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轧板卷(《瞭望·浩然作品与研究》（6）“我心浩然”——纪念浩然文章专辑)

Posted 202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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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轧板卷(《瞭望·浩然作品与研究》（6）“我心浩然”——纪念浩然文章专辑)

《浩然作品与研究》

第六期

“我心浩然”——纪念浩然文章专辑

★浩然：岁月尘封不了他的名字‖作者：李培禹

★我与浩然‖作者：赵润明

★永远的艳阳天‖作者：郑建山

瞭望中国新媒体纪念浩然专辑。转载瞭望中国新媒体文章照片须经本新媒体同意并注明转自瞭望中国新媒体。

浩然：岁月尘封不了他的名字

李培禹

今年3月25日，是著名作家浩然诞辰90周年的纪念日。2月20日，是他离世14周年的祭日。我常想，如果浩然老师还在，也不过90岁；而他如果还能写作，哪怕仅写一些独有的回忆文字，也一定会很精彩。如果假以天年，他的创作很有可能弥补上以往作品的缺憾。每每想至此，我便不禁黯然神伤。

浩然（右）与本文作者李培禹

他离开我们14年了，岁月过隙似隐没了这个名字——浩然。然而，一个把自己的根深扎在土地、人民中间的作家，他和他的作品是不会被忘记的。近年来，怀念浩然微信群里的朋友不减反增，有些已是隔代的年轻人。在纪念浩然先生90周年诞辰的前夕，河北作家刘国震等诸多朋友呼唤我：您写篇怀念先生的文字吧，大家都在等着，浩然老师也会欣慰的。这后句话，使我怦然心动、彻夜难眠。

今天，我整理出自己曾经写浩然老师的几段文字，和当年在“泥土巢”采访他的记忆，扎成一束素花，敬献在他和妻子杨朴桥安息的三河陵园的墓碑前。

浩然夫妇墓地

一、他在念想里永生

时光回到14年前，即2008年的2月20日。

早晨，我刚走进办公室，就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我父亲于今晨两点去世，特告。梁红野。”红野的父亲就是著名作家浩然。我知道，春节前医院就报了病危，几天前红野在电话里还曾安慰我说：“我们把父亲的衣服都准备好了，他也没什么知觉和痛苦了。”然而，当今天浩然老师真的走了，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和我一样因他的离去而悲痛。

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我和他的好友、《北京晚报》副总编辑李凤祥一起去的。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房里，我大声呼喊着：“浩然老师，我来看你了！”病床旁的护工大声说：“您看看，是谁来看你啦？”浩然老师睁开了眼睛，茫然地看着他的“培禹同志”、“凤祥同志”（相识相交多年，他一直这样称呼我们），却没有任何表情，我怎么也唤不醒当年那个一把握住我的手，说“培禹同志，你来的正好”的他了……

著名画家纪清远为浩然先生画像

从1990年我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后，因为工作关系，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位于河北三河浩然居住的“泥土巢”了。每次见到他，他都会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培禹同志，你来得正好。”后来，我越来越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了——他把我们去采访、看望他，看作是党报对他工作的支持；另一层意思是能给他帮点忙。当时他扎根三河农村，一边创作一边实施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即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人，他哪有时间进城啊。我去一次，就会带回一堆任务，比如他为农民作者写的序文、评论，要我带回编辑部；经他修改后的业余作者的稿子，要我带回分别转交给京郊日报或晚报的同志，他匆忙给这些编辑朋友写着短信……这情景仍历历在目。

一次，他的邀请函寄到了，打开一看，是他亲笔书写的：“届时请一定前来，我当净阶迎候！”原来，三河县文联成立了！他的心情是多么高兴啊。

1990年6月11日浩然在三河县文联成立大会上

就这样，浩然在三河的十几年里，自己的创作断断续续，他却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培养出众多的农村作者，付出了满腔的心血。

红野说，父亲走时是安详的，他意识清楚时，儿女、孙辈们都围在他身旁。我说，是啊，他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那么留恋农村、热爱农民，你看他给儿子起名叫红野、蓝天、秋川，给女儿起名叫春水，孙子、孙女则叫活泉、东山、绿谷，你们都在他身边，他会欣慰、安息的。况且，他的骨灰将安葬在他那么挚爱着的三河大地，他将在父老乡亲们的念想里永生！

北京日报社要为浩然同志的逝世敬献花圈。撰写挽联时，我想起浩然老师曾为我书写的一幅墨宝，全部用的是他著作的书名：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我准备以此为上联也用他的书名写个下联，便打电话给李凤祥兄和著名书法家李燕刚先生，我们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下联：乐土活泉终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二、浩然魂归“泥土巢”

2009年4月13日清晨，一场春雨悄然飘落京东大地。纪念著名作家浩然逝世一周年暨浩然夫妇骨灰安葬仪式，在河北省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举行。浩然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2月20日凌晨2时3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泃河水涨，草木青青。浩然和夫人杨朴桥的墓地坐落在泃河东岸的冀东平原深处。浩然的塑像前，一泓泉水汩汩流淌，倾诉着他对三河大地的眷恋。墓穴右侧是按照浩然在三河居住了16年的小院原形建造的“泥土巢”；左侧是镌刻在大理石碑上的金色笔迹，那是1987年浩然亲笔书写的：“我是农民的子孙，誓做他们的忠诚代言人。”这也可以看作是这位一辈子“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人民作家的墓志铭。

石碑镌刻着浩然亲笔书写的：“我是农民的子孙，誓做他们的忠诚代言人。”

浩然1988年落户三河，在这里他“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完成了继《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新时期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苍生》，并把它搬上荧屏，深受农民群众喜爱。十几年来他不改初衷，以三河这块沃土为基地，开展“文艺绿化工程”，为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军倾尽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这天，他的儿女红野、蓝天、秋川、春水率孙辈东山、绿谷等早早来到墓园。春水含泪细心擦拭着父母的塑像，轻声说着：“爸、妈，你们看有多少领导、朋友、乡亲们都来送你们了，你们放心地安息吧。”

浩然魂归“泥土巢”，不仅三河市委、市政府、市文联当作一件大事来办，也牵动着全国各地他的生前好友、众多得益于他的几代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心。顺义望泉寺的农民作家王克臣说，我们都是自发赶来送浩然老师的，以后年年都会来，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中国作协、北京市、河北省有关领导，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协、廊坊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京郊日报向浩然夫妇的墓园敬献了花篮。挽联全部用浩然的书名写成：

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

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三、浩然是哪里人？

浩然是哪里人？

顺义县的乡亲们说，顺义人呗，金鸡河、箭杆河多次出现在他的笔下；长篇小说《艳阳天》就是在焦庄户创作的，书中“萧长春”的原型就是我们的村支书萧永顺嘛！

通县的干部说，浩然是通县人，他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的许多作品都完稿于通州镇，而且他还曾担任过我们玉甫上营村的名誉村长。

蓟县的同志则理直气壮地说，怎么？浩然明明是我们蓟县人嘛！他们翻出浩然在一篇后记中的话：“从巍巍盘山到滔滔蓟运河之间的那块喷香冒油的土地，给我的肉体和灵魂打下了永生不可泯灭的深深烙印。”

……

1988年，一本600多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悄摆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随后，广播电台连续广播，12集电视连续剧投入紧张的拍摄。当一幅展现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巨幅画卷，渐渐地展开在人们面前时，敏感的海外报刊最先做出反应，香港一家报纸的醒目标题是：《艳阳天》作者沉寂10年又一次崛起。

中国文坛不能不为之震动，首都庆祝建国40周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的殊荣，授予了《苍生》。

来自农村的父老乡亲们亲切地呼唤着这个熟悉的名字：哦，浩然！

其实，浩然的档案这样记载着：浩然，本名梁金广。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25日出生在开滦赵各庄煤矿矿区。10岁丧父，随寡母迁居蓟县王吉素村舅父家，在那里长大……

