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液压切纸机(西出东征——胡金魁的红色金融历程)

Posted 2023-05-28

篇首语：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星光液压切纸机(西出东征——胡金魁的红色金融历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星光液压切纸机(西出东征——胡金魁的红色金融历程)

编者按：2019年7月31日，《红色潮》公众号发表《胡金魁：从陪同斯诺的红色外交官到抗战前线的红色金融先驱》；同年12月4日，《红色潮》再次发表《写在胡金魁的诞辰纪念日》。这两篇的文章的写作，史料来源与校正都得到胡老家人的特别指导与关爱，文中的许多史料都是胡老家人首次授权披露，使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倍受鼓舞。今年3月的一天，我们突然收到胡老家人的微信，随后附上他们根据胡老幸存日记，特别完整地记录了胡老抗战时期的红色金融斗争历程的长篇回忆，特许《红色潮》首次公开发表，这更是对我们的莫大的信任和鼓励！时值清明，怀念亲人，悼念革命先烈，追忆胡老，思念绵长。胡老一生，命运曲折，传奇相伴，坚定信仰，忠诚党性，恪尽职守，严守秘密。晚年虽身居高位，与家人的讲述极有限度，虽然给我们了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细部留下了遗憾，但老人家留下的抗战时期红色金融日记，作为极其珍贵的历史史料，真乃无限幸事。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久经考验的老红军干部；第二章：督导华光公司创建；第三章：建立江淮印钞厂；第四章：创建华中印钞厂总管理处；第五章：再建北海银行印钞厂总管理处；第六章；印钞战士永远怀念您！今天推送第一、第二章，致敬胡老，致敬永远地革命先驱！

油画《红星照耀中国》沈嘉蔚（旅澳画家）

序

老红军干部、革命事业忠诚战士胡金魁，在1941年到1947年近7年间，曾担任新四军华光公司(江淮印钞厂前身)督导主任、江淮印钞厂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江淮印钞厂厂长、华中印钞厂厂长、华中印钞厂总管理处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北海银行印钞厂(华东印钞厂)总管理处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华中华东革命印钞事业的开拓者、组织者、领导者和直接指挥员，为创立发展华中华东革命印钞事业、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突出贡献。在创建华中华东革命印钞事业的专业体系中，他带领和培养出了一支既能生产又善战斗、既懂技术又会管理、打不烂拖不垮的职工队伍和干部队伍。解放后他们成为中央到各地许多金融及印钞部门的技术骨干和领导骨干。胡金魁那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的高尚品质，正直磊落、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敏锐机智又平易朴实的工作作风，关心群众、爱护干部、虚心学习、忘我工作、刻苦钻研的精神，始终激励着金融印钞工作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勇向前。

家中留有胡金魁十余本工作笔记和读书笔记。其中<<印钞工作笔记(1941-1947)>>近150页，详细记录了7年来，相继建于苏北苏中和山东的华光公司、江淮印钞厂、华中印钞厂和华中印钞厂总管理处、北海银行印钞厂(华东印钞厂)总管理处的历史情况，和他自己的工作经历。去年9月开始，我再读这本笔记，感到是我所看到的、华中华东革命印钞事业第一手的、较系统较全面的原始资料，一些内容为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及相关回忆录中尚未所见，是极为珍贵的。本文第一次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原始资料，同时采用了其他参考文献记述的有关史实。

笫一章久经考验的老红军干部

胡金魁1941年接领此新任命之前，就已经是久经考验功绩卓著的老红军干部。

一、1924年参加组织赤色工会，作为工会副委员长组织工人参加秋收起义。

胡金魁1906年12月4日出生于江西省峡江县流源村一个雇农家庭，12岁即离家到吉安作工学习机器制衣。1924年参加组织赤色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当选为吉安市缝纫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胡金魁组织工人响应、参加了秋收起义。1930年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引导胡金魁参加革命的二哥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时任红一方面军筹备处厂长的胡金魁，按照红一方面军筹备处主任毛泽覃的要求，召开全市工人大会重新成立工会，并当选为吉安市工会委员长。工会积极开展工作，工人们加深了对红军的认识，曾经为红军筹集到14余万元的物资。红军撤离吉安时，胡金魁用13只船将自愿参军的工人和物资运送到红军驻吉安办事处驻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二、在红军总司令部参加反围剿战斗，经受住左倾肃反的生死考验。

