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总总还是林林种种(2022年，我的学习、实践与体会)

Posted 2023-05-29

篇首语：不担三分险，难练一身胆。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林林总总还是林林种种(2022年，我的学习、实践与体会)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林林总总还是林林种种(2022年，我的学习、实践与体会)

冬至，一阳生。

不觉又是一年，转眼到了年内最后一个节气，冬至。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把一年来读过的书，做了个总结。今年，我打算换个方式，把这一年的学习、实践和体会，结合起来谈一谈。

宏观短板

回望年初，俄乌战争爆发不久，上海疫情扩散，管控持续升级。国内外不确定因素激增，引发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普遍担忧。股市作为经济的风向标，自年初以来持续下跌。覆巢之下无完卵，这期间，我所管理的资产，经历了长达数月之久的显著净值回撤。

疫情居家 + 净值回撤，要说没有压力、毫不焦虑，那是不可能的。

彼时的市场状态，与武汉疫情突发的2020年初，有着显著的韧性差异。特别是港股市场，让人充分感受到了，极端流动性缺失背景下，股价一泻千里的绝望。

事后来看，从舆论和情绪的角度，去年初与中美贸易摩擦爆发的2018年初，倒是颇多神似之处。

这次的回撤体验，让我充分意识到了投资中宏观变量的举足轻重。于是，我展开了认知上的宏观补短板。

说干就干，首先选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史。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人类的寿命，与历史长河的时间跨度相比，总显得那么短暂。要想在人生的关键节点，或多或少堪破未来的迷雾，借助历史脉络的启迪，几乎成为一种必然。历史的巨大借鉴意义，被凝练地概括为：不读史，不足以明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一切的知识，本质都是历史。

那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时光中，高效地学习历史呢？

我看过不少建议，发觉如下的次第，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按照时间距离的远近，从最近的历史开始，依次扩大时间范围，直至其发端之时。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越是接近的历史，我们越是熟悉，可获得的信息量越大，对当下的影响也来得越直接。读完了熟悉的历史，可以进一步回溯不那么熟悉的部分。而外推的过程，则可以因人而异，随时停止。

具体的阅读对象，我选的是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作品。按照时间的倒叙，他把中国的企业史做了完整的梳理。

借助吴晓波的笔触，我从最近十年出发，一路回溯至1978年，制度变革的时间起点。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激荡三十年》

在美国学者科斯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目标，它从来被置于稳固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因此，有着高于经济发展的“人为计划性”和别于他国的中国特色。

在美国学者福山看来，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离不开三块基石：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责任制。中国与美国分别处于这一政治秩序的两端。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能够有效快速地落实各种民生政策，但它需要在法治和民主上继续努力。而美国虽有法治和民主，但由于制衡体系过于庞杂繁复，“制衡效率太高”，导致联邦政府的施政能力低下。

在吴晓波先生看来，中国的整体国家能力的形成，带有鲜明的集权体制特征，同时也呈现出基层组织创新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在缺乏长期性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变革的动力来自四个方面。

制度创新：恢复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这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容忍非均衡：中国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秘诀。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给予外资集团的超国民待遇等。

规模效应：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巨国效应，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竞争力。

技术破壁：相对于制度创新的反复性，技术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准入性壁垒，从而重构产业范式，并倒逼体制内改革。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产业的原有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带来了竞争格局的焕然一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技术的破壁能力将在更多的领域中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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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具特色的改革实践，为创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这方面，长期立足中国历史、探索中国政经体制的郑永年教授，对于中国的体制改革，给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

《制内市场》

如果说吴晓波侧重记录当代的企业历史，那郑永年则刻画出这段历史的体制背景的由来。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试图采用或经典或现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崛起”背后的体制与机制。尽管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种西方经验的机械套用，也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困惑与冲突。

对此，郑永年先生认为，要解释中国，必须基于由中国自身的经验提炼出来的科学概念和理论，就像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经验提出他们的概念和理论那样。为此，他开始了“将中国政治经济的实践经验概念化”的学术探索。这项探索的基本出发点，是厘清市场与国家的关系。

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为特征，假定了市场体系是在一个比国家更高、更普遍的秩序中运作。与市场相比，国家则是排在第二位的主体，负责确保市场按照社会的利益来有序运作。

与西方不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征是“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即经济被视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市场被视为政府的工具。国家主导下的市场，有三个特点：第一，国家允许市场存在并发挥作用；第二，国家与市场在同一个混合经济体制中共存；第三，市场总是在国家设定的规则和边界内运作，但国家可能经常违反市场设定的规则和边界。

主导关系的互换，让西方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呈现为两种泾渭分明的“理想型”。而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以市场与国家的相互渗透为特征，呈现为两种“理想型”的过渡状态。

这样一种研究的方法，被郑永年先生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视角”。

在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解释“脱离”出西方的解释框架后，就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与问题、发展与趋势，进而“寻找中国改革的真命题”。

与西方体制相比，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创新能力主要在底层的自由企业和中间层，而中国的三层结构经济体的优势在于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能够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有效扶贫等。

如果说“制内市场”的提出，分析清楚了“中国是什么”。那接下来，话题自然转变为“中国应该怎么样”。这本书，最让人触动的是，郑永年先生认为，最终落脚点则是“保卫社会”。

在郑永年先生看来：在历次危机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社会都是一个很容易被权力和市场牺牲的弱势角色。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