基层的干部群众争认浩然为老乡，因为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一百多个县都留下了他扎实的足迹；因为他把一颗真诚的心都掏给了养育他的父老乡亲；因为他将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全部融入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编年史！

无需争论，浩然是京郊人，是冀东人，是华北人……而他晚年的二十年时光，实实在在是个三河人。他是三河县三十多万人民的儿子，他是燕山脚下段甲岭镇的名誉镇长。当三河县第一届文联成立时，县领导请他出任名誉主席，他说，把名誉俩字去掉，我要当个实实在在的县文联主席！

最难忘1990年4月，泃河水涨，柳絮纷飞。为寻访浩然的踪迹，我来到了河北三河县，和浩然老师一起度过了几天在他看来平平常常，而于我却难以忘怀的日子。

浩然在三河

四、他把“心”带到了三河

若干年前，浩然带着女儿住在通县埋头写作《苍生》时，我就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我向报社一位家也住在通县的同事打听浩然家怎么走，这位同事说：“嗨，你到了县城街口，找岗楼里的警察一问，谁都能领你到他家，业余作者找他的，多啦！”

这次到三河，倒印证了那位同事的话。“噢，找浩然啊，往前到路口拐弯，再往西就是。”三河人热情地把我引到了浩然的“泥土巢”。

“姑父，来客人啦！”朝屋里喊话的是浩然妻子的一个娘家侄女，她住在这儿帮着照顾久病卧床的姑姑，腾出手来也帮浩然取报纸、拿信件。

正在和几位乡村干部交谈的浩然迎了出来。他，中等身材，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了他那仍留着寸头的国字脸上，鬓角两边已分明出现了缕缕银丝，只是那双深邃而有神的眼睛，是一位充满旺盛创作力的作家所特有的。

显然，那几位村干部的话还没说完，一位岁数稍大点的，把浩然拉到一边“咬起耳朵”来，浩然认真地听着。那情景，我下乡采访时常见到。不用说，浩然已经进入角色了。

正好，我可以好好打量打量这间“泥土巢”了。几间平房，是他担任了县政协名誉主席以后县政府专门为他盖的。东边一间是卧室，和浩然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患病躺在床上已一年多了；中间比较宽敞的，是浩然的会客室，乡村干部谈工作，业余作者谈稿子，都在这儿；靠西头的一间是专供浩然写作用的，写字台上四面八方的来信分拣成几摞，堆得满满的，铺开的稿纸上，是作家那熟悉的字迹。看来，由于不断有人来打扰，他的写作只能这样断断续续。

浩然和夫人杨朴桥李培禹摄于河北三河泥土巢

书，是作家辛勤耕耘的最终产品；书，是作家漫长创作生涯的浓缩。我的目光不由地停留在占满一面墙的四个大书柜上。浩然拉开布帷，打开书柜，拣出几本给我看，有的是世界名著，有的是已绝版的旧书，经他重新修整并包上了新皮儿，扉页上大都有浩然的签名和购书日期。还有一部分是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著名作家、专家学者送给浩然的赠书，相当珍贵。

作为一个也写过点东西的业余作者，我最理解，一个作家珍存的，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的书。“泥土巢”的书柜里，竟摆着浩然195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摆着他1960年代的成名作《艳阳天》，摆着1970年代的《金光大道》和1980年代的代表作《苍生》，以及日本、法国、美国、朝鲜等翻译出版的他的著作译本。

我看到，包括一度给他带来灾难的上下两册《西沙儿女》在内的共50多本书——浩然的50多个“孩子”，他都随身带来了。

浩然把自己的“心”带到了。

五、“姑父，来客人啦”

“姑父，来客人啦！”内侄女又在招呼来人。我住在浩然这儿，每天至少要听到五六回这个声音。有时晚上九十点钟了，也会忽然响起一声：“姑父，来客人啦！”

这天清晨，蓟县、平谷的业余作者来了。此时，只有我知道，他们的浩然老师刚刚为妻子梳洗过，然后做了煎鸡蛋、煮牛奶，看着妻子吃下。书桌上，他匆匆给延庆县业余作者孟广臣的信刚写到一半。那是几天前在一次领导召集的座谈会上，浩然替这位长期在农村坚持业余创作的农民作者呼吁，引起了领导同志的关注，有关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浩然从北京回来连夜就给孟广臣写信，信刚开了头，被老伴的病缠住，又搁下了。

浩然辅导农村业余作者

多少年来，浩然已养成一个习惯，他无论外出开会，还是到哪儿深入生活，除了洗漱用具外，身边总要带上一堆全国各地业余作者寄给他的稿子，途中乘车、午间小休、晚上临睡前那点工夫都要挑选出几篇来看。女儿春水最了解父亲，帮他打点行装时，总要把一摞信稿放进他的旅行包。

一个叫陈绍谦的年轻业余作者，患先天性心脏病，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他写信给浩然，诉说了心中的苦闷和绝望。信几经辗转，到了浩然手里。第二天，当这位农村青年崇拜已久的著名作家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浩然抹着额头的汗水，微笑着告诉他：“我一溜小跑，找到你家来了。”

以后，陈绍谦按照浩然老师的话去做，一边读文学书籍，一边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不断地练笔，终于写出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灾后》。浩然读到这篇稿子，立即推荐给北京的一家刊物。稿子被退回来了，浩然又挂号寄给上海的一家文艺期刊，又被客气地退回了。第三次又寄出去，两个多月不见回音，稿子也找不回来了。

浩然写信给小陈，热情肯定了这篇习作写得好，要他把原稿再寄来。浩然把《灾后》的原稿拿给女儿春水看，“写得怎么样？喜欢吗？”春水正在大学中文系进修，她读后由衷地说：“嗯，不错，喜欢。”浩然一笑说：“那劳驾了，你给抄写一份吧。”春水对爸爸的话从没说过不字，她认真抄写了这篇小说。

浩然留下原稿，将抄写的稿子第四次寄给了辽宁的《庄稼人》杂志。陈绍谦的处女作就这样终于发表了。我跟春水谈起这事时，春水说：“爸也给人抄过稿子，我看他大段大段为业余作者誊稿儿时，心疼，就帮他抄呗。我写了一篇儿童故事，他说过不错，可一年多了他也不理茬儿。那天我悄悄翻了翻他专门存别人稿子的小柜，我那篇还排在好几篇来稿后边呢，他忘了。”

浩然来到三河，原打算“深入生活、埋头苦写”，尽量避开干扰，准备完成他的第二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活泉》。可作为一个三河人，一个三河县的基层干部，三河的各项事业都引起他的关注，尤其是三河县群众文化工作比较薄弱，业余创作队伍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的现状，更不能不牵动着他的心。他办讲座，亲自授课，修改大量业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的稿件，从中发现可培养、扶植的苗子。他的宏愿是，以三河县为基地，以《苍生文学》为龙头，带动起河北香河、大厂，天津宝坻、蓟县和北京郊区的顺义、平谷、通县、怀柔、密云等县，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社会主义农村文学事业的振兴和繁荣。

“姑父，来客人啦！”

我看看表，晚上9点半已过了，我劝他让来人把稿子留下算了，今天太累了。浩然说：“马伸桥的，骑车跑了几十里，得见。”

深夜，我和浩然一起送客人出门。一位业余作者忽然拉住我的手，问：“为什么像浩然老师这样的作家，现在这么少呢？”

我和浩然都一时语塞。

1992年春节期间，本文作者李培禹（右）和著名演员李雪健（左）到三河泥土巢看望浩然先生

六、冰心说：树小根深，风摇不动

我住在“泥土巢”采访浩然的那几天，遇到了“倒春寒”，气温骤然间下降。不知是我传上了浩然，还是浩然传上了我，我俩都感冒了。我拿出随身带的“感冒通”，有药同吃。我们一人披了一条毯子，觉得暖和多了。

