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藤井电工(淄川矿业所北大井透水惨案始末)

Posted 202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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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藤井电工(淄川矿业所北大井透水惨案始末)

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源遭到帝国主义的空前掠夺。从一九零四年起，淄川煤炭先后为德、日帝国主义把持达四十年之久。在掠夺式的开采中，矿工的生命如草芥，先后发生了华坞，北大井等透水惨案。最为惨重的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中日合办鲁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淄川炭矿北大井发生透水，淹死矿工五百三十六名，中外震惊，惨绝人寰。以下就是记述这一惨案的情形：

（一）

淄川矿区的矿界是一九一一年七月德国的山东矿山公司和山东地方官吏签订的《收回山东各路矿权合同》确定的。实际矿界是南自白塔经奎山、天台山至龙口，并延石灰岩露头处山麓北至胶济铁路，西至孝妇河畔的张博支线。面积四百一十八平方公里。

德国山东矿山公司，是一八九八年德国帝国主义借口“巨野教案”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攫取胶济，张博两线筑路权和沿路三十华里以内的采矿权后设立的。一九O四年六月十五日，德国人于张博铁路支线通车的同时，在淄川的大荒地（洪山）先后开凿“淄川竖坑”、“马尔他坑”、“海特尔坑”，并经营了十年之久。

图为北大井遗址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乘机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地位，侵占了淄川煤矿。日本对淄川煤矿的开发非常重视，不断的加强掠夺开采，在接管的第二年采煤量即达七十万吨。当时满铁矿务科长、山铁理事兼矿山长、日军嘱托阪口新圃于一九一七年七月说：“（淄川）煤量蕴藏丰富。··获得这种重要战利财产，应说是天赐之物”。他督促日本当局加紧掠夺：“天赐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死，岂可不快速利用之”。一九二三年，日本财阀与北洋军阀共谋，于八月十二日在天津成立“鲁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淄川、坊子煤矿和金岭铁矿，开始了以中日“合办”为幌子加紧对淄川煤炭资源的掠夺。

淄川煤矿虽是山东当时最大的矿井，有先进的机械设备，但矿工生活却十分困苦，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安全毫无保障。鲁大公司的中日资本家对矿工的生命安全全然不顾。没有任何劳动护品，防止塌顶的支护材料几乎没有；采空区主要靠保留几个煤柱支撑顶板。一九二九年淄川矿每产一吨煤消毫坑木价格仅一点八角；矿工伤亡事故不断发生。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底死亡矿工十一名，每月达四人之多。威胁矿工生命安全最大的是水患，而公司没有任何预防措施，矿工们只能靠自己的经验，舐尝矿水的涩苦味来判断险情。而中日资本家却常常对矿工反映的出水险象予报置若罔闻，强迫冒险作业，所以透水事故从未间断，以至发生了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震惊中外的透水事件：。

北大井，当地人称大荒地，是当时山东大型矿井之一，主要生产和提升设备比较完备，最高日产量达到三千吨，但井下的生产方法仍极端落后，与民营煤矿一样采取残柱式采煤方法，手镐刨煤，人力拉筐，自然通风，工人劳动强度大，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极端恶劣，北大井生产井口有三个：第一竖坑为提升第二水平八行煤层所产之煤；第二竖坑为提升第三水平十行煤，层所产之煤；第三竖坑为风井。

日本人接管后，为了便于对全井所产之煤加工洗选，将第二、三水平所产之煤全部集中第三竖坑提升。第三竖坑位置设在第一竖坑东北450米处，所以又称北大井。因这三个竖坑都属一个生产体系，所以统称为北大井。

北大井透水地点在第二竖坑（十行）井下北大马路七十五个采炭所（即七十五采区）片盘上方（现习惯名称叫十行北大巷，七十五号大巷八十米轮子坡上十层煤二炭顺槽风道）。这里靠近周瓦庄断层，按技术管理的常规应该保留数十公尺的护断层煤柱，以防止顶板陷落和透水等恶性事故的发生。