保卫社会的根本，就是要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中做大做强社会，使之能够平衡另外两者的力量。也就是说，社会所代表的民生，需要能够有效地平衡国家所代表的权力，以及市场所代表的财富。其结果就是，社会不仅“大”、“强”，而且要“好”。

我想，亲历过疫情的你我，对此都会深有感触。至此，郑永年先生完整地呈现了一位社会学者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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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先生的独特视角，让我想起了2018年读过的一本书。有了制内市场的认知之后，再读起来，别有况味。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简版）》

虽然中央集权始于秦始皇，真正将其发展成熟的，却是汉武帝。此后，在制度选择方面，中央集权模式成为历朝历代的不二选择。诚如美籍中国历史学家魏斐德所言：“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由汉武帝开启的中央财政体系，成为了历朝历代的财政教科书。其基本制度，辗转绵延两千余年，横跨三大历史周期，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回顾中国历朝历代的财政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主线：得财政者，得天下。

在财政收支大战的天平两端，缩减开支的措施，往往被扩张收入的政策所打败，让人不由得感叹人性使然的强大力量。

财政扩张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其一，养官，即集权政府日益膨胀的官僚体系；其二，养兵，即内外部不稳定因素引发的额外开支。

然而，财政的扩张，并不能够无限度地进行下去。

本质上，财政是经济蛋糕的分配方式，中央财政多拿一些，经济基础就会少留一部分。税基与财政，可以类比为树根与枝叶，唯有不伤根本，方能枝繁叶茂。这也为“发展是硬道理”，提供了财政解释。

如果财政扩张搞过了头，老百姓手中的结余过于稀薄，就很容易被击溃。当经济基础出现普遍破溃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大动荡的时候。原本提供财政收入的顺从纳税者，变成了消耗财政支出的维稳对象。这也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供了财政版的解释。

尽管短期来看，财政可以失衡；但长期来看，财政必须是可持续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决策时，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分辨清楚，何为短期，何为长期。

所以，小到个人、家庭、企业，大到行业、国家、联盟，在面对诸如效率与安全、经济发展（长远税基）与财政平衡（短期利益）等内外部重大约束时，决策者都需要竭尽全力，来保持必不可少的系统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是否可持续，是观察社会肌体健康度的关键指标。

再探周期

关于经济周期，过去几年实际已有所接触。这次，经过宏观补短板之后，我觉得到了再度深入学习的时候。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

18世纪以来，工商业文明驶入了快车道，在科技革命的加持下，经济发展呈现了指数级增长的态势。然而，经济的波动却日趋加大，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

金融方面，现代银行体系及纸币的出现，以及债券、股票等金融创新的诞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此同时，也为经济周期的正式登场，提供了必要的金融环境。

1862年，法国医生朱格拉坚持了14年的业余爱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出版了有关经济波动进程的研究成果《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日后，这本著作成为了经济周期研究的里程碑。

在朱格拉之前，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商业波动现象，给出了林林种种的解释。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苦心思索出一套连贯而统一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

朱格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研究方法（把相关变量整理为时间上的序列）天然地有利于周期的呈现。正因为如此，他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洞见：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率先认识到，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一些简单的、相互独立的事件，而是经济组织内在不稳定性、周期性重复发作的体现。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进而把经济的周期性运动分为不同的阶段，包括“上升”、“爆发”和“清算”等。为了区分这些阶段，朱格拉收集了尽可能长跨度的时间序列加以分析。最终，他确信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10年。日后，该长度的经济周期，以他的名字命名。

朱格拉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他对自己的著作先后进行了两次修订与完善。此后，经济周期正式走入了经济学家的主流话语之中。这正如熊彼特后来所指出的那样：

他发现了新大陆，而在此之前，有些人只是发现了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

经济周期对于大类资产配置，有着关键性的影响。1909年，罗杰·沃德·巴布森出版了著作《货币累积的商业晴雨表》。在这本书中，他精辟地阐述了市场次序问题，如下图所示：

经济周期中的市场次序问题

更有趣的是，由于会想起过去的泡沫崩溃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这导致对上次发生泡沫的任何资产，人们在下次的投资中都不太可能再次选择，以免重蹈覆辙。从而，形成系统性的泡沫循环。

举例来说，1980年贵金属/钻石出现了泡沫，而后在1990年出现了收藏品泡沫（日本），到2000年则是股票市场出现泡沫，而到2007年则是债券市场出现泡沫。

关于经济周期，没有人比熊彼特概括的更好：

周期不像扁桃体，可以单独摘除；而是像心跳，位居有机体的核心。

篇幅关系，这里就不再展开。对周期现象感兴趣的读者，欢迎阅读原著或读书笔记。

* * *

从投资实务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周期之中，债务周期居于核心地位。

《达利欧的债务周期》

投资者的视角，不同于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他们通过资本市场，下注未来的经济变化。市场的价格机制，简单直接：判断正确会赚钱，判断错误则赔钱。于是，投资者的认知，转化成内在的体验。

不仅如此，高效的市场反馈，还会促使投资者改进。于是，新的维度被引入，迭代亦由此展开。随着视野的扩大，投资者开始搜索资料、阅读书籍、与智者交谈，不一而足。最终，他们发现需要面对的，常常是个人从未经历过的事件。

在投资的道路上，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先生，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让他屡受打击的，正是未曾经历的事件。因此，达利欧痛下决心，深入研究历史上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进行虚拟实践，从而让自己的视角不再为个人的直接经历所局限。

