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原理课程设计半自动钻床设计(我和我的老师邓为燊先生)

Posted 202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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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课程设计半自动钻床设计(我和我的老师邓为燊先生)

也许是上天的特意安排，让我有幸结识了邓为燊先生，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都让我终生难忘。

先生虽不是一般意义上我在学生时代的老师，但他却是一生中教给我最多知识的老师！不是“之一”，而是“唯一”！他不光教给我技术，还教我做人，以至于多年之后我在与各种人交往时总是以他为榜样。

我与先生相识实属偶然。

1970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低压电器行业的全国第一大厂——沈阳低压开关厂工作。由于我们读书时正好赶上了“文革”，所以真正上课也就一年吧，其它时间都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去了，以致我们连基础课都没有学完，更不要说专业课了！因此我不得不给“毕业”两个字打上引号。

工厂将我们这些“大学生”分配到各个车间当了工人，让我们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非常幸运地被分配到金工车间车工组，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与电气感兴趣。为了弥补所学知识的不足，我加倍努力地向工人师傅学习，下班后在“政治学习”之外少得可怜的，能够自主支配的业余时间里，我找来当时能够找到的一切技术书籍进行自学，那个年代除去伟人的著作以外，书店里是很难找到其它书籍的。

小组安排八级工，六十岁的老刘头做我的师傅。老刘头很少讲话，据其他师傅介绍，老刘头年轻时当过海员，到过很多国家，那时候中国还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没有接受过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海员嘛，身体杠杠滴，靠岸后无所事事，有时候会到窑子里去见世面……四九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国门封闭的时代，越是封闭，人们对外部世界越好奇。因此那些奇特的经历常常被他当成向年轻人吹嘘的资本。没想到“文革”到来之后，这些吹嘘立即成为他毒害青少年的“罪证”，当然也就逃脱不了被批斗的命运。自此以后老刘头就“不爱”讲话了——特别是在年轻人面前……

老刘头教给我车床的基本操作之后就很少说话。与其他老工人一样，他干活很卖力，看不惯喜好磨洋工的年轻人，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组长安排我们的车床加工胶木零件时，他好像换了个人，把关闭的话匣子打开，不厌其烦地叮嘱我要悠着点干，怎么也要把这批活干满一个星期。原因是加工胶木零件有营养费补助，按天计算（每天几分钱吧），干满一个星期后，还有食用油票（具体多少已记不清楚）。那年头东北的城市每人每月只配给三两食油（全国其它地方是五两），老刘头说，钱倒是小事，油票太宝贵了，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干满一个星期！其它时候呢，老刘头就总是一言不发，我无法揣度他的想法，只能像跟屁虫一样，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我从来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他要去干什么？

老刘头上工具室去领工具——我跟着，熟悉一下拿工具牌领工具的程序。老刘头卸下车刀奔砂轮机而去——我跟着，看他怎样磨车刀，然后依样画葫芦学习磨车刀。老刘头拿着饭盒去淘米（高粱米），我也跟着，于是知道师傅们中午都不去食堂吃饭，而是从家里带来高粱米，就在车间的蒸汽柜里蒸饭（蒸汽由动力车间提供）。老刘头空着手走了，我还是跟着——到了厕所门口才知道他是去方便的……

时间就这样按部就班地一天天过去。有一天听车间的人说，老邓（工人们对邓为燊先生的亲切称呼）到我们车间蹲点来了。老邓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华南工学院毕业，是我们厂搞机械设计的头号权威，在厂技改办工作。虽然闻名，但一直未能谋面，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我崇拜的偶像。后来熟悉之后，才听老邓说，分管技术的张厂长要到金工车间蹲点，希望老邓给他做个帮手，于是老邓就到我们车间蹲点来了。那年头，所谓蹲点就是和车间的工人一同劳动！张厂长到车间后像蜻蜓点水那样，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老邓一个人“蹲”在车间，感觉先生是被张厂长骗到我们车间来的。当然车间也不会真让老邓去干体力活，而是把他当成了无价之宝，于是他就在车间技改组坐镇。不记得这是哪一年了，也许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吧（1972年）？

那年春节期间我回武汉探亲，找熟人“搞”了一套电动卡盘的图纸。“搞”是那个时代的特色词汇。由于那年头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只要你需要，任何单位的图纸，都可以像买废纸一样，几块钱一斤地买到（具体价钱记不清楚了，反正很便宜）。如果有熟人，连钱都免了。这就叫“搞”。

