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线用什么设备加工(杨立三长征时抬周总理过草地，他去世后，总理和5位元帅为他扶灵)

Posted 202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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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复线用什么设备加工(杨立三长征时抬周总理过草地，他去世后，总理和5位元帅为他扶灵)

1954年11月28日，一场特殊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悼念的是不久前去世的新中国首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主祭人为周恩来总理，陪祭人有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各界人士约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开完追悼会后，周恩来等领导人又亲自为杨立三执绋引棺送灵，走在左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周恩来，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及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右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德怀，随后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将帅。

周恩来等人为杨立三扶灵

追悼会结束以后，周恩来难过地说：“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是杨立三将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

那么这位杨立三究竟有什么突出的事迹？能够让周恩来和这么多领导人为他送行呢？

1900年，杨立三出生于湖南长沙金井乡的一个佃农家庭，他在少年时期通过半工半读加刻苦自学，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文化知识，并曾担任过小学教员。后来为了寻找光明，19岁的杨立三参加了湘军，但在1925年底，他因为看不惯旧军队的黑暗，愤然离开湘军回家务农。

杨立三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长沙各界举行集会，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杨立三精神大振，立即联络同学在家乡开展声援活动，并由此走上了领导农民运动的道路。在长沙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杨立三有幸聆听了毛泽东讲的课，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真理，并在192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以后，杨立三奉命带领一批农运积极分子到武昌投军，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排长，该团后来成为了秋收起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1927年9月9日，杨立三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副官兼经理处处长，负责起义军后勤事宜，并跟随毛泽东一起上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

1930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正式成立，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杨立三任副官长兼总经理处处长。就这样，杨立三和朱德、毛泽东一直，成为了红一方面军的“三驾马车”，主要负责这支红军主力的后勤事宜。

1931年夏天，总部决定给每个指战员添置一套新夏装。但由于当时的经费十分紧张，总部明确规定：每人只能按照3角5分钱的标准做衣服，而且新军装的颜色还要统一为灰色。

杨立三收到这个任务后，马上派人到瑞金城里了解布料及服装加工的有关情况，但按照当时的市价，光做一套衣服的灰色布料就需要4角1分钱。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以后，失望地说：“算了吧，这几个钱做什么新衣服，还是买一些花生米吃一吃，改善改善生活算了！”

杨立三听了这番话以后，心里很是着急，决定亲自到城里问问情况。经过实地调研，他设计出了一个方案：买白布，自己染。

红军军装

经过计算：买做一身衣服的白布要3角钱，染成灰色要5分钱，合起来正好3角5分，可是针线和裁工钱却还是不够。于是司务长提出，能不能请财务部门再增加一点钱。

但杨立三深知红军的经费紧张，他严肃地说：“制度就是制度，超一厘钱也不行！”

于是杨立三又设计出了第三套方案：买次一点的白布，每套花去2角8分钱，买染料每套需要3分钱，裁剪费每套需要2分钱，缝制一套军装的针线需要2分钱，然后让战士们自己动手，把裁剪好的布料缝制起来。这样做一套军装正好3角5分钱！

就这样做军服的问题被杨立三完美地解决了，事后司务长感叹说：“我真佩服他这种精打细算的本领！”

杨立三设计的苏维埃货币

还有一次，杨立三到兵站巡视，看到人们争先恐后抢饭吃，饭经常不够吃。站长告诉他：兵站的过往人员多，如果按供给标准做饭，来往的人都担心饭不够吃，总要争抢，这样后来的人就没饭吃了；但如果饭做多了，粮食又超支了，而且报销不了。这让他们非常为难。

杨立三听后，便建议兵站用蒲草包米，蒸“包子饭”吃，开饭时，大家按定量领取，就不会再“打冲锋”抢饭吃了。站长按杨立三说的办了以后，问题果然迎刃而解。

红军长征时，杨立三历任总兵站部部长、中革军委保管处处长、粮秣队队长等职，他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总是为后续部队留有一定数量的粮食。

1935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毛尔盖以后，周恩来大病了一场，他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不久以后，红军开始过草地，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殿后，但此时周恩来的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不要说过某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很艰难。

长征时的周恩来

彭德怀对参谋长肖劲光说：“恩来同志生病，不能行动，你负责立即组织一个担架队。我们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同志抬出草地！”

肖劲光马上抽人组建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听说后，主动要求担任担架队长，杨立三也不甘落后，他此时虽然身体不好，但坚决要求参加担架队。陈赓劝他说：“杨部长，你的身体也不好，就不用参加了吧。只要你自个儿能安全过草地，我将来请你喝酒！”

杨立三却坚持说：“你的酒我喝定了。我不但自个儿要过去，而且要抬着周副主席一起过去！”

在茫茫的草地上，杨立三和担架队的队员们一起坚持着，他的双肩都磨破了，脖子一歪就钻心地痛，脚部及小腿也被扎出了一道道血口子，经雨水和泥水一浸，疼得钻心；继而又变得红肿，溃烂……

红军过草地

周恩来不忍心杨立三和战士们为他受苦，一次次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但每次都被杨立三和大伙劝住了。就这样杨立三和大家一起抬了整整6天6夜，终于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由于过于劳累，杨立三一走出草地就病倒了。对于杨立三的救命之恩，周恩来此后一直念念不忘。

1937年1月，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杨立三担任了校务部部长。根据中央指示，抗大必须在这个月开学，解决校舍问题就成了杨立三的首要任务。

