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盛世新生(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88本入围书单｜历史·经济)

Posted 202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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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入围书单

之

历史·经济

战争终于结束，战争尚未结束。二战后的世界，处处是世界末日的景象。但诚如《恐惧与自由》的作者基思·罗威所指出的那样，纵然战争造成的灾难如此恐怖，但人们对战争却仍有着一种“恒久的迷恋”。战争从表面上提供了一种正邪不两立的二元论。战后的世界虽说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多元，但这种二元论的思维却根深蒂固，人们按照这一观点纷纷站队。战后冷战中互相敌对两大阵营，竞相给对方贴上邪恶的标签。本当“免于恐惧”的“自由”，常常被野心勃勃的政客和军事领导人所左右，成为带来新的恐惧的源头。

如何消除恐惧，带来真正的自由，一如基思·罗威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拥抱新的未来，人类必须学会与过去真正进行和解。时间的指针是在移动，但表盘还是那个表盘。除非我们能改弦更张，否则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个轮回。

在当代的历史研究当中，为了呼应当下的一些问题，近代史的研究者往往喜欢“代古人立言”，前人的本意和本相就被淹没在说理中。桑兵认为，我们应该弄清事情本相后再来说理。正如书名“历史的原声”一样，这本书以“倾听历史原声”的态度，考察了中国近代史上“共和”和“汉奸”的概念史。对中国的近代史来说，这两个概念十分重要。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桑兵澄清了学界和坊间对这两个概念的误解和“别有用心”的解读。虽然此书切入点很细，但却能以小见大，重审中国清末民初重大历史转折中被忽略的人事。

《大秦赋》作为《大秦帝国》影视剧的最后一部，于不久前隆重登场，热度逐渐攀升。“赳赳老秦”的凯歌高奏更让观众热血沸腾，剧中的大秦帝国被打造成一个逆袭上位的成功学典范。但这其中究竟有几分真实，又有几分虚妄？刘三解的《秦砖》正是一块坚实砖头，投向对秦国历史的虚妄幻想。

作者对常用史籍文献《史记》《战国策》等进行了字里行间的甄别探究，更发掘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及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材料，通过帝国构建下基层政务运作的细节，揭示了“秦制”的真实面目，不过是以法之名将严格等级制度下的各阶层进行固化。“秦制”将皇权的绝对化扩张到空前的地步，也将自身带入了无法突破自身进行转型的死循环。如果我们仅仅沉迷于大秦崛起的成功叙事，而忽视秦朝二世而亡的终局，那么历史就不过是一针兴奋剂，而非一剂苦口良药了。

提起十字军东征，人们惯常的印象是，它是一场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全面战争”，仿佛中古晚期的历史就是围绕着这场战争旋转，它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敌视，并且将暴力仇恨的种子一直连绵到现代，成为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常引用的范例。

但阿斯布里奇的《战争的试炼》却指出这种观点自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并非十字军东征的全部。它里面孵化出的不仅有骑士、英雄、伪装成贤人的暴君和披上圣徒外衣的宗教狂，更多的是随着命运摇摆而四散在中东各地的人们。战争当然是主旋律，但战争中双方的内政外交才是隐而未张的关节要点，并在台前幕后推动着十字军东征的走向。教派之间的争执可以成为外交渗透的对象，内政的紊乱则会成为出战或是休战的理由。两大对战阵营之外蒙古势力的兴起和扩张，则意味着历史的干预力量仍不容小觑。这场战争最后的终局，并不随着战事本身的结束而结束，一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幻想渲染烘托之下，十字军东征其实已经与它的中世纪根源脱离。历史操控和误导宣传让九百年前的战争不时死灰复燃，成为新的敌对口实。译者马千专业而出色的译笔，更为这部十字军东征的名作踵事增华。

纳粹德国史的研究已然汗牛充栋，且各具所长。由《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和《战时第三帝国》组成的《第三帝国三部曲》，是享誉世界的第三帝国研究巨擘理查德·埃文斯为普通读者撰写的一部全景式的纳粹德国史。

