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啊(许陈品:台湾好渴,如何走出缺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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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啊(许陈品:台湾好渴,如何走出缺水困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许陈品】
“湖水碧绿”的日月潭成了土壤龟裂、杂草丛生形成的“大草原”,著名的景观意象“九蛙叠像”也现出全身,有生之年系列又可以再添一笔。
自2020年迄今,台湾全年未遭台风侵袭,原本的雨季没有迎来充沛的降水,导致2021年初的严重干旱,中南部多个水库即将见底。
为何年均降雨量高达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降雨量2.6倍的台湾岛,会出现半世纪以来如此罕见的严重旱情?从明末郑氏政权到21世纪的台湾,又是怎么和大自然“抢水”呢?
大旱导致日月潭干涸,九蛙叠像现出全身。图片自台媒
米糖相克,种甘蔗阻挠水利开发
自17世纪荷兰人、西班牙人陆续东来,在台湾南、北部分别建立殖民地后,发觉台湾岛上的汉人极少、缺乏耕牛,而为数较多的原住民,经济活动以采集和狩猎为主,水利设施可以说是等于零。
为榨取台湾的地力以获得原料与农产品,荷兰殖民者招募闽南地区汉人入台开垦,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抵台的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在巡察台湾期间写下的《台海使槎录》云:“盖自红夷至台,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其陂塘堤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耔种,皆红夷资给”。
这些“陂塘堤圳”即水利设施的统称,多集中在荷兰人殖民的台南至彰化一带,清道光年间的彰化知县周玺、李廷璧在修《彰化县志》时也称:“红毛井:在东门外半里许。泉有数穴,味亦清甘,但吝于出。汲者每环井以俟其出。故老相传:以为红夷故井云”。由于当时汉人多蔑称荷兰人为“红毛番”,故迄今仍留下诸如“红毛井(埤)”、“荷兰井(埤)”等老地名。
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在台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后,为了响应其他南明政权在大陆持续进行“反清复明”战争,以及后方近20万军民的粮食供应稳定,郑氏政权修筑许多小型水塘以利于土地开垦。
然而,受限于台湾夏季常有暴雨的天气型态,加上修筑材料和技术落后,简便的筑堤围水时建时毁,规模都不甚大;其次,郑成功之子郑经继位后,趁着吴三桂等人发动三藩之乱时积极配合、起兵西进,使得属下军民人民浮动,无心长久经营台湾岛。
再者,虽然汉人带来了精耕细作的先进耕作技术,但在台湾尚未普及、地力难以持久,移耕、弃耕、游耕现象非常普遍,修建大型固定式水利设施被认为不符合经济效益。
更重要的是,甘蔗作为当时台湾最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时用水量少,且多种在沙土相兼的土地里,不太要求充足的水利灌溉系统,况且18世纪蔗糖利润非常丰厚、优于稻作,造成“糖斛未出,客人先行买走;糖一入手,即便装袋”的抢手局面,农民争相种植需水量不大的甘蔗,从而排挤了水稻田面积的增加。缺乏修建水利设施的诱因,在清朝统治台湾前,极度仰赖雨水的“看天田”仍居于绝对多数。
清康熙年间兴修水利达到高峰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采纳施琅的建议,收复台湾,而康熙年间,正是台湾南部嘉南平原水利开发的高峰期。由于郑氏政权已亡,清廷遂开始研究“沿海展界”,让过去受“迁界”、海禁令被迫迁往内陆的居民复归故土,并正式“开海”、废除海禁,准许百姓对外贸易,自由往来沿海地区和两岸,这也吸引了本就在福建、广东一带生活困难的农、渔民迁居台湾,使台湾岛上的人口快速增加。