为此杨立三跑遍了整个延安城，最终在凤凰山下发现了一座破烂的城隍庙和一座清朝时供考生住的府衙，他请来了延安城的木匠和泥瓦匠，并发动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员参加整修校舍。在这段时间里，杨立三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最终在一个多星期内便完成了整修任务。

抗日军政大学

抗战全面爆发后，抗大招的学生越来越多，原有的校舍又不够住了。杨立三于是召集延安有经验的工匠们商量办法，大家普遍认为，在延安挖窑洞比盖房好，省工省料，造价又低，效率也高，另外窑洞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

于是杨立三选定了几个理想的山坡，然后动员全校师生开始了“打窑建校”的活动，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的劳动热情很高，涌现出了许世友、王建安、杜义德等“打窑猛将”。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全校共挖窑洞200多孔，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解决了近千人的住宿问题。

1938年12月，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成立，杨立三任后方勤务部部长。杨上任以后，下大力抓了武器装备生产的标准化、制式化。百团大战中，我军经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为此彭德怀提出“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要有”，并要求杨立三考虑解决。

当时要想制造掷弹筒，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制造筒身和弹体需要消耗大量的钢材；二是筒身内有来复线，没有专用设备很难加工。杨立三马上召集技术人员进行研究，并很快破解了这两个难题：根据地没有粗大钢材，就用敌占区拆毁的铁轨来代替；没有专用设备，就将掷弹筒筒身改为滑膛式结构，适当增加长度，以保证射击精度和距离。

我军自制手榴弹

在杨立三等人的努力下，1941年4月，第一批掷弹筒制造成功，射程最远达到了700米，这令日军也不禁惊叹：“八路军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因为日军对根据地的残酷“扫荡”，使得八路军的供应非常困难。以制造一套军装为例，1939年仅需要2元，但到了1944年就得要1445元，5年时间内上涨了700多倍，这给部队和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即服装由公家发，伙食是工资制）的军工厂工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杨立三经过调研，决定把以货币为单位计发工资，改为以实物为单位计发工资。这样不论物价如何涨，大家得到的实惠都不会变。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字来表示这种实物名称，杨立三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饻”字，至于读音，他取了“吸”的音。

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一“饻”包括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2斤，食油5钱，盐5钱，中等家用煤1斤半，这样一来，大家都没有了意见。后来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听说了杨立三的做法以后，不断称赞说：“这是一门极其具体复杂的科学，共产党真了不起啊！”

杨立三（右）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中央按规定给他配了警卫员、通信员和炊事员等工作人员，但他却说：“后勤就是服务工作，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怎么能叫这么多人为我服务，浪费革命力量呢？”

最后杨立三只留了一个警卫员，也不在家里开伙，而是去食堂吃饭。

当时杨立三管着众多军需服装厂和食品厂，各厂经常会送些生产的服装和食品给他试穿、试吃。杨立三对此很反感，他总是拒绝说：“要试穿，去找战士试穿；要试吃，去找老百姓试吃！”

杨立三

1950年初，苏联给总后勤部派了一名顾问，此人叫莫洛霍夫斯基，50多岁，上校军衔，杨立三对他非常尊重，但对超标准的事，他却决不迁就。他“卡”顾问汽油的事，被大家传为美谈。

莫洛霍夫斯基刚来北京时，为了方便他上班，总后勤部给他配了一台小车，规定每月汽油为60加仑，约合270多升。当时我国汽油奇缺，这个标准已经很高了。但莫洛霍夫斯基开车却不注意节约用油，才刚过中旬就把油用完了，他于是去找翻译张培模，想要再领一些汽油。

张培模感到很为难，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杨立三，杨立三果断拒绝说：“不行，给他的汽油已经不少了，我们都是搞后勤的，要坚决执行标准！”

张培模又试探说：“这个月是否给他增加一些？下个月他一定会注意的！”

但杨立三再次拒绝：“这个月可以让他走路上班，这完全没有坏处！”

于是剩下来的半个月，莫洛霍夫斯基只好每天提早步行去上班，下班后又步行回住处。从下个月开始，他就特别注意节省油料了，而且他对杨立三不但没有意见，反而更加尊重了。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杨立三的身体最终出现了问题。1954年5月，他总是觉得头昏脑胀，左耳旁也起了一个疙瘩，导致左脸麻木，夫人李琴催他去看看，但他却说：“我从头到脚都有病，但不管疾病怎样折磨我，有事情总是要做，我想趁能工作的时候多做一点才好！”

杨立三（右一）

直到1954年7月，党中央才“强行”安排杨立三去莫斯科治病，杨立三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经专家会诊，很快有了结论：恶性脑瘤晚期。

杨立三在苏联治病期间，吃不惯西餐，于是李琴问他：“能不能到中国大使馆去吃点儿中餐？”

杨立三摇摇头说：“那太麻烦人家了，还是不要这样吧，也许慢慢会习惯的！”

后来我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得知此事后，马上表示大使馆每天中午可以为杨立三供一顿中餐，可由李琴打回医院吃。杨立三这才同意了，但他表示午餐一定要付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杨立三

尽管医院积极救治，但因癌瘤转移，1954年11月28日，杨立三不幸病逝，享年54岁。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早晨，当医生询问他的病情时，他还回答：“继续干！”

杨立三去世以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却留下了20多本工作日记，这成为了非常珍贵的后勤工作史料。他去世以后，周恩来评价他的一生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人员的楷模，也是其他工作人员的楷模”。

杨立三之墓

杨立三将军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