有趣的是，当个体超越了时空，反而更能看清楚当下。

在这样的动机下，达利欧带领桥水团队，完整深入地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的历次重大债务危机，并提炼出一套债务周期的桥水模型。

在书中，所谓重大，是指债务危机造成实际GDP的降幅超过了3%。所谓完整，是指包括了过去100年间所有的48个重大债务危机。所谓深入，是指重大债务危机的肌理及应对措施被清晰地阐述。

在达利欧看来，所谓周期，实际上无非是一系列合乎逻辑、以固定模式反复发生的事件。借款时，你不仅是在向贷款人借钱，你实际上是在向未来的自己借钱。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你必须要降低消费水平，以偿还债务。

这种先借款消费、后紧缩开支的模式，对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国经济而言也是如此。一旦借款，就启动了一系列机械性的、可预测的事件。

在正常情况下，贷款会产生一个自我强化的上升运动，到顶峰后转而向下，进行一个自我强化的下降运动，触底后又逆转向上。

在周期顶峰，债务泡沫的典型标志是：

越来越多的借款被用来还债，导致借款人债务负担加剧。

在某个时间点，这种状况会被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察觉，泡沫开始收缩。在大多数情况下，债务危机之所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都是因为决策者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将影响分散化。当债务以外币而非本币计价时，一国决策者分散债务问题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通常来说，良好的债务应对，来自于决策者既拥有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所必需的知识，又拥有妥善处理政治阻力所必要的权威。

决策者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政策措施，以降低债务与收入之间的比率和偿债总额与用于偿债的现金流之间的比率：

财政紧缩（即减少支出）；

债务违约/重组；

央行印钞，购买资产（或提供担保）；
将资金和信贷从充足的领域转向不足的领域。

以上每类措施对经济都有不同的影响。一些措施具有通胀性，会刺激经济增长（例如，央行印钞），而另一些措施具有通缩性，有利于减轻债务负担（例如，财政紧缩、债务违约）。

和谐的去杠杆化，即降低债务与收入比率的同时，要能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关键在于均衡使用这些措施。在这种和谐的情境中，经济活力和金融资产价格得到改善，同时债务与收入的比率下降，从而逐渐使名义收入增长率回升至名义利率之上。

这些措施会带来不同的受益方和受损方，每项措施对经济的影响延续的时间也不同。决策者因此在政治上置身于困难的境地，要做出艰难的抉择，这令他们即使可以很好地应对债务危机，也很少受到赞赏。

金融历史

再探周期之后，是时候重新回到历史层面，来回顾一下这些重大经济事件的主要发源地：华尔街。

《伟大的博弈》

在东西方的文化中，梧桐树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西方，最有名的一棵梧桐树，位于美国纽约的华尔街。1792年，21个经纪商和3家经纪公司，在树下签订了众所周知的《梧桐树协议》，这一事件成为日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

又过了73年，1865年6月14日，这棵梧桐树在一次暴风雨中被刮倒。虽然梧桐树倒下了，华尔街却在一次又一次的风雨中茁壮成长，从其貌不扬的无名小街，演变为可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国。

纽约，继承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而华尔街，则同时承载了荷兰人的投机技术。这就导致，早期的华尔街，内幕交易盛行。充斥着各种投机活动的纽约，因而被憎恶任何投机活动的托马斯·杰斐逊斥之为：“一条人性堕落的大阴沟”。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威廉·杜尔，雅各布·利特尔，成为了早期华尔街投机盛宴的代表性人物。

19世纪中叶，最具变革性的新生事物无疑是铁路，它对世界的影响是直接而迅速的。这一时期第二个重大发明是电报，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信息传递方式。

这个时代的华尔街弄潮儿以丹尼尔·德鲁为代表，凭借的仍旧是商人的狡诈。德鲁把牲口贩卖的技巧用到了股票上，成为“掺水股”的大玩家。

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南北战争。华尔街上年轻的银行家——杰·库克帮助北方政府发行战争国债，凭借此举从财政上取得了战胜南方政府的资本。

这段历史时期，华尔街上出现了一位典型的自我奋斗式的英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这位航运大佬，凭借敏锐的嗅觉，在将近70岁的时候，毅然决定涉足铁路事业。在与众多金融投机家的交锋中，凭借雄厚的资本，与顽强的意志，范德比尔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随着铁路控制权大战愈演愈烈，范德比尔特迎来了强劲的对手组合——老谋深算的丹尼尔·德鲁和两个年轻的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他们在华尔街共同演绎了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搏斗。

19世纪的最后20年，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美国完成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化进程，这是截至当时世界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然而，时任总统克利夫兰却面临着金本位崩溃的尴尬境地。一筹莫展的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决定向一代枭雄银行家J·P·摩根求援。最终，摩根凭借他无人可及的影响力和非凡的智慧，独臂擎天地挽救了美国，使其免遭一场金融灾难。这一刻，华尔街凭借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世界巨人。

20世纪最初阶段，美国经济极度繁荣，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正在创造一个现代工业国。卡耐基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施瓦布的一场精彩演讲，最终吸引摩根投入4.8亿美元买断了钢铁巨头卡内基公司，并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的资本额高达14亿美元，近3倍于当年的联邦政府预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美国和华尔街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到1918年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超越了欧洲强国，而纽约则超越了伦敦。欧洲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经济和金融霸权结束了，“美国世纪”开始了。