淄川煤矿的中日资本家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全，将断层附近的煤全部采光，终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农历四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因采透周瓦庄断层（走向近似东西，北升南降，落差约三十米），使奥陶石灰岩和许家庄石灰岩的水顺断层带突出，大量倾注矿井，造成巨患。据《山东矿业报告》第五期记载：七十五号采区出水，水洞初如碗口，迨落盘水倾之后无人得见，但出水之后水势汹涌，越来越猛，距出水地点三千六百米之排水机仅四十分钟即遭淹没失其效用，每分钟涌水初为五千三百立方呎，出水后数小时内则增至一万五千六百立方呎，坑下水势之大实属罕见。出水当日十行及其以下各坑道即全部淹没。

第二天，水势续涨每小时为一公尺四十分，午刻水面已至十行坑底上二十八公尺；第三天，午达十行上五十二公尺；第四天至十行上七十三公尺；晚间达十行上八十公尺之八行巷道上；至第五天午则八行及其以下各坑道即全部淹没。其后仍继续增长不已，至十五天（五月二十七日）水面即达四行坑道，高出十行一百四十公尺。距地面井口不过一百二十公尺。经测量，第二竖坑较沣水泉地面高七十六公尺，似有非达沣水泉地面相平等时不能停止增涨。

北大井透水当天，即五月十三日，从南定矿业所获知：位于北大井东北十五公里沣水庄南的泉水，于下午一时突然开始减水，至下午六时就干涸。淄川矿当即派三名技士去沣水实地调查回报：“龙王庙涌水池东西三十米，北南一百米，平均深零点七公尺，流量每分钟五百立方公尺”，查淄川县志和七十以上的老人都证明从未干涸过，村民反映十五日下午一时流水竭止，调查当时，附近小儿在残存的积水中捕捉小鱼螃蟹。此池之所在虽距淄川矿较远，但从干涸状况和时间可以断定，北大井透水与此有密切关系。以后证明北大井突水源就是奥陶纪石灰岩水。

透水时，北大井已采掘三十余年，八行、十行煤层巷道宽阔，南北不下十二华里，东西在八华里以上，坑道煤巷纵横交错，十行坑内为三条主要大巷，以坑口为中心即北巷长三千五百米，南大巷二千七百余米，西大巷一千六百五十米。在这三条巷道中，上下左右布置了近五十个工作面，当时每日实行工作两班制（白、黑两班）每班十二小时，采掘工人八、九百人。

据当年脱险工人韩顺祥、车西忠、王学忠等谈：“当时只有在透水地点附近工作的工人，由于及时得知透水消息，方能逃出，而大部分地区的工人根本不知道透水消息，懵然遇难淹死在井下。透水时他们在出水地点附近的七十六号下山，当得知消息时情况已万分危急，汹涌的洪水直往这条下山灌注，工人闻讯后，不顾一切纷纷冒水逃生。五十一名工人从这条下山向上奔跑，中途有一位叫田义太的工人因身体有病，被水吞没；童工王学忠（十四岁）几次被激流冲倒，被老工人韩顺祥、车西忠搀扶起来，手拉手地往外逃，当他们逃到大巷时，水已漫了洞圈，只好摸着铁路，从水里逃了出来。

透水遇难死亡人数，当时据文件记载为两个数目；一是职员两名（技士日人篮原增藏，华人袁荣芳），里工十名，外工五百二十四名，共计五百三十六名；二是除五百三十六名工人外，还有中、日技师各一名，共五百三十八名。技师是公司高级职员，里工是常雇工，属矿业所直接管理，这两个数目确信无疑，唯有外工数目不准确。当时有地方当局和鲁大公司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淄川县府的高仁继、荣翥锺，淄川炭矿工会顾永增、李少九，地方绅士王振东、孟俊生，鲁大公司华人周应度、宋壁如和两名日人共同组成。负责确认遇难人数。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北平晨报》刊载了该委员会的审定经过“鲁大公司淄川矿业所，十行坑内，于本月十三日发生水灾，大部分工人淹没水内，惟确实人数，因工作代表及司账书记亦多因同时罹难，甚感不易查考，惟平日情形推算，当有八、九百人之数，业经本会召集十行未被难及黑班各工作代表把头等来会询问，而各代表等亦均不能道其详细，仅记忆所及开列名单，计有六百O六人以作参考。嗣后经本会召集各被难工友家属举行登记者五百四十人，本会对此次登记人数仍恐未尽详实。

