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型按键电话(周梅森：我就像一个医生，只是手术刀太锋利了)

Posted 202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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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安型按键电话(周梅森：我就像一个医生，只是手术刀太锋利了)

时隔4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携新剧《突围》归来，原著小说《人民的财产》已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发行。

与外界期待的不同，《人民的财产》并不是《人民的名义2》，只是故事发生地还是在汉东省京州市，时间在《人民的名义》反腐风暴之后半年，主题则聚焦国企改革，讲述京州中福在中福集团八十年庆前几个月发生的故事。

作为国企中福集团的子公司，京州中福面临账面巨亏十五亿的巨大困境，一场意外爆炸，又炸出五亿资金离奇失踪，将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高官、企业高管、社会各界、底层群体纷纷登场。中福集团董事长林满江指派齐本安，临危受命，任京州中福董事长、党委书记，面对市场与管理的压力，处理内部人员矛盾，积极解决企业问题，处理外部与李达康、易学习等人的关系，直面困难，寻求突围，守护人民的财产。而斗争的背后，则引爆了中福集团董事长、副部级干部林满江贪腐和滥用职权的内幕。

“这是我一生最想写的长篇小说。”近日，周梅森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把这次写作视为一次孤独的战役。这部小说无论是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涵，还是主题把握，都比《人民的名义》更接近现实。

周梅森出生于1956年，从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40年里他写过20余本小说，多为政治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2017年，《人民的名义》热播，他也再次备受关注。

今年5月，周梅森从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任上退休，省作协为他举办了退休茶话会。“作家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作家的宿命就是写作。有一天你停止了呼吸，才可能退休。”周梅森说。

谈《人民的财产》

“比《人民的名义》更接近现实”

新京报：《人民的财产》这部小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的？

周梅森：这是我最想写、也是写得最顺利的一部小说。我从小在一个国营煤矿生活、长大，在那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中学没毕业就直接参加了工作。

走上文学岗位前，我的人生都是在煤矿度过的，父母也是国企工人。在这部小说创作之前，我已从事文学创作40年了，写过各式各样的题材，唯独没有碰过我最熟悉的国企，没有直面国企的生存状态。

这是我很想写的东西，但总找不到视角，该从哪里入手、如何讲述那些故事，悬而未决。后来写《人民的名义》，我翻阅大量案卷材料，其中有些就是国企的，当时我就对这些案例做了分析。在写《人民的名义》时，我没有将国企纳入其中，但它勾起了我最想写、最熟悉、最了解的一块戏。

在剧中，林满江、齐本安、石红杏兄妹都是矿难中的孤儿，由程端阳带大。这其实是我的亲身经历。小时候在矿山生活时，我有很多小伙伴，他们像兄弟姐妹一样玩得挺好，后来才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父母在矿难中去世了。

在翻看材料过程中，一些国企腐败案件触目惊心，这把我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贯通了起来。当年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有走上领导岗位的，也有因腐败被捕入狱的。

新京报：为何电视剧等了三年？

周梅森：小说写完后，我没想改编电视剧。有一次和投资方聊天，对方看完后坚决要拍戏。我说，这部剧有障碍，一是有门槛，二是这部剧不是案件剧，节奏比较慢，会丢失掉部分观众。我心比较大，既然做了，就要把国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民的资产是怎么形成的、所有制是如何形成的等都讲清楚，我希望国企不要忘了初心。

新京报：《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名义2》吗？

周梅森：两部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每个文学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我把故事放在汉东省京州市，可能讲起来方便一些。故事涉及到政企关系，就用了李达康、易学习、丁义珍、孙连城等少量人物原型。否则我要重新设计一些人物，向读者解释，这样毫无意义。但这些人物在剧中都是配角了，一笔带过。

新京报：电视剧《突围》与原著相比，改编大吗？

周梅森：这部剧写得很顺拍得也很顺。我本以为2019年就能播出，但没想到磨了两年半时间，不停修改，我改的不止1000处了，剧名也由《人民的财产》改为了《突围》。

有人问我，这部剧多大程度上能体现原著？我说大概60%吧。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这部作品？