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再次伴随着经济的繁荣起飞了。在此前的繁荣期，华尔街股市的涨幅和美国经济的增长基本同步，但这一次，华尔街的步伐明显快于美国经济本身，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不到50%，可是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倍。

在这背后，个人投资者可以使用杠杆，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当时的投资者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就可以购买股票，余额由经纪人支付。这场杠杆盛宴的落幕，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灾难——1929年的股灾。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正经历着新一轮的高速增长。除了战争所创造的巨大需求以外，民用经济也持续增长。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两个人对华尔街的未来影响深远。第一位是查尔斯·E·美里尔，他把商业连锁的模式引入证券经纪业务，最终建立起分支机构遍布全美、规模前所未有的、庞然大物般的“美林帝国”。

另一个帮助扩展经纪业务客户群的华尔街人是本杰明·格雷厄姆，通过深度挖掘财务报表，开创了一个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正式命名的领域：证券分析。

格雷厄姆被称为“现代证券分析之父”，他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股神巴菲特。他所倡导的基本面研究和开创的证券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尔街此前盛行的投机风气，并为现代资产管理业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期，牛市结束。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市场的交易量也逐年增高。个人投资者在市场交易量中所占的份额逐步下降，他们转而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理财的基金经理们，明星经理在市场中声名鹊起，身价连城。

这一时期，明星基金经理抱团“漂亮50（nifty fifty）”，即大机构持有的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与过去几年中A股基金经理抱团“核心资产”颇为类似。

1971年，美林公司成为第一家上市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随后，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华尔街投行也逐步打破了不向公众出售股份的百年惯例，放弃合伙人制，成为公众公司。

同样在1971年，纳斯达克成立，敲响了美国步入新经济时代的钟声。

随着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华尔街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计算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普及，使得人类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实现了全球化，并使得世界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

和历史上所有的繁荣时代一样，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各种新人和新思想不断涌入华尔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华尔街，涌现了两位著名人物。

第一位是底特律酒吧老板的儿子伊凡·博斯基，为了提高成功的概率，博斯基开始编织一张由那些愿意为他提供内部消息的银行家和经纪人组成的网络，他用装满现金的箱子去换取自己所需的内幕信息，最后锒铛入狱。

另一位是会计师的儿子迈克尔·密尔肯。他有着非凡的分析能力，像100年前的J·P·摩根一样，只需扫一眼就能掌握一张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密尔肯开创了著名的垃圾债券市场，他认定这种信用等级很低的债券的潜在回报高于其孕育的风险，所以是很好的投资。密尔肯还意识到，发行垃圾债券可以为由微处理器出现所引发的一系列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

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股市进入了一个一日千里的时代。纳斯达克在诞生之后的几十年里，成就了微软、苹果、思科、英特尔、甲骨文、戴尔、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并使得硅谷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摇篮。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机制使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扩张期，并引领了20世纪最后30年新经济的发展。

透过华尔街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现代资本市场的意义，早已超出金融本身，而是深深透入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成熟而又发达的资本市场，已然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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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时候，我定了个目标：希望在暑假之后，能够把百年来代表性的投资策略做个大致的梳理。

大历史观的东西，自然离不开时代的背景。时代，好像物理实验的外部条件，为策略的诞生提供了宏观要素。以此为标准，我们大可从物质、能量与信息三个层面，将时代特征加以解构。而策略，则是人类基于对时代的认知，所主观谋划出的获利方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知的多样性，自然决定了策略的多姿多彩。

简而言之，时代决定了必然性，而策略则代表了可能性。策略契合于时代，就是合适的。契合得越深，适配度就越高。

无始以来，物质、能量与信息，因缘和合，交媾嬗变。时代，因之而五光十色，随之而风云变幻。策略，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不仅傲然立于时代的潮头，同时也塑造着时代的走向。这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分个主次，我觉得好比“天人合一”，时代决定了最合适的策略。

百年来的投资策略，总的演进方向，就是策略变得越来越复杂，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也越来越多。

草莽时代，基本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态势，无论是内幕交易，还是资金优势，甚至收买官员，都比较简单直接。

工业消费时代，专业精神开始普及。证券分析正式取代看图理解，成为主流的投资方法。然而，判断企业的内在价值，其难度也上升了一大台阶。

进入计算机时代，投资策略获得了一次熵减的机会，“无为而治”的被动策略崭露头角，并引发在此基础上，进化出主动策略的“人机结合”。

世界本身是不断演化的，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随着量变的累积，会迎来质变的跳跃。因而，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会催生出自上而下的宏观对冲策略。然而，宏观对冲策略，在获得“上帝视角”的巨大站位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难度级别的再次提升。

本质来说，过去两三百年经济总量的指数级增长，是科技进步与市场需求交相辉映的结果。科技的进步，有着自身的次第。即使是今天习以为常的，诸如钢铁、船舶、铁路、航运等传统产业，也曾在诞生之初成为时代的骄子。

时至今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太空技术等成为了新的产业科技前沿。这些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新兴产业，需要与之适配的投资策略，风险投资应运而生。通过押注“大赛道”，辅之以“广撒网+重点捞鱼”，风险投资能够在容忍相当数量的项目失败的同时，获取长期而言“幂律分布”带来的超额收益。

由于面对的主要是初创企业，风险投资策略本身，进一步演化出“给钱+给资源”的全方位孵化模式，其本身也将策略的复杂度再次提升到新高度。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如果将来还会有新的投资策略诞生，它大概率会比现在的风险投资策略更为复杂。同时，也对策略的使用者，提出了更高的认知要求。