浩然真诚地说：“我是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也写过错文章的人。但我始终没有毁灭，没有沉沦，因为人民托住了我，保护了我。迷惑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困难的时候，乡亲们理解我。由于我曾是全国‘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一个作家’，粉碎‘四人帮’后，尽管我由衷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发自内心地欢呼文艺春天的来临，但有些同志仍把怨气和对‘文革’的仇恨发泄在我身上，当时我感到万念俱灰，我浩然对党、对人民还有用吗？就在这个时候，顺义县的一位房东大嫂托人送来一篮子鸡蛋，并捎话给我：‘千万不要想不开，现今我的孩子大了，日子宽绰了，城里住得憋闷，就回家来，我们养得起你，养着你一本一本地写书。’那时，我暗暗跟自己说，‘写农民，为农民写’，我要把这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的时候为止。忘了农民，就意味着忘了本，就表示伤了根，就会导致艺术生命的衰亡。我不该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浩然动情了。

他说，我们去看看老人吧。于是我跟着他朝段甲岭敬老院走去。他带去了平生第一次得到的重奖——长篇小说《苍生》的全部奖金1500元，那年头用这笔钱可以为孤寡老人、残疾人每人做一身新衣裳，包括外套、背心、裤衩和鞋、袜。他嘱咐敬老院的院长，不要买现成的，要请裁缝专门来一个一个地量尺寸，要让老人们舒心。为了给老人们增添些欢乐，他还给每位购买了一台收音机，让老人们听听戏曲和故事。

太阳升起来了，浩然和老人们说着、笑着。

浩然为三河段甲岭敬老院的孤寡老人送去服装等日用品

我忽然想起这样一段往事：当年，由于国家政治风云的动荡，浩然曾一度跌入谷底，1978年五届人大开幕式上，他被取消了人民代表资格。真正了解浩然人品的同志都为他揪着一颗心。这时，文学界老前辈、著名作家冰心，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告慰众多关心着浩然命运的同志和朋友：“浩然树小根深，风摇不动。”

“浩然老师，岁月尘封不了你的名字！”

左起：于海丹、浩然、李培禹、李雪健、梁春水

李培禹

【作者简介】李培禹，《北京日报》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新闻与写作》杂志主编、《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等职。现为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北京市东城作协常务副主席，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作品曾五度获得“中国新闻奖”，也是首届全国“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文学作品近年分别获得《人民文学》全国游记文学征文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大沙杯”全国海洋散文征文奖、《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征文奖、北京作协“身边”主题征文一等奖等。多篇散文获入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日报文艺部编选的全国年度选本及北京、上海等部分省市中考语文试卷、阅读辅导教材等。出版有纪实文学集《走进焦裕禄世界》《您的朋友李雪健》（与梅青合作），散文集《笔底波澜》《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西河渡》等。诗集《失去》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我与浩然

赵润明

我是乡野老者，浩然是著名作家。我是中国农村普通文学爱好者，浩然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他曾任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1932年3月25日出生在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矿区，2008年2月20日病逝于北京东方医院。至今去世14年了。他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8年基层干部，当过两年《河北日报》记者。浩然来过我们昌黎县3次。我和晚年的浩然相识，对他有深厚的敬意。

浩然第一次来昌黎，是在1956年春天，时年24岁的他正在《河北日报》当记者。浩然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过这次难忘的昌黎之行：

1956年初春季节，为了报道农民对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反映，我到冀东昌黎县的花果之乡采访。在后两山村转了一天，座谈了一次，材料已经搜集齐全，写一篇小通讯足够用了，心想不如顺手了解一些春耕准备的情况，再写点别的东西。于是来到昌黎城南后钱庄乡红十月农业社。经过座谈参观，觉得这里的春耕工作进展比别的地方出色，就连夜写了一篇《中共后钱庄党总支领导农业社抓紧开展春耕生产》的长篇报道。报道的结尾处有几个显示成绩的数目字。“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春耕生产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六十七个社员参加了轧地保墒，一万亩地普轧一遍；三百零八个社员参加打井和旱田变水田的调垄沟，半个月时间完成三千亩的水垄道，全社五百八十二个社员参加送粪……他们提出：一定在春耕前把粪送到地里。现在全社正春耕土地。”在我采访时，轧地，调垄沟、送粪，都还差一部分没有完成，并没达到我写的那些数目字。我自作聪明地想：报道写完送到邮局发出，到了报社再由编辑编发，等到印出来，起码得一周时间，要是留有余地的把以后五天可完成的数目加进去，岂不更突出成绩？于是，我让总支书记、乡长和会计用算盘一打，在原有数字里，又加上五天估计的数目，一项一项地填进稿子里。第二天我把写好的稿子投到邮局，就去了抚宁县。万没料到，就在我走后的当天夜间下起了一场春雪，连续几天社员都不能下地干活。那一串估算出来的进度都没有达到。那篇报道见报后，被人发现与事实不符，便向报社做了揭发。等我回到报社，等待我的是党支部大会上的严厉批评。随后被调离了记者科，安排在读者来信科。不久就离开《河北日报》社回到北京。

浩然的这次昌黎之行让他摔了一个大跟头，一辈子难忘。什么事都是有失必有得。他根据这次昌黎花果之乡后两山村的采访，创作了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苹果要熟了》，发表于1958年5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1959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就是以这篇小说命名的。我们花果之乡昌黎的名字和本地的社会风土人情第一次出现在浩然的文学作品中。

人民美术出版社1977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第104页有一张照片：一张长桌上陈列着丰收的果实，摆放着南瓜，花生，鸭梨等，果篓子上系着一条红布带，上面写着三行字，一行是：献礼，一行是：献给亲爱的毛主席，一行是：昌黎县中两山乡后两山村第一社。毛主席在长桌后面阅读着一封信。1955年，正是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后两山村第一社在河北省昌黎果树研究所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科学种田，科学管理果树，获得树上树下双丰收。那年秋后，这个社的社长、会计和技术员三人商量，给毛主席献上丰收果，并写了一封报喜信。在一次展览活动中，毛主席看到了他们送来的丰收果和这封信。新华社记者拍下这幅珍贵照片。巧的是浩然来昌黎采访的两山乡、钱庄子乡，都是我曾工作了近十年的地方。

一直生活在冀东偏僻村庄的我，早就知道有个写《艳阳天》的作家叫浩然。小时候，夏天的夜晚，村庄里人们都到门口的街道上，或坐或倒着围在一块儿歇凉儿。有些爱看书的人就给大家讲《艳阳天》的故事。上学后，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是往返十六里地从荒佃庄供销社买来的，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艳阳天》。上下两册，定价六角，很小的开本。那是我暑假用自己卖青草的钱买的。这两本书我珍藏至今。著名画家方增先为小说画的人物插图，和故事人物形象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社办高中毕业回村务农。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的家庭生活，我唯一的精神快乐就是看书。那个年代可读的书是少。家里发的《毛泽东选集》都看好几遍了，我还被评为学毛著积极份子，作为皇后寨公社的小学生代表出席过昌黎县首次学毛著积极份子代表大会。那个火红的年代，艰难的岁月，毛泽东思想和浩然的文学甘露，滋润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不管后来承认不承认，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浩然的。感恩和爱是不能忘记的。

1984年春天，我在昌黎钱庄子乡，组织成立了秦皇岛市第一个农民文学社。我们一些农民文学爱好者，自发团结在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作品，油印社刊，很有名气，很有影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贡献，受到县里表彰。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高占祥亲笔给我来信。1986年6月5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有过报道。那时候我开始和浩然联系，不知道他的详细通讯地址，写过不少信都没回音。后来我通过社会公开考试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后到昌黎县两山乡任党委副书记，才收到浩然寄来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两山是我住过的地方，不仅在脑海里留有美好的记忆，剪报本里还保存着四十年前对它的报道，建国十周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就用取材那片山野的《苹果要熟了》命名。因此见到您的信倍觉亲切……。”从此，我和浩然频繁书信往来。还几次去他居住的三河市泥土巢，小楼，家里拜访。也多次邀请他来昌黎，来我家看看。