然而,才经过短短12年(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台湾人口暴增,竟使台岛出现明郑时期未有的缺粮危机。1691年至1695年任职福建分巡台厦道道员高拱乾就已发现:“虽此地之暖甚于内地,然一年之耕种仅止一次收获。总因多风多雨,播种、插秧每有愆期,故十年难必有五年之获。加以从前蝗虫之后,继以飓风,稻谷敛收,鲜有盖藏。”显示台湾虽然气候温暖、物产种类多样,但受台风、蝗灾以及暴风雨的侵袭,作物一年仅一获,歉收情况普遍且严重,一旦粮食供给跟不上人口倍增的步伐,粮价水涨船高,平添动乱的危险。兴修水利,促进粮食增产达成自给自足,也就成为清代台湾地方官的主要施政目标。
台湾府诸罗县知县周钟瑄观察到,除了陂(筑堤潴水)、圳(疏凿溪泉)、潭或湖(地形深奥、源泉四出)等水源之外,当地还有一种仅打雷下雨时才会有水的“雷公陂”(又称涸死陂),相当不利于水田的灌溉与耕种,于是他积极提倡修建水利设施,甚至自掏腰包捐银近百两、捐谷近二千石,帮助民众筑陂开圳32处。
总计康熙年间全台有81处水利设施兴筑,光嘉南平原就有74处,占比超过九成。而整个清代在嘉南平原修的水利有122处,康熙年间所修就占61%,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到了雍正年间,由于蔗糖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致使价格低落,原先依赖种甘蔗获利的资本家转种利润更高的水稻,大大鼓动了耕作水稻的风气,对于水利设施的需求也愈加紧迫。
建成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曹公圳。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据台湾史学者蔡志展统计,清代台湾先民们共修筑了966处水利设施,但水利开发速度远远仍赶不上耕地开垦增长,种植的作物仍以旱作为主,农田以旱田居多,水稻也必须配合雨季栽种。只是,台湾特殊的气候条件却使旱涝不均的问题愈加显著。
台湾夏季盛行西南季风,也为中南部带来不少雨量,故有80%的降雨通通集中在夏季(5月至9月),夏天洪水肆虐的情况并不少见。历史学家曹永和指出,清代嘉南平原水灾数量超过50次,占全台水灾三分之一以上;历史学者徐泓在统计清代台湾天然灾害时也表示,若不将飓风带来的水患计入,清代嘉南平原水灾就达63次之多,等于平均3年多就发一次大水。
到了冬季时节,盛行风向转为东北季风,中南部位处中央山脉背风侧,12月至翌年3月的降雨极为稀少,一但梅雨的锋面晚到、未至或雨量稀少(空梅),就会形成今日严重的旱情。清代嘉南平原发生大旱30次,就占整个清代台湾旱灾记录的63%。
清道光年间,凤山知县曹谨在体察民情后发现,在自己上任的前一年,台湾南部大旱、颗粒无收而粮价飞涨,造成“匪徒造谣抢夺、各纠众起事”,而根本原因在于“邑治田土,多乏水源;淋雨则溢,旱则涸”。为解决“看天田”的缺水问题,曹谨亲自下乡巡视田亩,并通过地方仕绅说服迷信风水而对修水圳多加阻挠的民众,最后修成新、旧两圳(曹公圳),共有90条圳路,乃清代官方主导的最大规模水利工程,遍及高屏的平原地带,灌溉面积达4,582.5甲(4,444公顷),直到日本殖民台湾、当局建成桃园大圳、嘉南大圳之前,曹公圳的灌溉面积冠居全台。
日殖时期的水圳神话
众所皆知的,日本自1895年后对台湾进行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后期更推动“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政策,资助军国主义壮大,并以此资助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凭借比清政府更为充足的资金与先进之技术,日本人固然在台留下不少大型水利工程,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清代陂塘的基础上加以扩建而成。像是日本人在曹公圳圳头加装抽水机,让地势较高的农田也能获得灌溉,增加了约1,939公顷的灌溉面积;对于清代桃园所建6,685座中小陂塘,日人仅将其扩建打通,于1928年将桃园大圳全数通水,使桃园台地的水田占到耕地面积的84%。此举虽使台湾稻米(蓬莱米)产量大增,但台湾人却根本吃不上。