《时代与策略：投资策略百年简史》

身体调理

我对养生的态度，从曾经的不以为然，转变为如今的兴趣浓厚。人到中年，加之疫情催化，这一年我开始统合所学、有意识地进行身体调理。

桩道进阶

去年四月开始学习站桩，大约七个月之后，我能够根据自身的感受，来调整身体的姿态。随后不久，身体内部气机的变动，渐渐能为我所觉知。

体态上，最大的变化是圆肩驼背有了显著的改善。令我更为惊喜的是，这一年持续的站桩，加之其他调理，我的脾胃功能恢复了正常。

此前，我曾长期从事软件工作，伏案久坐 + 项目压力，让脾胃的功能受损。最严重的时候，晚餐没吃多少，就会不适。如果食用辛辣的菜肴，或者喝上一杯绿茶，甚至还会腹泻。

现如今，晚餐的饭量再不成为障碍。适度的辛辣、油腻，刺激性强的绿茶或者岩茶，我都可以轻松地享用。当然，我也会比往常更加注重食饮有节。

今年初，我再次与钟鹰扬老师相聚，在五天的时间里现场体会桩道二年级。如果说一年级的核心就是一个松字，那二年级就是由松、到通、再到化的全过程。

《冬练三九，桩道进阶》

在课上，钟老师感叹道：现代人的病，为什么难治？因为元气，早早被掏空。

可能，有些人对这句话是无感的。然而，我通过近两年的规律站桩，亲身体验到老师所言，诚不我欺。

中医临证

最早与中医结缘，大概是在2008年，当时流行一套书《求医不如求己》，作者是中里巴人。读完了全套四本，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

身体是水，疾病是鱼，有什么样的水就会养什么样的鱼。

没想到的是，我会在40岁的年纪，真正开始学习医术。

《中医临证初体验》

李辛老师曾在《经典中医启蒙》一书中，谈到生命的三个层次。除了我们熟知的物质层面，生命还包括无形的能量与信息层次。所谓中医临证，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对案主的神气形基本面有一个全面的评估。

中医讲究身心不二，身体的健康与心理的平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太太发现，与过往相比，似乎我的担忧倾向比以往少了许多。

这个改变的发生，与身体状况的整体好转，是密不可分的。后来，在徐文兵老师的书中，我看到了解答。

此外，这一年多位朋友，出于对我的信任，愿意“以身试法”。这让我所学的中医临证知识，通过她们得到了实践的机会，在此表示感谢。

筋膜健身

去年入冬，在连续站桩七个月之后，我遇到了身体上的困难。因缘际会，我在书法老师的家中，结识了一位健身教练。在他的推荐下，我第一次了解到筋膜系统。

《筋膜健身》

传统的观点认为，骨骼是身体的支架，为全身肌肉和器官提供支撑。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没有筋膜这种柔韧的元件连接，全身的骨骼只会散落一地，而人类也不能站立。反过来，如果单凭筋膜，就算没有血肉，甚至没有骨骼，我们也可以大致模拟出人的形体。

所以，新的结论可能会很颠覆：筋膜系统才是人体的支架，它为所有的器官、组织、骨骼、肌肉等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撑。

人体中，有三张全身性系统。第一个，是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主要负责信息传递。第二个，是遍及各处的体液网络，主要负责物质和能量的新陈代谢。第三个，就是连接全身的纤维网络，也就是筋膜系统，它成为每个细胞的直接外环境。

这三张全身性网络，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举个例子，血浆被压出毛细血管后，称作组织间液，必须穿过结缔组织基质的阻挡，才能将养分和信号分子传递至目标细胞。

如果身体某处的筋膜因外伤或其他原因而过紧，会通过纤维和胶性基质的性质改变，而“阻塞”该处的新陈代谢，甚至压迫局部神经而导致疼痛。一旦通过某种治疗手段，让紧张的筋膜逐渐打开，细胞交换就恢复了自由，从低水平的生存模式恢复到高水准的社交模式，重新具有了收缩、分泌、传递等功能，身体的局部不适就自然消失了。

此外，筋膜系统是体内最大的“感觉器官”。在细胞外基质间隙里有多种受体，它们与数量庞大的游离神经末梢一道，敏锐地捕捉有关拉力、负重、压力、震动及切力的变化。因其丰富的多样性，以及原始牵张感受器的巨大数量，即使眼睛和耳朵都无法比拟。而人体的本体感觉，即人对于自身在空间中的位置以及运动的感知，与筋膜系统中的感受器密不可分。

人到中年后，筋膜健康变得越来越重要。佝偻的体态，也就是典型的老年人上半身向前弯曲和驼背的体态，很大程度上是筋膜老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老化的筋膜不仅仅影响体态，还会导致老年人摔倒、受伤和疼痛。

实证研究发现，人体存在着12组纵向的肌筋膜经线。筋膜的训练包括拉伸、弹振、再生与感知四个层面。将筋膜训练的四个层面，与筋膜系统的主要经线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具体锻炼方法。由于这部分比较专业，感兴趣的读者，建议查阅原著。

最后，筋膜训练有其自身的节奏，需要温柔地坚持。最主要的原因是，胶原蛋白的半衰期大约是一年，所以筋膜的更新要比肌肉慢得多。同时，两次筋膜训练之间，需要间隔 72 小时，好让受损的筋膜有足够的修复时间，因而，一周两次的频度比较合适。