1996年8月，浩然从三河来到我家。上午我和妻子早早在门口迎接。浩然说他近年身体多病，但精神还好。一下车，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双手握着我们的手。“一握你们的手，就知道是经常下地干活的，手有劲。”一句风趣话，说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他说早想来昌黎看看你们，总是脱不开身。也没给你们带什么东西，就带来我的一些书送给你们吧。在他忙着在书上题字的时候，我5岁的小女儿凑到桌子跟前好奇地看着浩然老师的印章，我拿起相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浩然急想去两山乡旧地重游。在家里待了不一会，我们就开车去两山乡。四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村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的街道，当年的村部，已没有了印象。看到山坡上到处都是红苹果，浩然很兴奋，说这个没有变。他深情的目光扫描着经过的每一坐山，每一片树林。回来的路上，车过一个叫渟泗涧的村庄，浩然指着村标说，这个村庄名字好，将来我要用。

这次浩然之行，来去匆匆，当晚就回去了。说明天还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他为我们两山乡每个村党支部送了一套新出版的《浩然长篇小说文库》，选收长篇小说7部10册：《艳阳天》3卷3册，《金光大道》4部4册、《苍生》、《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烧》、《迷阵·乡俗三部曲》。还为我们在场的乡干部每人赠送一册他主编签名的《苍生文学》杂志。我们送给他的是我家院里长的一个大窝瓜和几串红葡萄。

过了两年的一个夏天，我们又请浩然来昌黎黄金海岸小住。两年没见，浩然明㫫苍老了，语言表达和腿脚行动都不如以前灵活了。

为了开辟农村文艺绿化工作，浩然从北京来到三河市已多年。他和多病年迈的老伴从京城到京东小镇安家。他以“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为座右铭。他要以自己晚年之力把三河市、河北省，京郊乃至全国的农村大地绿化成一片。他要忙于主编刊物，给业余作者修改作品，给各地的文学爱好者写回信写序言，为业余作者出书找资金，找出版社。个人的写作都放下了，每天都心身疲惫。

在海边我们说了许多话，有两句话至今难忘。一句是，我们的心胸就应该像大海一样。另一句是，你是一个有良心有正气的好读者。头一句是说他自己的，后一句是送给我的。

世界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一个人和一个人，一辈子很难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这是缘份。如果这仅有的一次能让你终生难忘，这是人生的莫大幸福。身为作家的浩然大红大紫风光过，也大起大落被讥笑过，文学界的一位权威人士给了文革期间文学创作10字概括：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一直流传至今。今天看来，整个“文革”期间也并非只有浩然一个作家，那十年也出现了不少好的文学作品和作家，至于样板戏，现在叫现代京剧，央视经常播，喜欢的人也不少。有良心有正气的读者观众都确认这个事实。浩然他们那一代作家，对党对人民对社会对读者怀着一颗忠心爱心，每一部作品都是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作品历经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期的读者考验，至今仍能成为红色经典。这也是事实。

浩然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有良心有正气的读者呢？

做个读者很容易。认识几个字的人，谁还没看过几本书。一辈子当个好读者可并不容易。我至今没出过一本书，也不是任何学会协会的会员。虽然我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近百篇，编本书出版很容易，那得自己掏钱。我还是觉得是给国家和个人浪费钱财和资源。我写的东西有多少读者？一本本送人也不见得有人看。这些年，我以读者身份给作家，记者，报刊出版社，各级领导等写过近万封信，收到并保存有几千封。装订起来也有几本书厚。时常翻翻这些久远的文字，总有一种新的感受。

当年小说《新星》出版，小说主人公李向南的形象引起轰动。我赶紧买来一本，组织广大乡村读者阅读评论。我们盼望中国有更多这样敢于改革的好县委书记。我给作者写信支持，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信叫好。收到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和新华社记者郭玲春亲笔来信。中央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做过报道。读书，买书，评书，藏书。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家里的收入大都买了书。收藏的书刊已有近十万册，这在中国乡村是少有的。我们也荣获了全国首届书香之家、《中国青年报》首届金牌读者。参加过《农民日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读者活动并代表发言。与书为伴的日子是快乐的。精神的财富是不能用数字计算的。现在国家倡导全民阅读，打造书香社会。就是利民利国的好事。我由农村青年到今天的退休干部，我的孩子们，都能从乡村小学到大学本科，都能考上公务员，都能很早加入党组织，都受益于热爱读书，受益于我们的红色书香家庭。

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的访问记——《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一场全国性的争议随即而来。比如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反映的就是农业合作化的时代精品，做为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因为今天农村体制发生了变化，而否定那个时期的作品。现在中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乡村必须要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不走集体化道路，就根本谈不上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还要一家一户，那就不叫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认为分田单干就一切都好了，国有和集体“大锅饭”就是搞不好。可南街村华西村几十年一直在发展。凡是到访的人无不感动。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出现了更多的地主资本家，出现了更多的贪腐黑恶势力。

“文革”十年，走红的浩然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北京市委是对浩然有结论的，他的悼词和报道是公正的。每一个有良心的读者都会同情支持浩然。我写了《浩然应该不后悔》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99年第6期河北的《名家》杂志上。北京的《文艺报》也有摘编。后来我还写了《时代需要高大泉》《一个图书馆长的愤怒》《重放的鲜花》等文章发表在媒体上。对于浩然怎么看，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曾指出；批浩然表面是对作品，实际是对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否定，他们把反眏互助合作的作品与后来我们党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混为一谈。互助合作化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它是我们党领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一种探索，它是带领农民都富裕起来，绝不是把农民推向苦难的深渊。他们表面是批浩然作品，实际是对我们党十七年农村工作的彻底否定。

2003年浩然大病不起，先住进北京同仁医院，后转东方医院。我两次到东方医院12室干部病房看望他。他痛苦的卧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一双迷茫的大眼睛瞅着我，嘴里发出啊啊的喊声，什么也说不清。我对他说什么都没反应。五年后，浩然带着众多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北京八宝山的追悼会和三河墓地安葬仪式我都参加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的领导都参加了。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文学爱好者数千人，都是自发赶过来，为浩然送行。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少有的场面。

往事和教训都并不如烟。从20世纪80年代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作家灵魂中，就很少有优秀的作家作品出现。破除了原来的“两个凡是”，又产生了更多的“凡是”：凡是文革中活过来的作家都得打到，凡是文革中出版的作品都是毒草。一些歌颂“文革”的作家反戈一击，大批特批“文革”中出版的作品。很少有正义忠诚的读者出现。一个谎言满天飞，骗子遍地流的时代，瞪大了眼睛，捂紧了钱包，也难免上当。作家们丢失了读者的民心，丢失了社会责任政治标准。在他们心里，马克思主义太旧了，共产主义太远了，社会主义太长了，理想信念太虚了，只有金钱是实的。这些人早抛弃了中国作家的使命和责任。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浩然也曾因想当然，在1956年初春报道昌黎后钱庄春耕生产中“算盘一打”摔了一跤。连记者职业都丢了。说明共产党终究能纠正浮夸风，也说明真正的共产党人有直面自身错误的勇气，这勇气就表现在浩然跌倒了能爬起来。仍然不遗余力的去讴歌阳光普照的农村大地，体现的是打心眼里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反眏农村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苍生》获大众文学奖，多次出版，还拍了电视剧。他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升创作水平。跟着时代前进的。

2021年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们家的图书馆举办学党史读红色经典活动。展出革命领袖著作，党史著作和浩然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文学作品和资料图片。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长，秦皇岛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昌黎县乡村领导，北京河北山西辽宁等地作家文友，社会各界读者近千人来馆参观。浩然女儿梁春水，专程从北京赶来，赠送两套精装版的《浩然全集》供展。浩然儿子梁秋川，也从北京快递寄来新再版的浩然长篇小说《西沙儿女》《苍生》和浩然的照片资料。一位退休记者留言：那一天应该是晴朗的天，浩然的天，大地终将会看到那么美的后代，红野、蓝天、春水、秋川。

