋代: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说“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笔筒的制作除了材质的不同,绘画技法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十世纪初期,江西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对传统粉彩画法加以改造,用粉彩原料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形成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绘名家流派。余文襄,又名恂松,别号华舜,斋名“清平画室”“名泉古屋”,师承“珠山八友”之一的何许人,擅长绘画雪景。他的雪景画构思严谨,极富诗意,被誉为“雪景大王”。
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晚期。笔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风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历史记载
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的文献;据《天水冰山录》己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年至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只是二人钟情于竹木的雅洁,对其他质地的笔筒关注不够。
综上所述,对笔筒的明确汜载始于明代,实物方面,我们看到的笔筒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传世的所谓宋代笔筒并不确切。故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看,笔筒应该出现于明代中晚期,并且很有可能始于竹笔筒,自此以后,成为中国置笔最主要的用具。
收藏价值
老笔筒材质多样,有瓷、木、竹、漆、玉、牙、紫砂等。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瓷笔筒,因存量很小,一直是藏家追寻的目标,但晚清和民国时期出产的瓷笔筒存世量还很大。从年代上讲,康熙笔筒属藏家难得之物,市场上大量带康熙款和画风的瓷笔筒其实大多为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仿造,鉴定两者区别,需要从釉色、造型、画意笔法仔细研究。
瓷笔筒除了要看胎、釉的质量外,主要看瓷画的水平和青花的发色。瓷画水平不同,价格会有天壤之别。在瓷笔筒中,以人物图案为主的青花笔筒价格比山水图案的高。比如在2002年北京拍卖会上出自名家之手的人物图案笔筒,起拍价基本上在2万元至3万元以上,精品甚至能拍出20万元以上的高价,木笔筒的主要材质有黄花梨、紫檀、鸡翅木、瘿木、榉木等。鉴别木笔筒除了要懂材质外,还应熟悉雕工刀法。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但凡木质器具,只要是硬木,就是好东西,其实不然,对于木笔筒还应从工艺水平、年代早晚等方面综合评估,用料的高档与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象牙笔筒和玉质笔筒较为少见,其价值也很高,鉴定方法与一般鉴定玉器、牙雕的方法相似,也可按其时代风格,表面包浆,雕工技艺依次鉴定。
市场上一般木笔筒的成交价大约在200元至500元左右,一些清代的竹、漆笔筒的价格大约在4000元至1万元不等。老笔筒中还有成交价过百万元的。中国嘉德2004年春拍上,明末清初青花《婴戏图》大笔筒以121万元成交。北京翰海2004年拍卖会上,清康熙青花《竹林七贤》笔筒成交价高达110万元。它们的高价成交,说明了以木质、竹质、玉质等雕刻为主的笔筒中,除了笔筒本身的质地,最重要的就是雕工。