筋膜的学习，给我带来了多方面的启示。其一，对外治法的原理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其二，对于倪海厦老师有关中医是物理医学的观点，多了一层体会。

百日筑基

传统功法的训练，有“百日筑基”一说。通过连续一百天的规律训练，达到精气神的通透与净化，从而提升自身的阳气能量，为下一步的深入进阶打好基础。

2022年的下半年，我就参与了这样的一次“百日筑基”活动，与自道精舍的诸位同学一道，每日坚持站桩半小时以上。

所带来的改变是惊人的。我现在对身体的觉知，要比以往精细许多。时常可以在站桩中，仔细感受身体气机的状态。同时，我对他人神气层面的觉知，也变得更加敏锐。

最令我意外的是，就在前不久的一次瑜伽课上，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头肘倒立。

在接下来的冬至时节，我将会和自道精舍的同学们，再来一次“百日筑基”。

百日筑基后不久，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头肘倒立。

心灵探索

跟随李辛老师学习中医临证，期间，李老师特别强调身心的训练。具体而言，包括两种类型：

出汗型的体能训练，包括跑步、打球、拳击等。
觉知型的功法训练，包括静坐、站桩、太极等。

出汗型的运动，日常比较熟悉。觉知型的功法，需要机缘学习。过去一年多，我对站桩与太极，有了初步的体悟。自然地，希望能够对静坐也有所了解。

正是这样的因缘，在去年底，我跟随杨硕诚老师，开启了一场健心之旅。

《健心初体验》

健身，我们比较熟悉。那如何衡量心力的健康程度呢？

在传统的禅修实践中，通过止的方法，帮助练习者掌握定力；通过观的方法，帮助练习者获得智慧。两者之中，定力的训练，是获得智慧的基础与前提，也是日常修习的重点内容。

从数大米开始，到数呼吸，再到随息，心的定力在不断增长。练习的要点在于主从分明，练习者制心一处，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主”上，而不被林林总总的“从”所干扰。走神在所难免，当觉察到的时候，就直接回来。切记，不对自己进行任何评判。

当定力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以尝试更高阶的“摄像机打坐”。在打坐中，我们仿佛一架摄像机，只是将我们的感受记录下来，而不为它们贴标签，更不去尝试改变它们。

长此以往，摄像机式的打坐，能够帮助我们从根源上松动惯有的习性。比如，“内在的斤斤计较”有所松动，平等的心境就得以生长；“对世界的不允许、不接纳”有所松动，接纳的心境就得到滋养。

这些定力修习中产生的点点滴滴的变化，在不断地调整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渐渐地，我们的内心戏变得越来越少，禅定的精神融入了我们的个性。

可能有同学会好奇：又不是出家人，锻炼定力，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境遇，特别是不那么顺利的境遇时，心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摆脱下意识的行为模式，重新观察世界，重新认知自己，给新的选择留出本有的空间。

这大概是那么多成功人士，都对禅修青睐有加的缘故吧。

* * *

今年春夏，疫情居家。物理空间的急剧压缩，让内在的心灵探索，多了几分别样的滋味。

于是，我再次跟随杨老师的《般若正见》线上课，系统学习了佛陀的智慧。这个历程，让我第一次对佛陀思想的基本脉络，有了整体的认知。

佛家讲究“解行并进”，“解”指的是对于基本原理的深入理解，“行”指的是将理解的原理付诸于日常行动。也就是，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深化理解。

秋去冬来，杨老师择址禅宗祖庭之一，江西宜春洞山普利禅寺，开设了线下的止观禅修营。诸缘顺遂，我与诸位同学一道，得以面对面的方式，近距离熏习所学。

《洞山明月，禅定进阶》

禅修的理论部分，在此前的在线课程中已有详细的介绍。因此，线下的共修，主要侧重于高密度的禅修实践。

每一次禅堂内的打坐，以及寺院外的经行，都会有相应的主题。举个例子，主从分明。杨老师以开车做比喻，所谓“主”，即是目的地；所谓“从”，则是沿途的风景。长途旅行，不是不可以中途停车，看一看风景。需要注意的是，及时回来，不要忘了自己的目的地。

对应到静坐中，如果我们选择“呼吸”作为“主”，那纷飞的念头就是“沿途的风景”。注意力走开了，不要紧。意识到之后，再“从零开始”，回到“呼吸”上来。特别注意的是，回来就好，不需要自责“我怎么又走神啦”。杨老师说，对于定力的培养，走神并不要紧，伤害最大的恰恰是自责。

主题与主题之间，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刚开始的“紧扣所缘”，到“逐渐松开”，再到“打开空间”，最后“能够内观”。这是一个注意力由紧到松，同时又保持觉知的过程。

从“定”走到“观”，需要我们借助头脑，做“情境模拟”的练习。“境”的创造，是为了“由境生情，触动内心”。“境”由因缘而生，模拟练习的重点不在“境”上，而在“情”上，即“如何面对境”才是关键。

要想能够安心自在地面对“境”，需要把头脑中牢牢粘合在一起的“境”与“情”分开。先是在它们之间创造出“缝隙”，渐渐地“拉大距离”，从而为“正念”的产生创造“空间”。