1931年初，红十二军经理处股长胡金魁调到红军总司令部副官处任副官，在反围剿战斗中负责转运总司令部的黄金、现洋，劳累过度得了重病，不得不住进红军总医院。住院期间，胡金魁批评了该院特务连连长不保护伤员，反而带武装跑掉，竟被医院领导诬蔑为AB团。后来胡金魁回忆说：我1931年6月至9月间坐了3个月的冤枉牢。我是工人，出身雇农，根本不是AB团。也许是因为这，没什么可审问的。如果审了，可能就被杀了。独陷囹圄的胡金魁有了疑惑：既然我不是AB团的，被关的其他人中，会不会也有被搞错的？我批过的AB团人中，是不是有错认了的？9月间，正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纠正了肃反左倾错误路线。国家政治保卫局出面担保，从医院带回胡金魁，并对他继续考察。他对领导坚定地表示，我是工人，是坚决要求革命的，我一定为工人阶级利益斗争，好好地工作，绝不会去当反革命。胡金魁忠实于诺言，思想稳定，任劳任怨，一如既往地去完成考验时期交给的各项工作，1933年3月被任命为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科员，半年后任科长。

三、作为中央政治保卫局科长参加长征，听取了洛甫遵义会议精神传达报告。

1934年参加长征，11月间经过贵州途中，胡金魁由邓发局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后，作为中央直属机关党内科以上干部，在一个不到200人参加的小礼堂里，他听取了洛甫的传达，并看了会议文件。1935年走出草地到达甘肃地区后，胡金魁染发重症疟疾，双脚浮肿，不时晕倒。一路上，他顽强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于1935年10月抵达长征的终点--陕北瓦窑堡。随即被送进医院。此病就此困扰他长达14年之久！

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四、担任中央外交部外事处处长，受毛泽东周恩来指派全程陪同斯诺访问陕北。

1936年1月胡金魁出院后，即调任中央外交部外事处工作（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交际处，有部长周恩来，及胡金魁、王立人，共3人），后为第一任处长，如今被称为首批红色外交官。接待了外国记者和国际友好人士马海德、史沫特莱等。还接待了国内许多有革命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如作家丁玲、电影演员江青等，并为他们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具体单位提出选择建议。其中1936年7月至10月接待和全程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到陕甘宁边区采访的经历尤为珍贵。

斯诺摄、并刊登在1937年入2月美国《生活》杂志

毛泽东、周恩来对接待和陪同斯诺分别对胡金魁作了详细交待。强调生活饮食上务必要使客人感到宾至如归，从各方面满足他对采访的愿望和要求，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还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保证一路平安愉快。要坚决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宣传，使斯诺在访问中了解我党我军和我红区人民的真实状况。1936年7月上旬，周恩来在安塞百家坪迎接斯诺，随后胡金魁作为外交部专使，与保卫局干部李长林一起陪斯诺来到苏区临时首都保安，住进了胡金魁安排的座北朝南、阳光充足、空气流通的外交部招待所客房。胡金魁首先对斯诺的生活作了周密安排。每天有小米粥、烤馒头、炒鸡蛋，有白菜、辣椒、葱头、青豆，有时也能吃到猪肉和烤羊肉串。斯诺总是吃得有滋有味，并高兴地说他胖了体重增加了。胡金魁常去看他，同他聊天。斯诺说，我是来寻找真正的东方魅力的，是来看看中国共产党红军到底是不是有信仰有纪律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队伍。斯诺教胡金魁学文化、认识英文字母、用英文签名。后来在印钞厂工作时，胡金魁就常用英文签名。