对历史的最后审判者是良心。那里的谬论不管伪装了多少年，谁给戴了多少装饰，都将被事实和良心穿透。

几名中学老师留言：一位乡村读者，为一位逝世多年的作家，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除了感动还是感动。这是中国最基层的读者，中国最小的公益图书馆自发开展的活动。

这么多人怀念一个作家，是我没想到的。人们思念浩然，喜欢他的作品，也是在怀念美好的时代。学党史学浩然学什么。就是要学信仰、学奉献、学斗争、学忠诚。浩然是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浩然从事文学创作五十余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发表的1200多万字的作品，出版著作80多种。20世纪5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60年代的长篇小说《艳阳天》、70年代的《金光大道》、80年代反映农村改革的《苍生》、90年代记录自己革命生涯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等多次入选20世纪百年百部小说，建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庆祝建党100周年优秀作品选等出版发行。

在两个多月的学党史读经典活动中，我们组织广大读者通读百年党史，重温红色文学作品，还参加了秦皇岛市组织的党史知识答题竞赛，在数万参赛者中全市评选出最高奖优秀奖50名，我们图书馆名列第一。50名优秀奖中我们占了2名。

在商潮物欲面前，浩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不为金钱所诱，不为物欲所惑。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原河北省长刘秉彦夫人曾在中国文联工作，浩然上世纪六十年代把《艳阳天》的一万元稿费全部交了党费，当时的收据就是她开的。当时的一万元，在北京能买多少房子啊。当《金光大道》出版时就没有了稿费。浩然在三河家里亲口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广西一家饮料厂找他做广告，让他只说一句话“喝了××饮料，我还可以重写一部《艳阳天》”，酬金是××万元人民币。他说我喝多少也写不出来了。广告被他拒绝了。他和来自农村的老伴十几岁结婚，风风雨雨，相伴终生。他的几个子女都是平凡工作岗位上的普通工作者，优秀的共产党员，都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吃饭，从不借老子的光。作为名人的后代，子孙们没有一个给他丢人的。在工作中，家庭中，社会上没有任何不良影响，播撒的都是根红苗壮的正能量。红野、蓝天、春水、秋川，儿女的名字和他们的心灵一样美丽。这种人品，这种家风，这种共产党人的本色，不是捧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是迈着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无不让世人赞叹。学习党史学习国史，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社会始终处于历史进程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必须具有历史眼光。学会历史的辩证法和方法论。以长时间、整体化，连续性的思维看待历史、现实和未来。对人对事都不要一吹捧就上天，一打倒就踏上万只脚。凡事都要一分为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总是要有教训的。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作家可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他们不是神仙，谁也不能预测一百年。习总书记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的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书写者，人民在奋斗的征程中需要歌唱，需要号角。这是一种文学形式的历史书写。只要是真实的记录反映了那个真实年代，这就是好作品。

我对当今一些很火的作家很是不看好。各领风骚三五年，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将来有谁还记得你和你的作品。在阅读了浩然作品后，我认为我们今天要特别纪念他的，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作家，人民作家，而是一个革命作家。浩然参加革命早，加入党组织早，半文盲的他成材也早，是党培育他成长，他对党一生忠诚，一生感恩。他所写的作品都是和政治、政策、党中央号召分不开的。这也正是一些人指责浩然的地方。我说这就是浩然最可贵的地方。那些指责者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是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者。这些指责在今天不值一驳。中国的红色经典文学没有一部是脱离革命和政治标准的。现在很少有优秀作品出现，最缺失的就是作家们丢失了革命政治标准。一些人追求名利，迎合低级趣味。作家先做人，做好作家先要做个好人，人品不好的人很难写出好文章。中国的作家首先就应该是党领导下的革命作家、红色作家。那些不讲政治理想，不讲革命斗争，创造许多文字垃圾的人根本不能称为作家。他们的书刊根本就不应该出版。看看这些年的出版物，尽是一些凶杀、色情、自私、恶毒的故事和丑恶的人物。青少年爱看这些，爱学这些。这些书成了畅销书，为了利益，出版社爱出版，书店爱销售。占领着很大阅读市场。一些很反动的书刊还能得奖。这种意识形态的软实力，公然的抹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硬实力。文学创作不讲革命斗争，不讲革命理想，淡化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宗旨，淡化了共产主义理想。其结果造成人们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混乱，社会丑恶现象的丛生，没有了安全感幸福感。最终达到毛泽东主席预言的，西方帝国主义所盼望的红色中国的和平演变。可惜的是，这些基层百姓的真心话，很少有人听，很少有媒体发表。小说创作不是凭空捏造，它取材于生活，人物高于生活，又在于作者思想道德高于生活。很难想象，满脑子都是反攻大陆思想的人，写出共产党好的小说，也很难断定，一个在地主庄园里怀旧的作家，不写一个高大全的地主形象。刘文彩都被作家写的通体发光了呢，周扒皮的鸡半夜都不叫了呢。但那不是事实。人物可信不可信，在于他有没有根。人物在时代的土壤之下，才会挺立在土壤之上。经典作品是土壤之上人物之下的产物。《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一担水》《铁面无私》《彩霞》等浩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赵润明

【作者简介】赵润明，男，汉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秦皇岛市昌黎县新农村图书馆馆长、昌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 1954年10月出生，1980年1月参加工作， 2014年10月退休，退休前任昌黎县政协组织宣传科科长。1981年创办一所家庭公益图书馆——新农村图书馆，旨在倡导学习风气，推动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现有藏书10万册。地方文史、乡土文学，红色经典为特色收藏。2006年创建“浩然书屋”，专藏当代著名作家浩然等革命作家作品。市多家党政机关在书屋挂牌为读书廉政教育活动基地。 1984年成立全市首个农民文学社，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高占祥亲笔来信。同年出席河北省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散文《柳笛声声》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电台多次播放获奖。1985年获秦皇岛市先进群众文化工作者称号，2008年评为首届河北省农村文化之星，2010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农民日报》活动并代表发言，2011年获首届《中国青年报》金牌读者奖，2012年获首届河北省书香家庭奖，2013年获首届秦皇岛市幸福家庭，2014年获首届全国书香之家奖，2016年获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2017年获河北省第三届全民阅读书香家庭奖，2021年获秦皇岛市党史知识竞赛优秀奖。图书馆在《昌黎文化志》《昌黎县图志》多有记载。

浩然书屋

浩然书屋读书交流活动

永远的艳阳天

——纪念浩然老师逝世十周年

郑建山

（2017年11月26日草于三元村）

今年是浩然老师逝世十周年，想写点文字作个纪念，可又不知说什么才好。浩然老师生前，每年春节，我都要去看望他，给他拜年，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们一起聊天，聊我的妻子，聊我们的孩子，聊我们的生活，就是不聊文学。我就将他当成我的父辈，我的亲人，我崇敬他，爱戴他。去世后，许多文友都写了文章纪念。我没有写，我被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实在捋不出头绪来，再加上前两年，我和张宝玺局长去看他，他躺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唉，他消瘦，脸色蜡黄打着点滴，不知是昏迷还是昏睡。再看那病房，简陋之极。我想，一个好人，一名忠厚慈祥的长者，一个立誓“要为农民写，写农民”并留千万字文学作品的文学大家，一个对中国文学有特殊贡献的人，就这样……我的心抖的凉了起来。我心中竟然想起鲁迅先生去世前的感觉。我觉得实在无话可说了。