回沈阳后我向小组提出想自制一台电动卡盘，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车工虽然是技术工种，但我们是零件车间，要考核产量，其劳动强度还是很大的，因为许多零件需要频繁地进行装卸，零件如果不夹紧的话，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电动卡盘对车工来说能够减轻装卸零件的劳动强度，非常实用。我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了车工组全体师傅们的支持。

于是小组安排我来做这件事。由我按照小组的实际情况对“搞来”的图纸进行修改，最后方案让小组成员讨论通过。凭良心说，那个年代沈阳的工厂对技术改造还是非常重视的。每年3月22号《鞍钢宪法》发布纪念日，工厂都要召开大会对一些比较成功的技改项目进行表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车间领导对电动卡盘的项目也很重视。正好老邓刚来车间，没有具体工作，因此车间领导就让他“协助”我来做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会叫“协助”，其实应当叫指导才对）。

这样我就认识了自己的偶像“老邓”。

我把自己以及小组师傅们对电动卡盘的想法向他作了介绍。我认为“搞来”的图纸从一个车床操作工的角度看，还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想对原设计进行一些修改，先生看过图纸以后，认为原设计基本上已经非常完美了，没有必要进行修改。我把他的意见反馈给车工组的那些师傅们，但他们却说，如果不修改，他们是不会去加工的，态度非常坚决。我被夹在中间很为难。于是我暂时就只是先找资料了解一些电动卡盘的相关知识，了解到当年各个工厂应用的电动卡盘都大同小异（互相抄袭），有两种样式，一种叫“内传动”式，另一种叫“外传动”式，我“搞来”的图纸属于内传动式的。优点是结构相对简单，缺点是车床的主轴孔被占用，以后加工时，细长原料受限。所以我们决定先试制一台内传动式的，成功之后再试制一台外传动式的。

有一天老邓怀疑自己牙龈上长了个瘤子，因此请假去医院看病。趁他不在的时候，我自作主张按自己的想法开始画电动卡盘的机械图纸。没画几笔，老邓已经从医院回来了，说牙龈长的其实不是瘤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大家也都放了心。此时他一眼看见我正在画图，就说，你还是想改？我于是又重新谈了一下自己的想法。他想了一下说，那就改吧！终于我把忐忑不安的心收了回来，在他的支持下开始画装配图。

我虽然在车工组干的是车工，但我从小对“电”非常有兴趣。我从读小学开始就自己对着书上的知识做些电方面的小实验，还自己装矿石收音机。读初中时，有一次在家独自一人带电操作，一不小心两只手同时分别接触到了火线与零线，电流从我的右手流向左手，也就是电流从我的心脏“穿堂”而过，我的两只手臂在电击之下已经痉挛，上身除去剧烈地抖动之外，已经不受控制，眼看小命不保……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把电线甩脱……当时我的脑子还是清醒的，心想这下死定了！一闪念之间，感觉自己的两条腿还能接受意识的控制，说时迟那时快，我迅速地向后倒退，终于把“粘”在手上的电线从墙上拉脱，这样才从死神手中拣回了自己的小命一条。当然后果已经非常严重，墙上挂的一面镜子被连带拉下掉到地上摔坏了。更严重的是，我的左手掌上被电流严重灼伤，烧出直径约十毫米的伤口，直到几十年以后留下的疤痕还在，居然使我的掌纹从此被改变。

像这样死里逃生之后，许多人终生都会留下心理阴影，从而谈电色变，再也不敢带电操作了。但对我的影响却完全是正面的，此后我在带电操作时就更加小心谨慎，再也没有发生过因带电操作而触电的事故了。之所以能够这样，原因是我天生对“电”有难以言表的好奇心，从而有了浓厚的兴趣。

所以在业余时间里，我不光自学了许多机械加工的知识，同时也学习了一些电气控制的知识。我把当时各种技术杂志上发表的电动卡盘的控制线路都分析了一遍，感觉它们都是一些“专业”电控设计人员设计的，他们并不熟悉车床的操作过程，有的线路虽然很复杂，但对一个车工来说，其实操作很不方便。于是我另起炉灶，按车工的操作习惯设计了控制线路。老邓虽然是机械工程师，但他对电气控制也十分内行，他还是厂里为数不多的，最早用废旧零件自己安装电子管电视机的人之一。因此他很支持我的想法。在先生的支持下，我很快就设计好了方便车工操作的电控线路，并自认为是当年同类设计中最简单、最方便实用的设计。我的思路是采用点动控制，以简化工人的操作。该线路用电位器设定卡紧力的大小（以免薄壁零件被夹扁），当点动达到设定的夹紧力时，虽然按钮没有松开。但驱动电机也会自动停止。