同时胡金魁全程安排和陪同斯诺采访。在保安，斯诺第一次见到并采访了毛泽东，参观了红军大学、红军剧社，采访了一些领导和群众。告一段落后，斯诺到保安以西甘肃宁夏边境的前线采访，胡金魁和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曾经翻译过《共产党宣言》）陪同。从保安出发2个星期走了200公里，终于到达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宁夏预旺堡。斯诺采访了彭德怀，访问了红军战士的生活，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见到了真正的中国红军，看到了中国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斯诺去了预旺县鼓楼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司令部采访，到了与白军对垒的韦州县红城子红军阵地。返回预旺县几天后，与彭德怀告别，也与同行采访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分道，踏上了回保安之路。一路上与胡金魁有说有笑，晚上斯诺特别喜欢露宿，在星光下常常和胡金魁谈到深夜。斯诺讲到国民党造谣，说到苏区去会被剥猪猡(即杀害)，我倒真感到游子回归自由无束哩，我没有被剥猪猡，我被你们用小米加馒头喂成胖猪猡了。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中说，我当时是同胡金魁一同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像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员一样，胡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斯诺回到保安后感到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了，但缺少毛泽东的传记材料。正在这时，胡金魁带来了毛泽东与斯诺当天晚上会面的邀请。

FuChin-kuei胡金魁为江西口音，由斯诺的记录而后在《西行漫记》中译为“傅锦魁”的由来

在斯诺的再三要求下，开始对毛泽东个人历史的采访，这就是后来斯诺报道的毛泽东自传的源头。斯诺也为胡金魁拍过照片，其中一张单人照发表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和1937年2月1日美国《生活》杂志上。有的版本书中还有一张斯诺等3人骑马照，中间的是胡金魁。

1936年10月中旬斯诺离开陕甘宁边区，胡金魁送他到洛川，胡金魁在斯诺笔记本上用英文签名。斯诺则不顾胡金魁的婉拒，送给他一只圆形挂座两用表和一支派克钢笔。胡金魁的全程接待和陪同给斯诺留下了难忘的印迹，书中是这么描述胡金魁的:他具有大学毕业生的温雅、沉着的风度，但他却是一个完全自学、或者是由红军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为人幽默、有耐性、机警和勇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

五、作为红军联络站长，跟随周恩来参与处理西安事变的斗争

送走斯诺后，胡金魁继续负责交际处的工作，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陕西洛川、三原两处联络站站长，负责做杨虎城西北军、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并为边区筹集物资、药品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金魁遵照周恩来的临行交待，携一部电台和警卫等约一个连的工作人员来到西安，担负起保卫周恩来的工作，并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基层和中层官兵中开展宣传工作。期间，周恩来给毛泽东写的信让胡金魁带回延安，并运回遵毛泽东嘱托胡金魁搞到的印刷机器。毛泽东很高兴，夸赞胡金魁办了一件大好事，说今后党中央的文件就可以用自己的印刷机印刷了！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回信也由胡金魁带到西安。

六、担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出色完成军部交给的各项任务。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项英分别到延安，向党中央提出急需干部，他们就住在交际处。一直渴望上前线的胡金魁主动请缨，他没有在意离开边区政府交际处、洛川三原联络站这样政治和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的工作环境、没有计较舍弃政府首任处长、站长的职务，对自己未来意味着什么，一心想的就是去抗日最前方！

1938年5-6月胡金魁西出延安，奉命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分派他到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工作。胡金魁主持办事处副官处，夜以继日，四处奔波，筹集大量资金和物资，积极输送进步青年参军参战，为新四军军部和部队解决了许多困难。当时，蒋经国常去办事处。1939年3月中下旬日军进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撤离南昌，主任黄道不幸去世。胡金魁在赶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途中，遇到周恩来从军部回重庆。他陪同周恩来到上饶，选址新建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周恩来随即向蒋介石推荐任命:国民革命军上校胡金魁为新编第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胡金魁出色地完成了军部交给的三项任务: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抗日力量，向延安和抗日战场输送大批抗日爱国工农子弟和青年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第三战区保持联系并从其军需局领取新四军军饷和物资；利用和第三战区的联系侦察和获取情报。

