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型铆钉机(疫情后年轻人报复性存钱:租10平米小屋 吃一个月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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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型铆钉机(疫情后年轻人报复性存钱:租10平米小屋 吃一个月泡面)
事实是,一个人需要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对于这波被人热议的“后浪”来说,所有的“清醒”都源于眼前的认识。危机戳破了往日用金钱堆砌的泡沫。五一前后,“报复性消费”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骤然提高。但他们决定掉头转向,“你们报复性消费吧,我要报复性存钱”。
2020年5月,北京三里屯的年轻人
撰文丨崔一凡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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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说不清楚,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疫情蔓延的几个月里,一些被戏称为“后浪”的年轻人掉头转向,过上原先被他们不屑的、像爸妈一样的日子。我接触了其中的一些,他们把最近几个月的支出截图给我看,一条陡峭的下滑线,无一例外。
一位住在燕郊的女士注销了信用卡,卸载了所有引诱她借钱的APP。有人为了省钱,搬到月租400块的十平米小屋。不少原先大手大脚的年轻人,卖掉积攒多年的奢侈品,回笼资金。疫情影响了一些人的生活,也即将影响另一些人。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应激反应,或者物理上的形变问题,就像一块橡皮遇热膨胀,遇冷收缩。疫情总会过去,北京的快递小哥又可以上楼送货了,但世界不一定恢复到原来的样貌。
2020年五一,是自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之后最长的五一假期。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不过是个拉长版的周末。没有前浪们所以为的“去遥远的地方旅行”,他们待在家里,做饭、陪陪家人,最多散步,对任何需要花钱买来的快乐,敬而远之。
这波后浪决定投奔另一种生活时,所表现出的决绝让人惊讶。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一位在苏州工作的摄影师吃了一个月泡面,他以前可是过个生日能花四万多块的主儿;一位月入三万的年轻编剧索性离开北京,回长沙老家生活。
于潇镜头下的昔日香港,疫情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观
四月的一个下午,26岁的Ivan打开堆满衣服和包包的衣柜,她一边自言自语回想究竟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多东西,一边把这些看起来很陌生的衣物一摞摞摆在地上,几只包扑簌簌掉出来。
她撑起一件Play的T恤,衣服有点皱了,但商标还没剪掉。“在日本的时候,花一千多买的,”她有点想起来了,拍好照,上传咸鱼,一百五出了。
一只红色的巴黎世家铆钉机车包,买的时候一万多,一次也没背过。还有那双Miu Miu的芭蕾单鞋,原价六千多块,穿过两次,不舒服,索性全都卖了。
“现在我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动物森友会》。”她笑说。
生活突然刹车之后,难免有些进退失据。如果不是疫情,Ivan可能会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2020年。首先和男朋友分手,然后是换工作,她觉得现在的工资配不上没日没夜的忙碌。或许还能趁着找工作的空档去趟非洲,她一直想看肯尼亚的动物大迁徙。但疫情一到,分手的进程被打断了。两个人在一起,吃穿用度平摊,能降低生活成本。
几周前,一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失业,她安慰了一下午,回过神来想想自己,好像也没那么安稳。五一放假前,她收到领导通知,今年的预算要大幅减少,“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如果突然说让我走人,我也不会太惊讶。”