我的设计很快通过了小组师傅们以及老邓的审查，后面需要做出实实在在的产品，以检验其效果好坏。

通过前一段时间的交往，我与先生可以说开始“认识”了，但我们真正熟悉起来，还是从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物的工作开始。

画出全套图纸，与将其变成实物相比，仅仅只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因为这是我毕业后做的第一个设计。我毫无实践经验。这时候先生的指导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把图纸交给别人生产就万事大吉，而是帮我分析哪些零件可以自己加工，哪些零件需要找别人加工。在机械零件加工方面，所有车床上的活我们小组的师傅都可以自己干。但齿轮我们车间没有加工能力，要找机修车间协作。另外有一只内齿轮，机修车间没有插齿机，需要到外厂去协作。

老邓在车间开了一张介绍信，带我去工厂斜对门的沈阳第三机床厂寻求帮助。先生还带领我与该厂技改办的同志进行了交流。借以开阔我的眼界。参观中，我们感觉他们车间里广泛使用的平衡吊非常实用也很适合我们厂的使用条件。于是向他们请教了制作经验。他们说，平衡吊的结构并不复杂，但他们一开始试制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装配完成之后，完全达不到预计的效果，平衡吊非常不灵活，吊起工件之后像死猪一样推都推不动。然后他们对平衡吊的原理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发现平衡吊利用的是平行四边形的不稳定性。关键部件相当于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边”。其上的四个孔的孔距精度要求非常高，如果四边形对边的边长不相等，那么就不成其为平行四边形。那么制造出来的平衡吊就很不灵活。整台平衡吊也就报废了！按照常规考虑，要想对边相等，就必须要用坐标镗床镗孔，才能保证孔距的精度，那样成本就太高了。其实在实际工作中，只要把对边的两条臂固定在一起，在钻床上同时钻孔，那么就可以用普通设备解决孔距精度要求高的难题！他们的经验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使我认识到，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换一种思路，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虽然设计出了自我感觉非常好的控制电路。但这只是我在电控设计中走出的第一步。我对于怎样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真实的产品从来没有实践过，毫无经验。而我们车间技改组并没有电工，这件事只有由我自己来干，我也非常乐意自己干，以便从中学习与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这时候先生的经验与帮助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了！是他带我进入了电控设计与实践接轨之门。使我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受益匪浅。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中设计的任何机械设备，不论多么复杂，包括整条生产自动线的电控线路，包括后来采用单片机的控制，再到后来的可编程控制器的应用，都得心应手，并总是只需我独自一人就可完成，从来都不需寻求别人的帮助。

先生帮着我，先分析控制线路中都有哪些零件（包括原理图中没有标出的，如电线、接线板等），哪些是厂内仓库中可以领到的，哪些是需要外购的，把那些需要外购的零件列出清单，然后到财务科去领“实物收据”。那年头买东西不用付现金，只要填好实物收据就可以把货带走，至于购物款则由卖方与厂里结算。

先生带领我骑着自行车去了沈阳市各个卖电器零件的地方。我们常常边走边聊。七十年代初，我国已经开始从日本进口货运汽车。这些新型汽车与我们常见的解放牌汽车相比，不仅性能优良，而且外观也漂亮许多，在马路上看到这些汽车以后，我们也聊一些与汽车相关的问题。当看到一款新式卡车后（伊士兹？），先生告诉我，这是日本的产品，我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却坚持说那是捷克生产的。先生看我这样坚持，也不与我争论，而是微微一笑就不再做声了。后来我才感觉到自己真是太幼稚，明明自己是错的（半瓢水），还要与先生争论。而先生完全是一副长者风范，不在一些无关原则的小事上与别人争长论短……这给我在以后待人接物方面作出了榜样。

购齐电器零件后，先生开始教我把零件排在桌面上，以确定配电板的尺寸大小。这种做法当然是先生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好方法，直观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可以节省大量的设计工作量。

在纸上把各个零件的定位尺寸标注好后。先生又带我到下料工段，按定好的尺寸用剪板机剪出所需大小的钢板，然后又教我用划线游标尺把每个零件安装孔的位置画好，用样冲定好位，再到钻床上钻孔，最后对钻好的孔攻丝。先生告诉我，不能图省事而直接用螺栓、螺母固定元件。如果一定想要偷懒，则必须用电焊把螺母焊在配电板上，否则的话，以后维修时，由于配电板后的螺母无法打扳手，零件就很难拆卸。这些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千金难买的宝贵经验。

先生一步步，手把手教给我的这一切，都是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终生。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先生又和我一起把接触器、继电器等零件固定到配电板上，然后又手把手地教我怎样布线才更好看……最后控制电路全部装好，通电试车一次成功。