清代的笔筒中,从存世的情况来看,瓷笔筒是仅次于竹笔筒的,品种涉及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墨彩、五彩、粉彩、斗彩、单色釉等。其中,康熙的青花、雍正的墨彩和乾隆的粉彩笔筒,体现了各朝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从器型上看,清早期(顺治、康熙),某些笔筒还保留了明代笔筒上下均略撇的特征;清中期后,笔筒多为直身圆筒。从纹样看,有山水人物、花鸟、松鹤、百寿字等,但以山水人物故事为多,如虎溪相送、竹林七贤、春夜宴桃李园等。此夕池有少量的玉笔筒和象牙笔筒,这些笔筒大多通景,以深雕、镂空和阴刻技法琢制山水人物等纹样,人物与景色相配,纹饰精致,层次丰富,布局繁密,立体感强。
从形制上看,到了清朝,笔筒的形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顺治年间的笔筒一般体形较高,平底无釉,:胎体厚重。到了清康熙年间,则体形略为降低,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形,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到了清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则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笔筒从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们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如今,精美的老笔筒早巳成为收藏市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相关文献
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吴国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虽然文中没有言明笔筒的材质,但从桑虫放的地方,一为木空(木),二为书简(竹、木)推论,笔筒也应是竹木之质。但是三国的笔筒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汉代出土的竹笔筒或可窥得其形。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提到的笔筒,可能也是这种形状,细竹管状的笔筒似乎更适合放桑虫。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王献之把玩斑竹笔筒被传为文:人雅事,只是《致虚杂俎》为后世追记之作,记载东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存疑。
传世品
明清笔筒传世品极多,虽形制变化不大,但材质却颇为丰富。有竹、瓷、木、铜、象牙、玉、水晶、端石、漆等。从装饰方法上看,有刻、镂、雕、绘等,以瓷笔筒为例,有青花、五彩、粉彩、三彩、颜色釉等。笔筒为文房用具中器型变化最小,装饰方法最为丰富的品种之一。
明代以前传世的竹刻器物甚少,一则是缺少知名的刻工,二则有些器物上没有刻工姓名,加之竹制品本身不易保存,难以见到出土之物,故具体年代极难定夺。明代中叶之后,竹刻名家辈出,竹刻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二者兼备的类型转变,竹笔筒也在此时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明代竹刻名家有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以浮雕和圆雕的深刻法创竹刻嘉定派;有〓仲谦,以不事精雕细琢,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斫磨的金陵派。清代竹刻名家有张希黄,创留青竹刻技法,为竹刻浙派的代表;吴之璠,刻工圆润,尤善浮雕;还有封锡禄、邓浮嘉、周芷岩、尚勋、潘老桐等人。就传世的明清笔筒看,有光素器物,不加雕饰以本身的纹理和色泽取胜,朴实无华,素雅大方,但相对来讲,工艺韵味稍差,为藏者所不重。有精心镂雕器物,如竹雕松鹤笔筒,为明代朱松邻所刻。