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存包柜(记者走访：谁动了我的个人信息？“不安全感”充斥日常生活)

Posted 2023-05-30

篇首语：世界上三种东西最宝贵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检察院存包柜(记者走访：谁动了我的个人信息？“不安全感”充斥日常生活)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检察院存包柜(记者走访：谁动了我的个人信息？“不安全感”充斥日常生活)

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从今天开始，《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当前，人们在日常消费和其他社会活动中，不可避免要将个人信息留存于各类经营者和组织机构。我们走访发现，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或泄露的情况，几乎随处可见。如何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探讨。

现象一：被“刷脸” “我”没得选择

大型商超，一般都有存包区。有消费者发现，有的超市，在存包柜存取包，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人脸识别。

不少消费者认为，“刷脸”存在隐私风险，商家本应提供更多存取包的方式供消费者选择。记者也将情况反馈给了超市方，值班经理表示，后台不会储存消费者的图像，下一步将考虑升级存包区的设置。

现象二：“我”究竟关注了什么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领取口罩机”。当大家出门忘戴口罩，可以通过口罩机免费领取。但所谓的免费，其实是附加了相关条件的，比如，需要关注随机弹出的公众号。

王女士扫描口罩机上面的二维码，按照操作提示领取了一个口罩，之后她后知后觉，没留意关注的是什么公众号。当她试图再次扫描二维码查询却发现，机器上会弹出一个新的公众号，要求其关注。

当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商家的营销划上了等号，种种五花八门的个人信息采集手段，借着免费、打折优惠等看似美丽的外衣，充斥在消费者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现象三：吃个饭为何这么麻烦？

在餐饮行业，扫码点单早已被广泛使用。有的是扫码直接进入点菜页面、有的则是需要关注公众号才能弹出点菜页面，而如果想获得一些优惠，基本上都要填写多项个人信息，注册为会员。

消费者：好的话我觉得挺方便的，减少了人工的支出，比较快速。不好的话有点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看下商家这边对于信息的泄露能不能把握一下。

消费者：要登记我一般都不会在那吃饭，因为这样子提供某些东西的话，可能会根据这些来入侵你的系统，查看你的个人信息，就希望吃饭就正常吃饭不要登录这些东西。

一些消费者反映，在消费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后，更多的困扰来自于后续推销短信的“轰炸”。

消费者：只要是关联到其它的应用，肯定会把你的个人信息直接读取，会有一些促销的推送，我一般都会取关，因为如果不取关，它马上就会给我发，还是希望不要为了关注量，让我们强行，一定要关注才能点单，这样比较好一点，这样消费者会更愿意来这边消费。

亮点解读！正式告别“大数据杀熟” 个人信息可随时撤回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体规模超过10亿，网站数量和APP数量分别超过422万个和302万款。在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更让人们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施行充满了期待。对于公民个人而言，如何真正实现“我的信息我做主”？我们邀请了专家和律师，对大众最为关注的几个亮点，进行了解读。

律师张柳青：《个人信息保护法》它跟《民法典》还有《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共同支撑起对个人信息的一个保护网。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芳：它的保护范围是涵盖了所有的范畴，从收集、处理、公开，全部都涵盖了，它的基本理念就是个人信息自决权，也就是我们普通大众说的我的信息我做主。

“我的信息我做主”之告别“大数据杀熟”

海口居民：你说今天中午想吃什么，你的外卖软件就给你弹出什么东西，以前微信是没有广告的，现在微信朋友圈会给你弹一些广告出来。

海口居民：有句话叫什么，大数据把你弄得明明白白，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饮食的泄露，很没有安全感。

所谓“大数据杀熟”，指的是通过消费者的大数据，筛选出消费者的活动区域、兴趣爱好、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甚至包括其子女年龄、所选报的课外机构等。商家可以购买数据，向特定人群进行精准投放。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明令禁止。

