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向对话深处旅行 ——读马钧《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Posted 202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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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向对话深处旅行 ——读马钧《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祁发慧

真实的时间经验的核心不再是线性时间中精确、飞逝的瞬间，而是存在经验自身有限性的真实决定的时刻，存在每时每刻都从生延续到死，它小心翼翼地前进，随意决定原始历史性的命运。

——海德格尔

马钧是一位能够在知识的完备与内心的温润之间取得平衡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在旁征博引的杂糅中抵达对文本、人世的接受与容纳，从不停留在只针对此文此物的评述和阐释中，他的批评向博学开放，在纵横捭阖之间投射自己内在的心灵形式，而且他的批评总在广博的张力之中获得精准，在向外的突破中获得内在的微妙稳定。这部花费十多年光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便是马钧诗学观念和批评实践的集合，“时间”“雕像”“对话”三个关键词，以高度的命名能力呈露一位批评者与诗人之间召唤式的生命记忆，从对过去生活的穿越中沉思生命和诗歌的本质。

这部批评专著中马钧试图用丰富而不混沌，内在而不阴郁的声音把握昌耀和自己经历的岁月的本质。他收放自如的知识运用能力控制了批评学理向学院派研究的靠近，也用引经据典拒绝了批评情绪向大众的滑坡，厚重的青色书身涌现了研究中的静默与热烈、体认与接纳，这一切关乎昌耀也关乎阅读。阅读的深度经验或深度的阅读经验已成为马钧批评的关键词，他所要描述和构建的是一种细致入微的知音式的阅读体验形成的诗学观念，这个体验与诗歌、诗人保持着田园般的淳朴关系，是现代社会中于瞬息万变中寻找永恒精粹的精神震颤，像极了洛阳铲轻轻敲动之后豁然开朗的欣喜。当然，抵达这一惊颤之前必然要远离当前的生活，将诗歌当作精神抵抗外界刺激或干扰的有效方式，作为诗人的昌耀是这样实践的，作为批评家的马钧也是这样回应的。我们这一代人体验昌耀的个人情境和时代语境已是一种经验的不可能，马钧所做的恰好是弥补或修复这一不可能，用对话的形式制造一种引人感同身受的情境，用个体语言与经验之间关系的逻辑场域呈现给我们一个关于语言和谈话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又涉及一个核心的基本命题——时间。

作为批评家的马钧极具铺展的能力，他把对时间的确认落脚于“迟暮风格”“空间想象”“此刻世界”“语言拼贴”等多个诗学主题，以切近经验的珠链式书写完成对昌耀诗歌历史的勾勒，这种诗学化的概括也让昌耀的诗歌获得了新的秩序。马钧也从不避讳将自己的阅读带入对昌耀诗歌的批评中，但是他对昌耀的阅读是一种自主内化和个体化的经验，是多个碎片构成的有机整体，他涉及的经验不止阅读和历史现实，而是一种关涉生命现实的整体性，是他对昌耀设身处地的理解和体察的凝练。其中包括昌耀本人及其诗歌变化着的形象、期待与事实冲击式的印象、瞬间一瞥的猝然中断等，他都以一种卓越的智性表现出来，尤其是从历史的角度和诗学内里深究昌耀之所以成为昌耀的根源。在此意义上，马钧是以时间为契入点，谈语言与经验、自我与他者、意识与主体性等问题，对于这些对偶概念范畴的诗学实践，他很巧妙地设置了“憨敦敦”和“涧底松”两位一张一弛一俗一雅的对话。

就《时间的雕像》而言，对话性体现出的互文性完善了这本专著的指涉功能，如热奈特所言“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的确定存在”是憨敦敦和涧底松两个人的共现关系，而这种对话性本身则是作为批评者的马钧与作为诗人的昌耀之间保持的陈述关系，而且这个陈述关系是一种多语现象的整合，使得写作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思辨、渊源和影响。在对话性演变为互文性的过程中，由于以诗歌文本作为基础，因此这个过程也并没有丧失客观的现实基础。马钧将他心中（作为读者）的昌耀放在文本中，昌耀成为了一个参照物，由此形成的文本效应并不排斥外部世界，而是以互文性关系的复杂性解释了诗歌和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不失视为马钧的诗学努力之一。

对话意味着编织情节，意味着从偶然性中提取必然的理性，在个别中寻找普遍，在时间的片段获取情理之中的必然，这是诗学组合情节的艺术，时序性为对话提供了可理解的逻辑性。马钧用阅读和品评来消解和修复昌耀诗歌中的断层与空缺，让诗歌中的客观结构拥有具体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对话将品评转变为一种交际功能，建立在诗歌基础上的对话品评形成的张力让文本表现出一种戏剧性效果，而文本内部的戏剧性效果也是一种认知表述，因此，憨敦敦和涧底松互为对象的虚构性联结将此戏剧性的核心悬置。昌耀的诗歌作为此悬置物的落脚点和关联物无疑是马钧视角的迅速交替，各种不同的视角在对话中被不断融合，而且在融合中形成了马钧写作的显著特征。无意于用一个已有的具体概念定义或归纳概括这个特征，但它或许可以这样被描述：对不能共存的事物的规律性超越——使困惑变成情感的共鸣，使喜悦变成诠释，使细读成为一种姿态，把阅读中的观相展示给读者。或许，批评的艺术只能通过施加于批评者身上的影响来获得表达，并形成一种体验。如此，作为批评家的读者，我感受到的是马钧的诗学对昌耀诗歌的超越，其意义在于引发一种效仿的欲望。

当下对昌耀的再描述是必要的，让昌耀的诗歌自身形象更加清晰和立体也是必要的，这并非对诗人或研究者而言，更确切地说，是由于真实性的需要。马钧的研究是对这种真实性的寻觅和还原，他犹豫、摸索、寻找行动的空间、分析的工具和适当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中构成文化的方式，辨认出真正的问题：昌耀的自我创造是什么？如此，必须关注昌耀诗学观念在诗歌实践中的运作方式，以及湘楚文化、青藏文化在其诗歌中的挪移。因此，马钧的批评眼光也必将转向“易逝的”“迅速传播的”“从外部赋予的”“偏离又靠近的”等多种迂回曲折的阐述。

诗学敏感在马钧身上以博闻的个体经验被随时调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尊重诗人内在的自由，将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在细微的诗歌空间中，在这些空间中注满悄无声息的巧妙的解读，经由不同知识的立体阐释营造出一种计策的美学，也是在实践一种“行为的风格”。《时间的雕像》中对话路线与书信札记的交织，很难形成明确的分割，这是一个富于观察与体验且深入的实践，昌耀诗学的历史与马钧诗学观念的共同运作让昌耀成为他自己诗歌的变体，而这个变体在马钧的批评实践中得到阐释的明晰，恰如雕刻者锉刀中展现的自然力量。

《青海日报》（2023年03月03日第12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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