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米亚床垫是进口品牌嘛(在中国生活的乌克兰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Posted 202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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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米亚床垫是进口品牌嘛(在中国生活的乌克兰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有非常多乌克兰女孩在中国留学、工作。她们从事的职业除了被谈论很多的“淘宝模特”，还有杂技演员、自媒体博主、国际学校项目经理、商人等等等等。她们和全世界的女性一样丰富、多元，也面临相似的困境、挑战。她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文 | 翟锦卢妍

编辑 | 鱼鹰

运营 | 栗子

俄乌战争已持续24天，谁也不知道，战火何时才能熄灭。

在战争爆发之初，互联网上燃起了另一场硝烟：有人毫无边界地开玩笑，调侃和物化乌克兰女性，叫嚷着「收留乌克兰美女」；更多人为此感到愤怒，批判这些不良言论背后匮乏的人情、人性、同理心。

我们发现网络上很多人对「乌克兰女孩」存在着标签化的刻板印象。美女如云、「欧洲子宫」、代孕产业链，这些关键词被新闻频繁地与「乌克兰女性」关联。另一方面，人们对普通乌克兰女性的真实生活却知之甚少，存在巨大的认知偏差。

一个意外的现象是，在这场战争里，在中国的短视频平台上，涌现出不少乌克兰女博主。这些年轻乌克兰女孩，讲着流利的中文，温和、理性、清晰地向大家讲解乌克兰政治，也劝告人们：「战争不是什么可以拿出来开玩笑的（事）」。

我们也因此留意到，有非常多乌克兰女孩在中国留学、工作。她们从事的职业除了被谈论很多的「淘宝模特」，还有杂技演员、自媒体博主、国际学校项目经理、商人等等等等。她们和全世界的女性一样丰富、多元，也面临相似的困境、挑战。她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每日人物找到并采访了4位正生活、工作在中国各地的乌克兰女孩，还有1位曾在中国留学，现在回到了乌克兰，在为战争难民提供志愿服务。她们中有前体操运动员，也有毕业于清华的研究生，有人因为爱情留下，也有人在努力攒钱帮助远方的家人。她们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也讲述了身处战争中的亲人、朋友的遭遇。这些切近的故事，能帮助我们更真实地触碰一个个人，了解一个国家，也更明白——战争对于平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女孩与我们的共性远远大过差异。她们和我们，也是命运共同体。

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乔丽娅，32岁

自媒体从业者，现工作居住于上海

我1989年在俄罗斯出生，那时苏联还没解体。我爸爸和妈妈都是军人，他们在俄罗斯部队工作，在俄罗斯最北边的城市，特别冷。爸妈在我3岁时离婚，爸爸留在了俄罗斯，妈妈退役回到了乌克兰。6岁时，妈妈把我带去乌克兰的外公外婆家，我们一起在第聂伯生活，那是乌克兰第四大城市，军人城市，被称为航天科技城。

战争爆发那天，我妈正在去哈尔科夫的路上，她要去那办手续，买了凌晨三点半的大巴票。我一直给她打电话，但联系不上，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才联系上她。她告诉我，大巴车是开到半路收到的战争消息，坦克已经进了哈尔科夫，车只能调头返回。

那天我很紧张，精神快要崩溃了，担心得直哭。

那几天我每天看新闻到凌晨四五点，也不工作，特别无助，想帮也帮不了，心里过不去，我是安全的，但我的家人时刻面对危险。第聂伯比其他城市情况好一点，但弟弟最近也给我发了照片，有几个地方被炸了，这些都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控制不了的变化。今天暂时不危险，不代表明天后天不危险。

每一次通电话都很难，我会想这可能是最后一通电话。我们不会像电影里那样说「我爱你」，相互说的都是很平常的话。我们尽量不去聊战争，因为很难受，很害怕，我们想让自己更勇敢地去面对这件事。我会嘱咐他们囤食物、买蜡烛，会跟外婆外公聊他们以前的经历，聊他们曾在苏联时代经历的生活。弟弟跟我讲他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文章，学了多少汉字。妈妈比我坚强，她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面对，要生活下去，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弟弟很担心他的人生。他之前在湖北上本科，疫情前回乌克兰，后来两年没能再回去读书。没等到疫情好转，战争就爆发了，他那么年轻，碰到这两件对人生打击巨大的事情，他对未来很迷茫，会问我：「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废掉了？」我很不好受。