与许多纳粹德国史不同，埃文斯并未将目光聚焦在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建立的政权本身，也没有将德国民众视为纳粹意识形态灌输的容器，而是着重探究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不仅分析了常规著作都关注的社会控制、思想改造和民众的集体服从，还分析了战前就已经出现的形式各样的抵抗运动，指出纳粹德国的社会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铁板一块。

不同群体面对同一个加在他们头上的权威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但最终却合力促成了纳粹政权得以成立：恐惧让普通人放弃了日常生活的道德底线，从众心理造就了同流合污的乌合之众，改造国族的理念让知识精英投身纳粹麾下，共同将希特勒的个人狂想变成一场德意志国家的集体罪行，最终将德国引向毁灭——如果人们无法从中吸取真正的教训，那么历史的阴影仍会成为今天的梦魇。

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明代秀才生活的研究专著，更是一部明代地方社会研究的别开生面之作。今天，夸一个人博学多才会夸他是“小秀才”，但在明代，“秀才”虽然名列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但却只是士人阶层的最底层，也是明代笑话中常常遭到揶揄讽刺的对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秀才恰是连接庶民与士人阶层之间的纽带，介于边缘与之间可上可下的特性，使其成为了明代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陈宝良的《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也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学校和科举制度考察“秀才”何以成为“秀才”，而下编则将目光放诸社会，对秀才在社会各领域的行为方式进行细致分析。身处制度与社会之间的秀才，无论是走科举仕途之阶向上攀爬，还是入仕无门，流于下民，其特定的身份都成为折射出一个时代社会百态的缩影。这也让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明代秀才生活的研究专著，更是一部明代地方社会研究的别开生面之作。

文化造极与积贫积弱，截然相反的评价被加诸同一个朝代之上，这就是宋代。赵冬梅的《大宋之变》所探寻的，正是宋朝从仁宗朝的清平盛世，走向徽宗朝的衰败危亡的变化过程。作为宋史学家的赵冬梅选择了司马光作为本书的主角，以他的生平仕宦经历为主线，揭示了北宋在二十三年的时间中由盛转衰的原因。

与其他同类著作不同，赵冬梅从皇权制衡的角度分析了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争，指出这场变法以富国之名，行集权之实的本质。长期被视为守旧、顽固的司马光和他的同道与之对抗的真正原因，正是企图用“祖宗之法”将皇权重新关入制度的笼子。但他限制皇权的努力却无力回天，其悲剧性结局也预示了北宋逐步走向衰亡。

本书是作者过去十几年中的考证文字汇集，是一次对胡适、陈寅恪、刘师培、梁启超、严复等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许多不为人知经历的“再发现”。胡适何以“暴得大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源究竟为何？刘师培如何为袁世凯称帝张目？清末有着怎样新的“性道德”？对于这些学界关心的问题，作者通过对晚清民国的各种报纸、档案、日记及回忆录的爬梳与分析，揭示了许多被此前的研究遮蔽或忽视的面向。本书的史料呈现十分丰富，作者张仲民一直坚持“史料先于理论”的观点，在书中做到尽可能让史料之间的脉络自然呈现。

在公共讨论之中，即使一个人并不理解“自由”的准确含义，似乎也能轻松地以“自由”为标签，划分阵营，党同伐异。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由”常常成为一种被借用的话语和修辞，同样自我标榜 “自由主义”的人可能相互持有矛盾的立场。

“自由”是什么，它为何如此难以界定？罗森布拉特的这本《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用出色的概念史梳理，回应了这一兼具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核心问题。相较于其他有关自由主义的概念史研究，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揭示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之外，法国、德国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贡献。

