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SNS柔性防护网(只是看到灾难报道，也有可能出现心理创伤)

Posted 202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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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SNS柔性防护网(只是看到灾难报道，也有可能出现心理创伤)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一个直觉看法是，只有亲身经历灾难现场的人，才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之类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在距离上离现场越远，它造成的心理影响理应会越小。

毕竟灾难再大，也影响不到相隔数千公里居民的实际生活，又怎么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呢？

但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发现，人们的实际反应与这种直觉大相径庭：因为电视与社交媒体拉近了我们心理上与那些灾祸的距离，即使没有亲历现场，人们依然会因为远方的灾难而焦虑不安。

还好，这种不安并非没有解药。

看到越多灾难相关消息，越容易出现心理困扰

2015年，一篇综合了36项研究的荟萃分析论文就显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观看灾难相关的电视节目与各种心理困扰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它的主要表现有以不自主的回忆或噩梦的形式反复体验创伤事件，难以入睡或集中注意力，过度警觉等[1]。

对昆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也显示，相比与在汶川地震期间较少接触地震信息的中小学生，频繁接触地震信息的中小学生的PTSD风险是1.45倍，而频繁接触“被困在废墟中的受害者”、“尸体特写镜头”等画面的中小学生的PTSD风险是较少接触类似画面者的1.84倍[2]。

以上文献研究的主要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影响，北京大学近两年的研究则表明，观看社交媒体消息同样存在类似效应[3]。

该研究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在线收集了512名我国大学生的数据，他们被要求回忆在2020年年初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每天在微博、抖音、豆瓣等社交媒体上访问与疫情有关信息的平均总时长。

同时，研究者还测量了疫情有关的压力源指标，例如是否经历过封城，是否从事过志愿防控工作，是否经历过物资短缺等。

结果发现，对于那些压力源水平本身就比较高的人来说，在社交媒体上接触越多与疫情有关的消息，其抑郁水平就会越高。

横轴是社交媒体使用，纵轴是抑郁程度，虚线是低压力源组，实线是高压力组[3]

换而言之，如果你本身就承受着种种压力源的负担，大量接触社交媒体上的灾难画面，会让你已有的难受感觉雪上加霜。

越看越难受，怎么这消息还赶不走呢？

越看越难受，那么不看不就行了？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人类先天地就对负面信息更为敏感，对负面情绪记得更牢，也更容易从负性的角度去解读一个事件。

在注意、记忆、情绪、决策等个体心理的方方面面给予负性事物更大权重的现象，被称为负性偏向（Negativity bias），我国研究者就做了一系列研究，发现在网络突发事件中人们的思维与行动存在强烈的负性偏向[4]。

研究者首先从引发广泛关注突发事件的源头文章中筛选出了10个正性词，10个中性词和10个负性词，再从无关文章中找到类似词性的词语30个，组成了一个检验词库。

研究所用词库[4]

然后，研究者首先让被试阅读了此篇文章，然后随机呈现词库中的60个词，让被试判断这些词汇有没有在先前的阅读中出现过。

结果发现，被试对源头语篇中的负性词汇的再认正确率和辨别力都更高，表明人们对文章中的负性词汇印象更深刻，记忆更准确。

接下来，研究者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自编了一篇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包含负性、正性、模糊事件各8个，负性事件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打乱了李华年后的所有安排”，正性事件有“发现之前很多收费的网络课程现在可以免费观看”等。

而模糊事件可以有多种解读，例如“今年的春节对李华来说分外特殊”，“特殊”可以往积极的方面想，也可以往消极的方面想。

在后续的实验流程中，被试A会读到原版的故事，接下来他需要把故事用自己的话写下来，复述给被试B，被试B看完后，同样需要自己写文字把故事复述给被试C，被试C需要写给被试D。

网络传递链实验流程[4]

结果发现，带有情绪的故事在传递链上的留存率更高，其中负性事件给人的印象是最强烈，最不容易在转述中丢失的。

四代传递链上的事件存活率[4]

而在对模糊事件的解读上，越往下传递，人们就越容易对模糊事件做出负面的解释。

模糊事件在传递链上的解读率[4]

类比到现实中，就是我们关注报道的时候，会更留意其中的负性字眼，更容易记住那些负面的事情，更容易做出负性的价值判断。

为什么会有负性偏向的存在？这与进化有关，相比于那些正面信息，负性信息是更加生死攸关的，在我们的祖先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恐惧能让他们谨慎、焦虑能让他们警觉，去直面或避开让其丢命的捕猎者与自然灾害。

远古人类遭遇的危险远比我们这些活在温室里的当代人类多得多，那些没有负性偏好，对风险缺乏感知的祖先们，早就带着他们“正性偏向”的基因在危机四伏的进化之路上湮灭了。

但负性偏好也是一把双刃剑，当环境改变，面对当代媒介信息的洪流，这种曾经有着进化优势的负性偏好，却会让我们淹没在它带来的负面情绪之中。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受到影响？