浩然（左）和本文作者郑建山

我和浩然老师相识于1979年，那时，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一天，我的同学刘占绵说咱们看看浩然老师去。占绵入学前是密云县文化馆的创作干部，对浩然老师相当熟悉，我呢只是神往。是1972年2月吧，浩然来到通县搞“文学绿化工程”。出刊物、办文学创作班，带领业余作者下乡体验生活。咳，搞得是相当红火。当时，我正迷恋文学。白天，我到生产队劳动，晚上，我拼命读书，写东西，如痴如醉。那时，我是多么希望见到浩然老师啊！我喜欢读书，我们那个小乡村虽然偏僻，信息很闭塞，但我读的书还是不少的。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了中国的四大名著及《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等，还有《八十一梦》《李有才板话》，巴金的《家》，外国小说《红与黑》等，“文革”时读的书反而少了。除了鲁迅的一些著作外，有《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我是在知青那里得到的）有半本《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李学鳌的《放歌长城岭》、李瑛的《枣林村集》和《红花满山》。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浩然老师的书，《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人物栩栩如生，萧长春、焦淑红、弯弯绕，马大炮……这些人物仿佛从书里蹦了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愿望，唉，我要是能见到浩然老师该多好啊？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农民，怎么能见到浩然老师呢？对，浩然老师不是在文化馆搞文学辅导吗？就上文化馆！可跑了几次文化馆，也没有见着浩然老师。只见到了文化馆的张树林。现在想起来有些可笑，浩然是著名作家，他要写东西，搞创作，还有其他许多事情？怎么能长期待在通州呢？能见到树林已经不错了，那时我非常崇拜树林。人家都说树林是浩然大弟子，能见到大弟子，不也是一种荣幸吗？文化馆也是我最崇敬的单位，认为张树林就是文化馆，文化馆就是张树林，那时树林英俊潇洒，走路都带有一股仙气，他拿着一本《通县文艺》给我看，使我对他更加崇拜了，后来又见到了孙宝琦和刘子英，他们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这也是我中戏毕业后到文化馆工作的原因之一吧！1976年7月26日，我接到县里的一个通知，不知道是文化馆发的还是其他什么单位，说让我28日参加文化馆组织的文学创作班，浩然主讲。我高兴极了，这回我可以见到浩然老师了。7月27日晚上，天气闷热，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在炕上折腾，想，见到浩然老师我要说些什么呢？这时，可就到了28日的凌晨三点多钟了，我有些迷迷糊糊了。突然，远处传来瘆人的呼啸声，我一机灵坐了起来，天空刹白，瞬间黑暗，房屋在哆嗦，大地在颤抖，咔嚓，电线杆子折了，呼隆，房子倒了，鸡在院内飞着叫着跳上了墙头，我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地震了。我依里歪斜地跑出屋。……天蒙蒙亮了，整个村子一片狼藉。人们跑出了自己的屋门，惊恐万分。过了一会，我看到西集公社第二书记石奇骑着自行车进了村，他是来查看灾情的。我来到汽车站，想参加那个学习班，可汽车始终也没有来，咳，那个学习班还办不办呢……后来，我上了大学，但始终没有忘掉那个学习班，惦念着浩然老师。一天。我来到图书馆，翻阅了一本南方刊物，是《广东文艺》吧，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批判浩然老师和他的《西沙儿女》的，杀气腾腾的，我就更加担心了。

如今，能见到浩然老师，我该怎么办？能说些什么呢？我们来到浩然老师的家。是两间楼房吧，几层忘记了，非常简陋。我们敲了敲门，门开了，眼前出现了一位浓眉大眼微笑的中年人，我想，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大作家浩然吧？浩然老师把我们让进屋。占绵和浩然较熟，也很随便。我呢开始心里有些紧张，但一聊起来紧张感顿时消失了。我想，这就是那位闻名全国的大作家浩然吗？咳，分明就是一位忠厚慈祥的长者啊！那天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浩然老师那微笑忠厚的面容，鲜亮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浩然辅导通州业余作者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通县文化局工作，浩然老师的家也安到通县，我们接触自然就多了起来，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文学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通州当然也不例外。一次办文学创作班，竟然达到了几百人。在刘绍棠浩然的支持下，通州（县）办起了文学刊物《运河》，文学作者各个热血沸腾。我呢反而沉浸下来。我和浩然老师接触虽多，但很少谈文学。谈什么呢，主要是谈生活。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他对我的生活非常关心，有一次，下班了，他来到文化局业务科，在我的办公室竟然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是我的长者啊！另外，我这个人说毛病也好说性格也罢，我从来没有请人，尤其是名家看自己的作品，更不要说请他们推荐发表了。这倒不是什么清高，我觉得对老师和长者的尊重，就是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尤其是绍棠和浩然老师，他们为了创作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他们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就亲眼看到浩然老师为了某些琐事干扰创作而烦恼。我又何必为了自己的创作而麻烦他们呢？况且文学创作是个创造性极强的个体劳动，每个人的思想和对人对事的看法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不一样。我记得曾在《农民日报》发表一篇散文，名字叫《夜》，听朋友说，浩然老师看了，说：建山散文写得不错，哎，就是形式……这篇文章我用了一些意识流的手法。当时还算是新的手法吧。因为我当时正在读汪曾祺。

浩然（右3）与通州业余作者

我和浩然老师第一次谈论文学是在1990年，这时，浩然老师已经复出了十几年，就在这短短的十年里，浩然老师竟然写出三、四百万字的作品。并写出反映新农村发展变化的长篇小说《苍生》。《苍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发表40多篇评论文章。评论界认为，这是浩然新时期的一个代表作，国际舆论认为，这部作品是浩然的再一次崛起。此作品得了大众文学奖。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人民日报》开始关注浩然。当时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刘梦岚大姐找我约稿，让我写一篇关于浩然的文章。这时，浩然老师已经移居河北省三河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文学绿化工程。我来到了三河县政协给浩然老师准备的小院。也许是春天吧，院子里屋檐下有几蔟绿茵茵的小草。浩然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询问通县的文学活动情况。听到我的诉说后，浩然老师有些哀伤。咳，通县的文学创作溃不成军啊。我默然。是啊，我能说什么呢，短短的几年，浩然老师走了，绍棠老师病了，梓夫上了人民艺术剧院，宝玺也没了动静，（后来知道他在家里苦写），《运河》停刊，大批业余作者流失，我真的感觉对不起浩然老师。浩然老师为通州的业余作者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而我们呢，这些年来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浩然老师看我的情绪有些消沉，就微笑着说，不谈这些了，谈谈你的任务吧，咱们共同完成。谈任务……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和我敬仰的大作家来探讨文学，了解他的创作和思想状况，心情当然紧张。谈着谈着，我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仿佛在聆听父辈传奇故事。他谈了他如何加入了共产党；谈他的舅舅如何想霸占他家的财产使他走投无路，是共产党员黎明帮助夺回家产；从此，他参加了工作，参加了党校的学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他谈面对社会上各种思想沉渣泛滥，马列主义遭到践踏，社会主义受到嘲弄他的苦闷，彷徨。谈他从通县移居三河，来到泃河岸边。泃河，是他信仰的发源地。四十年前，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人是从猴子变的，懂得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家乡这块土地上，他拼命地汲取政治营养，默默地净化着自己的灵魂。

他讲他的创作，谈到他的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的遭遇；那次经历让他终身难忘，耿耿于怀；谈到著名作家巴人出版他的小说集《喜鹊登枝》使他的命运发生转折，谈老作家叶圣陶先生对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的鼓与呼。谈作家萧也牧对他的帮助，说你的长篇小说有生活气息，但你的功力不够，很难驾驭，你最好是先写些短篇小说；他听了萧也牧的话写了一百多个短篇小说才写了长篇。他谈了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和备受争议的《西沙儿女》；他讲了“文革”后他的反思，他将自己的书稿全部梳理了一遍，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正。“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并立下了座右铭：“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