筒式,筒身雕有老松一截,老干横披,瘿节密布。老树旁另有小松,盘旋曲折,松针纤细,枝叶繁茂。刀法洗练剔透,层次分明,重重叠叠,起伏而多变,为明代竹刻之精品。深刻法亦为明代笔筒刻法之一,其典型特征是纹饰全部陷入地之中,有时下剔几达七八层,运刀如笔,玲珑剔透。如竹雕白菜笔筒,为明代竹刻名家朱三松刻制。筒式,色泽棕红,筒壁刻有白菜两棵,叶片或挺或伏,叶脉清晰,一只螳螂伏在菜叶上。其刀法为陷地深刻,菜心陷地最深,线条婉转流畅,颇见功力。明代竹笔筒还有浮雕一种,利用深浅不同的刀法,表现出纹饰的层次感,雕工精细,有古朴典雅之美。竹雕园林人物笔筒为明代典型的浮雕器物,筒式,下有矮足,色泽棕红。筒身用深浅不同浮雕手法,刻画出庭园、花树、山石及人物。刀法粗犷劲挺,人物表情传神。明代竹笔筒中有留青一派,所谓的留青,也称贴簧、文竹、竹簧,经煮、晒、压,胶合或镶嵌在木胎及竹胎器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雕刻纹饰,由于簧色洁净无瑕,有如象牙。竹雕仕女笔筒,为明代器物,纹饰采用了平刻浅雕、留青等多种技法,画面简洁明快,虽然从雕琢的工艺上似乎不及镂雕、高浮雕精湛,但古朴之中别有韵味。
清代竹刻艺术高度发展,竹刻名家层出不穷,而竹笔筒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这也是清代竹笔筒传世品甚多的基本原因。清代竹刻笔筒继承了明代的优良传统,如清初的吴之璠在继承嘉定三朱的同时,而以浅浮雕突出主题,特别是留空为背景之法深得北魏浮雕之神韵。竹雕御马图笔筒,为吴之璠所作,外壁以浅浮雕刻出马的身躯,四蹄具有深浅不一的立体感,而阳刻的人物眉眼清晰,动感强烈。特别是马的眼睛嵌入半透明的深褐色犀角,突出了康熙时期画龙点睛的雕刻特征。清代竹笔筒中的透雕工艺极为精湛,画面层次感极强,虽盈握之器,景致深远。如竹雕竹林七贤笔筒,为清初顾珏所作,器身人物众多,神态各异,茂林修竹,小桥流水,刀法精纯,尤其是镂空雕出的竹枝远近有别,更显竹林的幽深,为清代竹刻笔筒中的精品。清代竹刻留青笔筒以大量留白之法表现画面的淡远清秀,在清竹刻笔筒中别具一格。竹雕山水人物笔筒,为张希黄所作,画面疏密相间,构图极为精巧,刀法细腻,线条流畅。天水之间的大量留白,有明清山水画的意境。木制笔筒在明清之际亦较为常见,有紫檀木、沉香木、鸡翅木、黄杨木、红木等。技法与竹雕大同小异,一般来讲,明代木笔筒作工朴素浑厚,刀法遒劲流畅,而清代木笔筒作工精致洁润,刀法细腻,意境深幽。明代木雕名家有孙雪居,其作品甚为罕见。清代有吴之璠、黄炳勋、朱清父、周芷岩等人。明代木笔筒以紫檀、沉香木较为常见,纹饰以花卉居多。紫檀笔筒很少采用较为繁复的镂雕工艺,而是利用本身的色泽、纹理或棕眼加以表现,故显得大方稳重,古朴典雅。紫檀雕花卉笔筒,筒外壁雕有折枝梅花及秋葵,器口沿为花瓣形,整体采用浅浮雕的方法,纹饰简练,刀法圆熟古朴,明代的风格特征十分明显。清代木雕笔筒与明代风格截然不同,雕法更加全面,有去地高浮雕,浅刻及浮雕、镂雕、阴刻综合技法。刀法纤巧细腻。黄杨木笔筒,为吴之璠所作,筒口呈扁圆形,上下口以红木镶成,与筒身的鹅黄色形成反差。筒身采用去地浮雕之法,画面上人物突出,山石古松高远,四周留有空白。构图虚实分明,纹饰深峻生动,刀法极为精湛,为清代木雕笔筒中的佳作。所谓的浅刻即对纹饰仅以刻划来表现,虽然没有立体感,但在细腻的刀法下纹饰仍有层次感,与透雕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木刻梅花笔筒,为周芷岩所作,筒身浅刻梅花及题诗句,细腻的刀法使器物上的诗情画意尽收眼中,简洁之中见典雅,平淡之中见奇趣,为明代浅刻笔筒的代表性作品。清代集浮雕、镂雕、阴刻于一身的木笔筒较为常见,此类器物集中表现了清代木雕技艺的成熟与高超。如沉香木雕人物笔筒,将竹雕工艺用于木雕,使画面远深近浅,主次分明。清代木雕除上述方法外,还有巧妙利用材质本身的形状,稍加雕琢而成的笔筒,作品少有雕琢,突出天然的韵味。如黄杨木雕梅花笔筒,利用黄杨木树根的形状,稍加雕琢,器身虽仅刻一老梅,几朵梅花,但虬劲之姿极为生动,有古朴高雅之美感。清代的木雕工艺还常用各种名贵玉石、象牙、螺钿等多种原料嵌在笔筒上,具有华贵异常的装饰效果。如紫檀百宝镶嵌花卉笔筒,就是百宝镶嵌工艺的佳作。象牙笔筒明代极为罕见,清代传世品也不多。从风格上看,明代多以刀代笔,构图清新,画面简洁。清代则以镂雕为主,纹饰立体感较强。牙雕山水人物笔筒,为明代器物,筒身为浅刻山水人物图,刀法流畅,人物传神,颇有中国古代白描画的韵味。