胡金魁与战友

胡金魁回忆说：那时候我们需要的钱和器材，是由第三战区第五军需局提供的，所以知道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情况。一个月，最多两个月我就要回新四军军部汇报请示工作。1940年底形势更加严峻，胡金魁从国民党第五军需局发现了国民党军将用7个师的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部的情报，他立即用特急电报向新四军军部报告。胡金魁是最早获悉并报告国民党顽固派将发动事变的人。这份急电胡金魁曾连续4、5次发往新四军军部，但可惜均未得到军部高层领导的重视，但下达了撤离上饶命令。1941年1月3日，这天的白天，胡金魁不动声色地亲自去第五军需局领取了新四军最后一批13万元军饷。当晚12时，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牌子还挂在门外，胡金魁身着国民党上校军服，镇静自若地坐上叶挺送的卡车副驾驶位，带上最后留守人员、全部军饷和电台等机要物资，悄然离开。一路上，他们硬是穿越了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终于于1月5日下午5点多钟赶到新四军军部驻地茂林。当晚军部领导开会，叶挺打电话给刚刚抵达的胡金魁，要他参会。他即向叶挺、项英等全部在场新四军军部领导详细汇报:据我了解，国民党反动军队可能用7个师包围了我们，他讲述了一路上国民党军封锁严查的情况。会上没有形成明确一致的意见，仅结束时作出会后转移的决定。第二天6日凌晨，胡金魁随军部北上，刚走了十来里路，即遭国民党军袭击，皖南事变爆发！胡金魁被任命为新四军队列参谋，一直随叶挺在茂林和附近山上英勇奋战抵抗。叶挺下山谈判遭扣后，胡金魁转到铜山，一面依靠群众隐蔽，一面与地方特委书记联系。因条件极其险恶，胡金魁等领导作出决定：根据自愿原则，向想回家的战士发放资助，排以上干部留下坚持斗争。辗转两个多月后终于出现突围的机会。作为突围部队的党支部书记，胡金魁带领45名排以上干部边隐蔽边开始行动，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奋战，终于安全渡过长江，胜利突围并找到江北新四军七师，于3月底抵达在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

胡金魁与战友

晚年几近失明的胡金魁口述、夫人记录了他所经历的皖南事变整个过程。留在江西上饶和苏中老乡家的一幼女和尚未满月的儿子，先后被日本飞机和反动派杀害，经历过长征的妻子牟慧昌抵达盐城后不久，因长期患病告别人世。

笫二章督导华光公司创建

胡金魁到达新四军军部后，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亲自与他谈话，委任他为新四军驻华光公司的督导主任，担负领导印制抗币的重要任务。

陈毅向胡金魁阐明了印制抗币的重要意义:日本伪储备票和国民党伪法币在华中根据地流通，大量掠夺我江淮抗日地区各类军需民用物资，我们必须印发我们的抗币，彻底打垮敌伪币，在抗日市场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抗日本币，以保证抗日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我们的钞票--抗币就是经济炮弹，你就去造这种特殊炮弹。你们生产长一寸，军队向前进一步。你生产抗币，完成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战斗任务，这比前方作战还重要。陈毅向胡金魁指明一旦遇敌人来犯扫荡，你们就按游击战特点灵活机动，独立作战。今后苏北平原游击战将是平原战、村落战、河川战，而河湖港汊、黄海乃至山地将是你们长期游击、生存、发展的根据地。你记住:人在公司在，机器工人在。胡金魁立正敬礼宣誓般地回答:是，人在机器在工人在，人不在机器工人也在。陈毅则幽默地笑道:我要你脑袋在，你脑袋丢了，我陈毅的脑袋---危言耸听地说，全党全军抗日人民根据地的脑袋也没得了。刘少奇接着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共产党人最大法宝之一，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团结一切力量，如鱼得水，无不克敌制胜。