说实话，有些话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这是文坛上最活跃最复杂的十年啊！热热闹闹的文场，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有时一个人发表一两篇作品，或讲一两句过头话就可以成为作家文人。文坛上互相吹捧轮流坐轿者有之，争名逐利不顾廉耻者有之，甚至玩文学也混迹于市。更有甚者，商家也打起他主意，某位饮料商家，请他打广告，说喝了某某，我还能写一部《艳阳天》。他拒绝。他认为，“作家必须甘于寂寞，如果不甘于寂寞，整天儿浮在上面，就很难写出好的作品。作家必须安于贫困，当然这贫困是相对的。特别是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没有稿费；现在有稿费了，如果不安于贫困，为了稿费，粗制滥造，急于发表，就很难拿出象样的东西。” “作家的成功，要靠作品；作品的成功，要靠真实；真实的作品必须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作家的真实感受二者结合产生的‘婴儿’。”要想获得这个‘婴儿’，必须到社会生活中去。“社会生活不仅仅是作家创作素材的源泉，而是作家智慧、力量、信心的源泉。”他热情地拥抱生活，和人民融为一体。土炕上，他和老农们聊家常，谈收成，谈儿女；田间地头，他和青年们一起谈理想，谈家庭，谈婚姻；同喜、同乐、同恼、同悲。十年间，他以通县、三河为基地，跑遍了全国近百个县，访问了近千人次，对改革开放后的新生活进行深刻思索，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他的创作是非常勤奋的，可以说是“埋头苦写”。初安家时，家里没有暖气，为了创作，他和女儿一起用小车推煤、拉煤。创作《乐土》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为了躲避干扰，他跑到通县党校的地下室里工作。地下室里潮湿阴暗，蚊蝇乱飞；室内只有一桌一凳一个光板床。他在床上铺上了报纸，他在脚下点燃了蚊香。写累了就躺在光板床上休息，睡醒了就从床上爬起来再写。就这样，整整苦写了一个夏天，终于完成了《乐土》的创作。仅近十年，他就发表了《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迷阵》《苍生》《乐土》等近三百万字的作品……

采访回来后，我对浩然有了全新的认识。浩然一生出版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写当代文学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浩然的。我觉得浩然不但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一个人品高尚、信仰坚定的大写的人。当然，对浩然的质疑是有的，尤其是一位文学泰斗那个简单明了的讥讽“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句话就是现在也还在流行。八个样板戏不用说了，有许多大师们是最不能容忍的，有一位我尊敬的大师就说过，他听有人清唱“样板戏”，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可见成见之深。可话说回来了，您不愿意不行啊！群众愿意听啊，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当然，这是闲话。那一个作家呢，就是浩然了。浩然在他们眼里也是容不下的。

其实，对这位泰斗的话真的不必当真，举个例子吧，1956年，这位老先生对刘绍棠真是赞赏有加，他在当年九月给一位中学生的信中说：“中国地大物博，大有人在，通县不是出个刘绍棠。他的《山楂村的歌声》我看不见得比苏联那个差，……解放后的中国农村新生活被他描写得风光旖旎，栩栩如生！笔下的人物写一个活一个，活脱脱的犹在在眼前。”后来，后来，“反右”开始，这位大师前辈立刻翻了脸，连写了三篇文章，批判刘绍棠，还把他收入论文集中。他说没想到共产党会给“右派”平反（这有点投机的味道吧）。现在，他又说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对于这样的大师，我们又怎么能信服呢？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契科夫的《变色龙》。（其实，那个年代也出现了不少好作品，如小说《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大刀记》《桐柏英雄》等，只不过是这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罢了。）

此外，就是质疑他的作品《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了。有学者某公说《艳阳天》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什么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歪曲了生活真实？您图解一个我瞅瞅。其实，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还真不能胡批乱猜，人物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特别是叙事性文学（小说、戏剧、电影、叙事诗）更离不开人物。一个作家有没有本事，能否成为大师，关键是看他在文学史上增添了几个人物。无论两军对阵也好，还是二元对立的模式也罢，关键是看作者是不是从人物出发，关键是看他给我们创作几个活灵活现的人物。我们可以忘掉莎士比亚，但忘不了哈姆雷特、夏洛克；我们可以忘掉王实甫，但忘不了崔莺莺、张生，尤其是红娘。我们可以忘记鲁迅，但忘不了阿Q；我们可以忘了《艳阳天》的故事情节，但忘不了肖长春、焦淑红、弯弯绕、马大炮……老舍先生说得好“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永不垂朽。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再给您举小例子，笔者在西海子公园遛弯，见几个人在玩牌，“敲三家”计分的。玩了一会儿，一个老者急了，和一个年轻人吵道：“你怎么跟马立本是的，尽记花账。”马立本在《艳阳天》中并不是主要角色，而这位老者记忆之深，可见《艳阳天》影响和浩然塑造人物之功力。至于说浩然将地主“妖魔化”，那就看您怎么说了，那么“南霸天”这个典型算不算妖魔化呢？“黄世仁”呢？我们共产党干革命不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吗？其实，说白了，学者质疑的恐怕不是浩然，而是那个年代。质疑那个时代呢，您又不敢说，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党中央还没有否定合作化，没办法，您只有拿浩然来“砸筏子”了。其实，任何作者的写作离不开当时的生活环境，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我们不能拿现在的观点、价值观来评价作品，如果那样，我觉得和“文革”没什么两样？我发现有的学者批“文革”，却用的是“文革”语言批判浩然，用恶毒的语言说空洞的废话。话说回来了，如果您处在浩然的位置上，又会如何呢？就说大跃进吧，有多少文人学者对其大加赞颂，郭沫若不用说了，周扬先生编了个红旗歌谣，这可是真真的。就连咱们国歌的作者田汉先生不也敢为天下先，写了一个剧本叫《十三陵畅想曲》吗？说过了二十年咱们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一棵树上可以长出各种水果；倭瓜长得像磨盘，肥猪一头1500多斤，一人一天能吃一头猪，人们到火星旅游等等，可到了1967年呢，老人家已经进入了监狱。您说谁能想得到呢？所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谁都不要说嘴儿。您看看浩然这一时期，有这样的作品吗？大概很难找到吧，因为浩然扎根于人民。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看看浩然的《新春曲》。就从这一点上看，我说浩然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一个高度有责任感的人民作家，恐怕不过分吧。对于《金光大道》评价也是如此，王馥荔不就是因为《金光大道》中的“天下第一嫂”而闻名影坛的吗？其实，对浩然的作品，不少学者还是说了公道话的：著名学者易中天就说过“在那个时代里，我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是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无论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有多少不是，但浩然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作品，充满乡土气息，贴近人民群众，全无八股腔调，至今值得学习。”著名的评论家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在雷达看来，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当然，这样有良知学者还是很多很多的。

另外就是《西沙儿女》了。最近，我把《西沙儿女》又看了一遍，也许我的水平太低，我怎么也看不出《西沙儿女》是歌颂江青的。我倒是看到《广东文艺》李冰之的文章《评浩然和他的西沙儿女》倒像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我真替作者汗颜，您还是本地的作家主席或副主席呢，就这水平。按照您的逻辑，浩然不该写这部作品，写这部作品就是为江青树碑立传，这就让人看不明白了，他不写，那么谁来写，您吗？您又不写或者说江青不用您写，那也得有人写呀！这是多么重要的题材呀！难道写这个题材还有罪吗?如果按照您的逻辑推断，难道说西沙不是中国领土吗？西沙保卫战打错了吗？您要是那样，恐怕会被中国人民所唾弃了。对《西沙儿女》，我不想多说，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小说。第一，他是第一个写“西沙之战”的小说作品。第二，他反映西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西沙儿女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第三，他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第四，浩然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西沙，结构作品，是浩然千万字作品中另类。是形式上的创新。当然，并不是说这篇小说艺术多么高明，就是因为它有那么多第一，必然存在着缺陷，就像胡适早期的诗歌《两只蝴蝶》一样。“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就这首诗，放到现在，连县级刊物都不会发表。因为它是第一首白话诗，因而成为经典。文学史上就有地位。浩然的《西沙儿女》也是如此，作者西沙生活的先天不足，靠采访得来的材料，造成了人物的单薄，我认为这是小说致命的缺陷。