牙雕龙纹笔筒,为清代器物,筒身镂雕透空钱纹锦地,上浮雕龙纹,雕工细腻精湛,动静结合,精妙美观。明清笔筒除上述材质外,还有玉、雕漆、紫砂、铜等。由于传世品极少,收藏者寡,故不一一介绍。明清笔筒的大宗产品当推瓷器,由于其烧造相对简单,产量高,传世品多,故为广大收藏者所喜爱。瓷制笔筒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传世品中极难一见,在具体的收藏过程中对此时期的笔筒要慎之又慎,以免上当受骗。由于瓷器的鉴定和断代较为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远非几句话就能说清,所以,对明清瓷笔筒只能略加论述。天启、崇祯时的瓷笔筒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如青花人物故事笔筒,直口,平底无釉。筒壁绘有青花人物,直花呈色淡雅,绘工精细。器口器足处有暗刻纹饰为崇祯瓷笔筒的典型特征。清顺治瓷笔筒传世品略少,但器型品种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一般来讲,前者瘦高,后者粗壮。以青花为主。青花花鸟纹笔筒,为顺治时器物,体型较大,束腰侈口,筒壁有暗刻及青花纹饰。康熙时瓷笔筒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品种极为丰富,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及各种颜色釉。纹饰内容广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博古等。器型有束腰侈口形、直口直壁形、竹节形、方形等。其典型特征是胎釉结合紧密,胎质细腻。无款者居多,少量有堂名款,器壁上亦见有干支款。雍正、乾隆时期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二阶段,传世品较清初要少,但制作精巧,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颖的器型,如六方形、扁方形、双联形等。装饰味道较清初浓郁。如粉彩双联方胜型山水笔筒,为乾隆时笔筒的典型。这一时期瓷笔筒的品种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粉彩、各种颜色釉地粉彩及单色釉。雍正瓷笔筒的特征是清新典雅,乾隆则富贵华丽,官窑器物多有纪年款,民窑则为干支款或堂名款。嘉庆、道光时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三阶段,仍以粉彩为主要品种,器型以细高为主。纹饰以人物等居多,较为侧重观赏性。此时的另一特点是雕瓷笔筒开始出现,多模仿竹雕器物,以黄釉雕瓷笔筒最为出色。如黄釉雕瓷笔筒,以剔地手法刻出松、石,口沿及底绘成竹节断面痕迹。官窑多有纪年款识,民窑有堂名款或刻工名号。雕瓷的著名工匠有陈国治、王炳荣、汤源和等人。晚清瓷笔筒仍较盛行,但质量下降,最典型的特征是胎釉结合不紧密,釉面泛灰,青花浮于器表。多有六字青花款和六字红彩图章款。素胎剔地笔筒,为光绪时难得一见的精品。 笔筒的收藏最好能按不同材质有选择的进行。如竹木笔筒当以清代为重点,因明代器物传世品甚少,价格之昂贵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一般工匠的作品,动辄也在万元之上,而清代传世品较多,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瓷质笔筒当以清早中期为重点,特别要注意的是清末及民国时曾烧造过许多仿康熙、雍正、乾隆时的青花、五彩、粉彩器物,这就需要收藏者在鉴定这些器物时,要掌握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使自己的收藏跃上一个更高的层次。
明代分类
竹制