周梅森：这部剧无论是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涵还是主题把握，都比《人民的名义》更接近现实。《人民的名义》是案件剧，故事推动明显，但这部剧是我对社会图景的描摹分析。国企是国之重器，是压舱石。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是一个非常博大、值得书写的命题，绝不是《人民的名义》比得了的。

这其实也蕴含了我对国企改革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的焦虑担忧。因为国企中如果出现腐败问题，会比普通官员的腐败更可怕，稍不注意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的国有资产流失。过去这个题材没有人写，国务院国资委有关领导看了剧后，很支持，因为他们深切地知道国企腐败的危害性。

很多读者说，我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其实，我就像一个医生，只是手术刀太锋利了。我是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我真诚地歌颂改革。我们逐步走向富裕和辉煌，但也存有问题，这需要我们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指出来。

新京报：为何你说这是一场孤独的战役？

周梅森：影视界现在两级分化严重。一方面以小鲜肉为代表的烂剧横行，有流量，风险不大，很容易赚钱，资本也无序扩张。另一方面，面对改革开放、面对今天的现实、面对一些社会矛盾，要提出真问题，是一个宏大的课题。

写这部作品，我知道会有难度，这部剧也是我的影视作品中修改次数最多的，是我带着深重伤痕的作品。我还是希望广大观众看书，别辜负了创作者的一片苦心和一场孤独的奋斗。

谈书中人物

“每个走向犯罪深渊的‘大老虎’，都有各自不同的环境和原因，作家要去分析它”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林满江这个人物塑造？

周梅森：林满江的人物塑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是副部级干部，马上有可能出任汉东省省长了，但对权力眷恋到了疯狂程度，到临死那几年还在拼命揽财。他患癌症三年，每周都要去香港看病，哪怕当一天的省长也要当，很可怕。

在最后，我通过齐本安的口，把他痛骂了一顿：“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你欺骗党、欺骗组织，你这种病歪歪的身体，一下子把几千万人民、一大片国土交给你，你有一点对人民、对组织负责的心吗？”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一个话题，就是反腐的道德伦理问题，如何看待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违纪违法被查处？

周梅森：《人民的财产》中，林满江、齐本安、石红杏三兄妹，一方面感情、亲情、友情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齐本安又不得不对林满江下手，在80天内把一个几十年来构建的其乐融融关系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这种事情的发生，令人非常痛心。

小说中带有我的理想主义色彩，我希望齐本安守住自己的底线，守住初心。

我身边也有人出过事，进去了，其家属打电话过来跟我哭诉。我知道他犯法了，我会为他痛惜。

其实，每个走向犯罪深渊的“大老虎”，都有各自不同的环境和原因，作家要去分析它。《人民的财产》中我对林满江的分析，不断地去寻找他变质的根源，从历史中去找、从现实环境中去找、从理论中去找、从社会能见度等各方面去找。

石红杏与大哥林满江决裂的时候说，没想到林满江这么坏。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想得很好时，会把他夸上天，一旦翻脸，她会把大哥想得极其糟糕。

这是这部剧最有意义的一面，是不可回避的社会话题：我们身边人出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故事？

你看齐本安，从开始的不相信，到最后一点点认清了林满江的真面目，有一个过程。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谁出事了，我愕然一惊。比如曾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接受调查，我很吃惊。我曾采访过他，听到消息后我很痛心。

谈反腐常态化

“反腐败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我对中央的反腐真诚拥护，希望长期坚持下去”

新京报：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反腐力度的逐步加大，反腐成效显著。你如何看待反腐败常态化机制建设？

周梅森：反腐常态化是应该的。据我观察，十八大以来重拳反腐，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但有些腐败越来越隐蔽。反腐要常态化，而且针对腐败特点变化，纪检监察手段也要不断与时俱进。

反腐败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我对中央的反腐真诚拥护，希望长期坚持下去。

新京报：今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将对25家金融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你怎么看？

周梅森：这次中央巡视抓得非常准确、及时，如果金融企业出问题，很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新京报：你对反腐败工作还有哪些建议？

周梅森：近年来反腐成效显著，腐败分子不敢这么明目张胆了，公开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少见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压之下良好的政治生态。