反复练习“情景模拟”的最终意义，是为“未来情境”的良好应对奠定基础。这有点像“模拟考试”，平时像考试一样，考试就像平时一样。又或者“军事训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当真正的人生考验来临的时候，平日里累积的“止观”功夫就会发挥出巨大的安心作用。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把禅堂中的实践，在禅修结束之后，延续到生活中。

* * *

从洞山祖庭回到家中，我常常感觉意犹未尽。忽一日，脑海中过往有关禅修的思考，开始了自发的整合。于是，我用现代的方式，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

《禅修，修什么》

之所以采用现代的方式，是因为时移世易，古人的拈花微笑，在今人看来，宛若哑谜。而障碍的由来，根源于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在面对如何复用人类的经验时，采取了泾渭分明的不同方式。

现代科学的选择是公理体系，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基于不证自明的公理和定义，以严谨的逻辑次第推导出一套蔚为大观的现代科学体系。传统文化的选择是回归先天，通过感而遂通的方式，基于先天觉知的指引，通过感受来给出判断。

而我认为，这种分野更多的还是相对的划分，在最高处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依旧会相逢。就像我的站桩老师钟鹰扬所说：“当一个人，能够以先天引导后天的时候，所有后天习得的能力，会更上一层楼”。

佛陀的因缘观，让我们体证了世界因缘和合的本质。基因的自私性，让我们了知了肉身生存机器的秘密。大脑的模块化，为我们进行身心的优化，提供了可行的生理基础。

这三者所共同给出的完整图景，自然导向了禅修这样一件事情：通过觉察，来改善身心的内在缺陷。

改善的过程，很自然的就包括了如下的部分：

理入：学习并思维，身心的缺陷是什么，以及从何而来。
行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来实际觉察自己的身心缺陷，以及做针对性的调整与改善。

行入的部分，也就是实践的部分，最主要的方法有两大类：

定力：训练自己的稳定性，从而能够为身心缺陷的充分暴露，奠定良好的身心环境。
慧力：训练自己的敏锐度，从而能够在身心缺陷暴露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捕获到，并争取进一步转化。

这个过程，是重新审视“自我”的过程，也是在审视的基础上，对身心做出结构性调整与优化的过程。

禅修之前，我们的大脑，通过感受驱动情绪来配置；禅修之后，我们的大脑，通过觉察与智慧来配置。

当这样的优化发生之后，面对同样的外境，我们就拥有了暂停、并作出新选择的自主权。从而，我们就改了慧命，获得了解脱与自在。

传统文化

年初的时候，雄心勃勃，打算细细品读一下各家经典。按照儒、释、道、医的分类，每家选出两本作为代表。结果，年尾一盘点，还差得很远，只完成了儒家的《易经》以及医家的《伤寒论》。

传统经典，在今天读来，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亲切。古文的障碍，还算好克服。思维方式的差异，才真正拉开了距离。所以，在总结经典的时候，需要依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对古人的智慧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表述。

之所以我会对《易经》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因为“药王”孙思邈的一句话：

“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

《易经》成书的年代，颇为古早，而且传承有序。对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就是说，《易经》这本书经历了三个时代的三位圣人。在伏羲氏创立八卦之后，神农氏作《连山易》，轩辕黄帝作《归藏易》，而周文王姬昌作《周易》。现如今，《连山易》与《归藏易》已经失传，唯有《周易》保存下来。

《易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促使了诸子百家的形成。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读《易经》，韦编三绝。孔子自认五十岁读懂了《易经》，知道了自己的天命，从此再没有大的过错。后世儒家尊《易经》为五经之首，在《四库全书》中《易经》位列经部第一。

同时，《易经》与《道德经》和《南华经》合称道家三玄。当佛法东来之后，借助《易经》第二卦坤卦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佛教中因果报应的思想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由此，《易经》成为了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家皆为信奉的经典。同样，《易经》中“天人合一”与“阴阳平衡”的核心思想，也成为传统中医的理论基础，这才有了开篇药王孙思邈“医源于《易》”的感慨。

如果把中华文化比喻成一条河流，《易经》就是这条长河的源头。它似一泓清泉，以奔腾不息的生命力量，融汇百家思想而成就悠悠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易经>说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易经》所采用的卦象，可以说是远古时代低信息量背景下，所建立起来的有关天地万物演化规律的抽象模型。

从伏羲氏“一画开天”起始，华夏先祖们通过阴阳二分，开启了模拟与推演宇宙运行的不懈努力。而《易经》，忠实地记录了所有这些努力所产生的丰硕成果。这之中，既有乾坤坎离的天道，又有咸恒既济未济的人伦。

至此，天地万物的演化流变，映射为阴阳二爻的互动消长。如果善加利用，确实可以收获大道至简的简易特性。学到这里，我也对“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另一方面，演化无有终时。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物理学的熵增，佛家的诸行无常，道家的反者道之动，儒家的天行健，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因而，《易经》格外强调变化，既包括立场，又包含内容。变易的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以变通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孔子在《系辞传》中对变通做了如下的阐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面对变化，《易经》格外强调应变，而且这种应变不能毫无章法，而要“顺天应时”。顺从天道（大趋势），把握时机（转折点），这样的应变才是有效的。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变化，而不知变化的来处，最终是很容易迷失的。只有在万变的外境中，找到那不变的本源，才能给心灵提供稳定的归宿。

这就是不易的一面。不管宇宙万物如何变化，本源总是如如不动。而这个本源，在佛家看来，是心、是佛性；在道家看来，是道；在儒家看来，是天；在哲学家看来，是本体；在物理学家看来，是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