胡金魁接过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1941年7月9日签发的委任他为华光公司督导主任的任命状，走上新征途。

与两位军首长和华中局财经部长朱毅谈话后2、3天，胡金魁就带着警卫营和营长叶克守、军部配备的督导员陈士清、余学官、汤少林、陈浩和熟悉当地情况的林天国以及会计钱君芳、出纳程瑞莹两位女同志等，来到了华光公司驻地苏北东台县裕华镇西北约20里地的鼎丰区公司的仓库。这里原是近代资本家张骞创办的大生纱厂的产业，东靠黄海10公里，地处偏僻，既可保密隐蔽，又可防备敌人突袭。胡金魁等一进华光公司，即与工人打成一片，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其模范作风，很快获得了大家的好评和赞赏。胡金魁更是夜以继日与领导层和工人亲切交谈，通过初步调查研究，对华光公司私营经商时期的历史情况与公司现时概况、主要特点作出了如下分析:

华光公司是私人股份公司，主要是柳溥庆等党和革命抗日爱国技术人员、工人们以极大热情赞助在上海组成的。自1940年4月黄桥一役后，由新四军派吴福海至沪与华光公司经理商谈有关印刷辅币券50万元事宜。后新四军确定在苏北依托华光公司建立印钞厂。1940年11月华光公司派唐之雄携带整个建厂计划，在黄桥与朱毅部长商洽决定作为商办，而由新四军保护。1941年4月新四军委派朱毅到沪，代表江淮银行与华光公司订立在苏北建印钞厂合同，作为华光公司苏北办事处，仍称为华光公司。

柳溥庆布置从香港中华书局回沪的郑耀祖，以华光公司名义招收印刷工人。郑耀祖与原香港中华书局因罢工斗争失败被解散回沪的印钞工人，和国民党苏北裕兴公司印钞厂回沪工人中秘密串连，招工比较顺利。苏北裕兴公司印钞厂的包富根、王振扬等12人也被动员留到新四军印钞厂工作。以上两批技术工人和部分家属先后在1941年到裕华镇棉花仓库集中。印钞用的凹印原版，由柳培庆和戎乾初在上海秘密制作，但不刻行名及行长之章。柳溥庆在上海以华光公司名义采购到手扳凹印机10台、圆盘机8台、切纸机1台、照相机1台，以及其他印钞器材，连同凹印原版分批分路运到裕华镇棉花仓库。正待开工，不料7月23日敌人占领裕华镇大中集，胡金魁作为该公司督导主任刚到任约10天，与上级均失去联系，此时情况非常紧张。

鉴于以上情况胡金魁果断展开了以下工作:

一、健全机构配齐管理人员。

华光公司设经理、顾问、协理(襄理)。华光公司总公司下设总务部；事务部；苏北管理处。华光公司苏北管理处下设事务股；工务股；稽查股；人事股；整版部。经胡金魁和上级与柳溥庆等协商决定，华光公司由柳溥庆任经理，主要负责驻上海采购各种器材。柳培庆任副经理，主要负责供应铜版雕刻制版并物色、招聘雕刻、整版技师。吴迪飞和唐之雄任襄理，前者利用在海关工作之便负责运输印刷器材，后者常驻苏北，直接指导生产。并委派杨肇全为工务科长、包富根为副科长，分别由郑耀祖、石银宝、陈良、刘锦秋任凹印股、凸印股、检票组、检号收发组股长、组长。