机械零件全部加工完毕后，在装配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电动卡盘用的是一齿差减速机构。其中有一个偏心轴，偏心量为1.26mm，但安装的时候却怎么也装不上去。装配时在周边看热闹的人很多，大家都琢磨不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无法装配。这时有说风凉话的了。说这些零件要求精度太高，我们的加工精度根本无法满足要求！这对作为设计者的我，无异于是重重地一击，我完全抓了瞎，不知道怎样处理。我用希望的眼神望着老邓。他沉着冷静地蹲在地上思索着。等了一会，才站起来一拍大腿，胸有成竹地说：问题出在这里！还没讲出答案，我就已经把悬着的心放了回去！老邓不紧不慢地说，问题出在偏心轴的偏心量上面，我们加工这个偏心轴用了一个专用夹具，在上面垫了一块1.26mm厚的垫片。但车床旋转以后，加工出来的实际偏心量应当会增加一倍，变成了2.52！这么大的误差当然就安装不上去了……

先生的一席话点醒了大伙，于是我们按他的说法把垫片的厚度改成0.63毫米。重新加工了偏心轴之后，余下的工作就非常顺利了！试车以后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之后，我又设计了一台外传动式的电动卡盘。也是一次试车成功。这两次试制电动卡盘的实践成了我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使得我以后到其它单位工作后，不光能够从事设计，而且能够在自己动手干时，有了充分的底气以保证设计出来的机械设备与控制系统，更加符合实际操作的需要。遇到困难时也能够冷静地思考以寻求解决方案。

有了这次的成功，而后我被从车工组调到了车间技改组，除了仍然担任车工以外（全车间性能最好的一台车床由我自由支配，不再跟着师傅老刘头干活了），此后技改组自制设备的电控部份都由我来设计（其中比较复杂的有半自动25头钻床），有了故障也是由我去维修。这样我与老邓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从此我与老邓也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我一直认为把他称为老师那是天经地义的，但称为“友”，实在有点大不敬，但由于先生非常平易近人，而且他确实也是把我当成“好朋友”来对待的！

此后在我的车床上没有活干的时候，我就常常站在老邓的绘图板前，默默地看着他搞设计，向他“偷”学技术，体会他每画一笔都要经过怎样的思考。老邓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铁人”，他搞起设计来完全不要命。常常是通宵达旦地画图。记得有一次车间需要设计一台灭弧线圈绕线机。他在完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开始构思与设计，常常是我们都下班之后，他一个人还在办公室通宵达旦地画图。预先说好，晚上他只画装配图，第二天上班后小组其他人再接着帮他完成零件图。但第二天，当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不光已经完成了全部装配图，而且还把全部零件的草图画好！当天车间就安排了加工生产。从此之后车间的灭弧线圈绕制就一直用他设计的这台设备完成。而以前都是在车床上手工绕制的。手工绕制时效率很低，旋转的角度也不好把握，因此产品质量就没有保障。

由于成功设计了电动卡盘的控制线路，老邓就放心地把这台绕线机的电控系统交给我来设计，给我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我是按照老邓的思路进行设计的。通过一台电磁离合器控制绕制角度，灭弧线圈达到要求的角度以后，电磁离合器自动断开，解决了以前人工绕制角度控制不准的问题。通过这次设计，以后我也像老邓一样，经常留意怎样把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到在日常的设计工作中。

完成了灭弧线圈绕线机的设计任务以后，先生就离开了金工车间回到了厂技改办。

附带提一下，后来这台设备成了车间的关键设备，按照惯例，自制设备机修车间不负责维修，因此这台设备的维修也成了我的工作内容，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以从维修的实践中学到更多的技术。有一天电磁离合器发生了故障。我立即赶到现场，把它拆开之后，发现其中一个内齿轮的齿完全被打坏。当时厂里没有配件，要外购还不知道会停产多久。我们厂没有加工内齿轮的设备，需要安排外协加工，那就意味着灭弧线圈生产要停工好多天。

我以老邓为榜样，埋头仔细思考，分析电磁离合器的结构原理，发现那个内齿轮其实是多余的“蛇足”，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我觉得可以把那个内齿轮用一个青铜环进行替代。很快我就在车床上把青铜环加工好了，替换上去后，灭弧线圈绕线机立即恢复了工作。于是我回到车床上继续干活。这时候技改组的一位工人技术员，外号叫“陈大眼”的，到我的床子旁边来与我聊天。正聊着时，车间主任走过来。他高兴地对陈大眼说：伙计！你想的办法太好了！用铜环代替内齿轮解决了车间的大问题！这一下不用停产了！