截取一段适宜的竹子,并且留节,就是一件初创的笔筒,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件笔筒是南京博物院藏朱松邻制松鹤纹竹笔筒。朱松邻为明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派竹刻的开山始祖。松邻其子名缨,号小松;孙稚征,号三松。三世相传,嘉定三朱,声名远扬。所制笔筒参用圆雕、透雕和高浮雕诸法,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题材纹样也是以人物故事为多。上海博物馆藏两件明沈大生的竹笔筒,沈氏师承朱三松,以朱氏雕镂法制笔筒,题材亦为人物故事。
瓷制
见有崇祯年制的,有直口和撇口两种,器壁直筒形或略有束腰,口至底胎体渐厚,器口露胎或施酱釉,题材纹样以人物故事为主。
木制
筒,上大下小,素面,口沿处有一周凸起的带状纹,附座,座下承三矮足。传世的明代木笔筒见有筒身浮雕蟠螭、花卉、云龙等。木笔筒中较多见的是浮雕花卉笔筒,构图或简练有致,或丰满厚重而不杂乱;刀法圆熟、流畅而古雅。
其它
另外,明代还有漆笔筒和象牙笔筒传世。兴起于明代中晚期的笔筒在清代大行其道。各款笔筒强劲发展。瓷器、竹木、漆器、象牙、玉器、玛瑙、紫砂、葫芦笔筒,或变化完善,或粉墨登场,成为文人朝夕相处的良伴。
现代类型
透明笔筒万年历
塑料笔筒 主要是PV之类比较具有韧性的材料
木制笔筒 木制笔筒的材料几乎不限制,主要是考虑因素是脆度不高,同样需要带点韧性的
金属笔筒 金属笔筒主要是以马口铁为主,轻巧而不生锈
竹制笔筒 这个很简单,制作工艺也比较简陋,主要是需要磨边的工艺而已
泡沫笔筒 一般都是比较具有韧性的泡沫材料
陶瓷笔筒 制作精美大方
生产制作
木制笔筒和竹制笔筒基本是手工艺品,整个过程都可以依靠手工完成,成为了很多妇女的创业首选项目!其他类型的笔筒则需要通过机器来完成,尤其是塑料和泡沫笔筒,很多个成形环节都需要机器来完成,唯独包装和修边的过程是手工可以参与的。
笔筒的设计也十分重要,设计决定着用料和生产的工艺,用料决定着耐用程度,生产则决定着实用,使用方便是笔筒的最大竞争点之一,所以设计笔筒一定要尽量个性化一点,多用用户角度出发。
雕刻名家
竹笔筒是清代最为常见也是最主要的笔筒。我们从早中期几位著名的文人竹刻名家吴之璠、周颢、潘西凤、邓渭所制笔筒来透视一下清代笔筒的整体情形。
竹雕镂空笔筒
吴之璠,字鲁珍,号东海道人,嘉定人,活跃于康熙年间。所制笔筒从技法上可分为两类:—是继承明代三朱雕镂法,用深刻作高浮雕,深浅多层。此类深刻高浮雕笔筒在清代早中期较为多见;二是摹仿龙门石刻的浮雕法,创制出“薄地阳文”,即去地浮雕法,金元钰《竹人录》云:吴之璠“所制薄地阳文,最为工绝”。由于吴之璠深明画理,故能在薄地阳文有限的高度上,;表现出画面的远近、层次和透视感。吴之璠另一手法是在笔筒的局部浮雕纹样,其余部位则去地铲除,留下大片空白(妙用中国书画:“留白”特色),也有在空白处刻字题诗落款的,这样就在笔筒上形成一边景物,一边文字的格局。
周颢(1685年至1773年),字晋瞻,号芷岩,又号雪樵、尧峰山人、芷道人,晚号髯痴,嘉定人,为清雍乾时期的竹刻大家。周颢既是竹人又兼画师,上海博物馆就同时收藏有周颢的竹刻与书画。周颢所制笔筒常以山水、竹石为题材,并且以阴刻为主要技法,刀法纯熟,能以一刀表现纹理的宽窄、长短、深浅,极具画意。笔筒画面的布局有两种形式。一是通景,多为山水题材;二是一边景物,一边文字布局。
潘西凤,字桐冈,号老桐,浙江新昌人,寓居扬州,刻竹于清雍乾年间,潘西凤善以各种技法雕镂笔筒,浅刻、深刻及留青皆佳,所制留青笔筒晕褪变化,如墨分五色,精妙绝伦。又如竹根笔筒(广东民间工艺馆藏),以竹根数节琢制,保留竹根的天然外形,盘根错节,虫蛀斑痕,极尽自然之妙。
邓渭,字德璜,亦作得璜,号云樵山人,嘉定人,活跃于清乾嘉时期。邓渭善镂花卉、人物,更长于刻字,浅刻行楷,书迹秀劲,工整雅致。上述四位为清代早中期最著名的刻制笔筒大师,所制笔筒既有继承明代刻法的作品,又有创新技艺。以他们为代表,清代早中期竹笔筒的风格是:技法上,深刻高浮雕、浅浮雕、薄地阳文、留青、深刻、浅刻等无所不备、无所不能;题材上,山水人物、庭园楼阁、花卉竹石、行楷文字等题材成竹于胸,并能以刀代笔,笔到意至,令后世只能望其项背,为中国笔筒发展史上之高峰。
乾隆以降至清末,竹刻制品由以笔筒为主演变为以臂搁、扇骨为多。笔筒雕刻之法也有所变化,深刻高浮雕、浅浮雕、薄地阳文、深刻等已极为少见,浅刻与留青是此时的两种主要技法。总体情况是,此时笔筒无论在技法还是题材上都趋于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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