复自十八日起，在洪山周围三十里内分组派员实地调查，截至二十一日止为五百三十九人。距本会登记数目所差无几。至列名之六百零六人，及在调查区域以外有无遗漏或其踪迹不明，并闻有旱荒来此托人介绍工作，为时不久，即连同介绍人均遭淹没者亦不在少数，此等被难工友，既无家属又无住所，以至无法调查，实数无法断定”。上文充分说明，这个代表鲁大公司利益的审查委员会对此次惨案死亡的矿工数目供认“无法调查”，遇难矿工的真实数目当远在五百三十八名之上。

透水的噩耗在矿区迅速传开。集居在洪山镇东工厂、南工厂、北工厂和周围村庄的矿工和家属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如遇踏天大祸，惊慌异常。连在北大井上黑班的工人也不安于在家睡觉，纷纷奔往矿井探听真实情况。人们集中在井口附近，环井呼号，哭声震天，直至晚上被矿警和治安人员驱赶回家。

次日早晨，千余名矿工、家属集合起来分两路涌向事务所，痛苦悲嚎，呼父唤子，要看亲人。此时矿方不但无人出面说明情况，劝慰家属，以减少悲痛，反而责令矿警威胁驱赶，不准靠近。愤怒的群众于十五日早晨九点涌至靠近铁路的矿业所南门，冲进了矿业所办事处，打开门扇，闯进庶务课，会计课及电话交换所，砸碎了门窗玻璃、桌椅和电话总机。随后冲进领事馆警备分署住处，义愤填膺，严词抗议。

矿业所现貌

矿业所代所长中村、副所长宋壁如等中日主事人，见此情景极为惊慌，竟令矿警将二名带头难属抓起来，企图用武力来对待难属的正义斗争。污蔑难属是“暴力行动，危及日侨生命”，并禀报济南总领事雨田请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矩派军队弹压。日本驻博山领事馆主任藤井启二也赶到矿上，在警备分署约见淄川县长张蕴藻、公安局长王国钧，诬遇难矿工家属的行为是“暴民暴举”并提出“抗议”。当天傍晚，韩复矩令淄川城内驻屯军第二十二师所属的一连六十余人在旅长宁纯孝的带领下进矿，第二天（十六日）驻博山机枪队一连九十余名也抵矿，由济南和博山特派的领事馆警察署员也先后到矿。这些荷枪实弹的国民党、日本的军警，在矿区昼夜巡逻站岗，遇难矿工家属被拒于矿井大门之外，连进矿探听亲人消息的权利也被剥夺。

北大井遇难矿工惨状

广大矿工家属扶老携幼连日集合在矿业所北的杜坡山上钟鼓楼处，用力击钟啼哭祈告，借以寄托哀思，也以此向镇压者示威。透水惨案发生以来，矿方千方百计在抚恤金问题上耍阴谋。他们勾结反动政府，以压低支付给死难家属的抚恤金额。有关遗族抚恤问题，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工厂法有详细规定：即除五十元丧葬费外，应给遗族抚恤三百元及两年之平均工资，工资以该工人最后三个月之平均工资为标准。

当年遇难家属在此敲击钟楼

而鲁大公司前例遇难工人只发五十元丧菲费和二百五十元元恤金了事。主要是鲁大公司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自行其事，这次丧葬费，公司仍坚持被前例支付，公司专务董事市吉（日人），张叔衡（华人）和矿业所长伊东等密谋策划，五月二十五日乘雨田畊一、藤井启二来矿之机，以日本驻华使节的身份，顿促与国民政府实业部矿政司科长梁津、山东省建设厅技正张会若、第二矿务局长黄永泰、旅长宁纯孝、淄川县长张蕴藻等人在俱乐部开会，成立善后委员会，处理受难工人遗族抚恤费发给事项，该委员会共十二人计：领事馆二名，公司方面四名，淄川县政府两名，地方人士二名，“工会”二名。这个委员会从组织形式上看似乎是由各方面组成，但实际为日本博山领事馆主任藤井启二等人所把持。因之，前后虽举行过十数次会议，最终仍按矿方所定恤金三百O二元发。