我立马明白，陈大眼那个家伙！居然跑到车间主任那里去冒功！千算万算，他没有想到车间主任会当着我的面表扬他！此时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尴尬地打着哈哈……他没有解释，我当然更用不着去戳穿他，只是让我看清了某些人的人品！从此让我坚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先生离开金工车间以后，我们见面并没有减少多少。虽然我在离开沈阳之前一次都没有去过他的办公室。但每当遇到节假日时，他都会到金工车间来找我，盛情邀我到他家里做客。因此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一次去他家之前，他告诉我，他住的是夫人宋姐单位的宿舍。他的夫人是沈阳市第一医院的医生。他告诉了我医院宿舍的详细地址，还对我说，因为不是自己单位的宿舍，所以到大院后，他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只需打听邓慧的家住哪里即可——所有的孩子都认识他的女儿邓慧。后来才知道邓慧是家属院的“邻家女孩”。因为她不光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出色！先生自己也会拉小提琴，但他说女儿的水平早已超过了自己，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教她了。邓慧那时拜在沈阳音乐学院第一小提琴手的名下，因此而成了医院家属院的大名人！

如先生所说，我很快就找到了先生的家。此时他正在家中亲自下厨。虽然当年沈阳每人每半年才配给半斤肉，但先生却倾其所有地招待我，让我终生难忘！

由于宋姐患有冠心病，而且医院的工作还非常忙（我每次去他们家时宋姐都还没有下班），所以家中稍微重一点的活，先生都不让夫人插手，这也是宋姐虽然患有冠心病，仍然能够活到九十岁左右离世的原因。她的离世让先生备受打击。自此以后健康每况愈下，此后一年半先生也不幸患病逝世了，这些都是后话。

先生回到厂技改办以后，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设计而轰动全厂。下面我对此作一个简单的介绍，由于我没有参与过先生以后的工作，所以介绍的内容都是道听途说，可能部分细节会有出入，但还是可以保证基本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因为这件事情在厂里属于轰动事件！

冷冲车间是我们厂的关键零件车间之一。多年以来有一件困扰大家的安全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冲压设备很容易发生安全事故。一些工人的手因此而致残……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厂里安排某位仁兄设计一台机械手，也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机器人的那类高大上设备。以代替人手的操作。任务首先定位在一台拉伸防水开关外壳的大型压力机上。

人工操作的流程是，先把冷轧钢板两面刷上机油，再安放到拉伸模具的下模上，然后踩下离合器踏板。拉伸模具的上模下行，钢板被拉伸成一个盒子的形状。在上模回到起始位置后，工人再用手将拉伸好的开关外壳取出。虽然全部操作流程不太复杂。但要用机械来模拟人手的动作还是有很高的难度……

负责设计的那位仁兄提出要到全国各兄弟厂参观，以借鉴别人的好经验。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他顺理成章地到全国各地溜达了一圈。但是当年这样的机械手在同行业中并没有任何先例——毕竟当年人还不如机器值钱……那位仁兄在各地溜达了一圈之后空手而归。

工厂不是国家花钱养着的“科研机构”，是要考虑经济效益的，不允许把设计工作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于是厂里对设计者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设计图纸……

在领导的一再催促下，那位仁兄自知无力完成，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请了探亲假，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老邓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一“前无古人”的任务。

和往常一样，先生没有到其它任何单位去参观，因为去也白去，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他首先分解了工人手工操作的各个步骤，于是定下了机械手的工作流程：

用两只橡胶吸盘，从摞在一堆的钢板中吸起一块，向前送入到一对涂油辊之间，对钢板进行涂油处理，然后用传送辊将钢板送入拉伸模具的下模之中。这时上模下行，开始进行拉伸操作。拉伸完成之后上模抬起，开关外壳被从下模中托起，然后被一个模拟人手动作的大钳子夹住，向后退出压力机并向旁边旋转90°，随后钳子松开，把成品放到传送带上送出。这样整个工作流程圆满结束。

在没有外出参观学习的情况下，老邓凭一己之力，日以继夜很快就完成了别人以为不可能的设计任务。机械手很快就被制造出来。在空转运行时非常顺利，但在正式运行时却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难题……

由于下好料的冷轧钢板，表面非常光滑，表面还不可避免地附着一层油脂，吸盘在吸起之时发生了意外，也就是并不能保证每次都只从一摞钢板中吸起一块来，有时会被同时吸起两块钢板，这样的后果就是悲剧性的。继续运行的话，不光产品报废，而且模具也要损坏报废……

