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科门上贴的生物安全标识(京藏缘系列报道之二援藏医生的走与留)

Posted 202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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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门上贴的生物安全标识(京藏缘系列报道之二援藏医生的走与留)

记者团来到医院，采访拉萨市人民医院管理岗团队的五人，然而站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四个人。

院长助理袁灿简短解释，PCR实验室漏水了，总务科科长孙晓东正带着工人检修。

袁灿所说的“PCR实验室”是拉萨市人民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三天前（7月底）刚刚投入使用，目前每日最多可检测一千个样本。

“来检测的人不多吧？”我问。

“都排长队了。”医生指了指。

“排长队”的原因并不是疫情多严重——疫情暴发以来，西藏只有一例确诊病例。然而对于拉萨人民来说，这是目前市区唯一一个可进行核酸检测的实验室。

今天的五位采访对象是援藏医疗团队21名专家中的一支运行保障管理团队，由五名不同专业（医院建设与规划、基建、总务、医工、医院运营）的专家组成，负责拉萨市人民医院建设及筹备工作，袁灿、薛立明、孙晓东、郭丹、宋豹虎把自己这支五人小组称为“新院区战队”，有的同事跟他们开玩笑戏称“五虎上将”。

拉萨市人民医院管理团队

来藏最难的三天

直到采访结束，孙晓东还在实验室“修水管”，我与摄影记者提出去现场看一下检修情况，几位医生犹豫了一阵，同意了。幸好水管位于实验室外部，无需真正进入实验室，双方都松了口气。

走出门诊楼，穿过正中的院子，来到后面的医技楼三层，许多藏族百姓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坐在楼道等血液、尿液等检验结果。一路穿过两侧取化验单的病人，渐渐楼道安静起来，长长的楼道尽头是一扇需要刷卡的特殊玻璃门。为我们带路的总务科科长薛立明的工作卡不能刷进实验室，他敲敲窗户，里面的护士扭头，有些疑惑，并没有开门。我们只好打电话，几分钟后，实验室一位负责医生出来，狐疑地扫视着几位“不速之客”。这是最外一道门，若再往里走，另一道门上有“第二缓冲区”“生物安全区域”“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的红底牌子，贴着醒目的亮黄色生物危险的标识。两道门之间空空如也，静得能听见回声。

“人呢？”我问。薛立明指指梯子，我们的目光顺着走廊的灰色梯子发现，头顶吊顶上开了个四分之一平方米大小的口子，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他在上面。”我们在“洞口”下等着，不时有工人下来，薛立明拦住一位工人问情况，工人拿出手机给我们看漏水的视频，并解释了原因。“需要他亲自上去修吗？”摄影记者也忍不住问。“其实不用，但总要亲眼看过才放心啊。”薛立明说。

一段时间后，孙晓东从“洞口”爬下来，手心蹭满油黑。他来自北京口腔医院，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负责水电气暖等一系列后勤工作，同为总务科科长的薛立明来自北京安定医院，负责基础建设，疫情期间，两人临危受命，三天建成了一座留观病房。

“当时是2月底，临时接到这个任务，正好赶上藏历新年，工人们都在过年，就算有返回的工人也要先隔离14天，建筑材料商也回家了，根本找不到人干活儿。”情急之下，薛立明和孙晓东带着全院后勤人员，有一个是一个，不眠不休，薛立明回忆着，说，“冬天太冷了，空气又湿，穿得多厚都不够，冲锋衣没一会儿就透了。”

为了赶在医院布置的期限内建成发热门诊，建筑的CAD图（计算机辅助图纸）都是孙晓东亲手画的。“那几天是我们来藏最难的几天，只有四五个小时休息，但根本睡不着，只能抱着暖气取取暖。”孙晓东说自己的大脚趾冻伤了，休养了一个多月才恢复。最终团队在72小时内建成了306平方米，包含16间病房、30张发热病床、27间医疗用房的发热门诊。

