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不锈钢防盗门(文化桂林：城雕，山水文化名城的别样点缀)

Posted 202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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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不锈钢防盗门(文化桂林：城雕，山水文化名城的别样点缀)

如今仍然矗立在七星公园华夏之光广场附近双拱桥旁的“小号手”，是很多桂林人的童年记忆。

位于榕湖边的清代四状元像。

訾洲公园的韩愈雕像，是雕塑家尹一鹏的作品。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为一代文宗，他挥手甩袖，气魄豪迈。

作为享誉世界的山水文化名城桂林，如何让人文与山水相融，让人文为山水增辉，考验着主政者和建设者的智慧。

毫无疑问，城市雕塑是承载城市文化和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桂林的城市雕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了。然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整体发展缓慢，缺乏总体规划。

2014年，市委书记赵乐秦深入文化系统调研时提出“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经过反复调研和讨论，城市雕塑标识作为文化发掘的一部分，被提上了日程。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以“抗战文化城”题材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文化标识及雕像矗立在了桂林的街头、景区等地，成为山水文化名城别样的点缀，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如果检视半个世纪以来桂林城市雕塑的建设发展，今昔比照，就会对桂林市城雕标识的建设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本报记者景碧锋文/摄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桂林城雕标识建设相对缓慢

城市雕塑是城市公共艺术的一部分，是城市环境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1982年，我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成立后，“城市雕塑”一词被普遍采用，简称城雕。那么，桂林到底都有哪些城雕?

桂林流传至今的古代雕刻作品丰富，如一些摩崖石刻，其中位于鹦鹉山西南麓的“静江王府城图”，是古代艺术中的瑰宝。这些古代雕刻作品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在桂林城市雕塑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桂林出现了一些宣传类的塑像。特别是1974年在七星公园沙洲游乐场上，由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雕塑家黄君度创作的以小兵张嘎为原型的身背大刀手叉腰，右脚向前跨出半步的小号手雕塑，其形象深深印在许多桂林人的脑海里，可以说影响了几代人。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以及城市建设的需要，桂林出现了岩溶地质研究所的徐霞客、玉桂宾馆门口的“嫦娥奔月”、工艺美术中心院内的“刘三姐”、花木公司院内的“浇花少女”、南门桥东南侧的“晨读”、“嬉水儿童”等一批城市雕塑。

桂林学者凌世君告诉记者：“由于选点、题材、创作等方面的原因，这些雕塑整体水平不高，没有形成大的影响，一些作品或因与周围环境不协调，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如嫦娥奔月、刘三姐、嬉水儿童等雕塑。”

据凌世君介绍，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一些重点工程的建设，与其伴生的一些雕塑作品被置于交通要道旁，很快为人们所熟悉。如位于虞山桥头、立在一根汉白玉柱子上的虞帝像。因南门桥建设而诞生了“欢乐颂”和“桂花时节”两座雕塑，两江国际机场建成后诞生了“漓江春风”雕塑，七星公园内表现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之光”浮雕也于1998年完工。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城市建设的日益发展，桂林榕、杉湖边上立起了唐景崧、王正功、王鹏运等塑像，阳桥下出现了浮雕墙，伏波山前竖起了马援跃马骑射的铜像，市园林植物园内建起了桂花仙女雕塑，桂林北火车始发站前立起了不锈钢雕塑——— 山水之门。特别是2011年訾洲公园建成后，安置了柳宗元、裴行立、范成大、张孝祥、白居易、韩愈、杜甫等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像。去年在七星区建成了展现桂林古代官员清廉风貌的“古莲文化街”，也竖起了一些很有特色的人物雕像。

在这里，有一位雕塑家的名字很值得我们记住，他就是同为桂林人的尹一鹏。尹先生是我国现代高等陶瓷雕塑教育的重要开拓者，现代艺术教育家、雕塑家。他曾在景德镇陶院任教30年，是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雕塑的创始人之一和学科带头人，1988年回到家乡桂林，创办了广西师范大学艺术系。尹一鹏在陶瓷雕塑和城市雕塑方面成绩斐然，他为家乡桂林创作了一批作为城市公共雕塑的历史名人塑像，如訾洲公园里的《柳宗元訾家洲亭记碑》《杜甫》《白居易》《韩愈》等，穿山公园里的《梁漱溟纪念碑》，广西师范大学校园里的《一代宗师马君武》……尹一鹏先生也曾为桂林创作极富现代意韵的大型城市雕塑，桂林北火车站广场上的《山水之门》是他于1998年创作完成的。他巧妙地将中国草书“山水”二字组合构造为大门和欢迎彩带样式，立于开阔的桂林北火车站广场上。

桂林城雕建设需要统一的规划部署，以反映城市的风格和传统

通过走访和调查，记者发现2014年以前的桂林城雕，大多依托各景区而存在，多为景区自行设立，以历史文化方面题材为主。在此时段，据不完全统计，桂林的城市街区雕塑只有矗立于南门桥东南侧的“桂花时节”雕塑、虞山桥头的虞帝像以及与其相对的“大象驮莲花”雕塑、桂林北火车始发站的“山水之门”这4组，其中属于现代题材的只有“山水之门”雕塑。