上世纪七十年代，浩然（后排右3）刘绍棠（后排右2）与通县业余作者

浩然对文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他的文化绿化工程了。关于文化绿化工程，有许多作者都写过，我不想多说，只谈两个小例子吧。一个是通州的张宝玺，宝玺自幼喜欢文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曾发表一些小作品，是1972年吧，浩然到通州（县）搞文学绿化工程，他自然参加。第一期学习班应该说出了不少人物，如杜德印、王梓夫等，张宝玺当然也在其中。应该说宝玺在这次学习班中收获不小，他写了两篇作品，一篇名《秧苗》、一篇叫《志刚》，《秧苗》经浩然修改后发表在《通县文艺》上，名为《翠绿的秧苗》。当时宝玺二十多岁，已经是某公社党委副书记了，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后来，宝玺又当了公社书记，县团委书记，水利局长、交通局长，文化局长。每次提拔，领导都要找他谈话，说，听说你还在写小说，不要写了，写那玩意有用吗？你这么年轻，前途无量啊！是啊，现如今，当官想当更大的官，有钱想有更多的钱，大家都很忙，都很累，您想，谁还管文学这个劳什子？可宝玺不行，他哪能放得下文学呢？白天，他就拼命的工作，晚上呢，他就加班加点写小说。写完了也不发表。一晃18年过去了，宝玺积攒了大量的小说。宝玺是北京市市政协委员，一次，他到北京去开政协会，正好与一位名作家也是政协委员做邻居。宝玺就拿自己的小说，敲了敲那位名作家的门。那位名作家好像在给上海的一个什么人打电话，讨论什么问题。名作家打完电话，见到宝玺，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宝玺小心翼翼地说，这是我的小说，想让您给看看……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我没空儿！宝玺说，我先搁您这儿，您什么时候有工夫您给看看。那位名作家冷冰冰地说，我没工夫，没时间！宝玺也是个有血性的人，他哪经得起这个，他拿起自己的稿件摔门而去。

过了几天，他和梓夫去看浩然，那时，浩然正在三河搞文学绿化工程。说了几句闲话后，浩然拿出了十八年前宝玺写的小说《志刚》，给了宝玺，说物归原主吧！宝玺捧起这篇小说，见上面有浩然密密麻麻修改的文字，眼泪差点儿流了下来。是啊，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普通业余作者的草稿，浩然将他细细修改，并保存了十八年，这是什么样的情分啊？他想起了那位名作家，想起那次尴尬遭遇，天壤之别呀，他从心里发出，浩然才是我们的人啊！第二天，他将自己的小说稿给了浩然，说您给看看，这就是我现在的水平，我想找一家出版社出书，请您给写个序。浩然热情洋溢给他写了序。这就是张宝玺的第一部小说《女人和月亮》。在序中浩然对其作品进行认真的分析并给予鼓励，从那以后，宝玺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出《运河恋》《大河惊梦》《爱之梦》《野神》《雪梦》《沉重的爱》《鲜花送给你》《沧桑》《盼你早回家》《三生梦》《潜流》等，浩然也多次为其作序，称其为“张宝玺现象”，并在美国出版《张宝玺文集》六卷本。张宝玺成为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

不仅如此，在其担任文化局长期间，他毅然调整了领导班子，聘新生代作家刘祥担任《运河》的执行主编，并出版《运河文库丛书》，现在，在刘祥的主持下，《运河》已经出版了近百期；《运河文库丛书》呢，已经出版十一辑，每辑十部或十一部书，大约已经有2000多万字了吧！至于培养的作者，那就不用说了吧，我想，这个成就是与浩然老师文学绿化工程密切相关吧！因为这是接力呀。

浩然（左）到业余作者家中辅导

另外就是陈绍谦了，我不认识陈绍谦，完全是耳食之谈。陈绍谦是平谷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喜欢文学，做着作家梦，但他的小说又苦于无处发表。浩然知其情况后，亲自看了他的小说，并在他主持的1990年《北京文学》一期上，一下子就发表了陈绍谦小小说25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赞扬声夹杂着嘲骂声”接踵而至，浩然老师不为所动，亲自邀请评论家、编辑、记者等，举行陈绍谦作品讨论会。1991年1月他因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年仅34岁。在陈绍谦病逝六年后，浩然又筹钱为陈绍谦出了书《陈绍谦小说集》。并将陈绍谦的作品喻为“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石”。您说，这样的作家，对人民忠诚的大作家您哪找去。不仅是这两个人，梓夫说我们这代人是被两位大师（浩然、刘绍棠）搀上文坛的。那么，周围区县的作家们呢，我想，没受浩然恩惠的恐怕很少吧！

浩然创办主编的三河县（市）文学期刊《苍生》

那么，三河市浩然的文学绿化工程呢，那就甭说了。据浩然文学绿化工程统计，以前，三河就没有作家，现在呢，文学创作异彩纷呈，2014年先后实施了“中国都市作家群文丛”、“红字系列四部曲”、“苍生文艺丛书”等多项出版工程，为40多名业余作者出版了50多部个人专著。建立起24个文艺家协会，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会员队伍已发展到1300多人，其中廊坊市级会员560人，省级会员180多人，国家级会员69人。我想，这都是浩然文学绿化工程的果实吧！

在浩然辅导下三河作者出版的书籍和浩然主编的三河文艺绿化丛书

浩然走了，走了十年了。浩然不朽，浩然精神不朽。在十年前那个追悼会，近千人呼唤着浩然。

忽然，我想起了《艳阳天》电影中那优美的旋律：“燕山高又高，村前水长流，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咱前面走。贫下中农的主心骨，敢斗风浪的好带头，和咱们心连心，汗往一块流，汗往一块流……”

是啊，“乌云遮不住艳阳天”。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最近，我看到一本书，是梁秋川写他父亲的，叫《曾经的艳阳天》。我想，还是用梓夫在《曾经的艳阳天》序中结尾的那句话吧！“曾经的艳阳天，永远的艳阳天，曾经的浩然，永远的浩然。”

浩然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艳阳天。

作者附言：这是篇旧稿，写得很匆忙，也很草率，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现在五六年过去了，他的局限就更加明显了。如今，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由小康社会向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迈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因此，浩然老师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这些作品就尤显珍贵，他的作品栩栩如生的人物就显得更加可敬。那些污蔑他的跳梁小丑就觉得特别可笑。现在，对浩然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成绩，有的地方还有突破。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我呢，这方面研究不多，热情很高，成就很少，只好拿它来凑数了。这篇旧稿，虽说草率，确是真情。郑建山又及2022年3月26日。

郑建山

【作者简介】郑建山，笔名：久兴。北京通州人。1953年2月生，198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后到北京通州区（县）文化局工作，尔后又到文化馆，曾任文化馆副馆长、文学室主任。1997年获副研究馆员职称，2000年后多次被聘为北京图书文化系列（群众文化）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有《郑建山作品选》（上、下）、《通州的民俗文化》《通州文化志》；散文集《旧语新说》《大盘点》；民间故事集《大运河的传说》；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与人合作）、《孟宪峰》（与人合作），长篇传记文学《孽阉录》；发表和演出的剧本有《深夜两点钟》《除夕夜》《地火》等；10集广播连续剧《大地的回声》（与人合作），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发表作品300余万字。其中《郑建山作品集》（上、下）获北京市“文荟北京”一等奖；散文集《旧语新说》获得二等奖；《大运河的传说》《通州的民俗文化》获得采风成果奖；戏剧小品《除夕夜》在北京第一届法制小品大赛上获奖，被北京电视台多次播放。剧本《大地的回声》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有《献给大运河的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等10部电视艺术片、专题片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放；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通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本栏目照片由梁秋川及文章作者提供并授权刊发，责任编辑张大帅

屈照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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