我的家人不准备离开第聂伯。弟弟21岁，不能离境，妈妈55岁，退伍军人，好像也不能离开，而且他们去哪里都是难民，很担心会碰到不好的事情。我们也担心，东乌克兰人去西乌克兰，会不太好过。这些都是乌克兰存在很久的内部问题，我们乌克兰人对自己的认知很复杂，东边和西边的很多人信仰都不同，一个是东正教，一个是天主教。

我在中国待了11年，疫情之前每年春节回乌克兰。在武汉读研究生时，我上过很多节目，去过《非诚勿扰》，央视的《歌声嘹亮》，还有贵州卫视的美食节目，我很喜欢媒体的工作，有很多新鲜、有意思的事情。后来毕业了，我做的也是和传媒相关的事，2018年我开始拍好玩的视频，不知不觉号就火了，我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 乔丽娅。图 / 受访者提供

俄乌开战后，我收到了很多糟糕的评论、私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忍不住录了一个视频，让大家不要乱开玩笑。那个视频热度挺大，得到了很多人认同，但也收到很多说我蹭流量的信息，挺难受的。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在乌克兰找工作挺困难的，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经济一直不好。妈妈一开始做银行的电话客服，后来做到客户经理，她辗转换了好几家银行，因为效益不好，银行会破产或是裁撤部门。我们家是乌克兰很普通的家庭，妈妈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她带着我和弟弟生活。我记得小时候只有在过节时才可以买可口可乐、巧克力。有一年妈妈在我生日时送了我一条我一直想要的裤子，她特别抱歉，因为只能拿衣服当礼物。

经济问题，也会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失业，很多无业游民酗酒、抢劫。我们好像已经习惯灰暗的、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我上大学时，回家要经过一条路，人少，很多货车经过，很暗，我妈给我买了辣眼睛的喷雾，怕我碰到可怕的男性，让我9点之前必须回家。我弟弟就碰到过，晚上被两个喝多的男人围住，找他麻烦。

这也是我研究生毕业后没回乌克兰的原因，因为生活很难有保障。我认识的很多乌克兰人，都跑到了欧洲、俄罗斯、中国。

但外面关于乌克兰女性有很多不好的说法，我上学时特别困扰。当时有个新闻是乌克兰姑娘在酒吧陪酒，那段时间只要我说自己是乌克兰人，别人就会问：你是不是在酒吧工作？直到现在，每一年都有人给我私信，问我多少钱代孕。很多俄文公众号也有各种代孕广告。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些，只能想，是因为国家太穷了吧，所以有些女生没办法。

在外界的这种刻板印象下，不管我怎么努力，做自媒体中文说得有多好，只要说我是乌克兰人，好像这些努力都被抵消了。

我认识的乌克兰女性，都很努力，她们有工具箱，会修修补补，能独立解决家里的各种问题。我在第聂伯上大学时，想买化妆品，穿好看的衣服，就自己做家教，一个半小时，能挣人民币10元、20元，一晚上给三四个学生补课。2011年我来中国读书，也做各种兼职攒生活费，还有每年来回乌克兰的路费。我妈妈50岁时，她工作的银行再次关门，找工作很难，她很焦虑，但她还是找到了。

乌克兰有句话叫「万一黑天来了」，是指你很可能遇到意外，比如被裁员，所以你要留一笔钱，应付各种「黑天」的情况。我妈妈就有存钱的习惯，应对她没工作、找工作的那段空白。只是没想到这一次「黑天」是战争。

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我还能回家，如果还有家的话。「希望」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失去它。