孙晓东（右）和薛立明检修核酸检测实验室　　安旭东摄

再待一年没什么

医生一年，教师两年，干部三年，几乎成了援藏人员心照不宣的约定。

五人管理团队去年夏天来到拉萨，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袁灿、北京安定医院的薛立明和清华长庚医院的宋豹虎今年8月即将返回北京的工作岗位，而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的孙晓东和北京佑安医院的郭丹会继续留在拉萨市人民医院。似乎破例了，这令我好奇。

“我和孙晓东所做的工作有一定连续性，如果现在一年到期换人，可能会对后续工作产生一定影响，我俩也慎重考虑过，但还是决定留下来。”郭丹告诉我，他想用一段连续的时间把一件事做好。郭丹的工作是负责提高医学工程部信息化建设水平，近两年，北京市援藏资金支持医院购买了大量现代化医疗设备，各类医用耗材的需求大幅增加。郭丹按照采购相关规定，对导管室、泌尿外科、手术室、检验科等近400余种医用耗材和医用试剂进行招标和议价采购工作，完善了医院现有医用耗材和试剂的采购目录，解决了临床科室日益增长的临床救治需求。

2020年冬春之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国暴发，正在家休假的郭丹接到通知，要求全体医疗援藏的队员提前结束休假，立刻返回拉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他放弃和家人的团聚，即刻返回拉萨。郭丹的援派单位是北京佑安医院，这是一家防治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国家先锋队，他还参与过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防治工作。他继续援藏的决定告诉爱人后，对方不但没有反对，还表示了支持，因为郭丹的爱人也是佑安医院的医生。“我爱人从疫情以来一直在一线，先是主动申请去重症监护病房，后来被紧急调到小汤山医院了。”郭丹说。

宋豹虎所在的绩效办虽未参与到工程施工、装修、设备安装等具体过程当中，但其给予中心院区门诊开诊的支持并不弱于任何一个部门。宋豹虎初到医院摸排后发现，科室之间绩效统计存在不少不完善的地方。在改革之前，外科人均绩效与康复技师相差不大，存在着绩效考核指标陈旧、很多考核指标缺少变动等问题。要进行改革，“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但随之而来的压力和阻力也可想而知。“病案室、收费室与妇产科、儿科这样比较辛苦的一线部门的医护人员的工资是一样的，这肯定是不合理的，我们把北京先进的绩效管理方案拿过来，首先做价值判断，按照实际工作量来分配。对于参与疫情的医务人员，也在收入上有所倾斜，免了他们的一些后顾之忧。”宋豹虎知道这项改革不免得罪人，经过多次沟通，也推行了下去，新绩效方案落实后，不但提高了普通医务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极大地提高了疫情一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担任院长助理的袁灿刚刚写完援藏一年的工作总结，他在女儿刚满月时即进藏，“转头回望，初上高原的憧憬与忐忑宛如昨日”。袁灿通过在一线进行实地调查，并访谈主管副院长、总务科长、副科长及工作人员，形成5000余字的《拉萨市人民医院后勤保障工作现状评估分析及改进建议报告》。通过调研掌握了拉萨市人民医院后勤、基建工作实际现状，根据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改进建议，并已逐步落实改进措施。除了工作，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个人的成长。援藏医生条件艰苦，但对能力锻炼很大，这样一线参与筹建医院的机会不多。如何在短时间内将北京医院的先进管理经验移植到拉萨来，将制度本地化，克服制度与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不匹配，将医院整体流程理顺，对他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最开心地除了自己的成长，还有本地同事的成长，让他切身体会到“组团式援藏”的成效。

北京援藏的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任轶告诉我们，这一年中，北京“组团式援藏”令医院的管理水平有了飞跃式的提高，目标就是拉萨市人民医院具备了西部地区三甲医院的平均水平。

王师（左）与李迎光为当雄患者做无痛胃镜

带不走的医疗队

我们以每小时不到四十公里的“龟速”在山间公路行进。眼前从阴雨蒙蒙绵延起伏的青绿色高山开到了黄绿相间的雪山中，山顶在半山腰云层的遮挡中时隐时现，青藏铁路始终在左手边，时近时远，像游乐场最巨大的过山车一样，在群山间盘旋穿梭。