不同的人对媒体报道的耐受性也有所不同，有些人更容易从中受到负面影响。

当人们看到灾难相关的信息，尤其是那些身临其境的破坏性画面时，人们的求生本能将会触发。

感知到的这些信息会刺激杏仁核（负责情绪和部分记忆功能），然后额叶皮层会开始分析和解释看到的画面，来评估它们是否会对个体的安全产生威胁，并决定做出何种反应。

而那些在杏仁核有特定大脑反应的青少年，受到媒介信息的影响最大，最有可能患上PTSD。这类人群还有一个特征，是在看到恐惧的面部表情图片时，前额叶基底部的活动会减少，而这个脑区与抑制情绪唤起有关。

杏仁核反应强烈的儿童身上，媒体上灾难消息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最严重[5]

换而言之，这类青少年在看到灾难画面时，会有更强烈的情绪表达，并且抑制他们情绪唤醒的脑区可能会“失效”，所以他们会更容易因为灾难性画面出现心理困扰[5]。

除此之外，共情能力比较高的个体也很容易受到影响，那些对他人情绪感受比较敏锐，更能与他人感同身受的人，往往也更容易受到创伤压力的伤害。

有研究就表明，对灾难救援人员而言，共情特质与创伤后压力反应和一般心理困扰都存在高相关[6]。

如果想要尽可能避免对这类易感人群的二次伤害，既需要个体采用一定的情绪调节策略，也需要媒体形成一定的规范。

直面灾难，我们能做什么？

对媒体来说，应当保证报道的克制，《中国媒体灾难报道手册》中就写到，应“维护遇难者的尊严”，“不直接曝光遇难者的面部，不渲染死亡现场的惨象，不具体披露遇难者生前不宜公开展示的信息，维护灾难报道的严肃性”[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闫岩就建议，在灾难报道中，应该规避过于血腥的图片，通过指代物显示死亡，如行李箱，衣物，证件等，尽量避免造成遇难者家属的二次创伤[8]。

这既是新闻伦理的要求，其作用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灾难对民众的心理伤害。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首先要明白，灾难报道有其正面的作用，与汶川地震有关的研究显示，虽然观看灾难相关的电视节目会让人们感知到的压力上升，但它同样与帮助灾民的意愿有着正相关[9]。

但如果我们暂时对事件无能为力，我们可能会发现，心中汹涌的情绪将会没有一个出口，悲伤将化为遗憾、无力将化为愤怒、同情将化为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同胞的苦难，我们很有可能会焦虑，甚至开始逃避。

逃避不对吗？并不是，逃避在这种时候是非常有用的，如果让你难受的就是媒体上那些你感觉铺天盖地而来的坏消息，那么你当然可以先“退网”，先避开这些消息的影响。

但我们要知道，我们避开的是坏消息，而不是我们的同理心，不看过于刺激和血腥的消息，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变得麻木与软弱。避让是一种蓄势，是一种对我们身体与心灵的保养和维护，它能让我们把同理心留到它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

在发现有能够搭把手的地方后，例如身边有事件相关人员或其家属，我们就可以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经济或情感上的支持。

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帮到灾难中的人们，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同理心留给身边的人，多关注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被失控的负面情绪裹挟。

希望大家都能避开负性偏向的魔咒，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去改变能改变的，去接受无法改变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在关心他人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对自己的关爱。

参考文献

[1]Pfefferbaum, B., Newman, E., Nelson, S. D., Nitiéma, P., Pfefferbaum, R. L., & Rahman, A. (2014). Disaster media coverage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descriptive findings in the extant research.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16(9), 1-7.

[2]Yeung, N. C., Lau, J. T., Yu, N. X., Zhang, J., Xu, Z., Choi, K. C., ... & Lui, W. W. (2018). Media exposure related to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predicted probable PTSD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Kunming, China: A longitudinal study.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10(2), 253.

[3]Zhao, N., & Zhou, G. (2020). Social media use and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oderator role of disaster stressor and mediator role of negative affect.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12(4), 1019-1038.

[4]张梅, 丁书恒, 刘国芳, 徐亚珍, 傅鑫媛, 张巍, & 辛自强. (2021). 网络突发事件中的负性偏向: 产生与表现. 心理学报, 53(12), 1361.

[5]Dick, A. S., Silva, K., Gonzalez, R., Sutherland, M. T., Laird, A. R., Thompson, W. K., ... & Comer, J. S. (2021). Neural vulnerability and hurricane-related media are associated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in youth. Nature human behaviour, 5(11), 1578-1589.

[6]Nagamine, M., Shigemura, J., Fujiwara, T., Waki, F., Tanichi, M., Saito, T., ... & Shimizu, K.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empathy,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responses among Japanese uniformed disaster worker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sychiatry, 18(1), 1-7.

[7]http://www.cac.gov.cn/2015-01/01/c_1113850381.htm

[8]https://mp.weixin.qq.com/s/ruNd3FCGtsHSq9nj86RRaw

[8]Seo, M., Sun, S., Merolla, A. J., & Zhang, S. (2012). Willingness to help following the Sichuan Earthquake: Modeling the effects of media involvement, stress, trust, and relational resourc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9(1), 3-25.

作者：苏七年

编辑：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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