这种时候总是最考验设计者的时候，因为不乏讲风凉话者，他们说这样的机械手前无古人，花费许多时间与金钱，结果制造出来的只是一堆废铁……先生这时候一方面冷静地思考，一方面虚心地向周围的人寻求解决方法。当年我的一个学长也在现场（自控系的刘GS同学），刘GS给他出了一个关键的点子，就是在一摞冷轧钢板周边布上一圈永久磁铁。由于“同性相斥”的原因，两块钢板被磁化后互相推斥，所以每次铁定只会吸起一块钢板！于是这一天大难题立马迎刃而解。当年刘GS学长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是上海某大学的退休教授），虽然他人非常聪明，但在工厂没有任何名气，仅仅是车间冲床上的一名操作工。要不是老邓虚心向所有人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谁也不会想到要向他征求意见。

这样一来，先生的机械手（机器人）一炮而红，从此之后全国各地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有一天先生来到金工车间，他对我说，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把我调到厂工艺科去工作。厂长要他从还在车间当工人的大学毕业生中推举一个人选，此事虽在保密之中。但有许多得到内部消息的人找到他，希望能够得到先生的推荐。先生说他考虑之后准备向厂长推荐的人是我，希望我考虑一下。

还是先谈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吧。

那个时候，我们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不同于现在的自谋职业。如果要想换一个单位，往往比登天还难。我因为父母年龄大了，身边没有子女，所以一直不安心在沈阳的工作，纵使千难万难，一直都希望调到武汉市父母身边。而那个年代办任何事情都要托关系“走后门”。我父亲文革时期属于被打倒之列，他的同事朋友基本都与他的情况无异。多亏我的一个姨父，虽然他也靠边站了。但还有许多在战争年代的战友，他们的友谊是那种你死我活战场上的生死之交，只要仍然握有实权，就没有不帮忙的道理。所以在姨父的不懈努力之下，我调往武汉市工作有了一些眉目。

1975年元旦我请了探亲假，与妻子在杭州结婚，然后与她一同回到武汉探亲。姨父高兴地告诉我，我的工作调动很快就要实现了，武汉市市委组织部即将通过沈阳市委向沈阳低压开关厂发出调令。

由于我深知在那个年代，办这类事情有非常高的难度，所以不到最后一刻，一切都只是中国梦，我回厂后不敢对任何人谈起，以免自找麻烦。

当然我也没有向先生谈起过这些情况。现在先生突然找到我，很神秘地对我说，现在厂工艺科需要一名搞模具设计的技术员，厂里打算从在车间当工人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抽调，人选由他推荐，条件是此人要能够一直在沈低工作，不能要求调走。先生说他向厂长推荐了我，先和我打个招呼……我这才向先生说，真不好意思，我调往武汉市工作的调令很快就要来了……先生除了表示遗憾之外，同时也祝我早日愿望成真！

那年头住在单身宿舍里面的一帮大学毕业生，很多都在打着调离沈阳的主意，却少有成功者。一般都要通过找上层关系才能如愿以偿。如果有谁的调令来了，立刻就会在独身宿舍里传开。厂里有一个外号叫“小上海”的朋友，一直梦想调回家乡上海。那年头调入上海简直比登天还难。他退而求其次，准备调到毗邻的苏州去。因为他的叔叔是苏州市的领导……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有一天听他说自己失恋了，女朋友和他分了手，心情非常郁闷……，

他与女朋友是学校里的同学，女朋友非常漂亮，是那种被人称为厂花的漂亮。大家都劝他要想开一点，不要难过……他说受此打击，不想在沈阳干了。想调回上海去……但是调入上海谈何容易？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让叔叔帮忙先调到苏州去……

没过多久，他的调令就真的来了，他立马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调动手续……然后呢？

然后在他调离后没过多久，女朋友调往苏州的调令也来了……失恋其实只是他赚取同情心的一个道具……

与他同样调动成功的还有一个姓成的老兄，大伙叫他大成，他的调令也来了，是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搞灯光布景工作。在他离开沈阳之前，我到他房间去聊天。

我问他，你有什么路子可以调走？大成回答说：

“付凯（组织科长）是老子的孙子！老子当然可以调走！

我于是和他开玩笑说：

“你敢骂组织科长！我要向保卫科长告发！”

大成回答：

“你尽管告发！保卫科长也是老子的孙子！”

本来是朋友之间的玩笑话，谁知却让我饱尝了口无遮拦酿出的苦酒，使我自己的工作调动变成了泡影。

有天中午，我在食堂排队买饭。有个朋友问我：

“大成有什么路子？厂里为什么能够放他走？”

我回答：

“大成说，付凯是他孙子，所以他能够调走。我又对大成说，你敢骂组织科长，我去保卫科告发你，大成回答说，你尽管去告吧！保卫科长也是他的孙子！你如果想要调走，可以去找大成帮忙呀。”