作家龙瑛宗在小说里描写:“农家煮的饭都掺了很多的地瓜,煮得稀稀烂烂,在来米少得意思意思而已。”到了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的1939年,台湾总督府严格管控米在内的生活必需品,推广吃面包、面取代米饭,或将米与地瓜、马铃薯混煮,鼓励集体煮饭以节省燃料,例如在基隆商店街试办集体烧饭,以响应战时的“节米运动”。
至于部分深受“皇民化运动”洗脑,对日殖时期修建嘉南大圳与乌山头水库津津乐道的“台独”人士而言,往往对日本迫害台湾农民的恶行视而不见。诚如史料所说,嘉南大圳落成后灌溉面积高达12.6万公顷,占当时台湾耕地的六分之一,堪称全台之最;然而,大圳设计者八田与一发现水量无法灌溉全部的耕地,只好想出三年轮作制(水稻、甘蔗、杂粮),只是有能力种植稻、蔗与杂粮的农民仅仅29%,其余七成多农民即使在轮作期间被迫休耕,仍需缴交高额水租给殖民者。岂料日资制糖公司却完全不受三年轮作的限制,更是赤裸裸的差别待遇。
2017年,位于台南乌山头水库园区的八田与一铜像被“斩首”
于是,尽管日本殖民者给台湾留下诸多至今都在使用的水利设施,但多半优先供应总督府所指定栽种的作物,且于1921年颁布《台湾水利组合令》,强制将全台属于农民自主的农田水利管理权通通收归公有,并规定“组合长”由当局任命、组合内部之职员为官吏,借此彻底控制农村经济,实行压榨之目的。
嘉南大圳建好后也非一劳永逸,1933年台湾南部发生严重旱情时,云林斗六二期稻作无水可灌,在高雄州8,000余甲耕地中,竟有3,600余甲“全灭”。事实证明,“台独”人士拼命吹嘘、缅怀日据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嘉南大圳,不仅无法彻底解决旱灾,更沦为殖民者剥削、压榨台湾人民的工具。直到二次大战台湾光复后积极开展水利建设,才让台湾缺水危机有所缓和。
台湾光复:防灾增产
二战末期,盟军在“台湾冲航空战”中对日军航母战斗群造成沉重打击,虽然造成后来日本在太平洋海空作战能力彻底瘫痪,但频繁的空袭让全台超过40万米长的堤防遭到严重损毁,战后初期的台湾马上面临的是水灾之苦。
1948年台中暴雨,造成大安溪、大甲溪、浊水溪、乌溪等河川泛滥成灾,冲毁房屋705幢、淹没土地1万3千多公顷;1959年“八七水灾”,造成全台死伤1,600余人,房屋全倒半倒高达45,000多间,农田受损13余万公顷,损失估计为新台币37亿元,占前一年国民所得总值的12%,于是赶工修复堤防为战后初期的水利工程重点之一。
其次,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惨败、撤守台湾,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指出,1945至1953年迁台的军民总数约有120万人,短短数年间台湾增加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激增的人口压力,使恢复粮食生产、解决农田缺水灌溉的问题更是重中之中。台湾史学者陈鸿图指出,除了积极修复受站毁摧残的堤防,国府发现,日殖时期水利设施可灌溉面积原有54万公顷,经过战火洗礼,实际可灌溉面积锐减一半。
在“中华民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农复会)、各地农田水利会的规划与农民投入重建后,1952年恢复至48万公顷。截至1986年台东卑南上圳灌溉工程完工,国民党迁台后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使全台灌溉面积新增21.81万公顷。
日据时期对水利建设规划甚多,但受发动侵略战争影响,规划中或未完工的工程也不少,国民党当局便以此为基础加紧建设,并在屏东盐埔、宜兰三星、高雄凤山、彰化二林、彰化员林(八堡)、云林斗六(斗六大圳)等地进行土壤改良工程,还有兴建新的大型灌排工程、水库、开发地下水、海埔新生地,推动轮流灌溉、农地重划等节流工程,其中又以兴建水库为主要的水源开发方式。
综观日本殖民时期,只有日月潭(1.71亿)与乌山头水库(1.03亿)的计划蓄水量超过上亿立方米,排名第三的嘉义兰潭水库,蓄水量仅979万立方米。反观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执政期间完成的台南曾文(5.95亿)、台北翡翠(3.27亿)、桃园石门(2.51亿)、台中德基(1.83亿)、南投雾社(1.46亿,1939年规划、1960年完工)、苗栗鲤鱼潭(1.22亿)等6座水库,计划有效蓄水量也都不亚于日本殖民者所建工程,而至今仍是台湾最大水库的曾文水库,却经历了日人规划、美国经援、日本贷款、台湾省政府兴建的特殊过程。