人类文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两条道路。外求之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求之路，诚意、正心、修身、养性。

两条道路，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内在统一的。外在事业，是内心的外化；内在功夫，靠外在的磨练。两条道路，最终的交汇处，就在本源。

在我们日常的话语体系中，本源就是一个人的初心，它映照着一个人的心性。初心，既是我们的出发点，又在迷途时提供矫正的参照，还是我们最终的归宿。因而，要好好守护。

* * *

东汉末年，统治衰败，兵祸连年，百姓流离。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

“医圣”张仲景，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仲景本是大族子弟，家族多达二百余口。然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时间，竟三分之二亡于疫症，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

面对不堪的时局，面对亲人的病苦，仲景愤而学医，潜心研究伤寒诸病的诊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在任长沙太守时，正值疫疠流行，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仲景一反封建官吏的老爷作风，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开始时，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在后堂或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问诊者实在太多，应接不暇，于是干脆把诊所搬到了长沙大堂。

太守公开大堂应诊，首创了名医坐堂的先例，他的这一举动，被传为千古佳话。时至今日，中医药店，常称某堂；而中医看诊，亦称坐堂。

就这样，在数十年的行医看诊中，仲景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医理论体系，毕生经验汇聚成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在书中，仲景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成为中医临证的基本守则，也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仲景本人，也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伤寒论>说什么》

《伤寒论》全书的主体部分，是由一条一条的条文组成，总共近400条。这些条文围绕着六经辨证展开，由辨证与论治的要点构成。所以，从篇章结构的角度，《伤寒论》的核心，就是对伤寒与杂病，所做的分类讨论。

基于三阴三阳的门户模型，《伤寒论》将所论述的疾病分为六个大类。以第一大类为例，篇题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它主要讨论、辨别、判断与太阳相关的病名、病机、脉、证及其相关的治疗方法。

在《伤寒论》的众多条文中，有两类条文，格外值得一提。首先，是病机条文。所谓病机条文，即是确认该病的最关键处。清代伤寒大家柯韵伯有言：“仲景作论大法，六经各立病机一条，提揭一经纲领，必择本经至当之脉证而表章之。”

其次，是时相条文。即不同的病，会有不同的缓解时辰。同样的，知道了“欲解时”，也就会知道对应的“欲作时”，即疾病发作或者加剧的时相。同时，“欲解时”与“欲作时”，可以提示病机。从这个意义来讲，传统中医实际上是一门真正的时间医学，或者称时相医学。

而要想读懂《伤寒论》，需要深入理解中医的理论体系是如何构建的。欢迎你来看看，我的梳理过程。

* * *

前段时间，一直在读徐文兵老师讲解的《黄帝内经》，间或读到了徐老师另一本谈论中医营养学的书。徐老师谈到了中西营养学的关键分野，在于“以何为本”。

大体而言，在吃饭这件事上，西方人的着眼点在于食物本身的营养构成。我们日常熟知的营养成分表，营养速查盘，以及膳食宝塔图，都是这一脉思路的产物。在科学饮食的同时，也为各种膳食补充的大行其道，提供了定量的基础。

而徐老师认为，吃什么不重要，我们什么时候饥了、饿了、馋了很重要。也就是说，先天的“感”和“觉”，要比后天的“意识”重要得多。与头脑的造作相比，我们更应该相信人的天赋与本能。

更进一步，“以人为本”的中医营养学，所强调的“人”甚至可以具体到情境之中。也就是说，同样的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下，用不同的方法吃进去哪怕是同样的食物，最后所产生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很有趣了，以“所吃的客体”食物为本，重在阐发营养元素的多样构成与人体所需的协调比例，努力寻找的是多样性中的不变性；而以“能吃的主体”人为本，强调的则是内在感知对于人体与食物之间动态和谐的主观能动性，自然展现为合一性之下的多样化表达。

中医营养学通过主观感受，把食物解构为三个方面：性、味、归经。从而，把多变的饮食转化成有限的类别，让复杂的问题得以简化。

主观感受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食物之间的差异，并非只是营养物质含量的不同。中医认为，除了有形的物质层面之外，食物本身在无形的神、气方面还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种差别，正是通过性、味、归经来加以区分的。

这可能，才是中西方营养学观念差异的核心。我想，换个角度，也许我们的饮食观会有不小的改变。

《饮食滋味》

后记：感与受

今年是壬寅年，从五运六气的角度来讲，木运太过。

写到这里，我望了一眼窗外，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还挂满了斑驳的树叶，甚至不少还泛着绿色。往年这个时候，早只剩下光光的枝桠。

这一年跌宕起伏，年初疫情骤起，封控不断升级。年尾优化管控，疫情再度蔓延。

如果说，年初的时候，我们惊叹的是想象力的不足；到了年尾，我们再次感叹的是，人的适应力如此惊人。

谈到这三年的学习主题，有一日，我忽然对“感受”二字，有了新的体会。这就是，感而不受。

实际上，感与受，是两个东西。感，来自感官对外境的反应，我们能做的不多。受，来自头脑对感官反应的评判，我们可做的空间很大。

有了感，马上不假思索地产生受，那大概率还是业习（惯性模式）的导引。如果我们能够有所觉察，并有所暂停，为受留下足够的空间，那我们就有可能主动地产生受，甚至改变或者说选择受。

这个时候，同样的感，就可能对应多样的受。感与受的紧密绑定，由此得到了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