穿过羊八井地热区，再往前略过西布冰川和7162米的念青唐古拉峰主峰后，车里逐渐安静，似乎每个人都能隐隐感觉到海拔的升高，并为接下来可能到来的再次高原反应忧心忡忡，连一路放歌的藏族司机扎西也变得沉默。若再往前开半个小时，就是被称为“天湖”的纳木错。然而我们却被眼前不起眼的这座小小楼房吸引了注意力——终于到了目的地，当雄县人民医院。

与拉萨市人民医院相比，当雄县人民医院虽然略显简陋，却服务着众多当地藏族农牧民的生活，他们对现代医疗技术或许并不熟悉，许多医疗方式的推广也需要更多润物无声的改变，无痛胃镜的推广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市第六人民医院援藏医生李迎光与搭档、来自北京市隆福医院麻醉科医生王师在下乡义诊时发现，在青藏高原，关节炎、风湿和痛风的患者比较多，许多人因为长期吃止痛药，慢慢出现胃疼的症状。如果不通过胃镜去观察，医生无法进一步诊断。胃溃疡、胃炎和胃癌在早期症状不典型时往往无法区分，当地患者对胃镜的需求是迫切的。

“当雄从去年才开展普通胃镜的诊疗，但普通胃镜比较痛苦，许多当地病人无法耐受，一听说要做胃镜就比较焦虑。院长跟我和麻醉师王大夫说，咱们能不能把无痛胃镜开展起来。”李迎光告诉我们，“很多人一听到做胃镜就开始抵触，我们就根据患者的情况，有条件做全身麻醉的患者就劝说做麻醉，说做完麻醉就像睡了一觉似的，没有痛苦，患者的配合度就比较高，也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诊疗环境。”

“目前做普通胃镜的人还是多些，很多人不太接受全麻，当地藏族患者有误解，觉得麻醉之后会变傻，与一些藏族患者的沟通还要通过当地的医生翻译，很多藏民对汉语并不精通，和他们交流还是比较费劲的。”麻醉医生王师说，他们的方法就是先从身边人发展起来，比如医院的护士和护士家属，做好后就去宣传，这种实践中的宣传效果比医生空口去劝好，“第一次做无痛胃镜的患者醒来后第一反应是睡得很舒服，不恶心也不晕，感觉真是不错，做之前会害怕紧张，做之后反而感觉挺好，我们就会跟他们说，请多跟身边人宣传一下，医院现在有这种服务。”

医生们履行着一对一的带徒协议，李迎光和王师各带出一个“徒弟”。“我的徒弟现在也能独立做胃镜了，我希望他把胃镜技术提高，之后帮助医院再把肠镜也开展起来，这样能更好地服务当雄人民。”李迎光分享了他临别时的愿望，而王师告诉我们，北京援藏医生的原则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不是说我们来过就够了，这样对当地的医疗是没有好处的，最好的方式是把当地的医生队伍带起来。”王师说，这边的患者以牧民为主，这里很多病症如阑尾炎的发病率很高，之前没有全麻，要么就转到市里的医院，要么局麻，很痛苦；危重病人转院的过程也很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里的麻醉技术提高，我们走了，把技术留下了，老百姓能享受到跟内地群众一样的医疗服务。”他们看来，很多医疗新项目的发展都要一步一步来，或许无痛胃镜在县城还不太普遍，但随着一批批北京援藏医务人员的努力和当地的支持，人们对此接受度会越来越高。

采访结束时，大夫们随口说到“北京见”。我才忽然发觉，又是一年夏天，又有一批援藏医生要回京了。王师在回京那天发了条朋友圈：“天还未亮，我们静静地走出北京援藏宿舍，送行的朋友们已经聚集在门口，为我们献上哈达。一年了，与当初来时一样，兴奋、期待，但不同的是，现在是留恋、不舍。援藏这一年，互相帮持，太多的回忆留在心头。”当然此刻，新一批的援藏医生也已就位。不管走还是留，8月在每位援藏医生的心中，都有不一样的滋味。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陈梦溪

流程编辑：王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