Ivan和男朋友租着北京三环的一室一厅,共同生活的还有一只七岁的美短猫。离开大学校园4年,Ivan没能攒下钱,也从来没想过攒钱。她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工资不算低,每月挣多少花多少。以前,每当爸妈要她节制消费——至少别把钱全花在买衣服上,她不以为然,“要不然挣钱干嘛呢?”人生是用来享受的。
疫情期间宅在家里,25岁的安杨和女友的月开支从两万多下降到五千。他回想起从前,一个月最多花掉十几万。如今疫情逐渐退潮,他却不想再燃起消费的欲望。他取消了今年所有的旅行计划,换季了也极少买衣服。
近几个月,安杨的月支出断崖式下跌
安杨是编剧,声音温润,聊起之前的消费经历滔滔不绝。他们租住在望京,房租每月一万二。选择这里,是因为多出一间空房,可以作为单独的储物间。几年下来,里面堆满了东西,不少连快递盒都没拆开。他拿到咸鱼上卖掉,没拆封的Bose耳机、音箱,直接砍掉一个零出手;从来没吃过的网红零食,一箱箱往朋友家里搬。
三四月份,“报复性消费”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骤然提高。好像被闷在家里的每个人都饥渴难耐,只待发令枪响,就会撒钱把店铺搬空。安杨表现得不以为然,“你们报复性消费去吧,我要报复性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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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消费的确曾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剂。他们不断地买包、化妆品,或者是什么能刺激神经的东西,“只有包在橱柜里,你又知道你能买得起的时候,才会感到快乐”。
年轻的人们总是擅长事后反省,常用的说法是:“当时太年轻了”、“太蠢了”或者“交了一些狐朋狗友”,但实在讲不出事情发生时究竟在想什么。“就跟你说话这会儿,我手边桌子上摆了三台苹果电脑。”安杨在电话里说,“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买,好像一出新品自然就买了,但明明我一个人只能用一台。”
在北京、上海或者香港,大城市里霓虹灯照得到的地方,每一块耀眼的广告牌都藏着年轻人们遏制不住的消费欲望。现代的社会不止生产商品,事实上,它更擅长生产欲望和幻想。
遇到一个陌生人,不少人会先通过衣着评判对方。刚工作时,于潇去见一位来自广州的客户。两人还没打招呼,客户先走到面前三米处,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她穿一身九百多块的职业套装,配一双高跟鞋。客户没做过多表示,之后的合作也很顺畅。这意味着在“第一印象”这一栏里,对方给她划上了对勾。这件事对她影响很深,“穿什么”这件事很重要。
于潇供职的金融公司位于香港中环,香奈儿、卡地亚等一众奢侈品店包围着写字楼。几年时间,她从旅行时“舍不得吃当地特色螃蟹”的女孩,变成奢侈品店的常客。销售员反复向她推销,从“25岁是女人开始衰老的年龄”聊到“新款护肤品多买多送”。最近重温《穿Prada的女王》,她发现里面的每个品牌都认识了。
我问她,“为什么这些东西的吸引力这么大?”
“每个女人一生都要有一件香奈儿嘛!”她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广告词。
于潇的柜子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论述过消费的逻辑:“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
Ivan承认,自己之前的绝大多数消费,都是彻头彻尾的智商税。她在日本读大学时,小姐妹们每天在一起聊的话题,基本上离不开当季新款。
“其实我买的已经不是一个包了,买的是社交货币。”她说。比如那件巴黎世家的机车包,她从来没觉得好看,大红色的皮面显得人像个爆发户,买来之后一次也没背过。
年轻人迫切地需要证明自己。安杨刚刚25岁,是同龄人里最冒尖儿的那一批。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跟过大导演、大编剧,职业生涯的开端十分顺遂。2017年,影视行业正红火,他接下一部网剧,一个月赚了24万。这是他毕业后挣到的第一笔大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理所当然地要过上公众号里说的精致生活。
