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极端落后的工农业生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围堵，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很快让国家面貌一新、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国家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镜头1]打造自己的工业“血管”：第一根无缝钢管的诞生

在鞍钢集团博物馆的二层展厅里，至今还保留着一截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根无缝钢管，这根看似寻常朴实的钢管背后，却是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为钢铁大国风雨历程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特别是工业部门残缺不全，工业生产能力低下，冶炼行业尤其如此。当时全国的钢产量不足16万吨，平均下来还不够给每个家庭打一把菜刀。除了普通的钢材、钢坯外，几乎所有的特种钢材都无法制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无缝钢管。无缝钢管被誉为工业的“血管”，是国家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材料。由于其承压力强，在工业生产中，无论是制造飞机、轮船、火车，还是输油、输气、输水、地质钻探，都需要无缝钢管，没有它，石油、化工、钢铁、机械、军工、航空航天等工业发展都无从谈起。

要想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必须打通这一堵点。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便把无缝钢管工程列入当时第一项重点工业项目，与大型轧钢厂、七号高炉一道合称“三大工程”，交给鞍钢组织建设。“旧中国一无设备、二无技术，更没有熟练工人，半个世纪前西方国家就能用圆钢制造的无缝钢管，对中国人来说却始终是奢望。1952年7月，无缝钢管厂破土动工，情况开始改变。”鞍钢集团博物馆工作人员王帅介绍说。

1953年底，我国第一座无缝钢管厂——鞍钢无缝钢管厂投入生产。当工人们生产出第一根无缝钢管时，大家满怀喜悦，争相观看。

为了解决解放初期鞍钢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全国支援鞍钢”的口号下，党中央和东北局先后从全国各地召集了4万余人参加鞍钢的建设生产，今年已经88岁的谷盛章，正是其中一员。

1952年6月，20岁出头的谷盛章离开老家普兰店来到200多公里外的鞍山。“我们家世代务农，那会儿不知道什么是炼钢，更不要说无缝钢管了。家乡解放了我们高兴啊，招工时听人说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就来了。”彼时的鞍钢，像谷盛章一样初来乍到的“门外汉”还有很多。当时无缝钢管厂约有300人，工人们来源各异，成分不一，除了少数是伪满时期的老工人外，剩下大多数是青年农民、复员军人等。厂党委书记鲁村尤其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那会儿虽然还不懂什么技术，但是厂里经常给我们讲无缝钢管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大家听了以后都憋着劲要赶紧学会技术造出无缝钢管。”

鞍钢当时从苏联引进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但是光有技术设备远远不够。“生产一根无缝钢管需要几十名熟练的技术工人流水作业，同样的设备，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造出来的钢管质量也不一样。”现无缝钢管厂生产部部长张卫东介绍说。

按照中央计划，1953年无缝钢管厂就要建成投产，留给谷盛章和工友们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工会和团总支积极发动工人努力学习。工人们自制操纵模型，自找场所，天冷、下雨时有的就钻进平炉里去学习。有的工友原来文化程度较低，还有少数人是文盲，厂里一边给大家扫盲，一边组织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技术骨干教授操作规程，深夜里还有人在复习课程。工人们住的宿舍距离厂区有六、七公里，每天走路单程就要将近1个小时。“我们每天走着去上课，学完8个小时再走回来，一点也不觉得累，大家学习热情很高。”谷盛章说。

紧锣密鼓学习了近一年，工人们按分工进行了实操训练。“当炉膛温度达到1300度时，听信号要把钢管推送出去，再烧管坯就烧坏了。”谷盛章被分到了加热炉，钢坯加热虽然只是无缝钢管生产中的一小道工序，但这一个步骤，谷盛章和工友们经历了无数次反复练习。“当时没有隔热服，夏天站在加热炉旁温度有四五十度，一天下来脱下来的衣服经常被汗浸透，有的甚至硬得都能立起来。但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守住自己的岗位。”

1953年10月27日，这一天谷盛章终生难忘。随着命令热试轧的汽笛响起，一锭通红的钢坯，从谷盛章负责的高温加热炉里滚出，钻过穿孔机，经过轧管、均整、定径等工序后成型，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就此诞生。

此后不久，大型轧钢厂和七号高炉相继建成投产，“三大工程”竣工，为钢铁工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钢铁产量、品种和质量大幅上升，疏通了工业发展的堵点，我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到1957年底，我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等一些现代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建设起来，初步建立起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余哲西）

[镜头2]当代愚公移山：雷州青年运河的开凿

“日食工地，夜宿山岗，不怕霜露寒冻；风吹只当摇羽扇，雨淋免了洗衣裳……”这铿锵有力的号子，仿佛将人们思绪带到了61年前30多万劳动大军修建雷州青年运河时那段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之中。

30多万人劈山筑坝，掘地开渠，轰轰烈烈修建雷州青年运河。

雷州青年运河，至今仍是800万湛江人民的生命之水。然而，历史上雷州半岛却是“滴水贵如油”的苦旱地区，十种九不收，百姓祖祖辈辈生活都极端贫困。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牵挂着雷州半岛，从1956年便开始规划解决这一苦旱难题，计划由国家投资，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库修河，引水灌溉雷州半岛，但时间要拖后10年。

1958年的雷州半岛亩产只有200公斤，大部分群众都吃不饱，很大原因就是缺水灌溉农田。“不能等靠要！”时任湛江地委第一书记的孟宪德和地委一班人果断决定，公办性质改为民办公助，动员广大群众特别是团员青年拦截九洲江，修水库建运河。