律师张柳青：经营者不可以利用通过自身手段获取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以及对价格的敏感度，来实施在交易价格上面具有歧视性的差别对待，也不可以通过用户画像等方式实施精准的营销。

“我的信息我做主”之随时撤回录入的个人信息

海口居民：APP只要你下载了，它肯定会要你的手机号，它可能还为了方便还会让你直接来个人脸识别，我只知道它获取了我的信息，但我不知道我的信息流向了哪里。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个人有权撤回其同意。个人可以积极行使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等一系列权利。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芳：那么这个撤回同意，是不问理由，任何时候都可以撤回的。商家要提供便捷的服务，比如我们一键上传，就可以一键撤回，而不能说一键上传却要经过很多的步骤，渠道才能去撤回这样的个人信息，这个随意撤回制度这是我们蛮值得注意的一个点。

“我的信息我做主”之向过度采集和随意使用说“不”

海口居民：APP厂商在后台获取个人信息的时候是否可以获得用户的同意。

海口居民：像孩子的教育机构这块涉嫌泄露个人信息，因为很多教育机构，或者医疗机构就能接到他们的电话。

公众在享受数据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收集处理的尺度、界限有着高度的敏感。《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可以拒绝提供非必要类的信息，商家收集的信息必须要有一个限度和必要性，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必须要保证个人的知情权。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芳：信息采集必须基于公共目的，如果不是基于公共目的的话，必须得到信息主体的同意，当然这种同意不能是虚假同意，不能是捆绑式的同意。

律师张柳青：在这个前提之下，有两个最小。一个最短要保证，进行信息处理对个人权益的影响要最小，进行处理的范围最小，比如说寄个快递、实名制、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已经够了，如果还需要你提供更多的信息的话，就超出了最小的范围。最短是什么意思呢，所获得的个人信息保存的时间要最短。

另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规定：任何场所不可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选择；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纳入了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予以专门保护；对于人死亡后遗留在各平台的信息，近亲属出于正当理由，可以行使查询、复制和删除的权利。

严管严罚！买卖个人信息最高可判7年公益诉讼助力降低维权成本

“最小范围”“最小影响”“不得拒绝”，这些词汇都意味着霸王条款将不再“称霸”，那么，如果个人信息被泄露，个人应该如何维权？泄露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又将得到哪些处罚？我们接着往下看。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对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且情节严重的，最高处五千万元或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最高处一百万元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而买卖个人信息，最高可处7年有期徒刑。

律师张柳青：处罚方面有行政，民事和刑事都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如果发现了这个经营者有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方面的一些行为，他可以向具有保护个人信息职责的相关部门去投诉和举报，（包括）我们的网信部，另外一个是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可以去投诉和举报。

个人如果发现个人信息泄露，首先需要收集证据线索。比如，遭遇电话骚扰、邮件骚扰的，需要记下对方的身份、电话号码、邮件地址等信息，有条件的也可以录音录像。在搜集好证据后，及时向相关部门报案。考虑到个人维权成本，相关部门还可以提供公益诉讼。

律师张柳青：如果是有一个众人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检察院，法律法规规定的消费者组织，以及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提起一个公益诉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维权成本和受保护的可能性都得到了提升。

另外，也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养成“非必要不提供个人信息”的良好习惯。在向他人提供身份证等重要证件的复印件时，最好显著标识此复印件的用途；一些带有个人敏感信息的电子数据，如证件照片等，建议用完即删或者采用加密方式进行存储。业内人士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了信息主体很多权利，那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有用的信息采集可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而另一方面，个人隐私也有不可侵犯的领域，要想掌握好合理利用尺度，需要多方合力，也需要更多的细则落地。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芳：信息主体要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然后其次呢，各个部门之间要联合执法，比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信办，还有省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处，这些机构可以实现联合执法。

杨芳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权益的保护构建了基本法律框架，也为相关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了具体的合规指引，将促进信息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芳：我觉得这也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因为我们现在数据跨境流通是非常多的，也是在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国家有了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法》我们足以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这对于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商业信誉上也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