从雕塑的维护上看，景区内的雕塑维护相对较好，而这4组位于公共道路旁和广场区域的雕塑现状就不算好了。

其次，“城雕缺乏统一规划部署，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差，题材单一，没有反映出城市风格和传统。”凌世君说。记者走访中发现，一些城雕没有相应的文字说明，以至于人们不知雕塑的名称、作者和制作时间，更不知道雕塑要表达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它美在哪里。虞帝像和“大象驮莲花”雕塑便是如此。而南门桥头的“欢乐颂”雕塑在选题及与环境协调方面饱受诟病，现已不知所终。

2000年由桂林市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等合编的《桂林市城市雕塑体系发展规划》指出，长期以来，桂林市是传统的以农业和旅游为主的城市，整体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规划指出，现代城雕的出现和建设，需要“在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城市建设将从初期的以功能开发为主向以环境完善和提升为主转移”的过程中产生。因此，这是阻挠桂林有代表性城雕出现的重要原因。

同时，从城雕所依托的周边环境来看，桂林城不断处于兴建和改造之中。而城雕本身作为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一部分，是放在环境里面的公共艺术，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定程度上只能产生于相对稳定的城市周边环境中，也才可能与周围的环境相互协调，出现令人满意的作品。

早在七八年前，桂林学者黄伟林在其主持《桂林市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明确提出了“设置文化地标”的任务。《规划》提出：分期分批对已有标识和尚未标识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包括已经消亡的历史遗址)设置说明标志，可以按抗战文化遗址、民国文化遗址、清代文化遗址、明代文化遗址、宋代文化遗址、唐代文化遗址、当代文化遗址等系列分期分批进行。在市区广场、街道、景区建设一批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雕塑。

“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战略实施，为桂林城雕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

随着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建设推进，高品位、高质量的城雕建设显得极为紧迫。

2014年3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秦主持召开桂林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专题座谈会，以“寻找文化的力量”为题，邀请桂林知名文化人士面对面交流讨论。

同年6月，他深入文化系统调研时提出“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之后，作为桂林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赵乐秦，又先后4次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

在此过程中，桂林制定了《桂林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设桂林文化标识的构想。

检视历史不难发现，自秦汉以来，坐落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桂林就以其秀丽的山水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赞誉;在2000多年的建城史中，无数志士仁人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地理位置、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特殊性，这座城市文化名人云集，书店出版社林立，市场上图书报刊琳琅满目，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文化活动高潮迭起，成了当时名满全国的“文化城”。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文丰义介绍，桂林共有抗战历史文化遗址、遗迹160多处，其中还有遗存的111处。他说：“这些抗战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桂林市区、郊外，以及阳朔、临桂、灵川三县区。”其余各县(市)，比较重要的抗日遗存有荔浦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荔浦义敢村)、平乐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平乐二塘镇)等。

然而，除了少量抗战名人故居和抗战遗址得以保存外，大部分抗战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化名人曾经生活的住宅、重要的文化机构驻地建筑逐渐消失，桂林原有的厚重抗战文化难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桂林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广西师范大学、市文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专家团队，通过多次实地调查踏勘，精选了21处曾经在桂林有重要影响的抗战文化遗址，反复征求和讨论文字说明和设计方案，最终形成了第一批文化标识设计方案。至2015年底，已建成抗战文化标识19处(其中文化名人住地标识8处，重要文化团体地标9处，重要军事设施地标2处)。

通过这些标识，人们可以寻找到何香凝、茅盾、田汉、欧阳予倩等一大批名人在桂林期间住所的旧址，也能在身边发现“叶挺被囚处”、“《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广西省立国防艺术社旧址”等重要文化机构旧址。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骝马山抗日碉堡等重要军事机构旧址或设施遗址标识的设立，会让大家仿佛回到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第一批文化标识以城市雕塑艺术作为表现形式，将形式设计与文字宣传很好地融合，力图通过不同的材料组合、不同的艺术造型，体现出桂林抗战文化元素。这些雕塑既是一个个精致的城市小景，同时又是一座座宣传介绍桂林抗战文化的丰碑，犹如一个个文化地标，彰显着桂林抗战文化名城的荣光。

为发掘历史，2016年4月，第二批历史文化标识进入推进建设，初步选择了11项作为第二批历史文化标识建设内容。它们是：颜延之像(靖江王府独秀峰读书岩前)，李靖像(逍遥楼前)，赵观文像(秀峰区飞鸾村口)，范成大、方信孺群像(象山景区云峰寺旁竹林)，张栻与宣成书院(桂林中学大门附近)，陈继昌等桂林清代状元榜眼群像(王府贡院前)，康有为像(叠彩山风洞口南面平台)，李宗瀚与拓园(阳桥小广场，榕湖畔)，蔡锷与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松坡中学)，抗战时期茅盾、邵荃麟等在桂林旧居遗址(秀峰区丽君路)，抗战时期欧阳予倩、田汉等群像(省立艺术馆前)。

为了加快这些文化标识建设，桂林成立了历史文化标识建设协调小组，定期与不定期地召开会议进行沟通协调，提高项目推进效率。

市区历史文化标识建设资金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筹措。首先由企业捐建，将捐建单位在标识上注明;在企业捐建后如仍有缺口，则专题申请财政解决。

2017年6月，李靖、蔡锷与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清代桂林四状元3组雕塑实地安装完成。目前，第二批文化标识的建设工作开展顺利，已接近收尾。我市把文化标识的安置与城区特色街区改造工作结合，既增添了特色街区文化亮点，也促进了历史文化宣传保护。而第三批历史文化标识——— 文化景观群雕工作目前已经启动。

经过近些年两批城市雕塑的建设，如今城雕标识已经遍布桂林主城区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山水文化名城的别样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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