他去了一家著名酒店里的健身房,雇了一位私教,一个月私教费三万,直接买两个月。他去高档服装店里挑了几套入眼的西装,让服务员包起来,每套一万多,刷卡结账,“当时都没有心疼的”。
“那种意义就是我证明了我自己,我有点爽感。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看的爽剧,男主角壁咚一下女主角,观众就爽了。”安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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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90后负债率非常高,近三成人以贷还贷——安全感可能是唯一的解释,他们都有为他们生活兜底的家人。但疫情之后,事情露出了本来面目。这通常会让人感到恐惧,然后是巨大的自责,问问Sean就知道了。如果非要用什么词来形容以前的自己,Sean觉得,应该是“愚蠢”。
Sean 24岁,朋友们评价他,是个仗义且好面子的山东人——每次吃饭都抢着结账那种。去年生日,他邀请了二十个朋友吃饭、唱歌、洗脚。大家一起哄,他也有点上头——“我这个人,人一多就挺爱慕虚荣的”。一晚上花去四万多,到最后,“这个卡刷起来感觉不是自己的一样”。
那时他正跟着台湾老板做奶茶店,光景好的时候,月入两万,在苏州算是不错的收入。尽管如此,生日宴之后,他连吃饭的钱也没了,不得不再次向父母伸手要了一万块。
Sean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喜欢受约束的人,讨厌朝九晚五的生活。毕业之后,他做过网店,卖过奶茶,干过服装代理,跌跌撞撞好几年,赔了十多万。每次都是斗志昂扬开始,灰头土脸结束。当然,试错的成本由家人支付。
“我当时那种心态,说实话,并没有很大的赚钱欲望。”Sean说。更重要的是体验人生,“现在年轻,得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他的都不重要。”
他想做服装,立马联系厂家进货;想搞摄影,马上下单摄影器材,“想都不想就直接干”。他不怎么看银行卡余额,有钱就花,天塌了有爸妈撑着。
但过去几个月,他们撑不住了。
Sean的父亲从事装修行业,去年不慎摔折了胳膊,做手术花了不少钱,妈妈做些小本餐饮生意维持家用。疫情开始后,父母的收入被截断,他的摄影工作室也三个月没接到一单。第一次,他因为没钱而感到恐慌。有天晚上吃饭,一家三口围坐在家里的小桌上,母亲突然开口,“得想想办法了。”他抬头看着母亲,“再这样下去,我们家连下个月房贷都还不上。”
那个月的房贷,最终是靠父亲找亲戚朋友借钱还上的。父亲和他一样,要面子,他觉得从那之后,父亲就没有一天开心过,每天抱着酒喝。一天晚上,他坐在父亲面前忏悔,“我这几年我太后悔了,我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怎么样,根本想不到家里人。”
像是酒醉中猛然清醒过来的人,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赚钱,主动找原先的客户约拍,没人回复。他索性去当起兼职外卖骑手,一单七八块钱。挣得不多,累得不行,但好歹赚了些生活费。
兼职送外卖的Sean和他18块钱一碗的盖饭
所有的“清醒”都源于眼前的危机。对那些高收入的年轻人来说,危机戳破了往日用金钱堆砌的泡沫。因为疫情影响,于潇的收入锐减八成,日常的午餐从海底捞降格成普通港式茶餐厅,几年来第一次买了只2000块包,她已经很久没看过一万块以下的包了。她和朋友约定,“按住彼此的手,抛弃奢侈品”。她甚至强迫自己在家做饭,意外地发现,自己做的饭竟然还挺好吃的。
安杨发现,这个世界正在变化。他做外贸的叔叔正在快速收缩止损,朋友的公司举步维艰,而房产中介开始不断催促他买房。作为影视从业者,在可预见的未来,影视项目会大量减少。影视公司会倾向聘用价格更低廉的编剧,甚至是在校学生。
他的同行们一改往日大手大脚的习惯,突然间“什么也不买了”,连外卖也不点,天天在家做饭。他们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住便宜房子。有位制片人朋友还给自己制定了攒钱计划——每天要储蓄当日花销的十倍——花50块钱点一顿外卖,就要存500块钱进特定的储蓄账户。
2020年春节,安杨的爸妈赶在疫情前来北京陪他一起过年。爸妈告诉他,高中同学在长沙当公务员,每天散着步去上班,还有时间去公园里跑步,“心里乐滋滋的”。虽然赚的不多,但没什么开销,已经攒下两套房的首付。安杨看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在北京漂泊多年,多的时候月入六位数,但如今卡里只有三万,这些年的辛苦换来一副脆弱的颈椎和腰椎,除了所谓的工作经验,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赚这么多,然后再全部花掉,那我等于没有赚嘛。”几天后,房东打来电话,催他交下个月房租。他当即决定离开北京,回长沙生活。