▲ 图 / 乔丽娅微博

娜娜，26岁

杂技演员，现工作居住于河南

我家在哈尔科夫州的楚古耶夫镇，离俄罗斯边境只有1公里。因为战争，边境已经没有军人驻守，所有人都可以随意穿梭。

2月24日，北京时间中午11点左右，乌克兰还是凌晨4点，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她告诉我战争爆发了。我给她寄了些钱。15分钟后，妈妈告诉我她们正在逃命，电话里除了她的声音，还有一些爆炸声。我非常担心，甚至有些难以置信——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我想问更多，但是电话声音断断续续，妈妈慌张地挂掉了电话，我随即拨回去，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两小时后，她终于给我发了短信，告诉我军队来了，她们正在往安全的地方转移。看到安全这个词，我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的家乡满目疮痍，很多人的房子被炸毁，被迫选择离开。我的伯父和叔叔是俄罗斯人，为了互相照应，家人们选择了去俄罗斯避难，我们只想生活在安全之中。

3月5日，妈妈已经平安到达俄罗斯新奥斯科尔，住在当地政府安排的老房子里，但是只能免费住三个月，在那之后，他们需要付房租。因为走得匆忙，他们只从家里带了厨具、冬天穿的衣服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还有我过去在体操比赛中获得的奖牌。妈妈在视频中向我展示被几层衣服包裹的奖牌时，我又想哭又想笑。

这段时间，我们的通话内容无时无刻不围绕战争。电话那头，妈妈经常会说着说着哭起来，晚上也经常失眠。在俄罗斯，妈妈没有朋友，我们对战争也一无所知。我只恨自己不在他们身边。我们偶尔也会小心翼翼地谈论未来，比如，如何在俄罗斯开始新的生活，我们需要多少钱买一个新房子，怎样才能找到新的工作。

我有一个17岁的妹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5岁，一个8岁。妹妹告诉我，前几天她亲眼目睹一个炸弹从空中坠落，她很害怕，不敢出门。弟弟们因为年幼，没有对战争的感知，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妹妹很想回乌克兰，她想念那里的一切。「你要学会适应，我们的家乡已经毁了，你永远不知道它多久才能恢复如初。」我宽慰她，也是宽慰我自己。

战争开始后，物价飞涨。从前，一盒鸡蛋折合10元人民币，现在最少25元。妈妈、继父和妹妹都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已经在准备申请工作的文件。恐惧笼罩着我的家庭。我想给他们买一台电视，这或许可以让他们感觉好一点，但是妈妈拒绝了，她说：娜娜，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些地方会更需要钱。

从小到大，我家的经济条件一直很拮据。小时候我体弱多病，4岁时家人送我去练体操，我每天都要训练5小时以上，一周休息一天，很辛苦。我在很多比赛中获奖，但总伴随着忧虑——所有的参赛费用、服装费用都要自费，没有奖项你就无法站到更大的舞台，我的体操梦想似乎陷入了烧钱的循环。

▲ 娜娜小时候参加体操比赛。图 /受访者本人

一切都离不开钱。小时候，父母经常会因为钱争吵，用一些糟糕的词语互相攻击，甚至打架。在我6岁那年，他们离婚了，父亲再没管过我。上一次联系他，还是十年前，听说他当时借了很多钱，逃到了其他城市，很多人去爷爷奶奶家里讨债。

我妈妈是个很强大的女人。为了担负我训练的费用，她没日没夜地工作。刚开始，她在超市当销售员，后来她又去了一家更大的超市工作，打拼了几年后，她成为了一家商店的老板，所有人都很尊敬她，因为她是一个聪明且善良的人。她有时候甚至工作到凌晨，年幼的我曾向她抱怨为什么不能在家陪我，她告诉我：因为你需要吃饭、穿衣服、付房租。外公外婆身体也不是很好，他们的腿和背常年疼痛，妈妈还需要给他们买药。后来，妈妈改嫁，又生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家里的经济条件更加窘迫。

小时候，体操是我的一切，我曾梦想当一名体操教练。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放弃了训练，16岁时我开始去马戏团兼职当演员赚钱，每场演出我大概只能赚20元人民币，虽然不多，但对那时的我来说无比珍贵，因为我不用再向妈妈要钱交学费了。