台美日通力协作,战后台湾水库No.1诞生
1930年,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陆续完工,但供水量仍远远不够。1939年,日籍土木工程师八田与一建议,在今曾文水库坝址的柳藤潭位置可筑混凝土重力坝一座,坝高95米、蓄水量可达2亿立方米,却因为日本举国投入侵略战争中,无暇顾及民生与重大工程建设,遂使建坝计划搁置。
战后台湾光复、重归祖国怀抱,经过嘉南农田水利会、台湾省水利局测量,于1959年在水利局下设“第三规划队”,着手进行研究在曾文溪建设水库的可行性。两年后,水利局提出水库计划初步规划报告,建议在石公或柳腾潭两个可行坝址兴建高坝蓄水。
1965年,在台湾当局的“农复会”、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经合会,今台“国家发展委员会”前身),以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驻台援助公署赞助下,由美国内政部垦务局派遣五人顾问团赴台指导,水利局才完成水库计划可行性报告。
翌年,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同意提供台湾1.5亿美元的长期低利贷款(年息3.5%),指定其中4,400万美元作为修建曾文水库所需外币部分之财源,而后由日本内阁决议由日本工营株式会社承办,曾文水库就在台、美、日三方人员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展开建设。
从开工到完工蓄水,曾文水库终于落成启用,其有效蓄水量为5.95亿立方公尺,是日人兴建乌山头水库的5.7倍,规模居全台之冠。学者研究指出,虽然曾文水库给增加不到3千公顷的灌溉面积,却使当地从三年一作变为三年两作,年增稻谷11万公吨、甘蔗3.1万公吨,以及玉米、花生、大豆等杂作均呈现增产。此外,台湾烟酒公卖局成功啤酒厂、隆田酒厂、台糖新营副加工厂、南靖糖厂、南光纸厂、新营纸厂、统一公司新市场等工业用水通通获得解决,工农业同时受益。
此次大旱,曾文水库蓄水量只剩15%。图片来源:中评社 高易伸摄
不仅如此,曾文水库溢洪道的设计,可让原先每秒8,420立方米的洪水,下降至每秒6千立方米,完全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更重要的是,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公共饮水供给严重不足,给水普及率只有36%,民众多饮用地下水或沿海一带含砷过量的水源,造成所谓的“乌脚病”(脚部末梢血管阻塞)。迄曾文水库完工后,给水普及率激增至87%,当地民众再也不用喝重金属超标水源,健康也获得了保障。
经过战后的高速建设,近30年来台湾已少有大型水圳或水库的兴建,除了1992年、1993年完工蓄水的苗栗鲤鱼潭水库与台南南化水库,蓄水量达1.22亿、1.54亿立方米之外,近年最新的当属2015年建成的云林湖山水库,但计划蓄水量也仅5,139万立方米,其余多是在疏浚清淤上下功夫。
另根据气候资料显示,1949年以降,本来丰水年间隔18年左右出现,近年缩短至7年;枯水年原相隔17年,而今缩短为9年,代表旱涝交替频率愈加密集且增快。面对极端气候频频发生,台湾的缺水危机更胜以往。况且农业产值远远不及领航台湾经济半导体产业,却意外占去了全台七成用水的农业用水,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政治人物眼中多只看见绑桩、地方选举,缺乏以壮士断腕决心对台湾进行产业转型,使宝贵的水资源未能恰当地用在该用的领域。
2017年,蔡英文当局曾提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编列2507亿台币用于水环境建设,目标是让台湾不缺水、有水喝、不淹水,但如今民生用水却还要“供五停二”。但愿未来台湾能提高各级产业的用水效率,开发多元化的备用水源,严格执行对天然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总量管制,才能让数百年来缺水的宝岛台湾真正“解渴”,而不是搞什么“祈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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