他决定逃脱“拼命工作—拼命消费”的循环。“我减少我的欲望,减少我的需求,然后尽可能给自己提供足够强的自我保护的壁垒。我把我的护城河筑得足够宽,尽可能减少世界的变化给我带来的影响,这件事情是我现在努力要去做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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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一个人需要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尽管衣柜里堆满了各种名牌衣服,但Ivan最喜欢穿的是一件没牌子的T恤,大学时参加活动送的。T恤早已洗褪了色,袖口和领口破了几个洞,线头乱往外冒。她还是喜欢,就拿它当睡衣穿。
疫情开始后的几个月,安杨的信用卡账单断崖式下跌。看着干干净净的账单,他突然发现,原来两个人每月只花五千块钱,也能生活得蛮舒服。他把信用卡额度砍掉个零,又打了个对折,从十万减到五千。等回到长沙之后,准备再降到三千五——考虑到长沙物价低,这是今后每月的消费上限。几个月时间里,他从三万存到十万,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惊喜。他带着一种被欺骗感情之后的愤懑跟朋友保证,“以后这些资本主义市场的任何一个商家,休想从我兜里骗走一分钱。”
当然,变化的不止发生在银行账户里。
他取关了不少号,“之前大把消费就是被它们给荼毒了,思想被它们玷污了。”他甚至开始反感“精致生活”这种说法,“难道每天买菜做饭就是粗糙吗?生活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安杨每天上午睡到自然醒,跟大爷大妈一起去买菜。清晨的阳光很好,路边有阵阵槐花香味,如果起得够早的话,他会跑跑步锻炼身体,活动一下颈椎。在菜市场,他感受到自己正在重新回归生活,发现“猪肉好贵啊!”以前买东西,他从来不会看价格。但现在,猪肉“比上次来买贵了三块钱”这种事,也要记在心里的小账本上。
早饭后,他会看会儿书或者美剧,打扫卫生。下午的工作时间视情况而定,最长不超过三小时,不然就没人做晚饭了。他的厨艺不错,至少自己觉得比之前每周都要去打卡的网红餐厅好吃多了。
安杨回到长沙,自己做饭
他之前去库页岛玩,那里被日本人称作“世界尽头”。世界尽头是一座小村庄,他们在那里住了好多天,村民夏天放牧捕鱼,冬天就互相串串门聊聊天。他觉得,这就是自己理想的生活,不需要名牌西装,不需要网红打卡,甚至不需要多少钱。
“如果我七十岁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那我真是太可怜了!”他说。
Sean现在每月收入不多,但制定了详细的攒钱方略。他设计了一张“钻石”表格,“钻石”里是365个小方块,代表一年365天;每个方块里标注1到365不同的数字,代表每天要存的钱。之所以有零有整,是为了便于坚持,“实在没钱的时候哪怕只存一块钱呢?但是你培养了存钱的习惯。”这样一年下来,至少能攒66795块钱,之前他的银行卡里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大的数字。
他把这张表格发到朋友圈后,来找他要原图的朋友有一百多个。“看来因为这次疫情,很多人也体会到痛苦了,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他说。
他曾经关注过一个号,有个固定栏目,叫“打卡一个网红店”。他按图索骥,真的每周末带着朋友打卡一家。但憋在家里这几个月后,他觉得朋友们都突然间长大了,没人像以前那样,每天呼朋引伴胡吃海喝。如果碰巧大家有空,Sean会把朋友叫到家里来,做几道拿手菜,反倒比在饭店里舒服得多。
谁不希望过上理想的生活呢?但在这之前,或许要先理解理想,再理解生活。现在,他把每月收入的一大半打到父亲账户上,只留下基本生活所需。4月,他过了24岁生日,本命年。他一个朋友也没叫,只给自己买了个小蛋糕,一个人吃下就睡了。他盼着这个年岁赶紧过去,新生活要开始了。
365天存钱计划
*文中安杨、Ivan、于潇为化名。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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