在乌克兰，女性工作低龄化的现象很常见，你可以在超市、餐厅看见她们的身影，最小的大概15岁。我妹妹和我一样，16岁就开始工作。

2017年，我大学毕业，在马戏团的朋友问我想不想去中国发展。在这之前，我只去过德国，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是，国外薪水更高，还可以旅游，为什么不呢？我没想太多，与中国的某家俱乐部签署了合同，公司承诺一个月8000元工资并提供住宿。要知道，在乌克兰，女性工资最多也就3000元一个月。我很激动。就这样，我和两个女生、一个男生一起来到了中国。

我们签约时是说去厦门工作，所以带的基本都是夏天穿的短袖短裙，然而公司临时把我们换到了西宁。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机场瑟瑟发抖，被四周异样的眼光包围。我们没有退路，因为公司只提供了来的机票。初来乍到的困难无处不在：不会中文、截然不同的饮食习惯······

慢慢适应后，我觉得中国的一切太棒了。这里有很多我们那儿没有的食物，比如奶茶和火锅，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很安全。在乌克兰，很多女性十点之后不敢出门，因为有很多疯狂的男人，他们会跟踪你，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有时我工作到很晚，走在路上胆战心惊，对身后的声音异常敏感，不停告诉自己：走快点，走快点。在中国，我不用担心这些。

在乌克兰，为了更好的生活，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出国，因为国外的工资更高，去得比较多的就是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女性往往会做护工、种地或者像我一样成为杂技演员。

前几天，我丈夫告诉我一些有关乌克兰女性代孕的事情，我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乌克兰代孕现象如此严重。就在两年前，我也收到过一个男人发的短信，问我愿不愿意代孕，我马上就拉黑了他。我觉得这很疯狂，也无法理解，大多数人可能是因为走投无路需要钱，但是还有其他途径赚钱不是吗？在我印象中，乌克兰女性很强大，也许是种种不太好的社会状况造成了这一切，我说不清。

至少我是幸运的。我喜欢做杂技表演时展开双臂飞在空中的感觉，那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成为焦点的瞬间。现在，我在河南洛阳一家俱乐部工作，做杂技表演，一个月工资13000元，我会给家里寄5000元。我们每天需要重复五六遍同样的表演，经常工作到深夜、凌晨，每个月只有一天假期。由于需要做一些高难度动作，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我受过不少伤，手臂、脖子经常会酸痛。但这些无法浇灭我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我也知道，不论我多么热爱这份工作，杂技表演只会青睐更年轻的人，早晚有一天，我必须像告别曾经的梦想一样告别舞台，寻找其他出路。但是目前，我还不想思考那么多，把每一场表演做到完美才是最重要的。

我已经三年没有回乌克兰了。战争结束后，我想在乌克兰买一座房子，不用很大，这样我们可以经常回家，看看我的家人。

▲ 娜娜。图 / 受访者本人

Nastia，31岁

在美容院工作，现工作居住于厦门

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就会条件反射似的打开手机看新闻，留意战争的最新消息，不断刷新的每一条新闻都牵动着我的神经。因为中国和乌克兰的时区不一样，我醒来时，家人们还在睡觉，我一方面很担心她们，一方面又害怕打扰她们休息。我只好守着手机，计算时间，等她们醒后第一时间拨通电话，了解她们的情况——「你们还好吗？」「你们在哪，有没有不舒服？」「食物够不够？」……我变成了一个提问机器。每隔一小时，我们都会通过微信视频，只有看到她们的脸，我才能暂时从害怕的情绪中抽离。我尚且如此，她们只会更恐惧。

很难想象，战争居然会发生在21世纪的文明世界。半个月前，我们还在担心病毒，现如今，乌克兰人已无暇顾及疫情，所有人都在炮火中紧张求生。我看见一条新闻，我家附近的一家儿童医院被炸毁，当时有个孕妇正在生孩子……我真的很难过。

我母亲、继父和12岁的妹妹三年前搬去了波兰，因为继父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司机的工作。现在只有我奶奶和表妹还留在乌克兰。