图像证史为历史学研究打开了新的领域。与文字记录相比，图像往往能更直观地呈现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思想状态。这既是图像史的魅力所在，也是图像史研究的难点之处。先秦史学家邢义田的《画外之意》，以汉代画像石中“老子见孔子”图像为主题，从画像构成、人物形象、图文比对，象征意义的解读等多重视角，通过对细节的深入考索探究，从一个看似单一的图像，构建出汉代思想社会的多元面貌。

与其他同类图像史研究相比，邢义田对图像的阐释并未最终归入单一理论范式的窠臼，而是时时注意图像在不同时空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意义。将不同时期和地点的同一类画像砖进行区域间和类型化的比较，寻找出一条图像流传的时空脉络，并由此深入这些画像石的汉代创造者们的心灵世界。这使这本书不仅在图像史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更触类旁通，潜入心态史的研究领域。

法国人对抗争似乎有着天然的执迷，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再到1968年席卷全球的六八运动，乃至今天动辄举行的罢工示威游行。法国的历史大多数时间都被革命和抗争所占据，也自然被作为抗争政治研究的经典样本。社会运动研究的奠基人，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将目光聚焦在法国从中古时代走向现代的16至20世纪，以勃艮第、安茹、朗格多克、弗兰德和法兰西岛五个各具特色的地区为样本。从外省乡村民众抵制税吏的揭竿而起，到巴黎街头的革命风暴，全景式地展现了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抗争史。作者上穷官方档案文献，下尽私人记述和小报画刊，对那些在历史上隐没的小人物命运进行了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剖析，由此揭示了抗争运动的起因、发展，表现形式以及真正的根源。

蒂利抓住了资本生产与国家构建两大主题，指出法国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抗争形式，国家构建的逻辑正是权力支配下对社会资源的逐步垄断，由此对民众的权利和生活、生产资源的占用和攫取，才是抗争运动兴起的真正原因，无论是初期的农民骚动，还是后来的工人革命，概莫能外。抗争运动的成败更与法国国家控制力的强弱相交迭。蒂利在书中提出了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解释，让人们意识到，如今法国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的众声喧哗，同样也是历史的回音。

经济史学家马德斌在论集里研究的是一个老问题，即怎样理解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这一差距或者说“大分流”一般认为在18世纪工业革命期间形成。马德斌比较的领域包括工资、物价和去掉价格差异后的生活水平，从能源、人力成本到技术理解“大分流”的前夜，并回到秦代以来的“郡县制”与历代思想家对话，同时比较“大分流”之后中日两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他兼有计量经济史和新制度经济学特征的研究，克制思辨，让读者看到制度在促进与抑制经济增长之间的巨大张力。

市场经济和经济学家不被普遍信任的程度逐年上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要处理的问题也就在这里。他看到全球范围内再度兴起的民粹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人们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学家的怀疑，于是从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细节开始介绍他和同行的研究假设、过程和目标，试图化解人们的误会。就像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致敬他“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一样，他在这里的论证对市场有“尊重”和“驾驭”的双重之义，既需要并保卫市场，又必须直面最广泛的尊严、情感。

历史影响经济发展。但是，理解它为何、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却并非易事，困难之一是，诸多理论体系一旦回到历史长河中难免会遇到无法解释的“例外”，不能保持内在的一致性。李楠的方法是拉长比较的时间范畴、增加比较的国家或地区数量，让人看到文明起源、疫病传播和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如何留下遗产，造成经济差异，以及这过程中复杂而非单一的、线性的因果关系。这几乎是一种全景式的考察。比较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全书避免了陷入泛泛而谈的风险，是国内本土少有的通俗经济学之作。

“古代经济”，是一个现代而非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研究议题。英国古史家摩西·芬利是使用社会科学的研究之法进入古代史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是20世纪最具意义的知识转向之一，从这个角度说，摩西·芬利也是这一趋势的实践者、引领者。他在形式上提出古代经济“嵌入”社会的判断，在希腊罗马，政治、等级和身份居于中心，是一个人的奋斗目标——奴隶被认为不具备这项权利。经济行为是改变这些社会位置的一种渠道，是附属的，而这引领了后来者研究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