二、重申厂规初步整顿公司秩序。

到1941年5月，华光公司在鼎丰仓库里汇集了60多人，有原上海大业印刷厂的，有裕兴公司的、也有上海一些小印刷厂的。他们有的是故友，有的是新交，讲上海话的、宁波话的、苏北话的都有。当郑耀祖夫妇到苏北时，各种器材也基本上运到，由柳培庆在上海雕刻制版，再经吴迪飞运到苏北。初步了解情况后，胡金魁认为必须按照统一的管理规则，整顿理顺公司秩序才能正常生产。于是重申了华光印刷公司职工服务规则，这个规则包括职工录用、规律、工作时间、休假、薪工、年赏升工、工作标准、酬劳、警诫等9章55条。胡金魁特别强调：各职工应服从本公司各该主管人员之指导及管理，不得直接违抗，若有异议可于事后向上级主管人员申诉，各职工应服从本厂之移调派遣，不得藉故推诿。以形成统一的生产、战斗集体和行动纪律。

三、转移游击保存印钞物资稳定职工队伍。

正待开工，日寇开始大扫荡。7月23日大中集被伪军一个独立旅占领，建立了强固堡垒、关卡林立。当时主要任务是保存工人和资产。遵循人在工人在机器在的信念，胡金魁立即召开党员支部大会并在全厂作了应战动员；随后自主找关系分散工人；同时派人埋伏物资。两天之内工人们把机器全部拆下，大部件投入鼎丰区公司仓库四周河浜内，包装好的小零件和整木桶的油墨深埋在附近田野里，连一颗螺丝钉都不容许丢失，地面种上了蔬菜或做上记号。指派金学官等人将已切成8开和12开的印钞纸张等物资，运到大中集一村第一任农抗会主任堡垒户倪朝佑等几个基本群众家中，分散埋伏隐蔽。胡金魁则率领工人们转移，开始了军事化生活，有的还领到了枪支、手榴弹。印钞队伍首先往东转移到丁家舍，富有战斗经验的胡金魁意识到这里非久留之地，必须从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出去。他派林天国侦察了敌情，又了解了地形交通，带领队伍以一个连兵力掩护，从敌人据点东边7、8里的地段突围出去，渡过一条50米宽的大河，行军到裕华镇董家仓库安顿了下来。但仍然是白天隐蔽休息，夜间随时转移。公司职工没有经历过军事斗争，日夜拉锯行军睡不好吃不好，难免有牢骚怨言，有的想回上海。胡金魁就与工人谈心交心：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华光公司到了新四军就是到了革命大家庭，人人平等，都是主人、同志，要安心勿动摇，与我抗日军民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坚持就是胜利、就是抗日英雄。胡金魁分析当时形势，短期内开工实无可能，如此庞杂的一支队伍，发点牢骚完全可以理解。他同时向全厂讲述分散隐蔽的策略：如真正要回上海也不反对，不仅发路费，还保护送到口岸，平安回去。今后形势好了再回来都欢迎，来去自由，爱国不分先后，回上海的也可做抗日救国的事。绝大多数工人都愿意留了下来。敌人不断向埋伏物资的地方进攻，职工们不得不再三转运，虽然遭敌人反复扫荡，所有物资未受损失地保存下来了。当时井卫营只有130余名战斗员，组织上又不健全，军事领导又弱，故开始战斗时军事指挥员不能掌握部队。胡金魁除保护工人和物资外，帮助连队进行了整顿教育工作。由100余人扩充到500余人，全副武装弹药亦相当充足，战斗力明显增强。胡金魁与叶克守带领工人在海边边打游击边转移，决定主动出击，拔掉周围富安、小海等几个敌人据点堡垒，争取空间、时间开工生产。他们指挥打了3、4仗都取得胜利。其中一次，半夜里袭击了一个据点，伪军在睡梦中被俘，一个日本鬼子被活捉，送到反战同盟。他们还参加了围歼裕华镇敌人的战斗。但大中集伪据点工事坚固，不断四处扫荡，大中集一村堡垒户倪潮佑的弟弟倪潮岗被汉奸告密被捕，倪潮岗宁死不屈，以生命保卫了印钞器材，竟被日伪军活埋。公司督导员汤少林也壮烈牺牲。人民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抗币。工人们在艰苦危难中经受了考验，锻炼成了有组织的军事队伍，觉悟不断提高，但仍有的想回上海，胡金魁考虑采取了新的措施。