但也出现了一小部分不愿做事、不愿担责的懒政现象。《人民的财产》中有一个细节，因为五年前的一个市政府文件，拆迁同意率没有达到标准，棚户区拆迁一拖再拖，最后导致了大爆炸。懒政不作为是很要命的，需要各级领导注意。

懒政不作为也是腐败，处理懒政不作为的领导干部，会增加人民对反腐的信心。有领导说，我自己不腐败，也不干事，你拿我没办法。这就像剧中的孙连城。所以说，反腐败是一个长期行为，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谈王立科阻碍《人民的名义》播出

“有朋友打电话提醒我，让我过马路小心一些，别莫名其妙被车撞了，你可是把一些人得罪了啊！”

新京报：今年9月，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被“双开”，李学政发文披露了当年王立科阻碍《人民的名义》播出的情况。你当时知情吗？

周梅森：我跟王立科没有任何交集，拍戏时也没有跟他打过任何交道。江苏省委有关方面对《人民的名义》拍摄非常支持，公检法部门也很配合，对剧组极其热情。

电视剧播出了10集左右，一天晚上导演李路给我打电话说，出事了，王立科看了电视剧，非常恼火，要求把所有对公安的鸣谢拿下来。我说，那没有办法，只能通知电视台和各网络平台去执行。

之后我也没当回事儿。过了两三天，有朋友打电话提醒我，让我过马路要小心一些，别莫名其妙被车撞了，你可是把一些人得罪了啊！我当时没意识到什么事情，还以为朋友在开玩笑。《人民的名义》播完好几个月后，我才听说，在江苏省的一次会议上，王立科说这部作品诬蔑了公安干警形象，要求停播，有领导就现场反驳他。

今年9月，王立科被“双开”后，李学政发文披露了这个事情，我给李学政打电话，才知道了王立科更多的小动作。王立科明确指出，这部剧有政治问题，不让播出。他的干预，其实也影响了电视剧《突围》。

腐败分子希望不要再拍反腐剧、再写反腐小说了，让他们能够睡个安稳觉。

十九大后，从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扫除了多少个高育良、祁同伟啊？这说明《人民的名义》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这些腐败分子的痛点、总结了社会的痛点。

新京报：王立科是高育良和祁同伟的合体吗？

周梅森：当时写书时，涉及到政法案件我只是研究了一番，但对王立科还不认识，与他没有交集。说他是高育良与祁同伟的合身，是他自己对号入座。政法队伍如果腐败，后果非常严峻，对老百姓、对执政党的威信有重大影响，所以我虚构出高育良、祁同伟这样的人物。现在发现，原来王立科就是这样的人，我深感悲哀。

所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很及时、很有必要。我认为要加强对各级政法领导干部的严肃监督和整顿，要严防再出现王立科等这类腐败干部。

同时，要加强对基层执法队伍的关心关爱。说实话，一线公安干警太不容易了，他们直面基层群众，每天要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中国城市社会治安这么好，我们广大公安干警功不可没，这要充分肯定。

谈退休生活

“作家的宿命就是写作，有一天你停止了呼吸，才可能退休”

新京报：今年5月你从江苏省作协退休了，退休生活是如何安排的？

周梅森：我退休和没退休一个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专心写作，没有任何改变。作家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作家的宿命就是写作，有一天你停止了呼吸，才可能退休。

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我是幸运的。前40年，我正好赶上了民族崛起的好时代，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40年前，我们家一穷二白，吃不饱穿不暖，饿得面黄肌瘦，那时我根本无法想象我们会变成这么一个伟大、了不起的中国，一个被世界尊重的中国。

正因为这样，爱之深才痛之切，在发展过程中有了问题我们就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不能让国家毁在一些腐败分子手上。所以我一直孤独地盯着这些腐败分子，孤独地战斗，要一直写下去。

有人说我在不断地尝试突破写作的边界。我仅仅是坚持一个作家写作的常识而已。写作是自由的，一个作家的思想也应该是自由的，看到问题就要说出来，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这是一个作家或者文人基本的常识。

新京报记者何强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