奶奶已经72岁了，每次通话，她为了不让我担心，总是强忍泪水，我多想抱抱她。六个月前，我爷爷车祸去世，两次悲剧，我都不在她身边。身处异国，除了尽可能多的了解她们的现状，寄点钱给她们，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是在爷爷奶奶的庇护下长大的，在我1岁时，我父母就离婚了，我和爸爸一起生活。8岁那年，爸爸因为心脏病去世，我对他的记忆非常模糊。我高中毕业后，妈妈再婚，生下了妹妹，我和妈妈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我对家的所有记忆是残缺的，爷爷奶奶扮演着父母的角色。奶奶为了更好地照顾我，放弃了工作，小时候她总会带我去公园散步，去餐厅吃好吃的，爷爷经常会辅导我的功课。为了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我努力学习，在大学获得好几次奖学金。我的爷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一生都在军队服役，在不同的国家帮助他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政府给军人家属安排的公寓，过去爷爷总给我们讲房子的历史，告诉我们房子是用特殊的材料建造的，牢固得很，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它会以这样的方式派上用场。

我们住在乌克兰西部的罗夫诺，那里战争形势暂时不严峻，邻居都选择留在家里，每天祈祷战争早日结束。奶奶和表妹试图逃往防空洞避难，但是那里离我们家非常远，她们就躲在厕所里，外面有爆炸声就捂耳朵。即使房子是「很坚固的」，但我们对「安全」的感受永远都是暂时的，没人知道下一秒炸弹和子弹会落在哪里。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27岁的邻居，在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家人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中。每个人都想活下去，但每个人都有可能丧命。

战争让乌克兰本就惨淡的经济雪上加霜，失业率一直很高。

国外的工资一般比乌克兰要高两倍，很多年轻人为了更高的薪水会出国工作，主要去波兰、中国等国家，但是大部分人工作几年后便会回国买房，因为乌克兰的房子更便宜。我算是一个例外。

我已经四年没回国了。七年前，乌克兰尚处在冬季，气温每天都在零下20度左右，我被一张厦门的风景图吸引，大海、阳光、绿树，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一个热爱旅游的人，我和两位朋友一拍即合，买了通往厦门的机票。就这样，乘坐20个钟头的飞机，我们踏上了这座未知但温暖的城市，这里实在是太美了，我们立刻爱上了它。也是在这里，我与我丈夫一见钟情。他在一家酒吧向我要了微信，他的英文不是很好，我们刚认识时，他都是通过翻译软件与我交流，「 I love you」是他最常对我说的话。我们的爱情很简单，六个月后，他用蹩脚的英文问我：「 Do you wanna marry me？」我回答：「Yes！」

一切都在我和家人的意料之外，当初我来的时候只是为了旅游，签证都是旅游签。我家人担心我在异国难以照顾好自己，但是我认为我已经足够成熟，可以为自己负责。现在我和丈夫一起在厦门工作，我经营一家美容院。来中国之前，我在乌克兰一家音乐公司担任经理。

战争后，我也想做点什么。我联系上了一位做了十几年公益活动的朋友，一起通过社交网络求助，为乌克兰的志愿者募集善款，目前我们已经募集到了两万元。这些钱有的来自我的乌克兰朋友，有的来自我的俄罗斯朋友。很多乌克兰人自发成立志愿小组，帮助儿童、老人和孕妇，为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住所。我身边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自愿参与征兵活动。很多在国外工作的乌克兰人回到了家乡，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爷爷的朋友，70岁的退伍军人，仍想上前线保家卫国。我永远为乌克兰人民的勇敢而感动。

▲ Nastia。图 / 受访者本人

Lidiia ，29岁

国际学校项目经理，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俄乌开战后，很多乌克兰人都变成了志愿者。我是传递信息的志愿者，我会将乌克兰官方信息翻译成中文，发表到不同的媒体。战后，真假难辨的信息大量涌入，权威信息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也联系了爸爸商业上的朋友，他们捐助了很多生活物资。我的父母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他们也开始学习做志愿服务。