雷州青年运河工程包括鹤地水库和青年运河两大部分。特别是鹤地水库工程，围堰合拢计划在1958年11月下旬进行，因为当时九洲江正值枯水期，错过一时，就要耽误一年。能否依计行事，关键取决于主坝是否填筑到安全高程。“工程进度要求三个月内，主坝必须填筑到安全高度，这是硬性任务。” 当时在工程指挥部工作、现年89岁的邱海介绍说，要完成地委提出的这一目标，每人工作定额为3个土方/天。一天完成3个土方意味着什么？我们做个简单数学换算，一土方泥重1.6吨，一天每人要完成4.8吨土的挖、装、运、卸等工序。如果仅用畚箕挑泥，按每担泥25公斤算，一担泥来回步行100米，每人每天要挑192担泥，仅靠肩扛手提远远完成不了这项任务。

30多万劳动大军中，90%是35岁以下的青年。青年是既不怕困难，又敢于创新的。“苦干不等于蛮干。当年，我们既强调劳动竞赛，又特别注重工具的创新研发。”当年仅20岁就参与雷州青年运河工程建设的“穆桂英突击队”队长苏培英介绍说，其中“牛拉列车”就是她带领突击队成员研发的。当时，7000多头牛分布在9.7公里长的主、副坝上，而牛车却达3万辆。

“牛少车多怎么办？” 苏培英带领队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讨论解决办法。经过3个夜晚的讨论和实验，“牛拉列车”的小创新由此成行。“我们把车厢做小，用粗麻绳串连成列，由1到2头牛同时拉动5—9个装箱，犹如列车行进。” 苏培英告诉记者，刚开始实验时，总是出现半路翻车、双牛碰撞的情况，经过多次尝试，2头牛拉9个车厢、中间由人力把控的方式最高效省力。

“挖深渠的上落绞车，拉土用的牛拉列车，便于运土的履带式运土机……工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具革新运动。” 介绍起各突击队搞的技术发明，邱海如数家珍。

就这样，30万大军凭着技术与人力，仅用不到2年的时间，筑起蓄水11.44亿立方米的鹤地水库，建起全长271公里的运河总干渠和4547公里分流配套渠道，基本上根治了雷州半岛的旱患。“了不起，你们真是当代愚公！”1960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湛江时如此称赞，并手书“雷州青年运河”，这是他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唯一题词。

雷州青年运河仅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群众整山治水、改善农田基础设施、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一个缩影。1957年到1966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10年。到1966年，全国共建成大中型水利项目150多个，其中大部分都在抗洪抗旱、发展农业生产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刘来宾）

[镜头3]“开新填旧”送瘟神：余江消灭血吸虫病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是1958年毛泽东得知江西省余江县（2018年余江县撤县设区）消灭血吸虫病时写下的宏阔诗句。

从战火中站起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恢复经济生产巨大压力的同时，天花、霍乱等疾病也严重威胁人民的健康。毛泽东诗句中提到的余江县，就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之一。解放前30年间，当地有2.9万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42个村庄毁灭。让人民健康生活，是国家使命，也是党的担当。1955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新中国成立之初，江西省余江县的水塘沟渠中，遍布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图为当地干部群众手持长筷，共同查验螺情，齐心灭螺。（中国血防纪念馆供图）

消灭血吸虫病，首要在治，关键在防。核心步骤就是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一位上海专家建议买一种进口药，花五百元灭一亩钉螺。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听后，摇头叹道：“一亩花五百元，我们全省三百多万亩钉螺，要多少钱？这个钱我们出不起。”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要想消灭血吸虫病，显然只能自力更生。

事实上，在毛泽东发出号召前，余江县已进行过各种灭螺试验。第一次尝试是手捡钉螺。时任余江县马岗实验组组长罗炎松回忆称，他们动员人民群众，用铁梳子将钉螺和浮土扒进竹箕，然后一手拿筷子，一手拿茶缸，逐个捡起钉螺。然而，费了很大的劲，钉螺就是捡不干净。随后，药杀钉螺的方法也开始试验，茶籽饼、硫酸铜、巴豆等药物有一定成效，但仍不能杀光钉螺。

试验屡屡失败，灭螺的高招到底在哪里？一筹莫展时，有人想起了一个意外发现。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门在余江狮子岩修建白塔渠，施工中，开新沟的土把旧沟都填平了。后来查螺时，人们发现新沟无螺，旧沟里的钉螺都被埋死，成了白色的螺壳。

这一偶然发现到底能不能有效灭螺？实验组决定小范围尝试一番，试验点选在了邓家埠机械农场。一条200米的小水沟，成为余江血防技术的突破口。实验组排水、清草、铲泥，再用新土把沟填平。“取新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新沟，所以大家把这个土埋方法叫做开新沟填旧沟。”罗炎松解释道。

过了几个月，实验组逐段挖开旧沟，发现钉螺完全灭绝——试验成功了！

“开新填旧”成功的消息，很快报告给时任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听完实验组的汇报，李俊九激动地说：“这个办法好！好就好在既灭了螺又兴修了水利，可以大规模展开。”

“开新填旧”迅速推广开来。今年78岁的吴振才对此记忆犹新，当年他挑土的担箕还保留在家中后院：“天蒙蒙亮就出来挖沟填土，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非常累，但大家不觉得苦。”从1956年到1958年，余江人用两臂双肩，挑了416万方土，填平了347条旧沟和520口水塘，消灭了全部96万平方米的有螺面积……两年，距离中央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足足提早了五年。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记述了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毛泽东看后夜不能寐，《送瘟神二首》至今读来依然振奋人心。

随后的几年，南方多地陆续宣布消灭血吸虫病。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逐步推进，天花、霍乱、鼠疫等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也得到根本遏制。一个又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瘟神被送走，人民的健康程度和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人均寿命也从1957年的57岁提高至1981年的68岁。

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党的统一领导和有力组织。正如毛泽东在《送瘟神》后记中所言：“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王丹妮）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19期《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