四、将华光公司由商办接收为公办，奠定江淮印钞厂基础。

在游击战不停地转移过程中，胡金魁对公司现状、成本质量、主要特点进一步进行了如下思考和分析，领导完成了华光公司由商办接收为新四军公办的过渡。

华光公司对新四军有一定的认识，亦存有害怕心理。组织工人打游击之初，公司内部组织非常混乱，由于环境紧张，该公司负责人发生恐慌而临难逃避，引起了工人不安，更谈不上进行生产。公司对于地下工作害怕心甚大，在襄理吴迪飞因运输问题而受日寇抓捕事件发生后，不安情绪表现的更为剧烈。该公司经理在沪见此情形，又感到筹集资本相当困难，公司资本确难负此大任，就提出了移交新四军公办。上海的大资本家、即便中等阶级的亲朋好友也不肯或不敢投资。不能公开招股，结果该公司在本身流动资本中只收到16万元资本(当时公司需30万元)，影响了整个公司运作计划。我新四军只负保护和督促之责，无法解决出现的资本需求困难。由于以上情况，华光公司继续商办已不可能。故于1941年9月间我新四军将该公司接收为公办。当时连损失在内作价70万元(因敌伪扫荡未开工）。初步奠定了江淮印钞厂的基础。

五、下海隐蔽生产创造印钞史上奇迹。

正待开工生产，敌人发起大扫荡。面对紧急情况，按军部部署，胡金魁一方面组织埋伏机器等物资，一方面安定全体工人、动员转战黄海。胡金魁找来林天国商量，他立即赞成。林很快找到当地海防部队，扫平了王港一带盗匪，俘获了5、6条船和枪支弹药。海防团又支援了几条船，共有10条船的船队，可以安排一个印钞厂了。胡金魁又请求上级支援，取回埋伏在鼎丰区公司附近的器材物资。上级抽调主力部队把大中集、新丰镇、裕华镇敌伪据点围困得水泄不通，打开了一条运输通道。全体印钞职工和当地支援群众，突击了3天3夜，把所有埋伏的器材物资装车，运至王港上船。公司人员和警卫战士第一次上船扬帆出海，以黄海为屏障展开印钞，开创了印钞史上新篇章。但船刚驶到海上，新的严重问题又来了。旱鸭子出身的技工，一上船就头晕目眩不断呕吐，无法开机。经过一段海上锻炼，总算克服了晕船和生活困难，开始了小规模生产。潮水来了风浪大了休息；潮水退了，就在船上架起凸版机、凹版机开工生产，验收各工序依次进行。但船仓面积太小，生产很困难。形势好就上岸，利用渔盐民的盐灶进行生产，敌人来扫荡就下海。1941年底前后印制了部分壹元券和伍角券，虽数质量都不够理想，但江淮银行抗币以崭新姿态出现，投入市场，向苏中苏北抗日军民发出了希望的信号，向日伪敌人打出了第一发经济炮弹，为印制抗币作出了首次贡献，书写了中国印钞史海上奇迹。毕竟海上粮食蔬菜供应极困难，生产条件又极险峻。风浪太大时，工人难以适应。生产规模小，难以粉碎敌人大封锁。1942年初，我军在苏北平原反扫荡取得很大胜利，阜宁地区比较稳定了，于是军部命令华光公司向阜宁地区转移。胡金魁立即与全体人员，把机器等物资装上内河小船，从斗龙港经过龙王庙沿新洋港、串场河北上，穿越多道封锁线，于1942年7月到达阜宁县羊寨镇洪庙。第一次黄海斗争胜利结束了。胡金魁督导华光公司的创建时期也结束了。华中华东革命印钞事业进入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