我的家乡切尔卡瑟位于乌克兰中部，战争的魔爪还未伸向此处，很多难民从乌克兰东北部和东部逃往西部，切尔卡瑟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过去它扮演政治中心的角色，现在它成了难民们逃亡中途的落脚点。所有学校都停课，变成了临时救助站，志愿者们会贴心地给有孩子的家庭赠送玩具，让他们在紧张的逃亡中获得一丝安慰，哪怕只是暂时的。教室的桌椅也被床垫、瑜伽垫取而代之，难民们可以在这里睡觉。

没有一个乌克兰人可以说自己是安全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上空悬着无数个随时可能降落的炸弹。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会从家里蜂拥而出，逃往防空洞避难。

我生活在一个教育世家，从小我可能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我的爷爷奶奶都是教师，爸爸在一所中学当了35年校长，妈妈也曾是中学地理老师，前几年刚退休。父母对我一直很严格，从小到大，他们对我说过最多的话便是：「不要让我们失望」，「你要尽全力做到最好」。

2018年，我考入了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院，攻读国际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研究。2019年从清华毕业后，我在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担任项目经理。主要是帮助学校制定教育策略，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比如我们会教学生未来如何开展可持续性的商业活动。这份工作很有趣，我认为它也会是未来的趋势。

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教师，但是我父母深知教师行业的不易和低薪待遇，他们曾对我说：「Lidiia，除了教师，你可以选择任何职业。」所以，我现在是教育研究者，不是教师。

教育与许多事物息息相关。比如，很多国家都存在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我认为女性想要获得真正的尊重，关键还是要靠教育，只有获得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争取平等奋斗。

在这次战争中，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志愿加入军队，上前线，我不是很清楚朋友们目前的状况，我祈祷她们还活着。这并不是她们第一次这么做。2014年，乌克兰爆发了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战争，许多女性踊跃报名参军，但是当时国家对于女性军人的保障措施并不完善，女性往往只能在军队中做后勤工作，比如厨师、翻译等，与男性相比，她们的薪水和认可度要差得多。一年后，很多乌克兰女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到处发声，证明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上前线保家卫国，最终她们为女军人争取到了平等。

谈及女性，前段时间，中国社交媒体出现了有关收留「乌克兰美女」的丑闻。我觉得很多人对乌克兰女性存在刻板印象，我经常听见他们说，乌克兰女人都很漂亮，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亲眼见过几个乌克兰女性。所以每当我听到人们夸我「漂亮」，我并不会很开心。每个国家都有漂亮的女性，仅仅关注女性的容貌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在我看来，中、乌女性的共性大于差异。确实有一些乌克兰女人嫁给了中国男人，同样也有中国女人嫁给乌克兰男人。在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应该受到指责或评判。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许多乌克兰女性的思想更加开放，不再将结婚看作人生的最终目标。男性在家照顾孩子，女性追求事业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商业活动，还是政治外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面孔，她们越来越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我看中国也是如此，一切都在向好发展。信息传播是有偏差的，所以不同国家之间难以避免地会存在误解，但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此次对话的意义所在。

▲ Lidiia。图 / 受访者本人

叶芸，25岁

曾在中国留学，现居住于乌克兰利沃夫

我在乌克兰西部的城市利沃夫，靠近波兰，俄军还没有轰炸到这里，对一些人来说，这里是安全的，但总在你以为安全的时候，危险就突然来了。今天（采访时是3月13日）早上六七点，俄军轰炸了我们周边城市的基地，距离我们只有35km，35人死亡，134人受伤，包括士兵和平民。

战争爆发那天，我爸爸想把我妈妈、我和六岁的妹妹送到波兰边境，他自己不能离开（由于乌克兰进入战时状态，18至60岁男性公民被禁止离开乌克兰）。但后来我们没走，只要可以在乌克兰熬过去，我们就不想离开。