这些话虽说是开玩笑，其实也是自己不满心情的发泄。不幸的是，当我买完饭，回过头来，发现此时排在我身后的居然就是付凯那个孙子！

这一下就悲催了！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我的调令一点消息也没有。于是我找到组织科，向他们询问我的调令到了没有？听到的答复是：调令是武汉市委发的，但我们不同意放你走！

原来这就是一句玩笑加泄愤话的严重后果！有什么办法呢？在人屋檐下，你还想高高地昂起自己的头？没门！

然后我不得不重新再来一次，放下自己低贱的头颅，一个一个地拜访除付凯那个孙子之外一切可以找的人……

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了厂党委和顺书记家的地址，敲开他的家门后，和书记与他的姓氏一样，待人很和气。但是气却有点不顺！他说我正忙着整理大白菜呢！没有功夫听你述说，我只好识相地离开了……那个年头你如果没有“关系”，人家凭什么要搭理你呢？

还是姨父的面子大，他给沈阳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姨父的战友）写了一封信。让我拿着信去找他，希望从上往下找可以有用。

市长家是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洋楼，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他家的门。由于姨父的面子，市长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我向他说明了情况，希望能够帮我向厂里领导打个招呼……

市长说，他与我们厂里的书记厂长都很熟。因此很爽快的答应了我。当然官场的惯例还是县官不如现管，你绕过小鬼去找阎王，只能让小鬼加倍地嫉恨你！所以事情又过去了几个月，调动的事毫无音讯！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没曾想到的是，我大学同班的李SY同学出人意料地调到了机械部电工总局工作。而且她管的就是电器行业，每次厂长、书记到部里汇报工作，其实就是向她汇报，她才是真正的“现管”！因此她一有机会就向厂领导询问我工作调动的事情。由于我们厂是部属工厂，市长的话厂长、书记可以不听，但“部里”的话他们不敢不听。所以在老同学的一再努力之下，我的工作调动终于有了眉目，1976年初，武汉市委组织部再次给我发了调令。

看到我好长时间都没有调动的消息，有一天老邓又找到车间，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现在又有一个好机会，就是机修车间需要一个技术员，这次厂长还是让他推荐。不过厂里有个条件，就是不许抽调金工与冷作这两个主要零件生产车间的人。但是老邓对厂长说，他了解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不熟……最后与机修车间交涉的结果是，由机修车间用一个车工来把我交换过去，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人还能像商品一样进行交换！

我对先生的关照真是无以言表的感激。但我告诉他的是，我的调令这次真的来了！之所以还没有办理离厂手续，是因为我手里的工作还没有完，车间自制了一台半自动25头钻床（总共投资三万元，那个年代的三万元还是非常值钱的），而这台设备的电控系统的设计与安装都是由我完成的，虽然已经试车成功，但只能在3月22号《鞍钢宪法》发布纪念日开完表彰大会之后才能放我走。

先生在表示遗憾的同时也向我表示了祝贺。这样我对离开沈阳又多少有了些不舍。先生曾多次对我说过，他对故乡广州的思念，说等到退休之后，爬也要爬回广州去。故此平时在与先生聊天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他对广州的思念。

每当女儿放寒、暑假的时候，他会让夫人与女儿一同回广州探亲。下面的故事也是他讲给我的：

一次宋姐带着女儿乘卧铺从广州回沈阳，那时候没有广州直达沈阳的列车，必须到北京换车，那年头乘客之间不像现在这么冷漠。在枯燥的长途旅行中，大家喜欢聊一些各自的见闻。

同车厢有一个北京体院的年轻人，宋姐问他，你们学校的庄则栋现在怎么样了？那人回答说，嗨！别提了！他现在不行了……这样大家一路交谈甚欢，快到北京时，那个人即将下车，他对大伙说，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到北京体院来找我……宋姐接过话碴问他，那你叫什么名字呢？这时候旁边的其他人一同说，他就是庄则栋呀！宋姐这才发现自己摆了一个大乌龙，原来交谈甚欢的人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庄则栋！

我的即将离去，使先生突增了思乡之情，让我对沈阳，对先生也有了些许依依不舍之情。

自从离开沈阳之后我与先生就只见过两次，一次是拨乱反正后不久，先生到武汉出差，我陪先生一起游览了东湖。那时候百废待兴，先生说，低压开关厂现在每年的技措费只有十万元（那时候二十万元在武汉市可以建一幢宿舍楼），因此在技改方面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项目。我说十万元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武汉市整个机械局都只有十万元呢！

第二次是1984年我到沈阳出差，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各地经济蓬勃发展，沈阳低压开关厂也雄心勃勃，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工厂除去向于洪区发展以外，还买下了兴工街马路对面的一块地，建起了一座可以放电影与进行文娱演出的俱乐部……

先生再次邀请我到他家中做客。先生说最让他难过的是我和张宏的离开沈阳。张宏我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与先生交谈时经常会听先生提到他，张宏在沈低是搞电控设计的，先生认为他在电气控制方面非常厉害，因此很赏识他。大学恢复招生考试后，他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家乡上海工作……与我不同的是，张宏的妻子是沈阳人，经常要回沈阳探亲，所以他与先生后来一直保持着联系。

先生住的还是原先的那套房子，但是厂里已经在建新的宿舍，先生也在计算自己可以打多少分，什么时候能够住上新房？

最大的变化是邓慧已经考上了大学，她念的是中国医科大学，全英文的教材，毕业就是硕士学位……邓慧在大学里面还交了个男朋友……我暗中想，先生退休后还能爬回广州吗？

其实是我多虑了，中国后来的发展是那个时候的人无法想象的……一切都是以金钱为导向，只要有足够多的钱，想在哪里买房就可以到哪里买房，再也不用一分一分地计算自己可以打多少分，什么时候才能够分到住房……所以后来先生退休后除了跟随女儿定居美国之外，回到国内时，时常也是在广州生活。这也就是我一直打听不到他的原因。

这次沈阳一别之后，我与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由于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手机，只能靠书信联系，各自又忙于自己的工作，因此慢慢地就与先生失去了联系，真所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但我心中总是思念着先生，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时常在我脑中浮现。随着自己一天天地老去，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的沈低的那些朋友们，后来一个个也都离开了沈阳，我向他们打听，大家都不知道先生的现状，只隐约听说先生随女儿到美国定居了，沈阳只是他偶尔回一下的地方。曾经想过是否可以通过朋友先找到在上海工作的张宏，然后再通过张宏联系到先生。但是很不幸，有朋友告诉我，张宏已经在几年前病逝了……

有一天在沈阳低压开关厂工作的学姐谌ZM告诉我，经过她不懈地努力，通过她的外甥多方打听，终于打听到先生的女儿邓慧的联系方式。太让人喜出望外了！

很快我就与邓慧和先生先后建立了微信联系。同时得知由于夫人健康的原因，他们后来已经从美国回到沈阳居住。但不幸的是，宋姐在2019年5月仙逝。这一打击，导致先生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是与先生视频聊天的时候，感觉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这时候我下定决心2020年的暑期一定要到沈阳去看望先生。

2020年一月14号我按计划乘武汉直飞旧金山的航班到美国与儿孙一家团聚，计划过完春节，3月28号即与老伴一同回国。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场几百年一遇的大瘟疫自武汉爆发，很快就席卷全球。美国发现的第一例新冠病人就是与我乘坐同一航班由武汉抵达旧金山的。当时虽说武汉的疫情已经爆发，但官方的说法是可防可控，而且没有发现人传人……所以在那架飞机上的乘客都没有任何防护……所幸的是我并没有被感染上新冠病毒。

刚开始还以为这次的病毒流行会像2003年的“非典”（SARS）那样，天气一热就会消失殆尽。所以一直还在计划着暑期可以到沈阳见到多年一直在思念的先生。

出乎意料的是，我预定的航班被一再取消，最后只好退票，后来又在中美复航的第一时间果断改买了美联航由旧金山飞上海的机票。但是由于防疫政策的多次调整，经过两次改买与改签之后，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十一月16号飞抵上海。在酒店隔离十四天后终于在十二月1号才回到武汉的家中，在上海隔离期间也还与先生进行了视频交谈，那时候他的身体看起来还不错。

虽然历经磨难，我还是相信疫情总有一天会缓解。此后在与先生的视频交谈中还是对暑期前往沈阳看望先生充满着期待。

但是先生没能等到暑期到来。先生由于口腔溃疡发作而不能进食，最后只能住进了医院。患病期间他唯一的女儿由于没能拿到大使馆的签证而无法回国陪伴他。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女婿冬杰由于被聘为沈阳某医院的副院长，总算可以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在他身边陪伴……

2021年三月2号那天，接到了邓慧发来的微信……我的老师邓为燊先生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家人，永远地离开了所有敬仰他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安息吧邓为燊先生。天堂不再有病痛，在那里他将与相依为命六、七十年，他深爱的宋姐团聚！

由于疫情的关系，我没能实现自己前往沈阳看望老师的心愿。仅以此文作为对他深深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