我们都很紧张，防空警报一天响三四次，我做梦都会感觉到危险，梦到我对周围的人群喊：这里不安全！

我妈妈的老家在乌克兰南方赫尔松的小镇，那里被轰炸，公寓毁了，很多人受伤。我们和在乌克兰北方切尔尼希夫的亲戚失联了五天，刚刚联系上，他们顺利逃了出来，开车来利沃夫。

爸妈看新闻会很焦虑，甚至不够理性，他们发我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看来源，判断是不是假新闻。我感觉这次不仅是军事战争，也是一场信息战，后者对我们普通人影响很大，会让我们陷入绝望，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军队。

城市大部分的商业都停摆了，我们失去了日常的生活。大学停课，工作也停了，我就在各个志愿组织帮忙。利沃夫有很多从乌克兰东部、南部过来的难民。我们给小朋友和大人分发衣服，给军人做手套、头巾，去火车站给难民分发午餐。战争带给我很多焦虑、无奈、害怕和悲伤，做志愿者是我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我想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这些女性和孩子从被轰炸的家乡来到利沃夫，终于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她们仍然没办法完全放松。我登记表格时，一个中年女性忘了她个人的基础信息，她突然哭了，说自己这些天太紧张了。每天我都能在火车站看到很多人，排着队去波兰，那个队伍好像永远都看不到头。

▲ 叶芸做志愿者的火车站。图 / 受访者本人

女性在乌克兰会遭遇很多歧视。我在中国留学时看过电视剧《都挺好》，两个国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比如男主外女主内，比如女孩会被要求选「更适合」女性的职业，到一定年纪会被催婚，我爸会因为我不做家务、我支持女权主义，说我没男生喜欢。我们的职场上有很多对女性的生育歧视，同工不同酬，家庭暴力也很严重。

在我们过往的传统里，女性被爸爸或者丈夫打了，不能告诉别人，不能报警，即使伤在脸上，她也很怕说出来，因为这是家里的事情。疫情让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我去年和前年都参与了反家暴的游行，我们想让政府签订《伊斯坦布尔公约》（《欧洲委员会防止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约》），希望可以把更多女性从身体暴力、经济暴力和精神暴力中拯救出来。今年这个活动因为战争取消了。

我在中国留学时，只要我介绍我来自乌克兰，就会有人说：那里美女很多。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反应，很尴尬，不舒服，但不知道怎么反驳。后来当我越来越了解女性主义，我回想，那种不舒服是因为在那一刻，我和乌克兰的女生都被当作了客体，被凝视，被物化。再后来碰到有人这么说，我就很不耐烦，想要教育他们。

乌克兰是一个历史很复杂的国家。这场战争之前，我不关注政治。当然我会参与选举投票，我在中国留学时还专门去了大使馆投票。但我更想出国，我对政府有很多不满意，腐败、经济问题等等。

我甚至感觉我不那么了解乌克兰。乌克兰人如此不一样，我以前不认识来自南方、北方的人，大家的教育、文化、历史跟我们西部很不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分开的。

小时候爸妈带我去克里米亚玩，大家都说俄语，我们说乌克兰语，我很不理解，我明明在国内，为什么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我那时不知道这和历史有关。我最近和一个哈尔科夫的人聊天，问他们怎么看俄罗斯，她说，战争发生前，哈尔科夫30%是亲俄派，比我想象中多很多。

战争发生后，这些不一样仍然存在，但我更认同我乌克兰人的身份了，我们乌克兰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大于差异。不管说的是俄语还是乌克兰语，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不再被划分为两种派别。而且由于这次战争，开始主动说乌克兰语的人越来越多。一个经历过二战的老太太把自己的衣服捐出来给我们志愿者组织做防护网，一个老爷爷把攒了一辈子、数目不小的钱都捐给了军队。我看到了一个基辅的女生，在逃难的路上，还拉着好多只残疾的狗，一直都没放弃。我的感受很复杂，那一刻，我为我们乌克兰感到骄傲，我喜欢这个国家，我想要更了解它，我想做很多事情，更努力地去改变乌克兰的现状。

▲ 叶芸做志愿者时，拍下了剧院窗上的纸鹤。图 / 受访者本人

（头图为Nastia和她家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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