遇难矿工部分遗骸

死难家属代表提出质问和条件：1、工厂法是国民政府颁发的法律性文件，鲁大公司有什么理由不执行？2、亲人遇难坑下见不到活人，也要看到尸体，这一要求不答复决不罢休；3、抚恤金必须按《工厂法》规定发给，即在鲁大公司前例金额外加四至五百元。集合在矿业所南门的四、五百名难属悲痛欲绝，痛哭不止，呼喊着要与所长伊东、副所长宋壁如讲理。那个所谓的善后委员会根本不顾遇难家属的正当要求，甚至连工厂法都不敢提，局面相持不下，矿方向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雨田求助。要求敦促省府主席韩复矩，对难属施加压力，雨田以日本政府名义要求韩亲自出面解决僵局。

六月十日，韩复矩和雨田在一群卫队的保护下，乘专列由济南赶来淄川炭矿，与矿方商定了对付难属的计划，由韩出面召集死难者家属大会，会址在风井小学校园内，会议开始首先由韩复矩训话，然后由雨田、淄川县长、工会理事作补充。韩复矩的讲话通篇是信口雌黄，处处为矿方辨护。他说：“这次水灾，可完全认为天意·-···在广阔的世界上类似这样的事件很多，象大海大洋的船舶遭难一样·....·每天都似乎不是发生一次·····工厂法发布以来经过数年一直没有实施过一次，各矿山都按照各自任意规定乃至先例为标准进行抚恤”。

他宣布每名死难矿工发给抚恤金三百三十元。难属们嚎啕大哭以示抗议。韩恼羞成怒，命令一百多名警备人员威胁镇压，把一个姓党的难属绑了起来，他威胁矿工家属说：“透水是天灾，工人死了活该，谁请你来下井，你不来还淹死了”！又说：“我的队伍从南方来时，过一条大河没有桥，就叫当兵的跳在河里垫起来当桥，一次死了千余人，你们才死了五、六百人，这有什么了不起，还大惊小怪地哭什么？”死难矿工家属合理争取抚恤费的斗争在韩复矩的武力镇压下被迫告终。

遇难矿工遗留的工牌

善后委员会按韩复矩宣布的三百三十元支付，六月十三日开始发放，至十七日基本发放完毕，十三日发放在矿区周围村庄的难属，十四日发平等乡（南工厂）、自由乡（东工厂和北工厂）的淄川籍工人。韩复矩的作为博得了日人雨田畔一的高度赞赏，他说：“公司规定的抚恤金三百零二元、供养费二十八元。随后由韩主席出面，召集遇难者家属五、六百人在小学校园里，宣告附件乙的内容，随即引起了全场不满，人群骚动，但由于武力的镇压，才好不容易的按照上述规定的金额解决了这一事件”。（昭和十六年六月驻济总领事雨田明一致外务大臣广田宏毅（《关于淄川煤矿水灾事件函》）。

与上述情况相反，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对透水惨案表示了深切关注，对遇难矿工家属的不幸表示了极大同情和支持。上海、天津、济南等各大报刊都对这一惨案作了大量报导，谴责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揭露了事件真象，同情难属的正义要求。济南、青岛等地的各界人民纷纷捐款捐物，申慰死难者家属。

当年各大媒体对北大井惨案的报道

北大井透水惨案，不仅夺去了五百三十六名矿工的生命，而且给数千死难者家属带来深重的灾难，矿区十里以内的村庄几乎都有死难者。距矿三十华里的南焦宋村这次遇难六十人，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剧。南工厂郝大娘一家的遭遇最惨，她是外地人，丈夫病死后，被迫带着四个儿子流落到大荒地下了煤窑。当南工厂大街小巷惨呼“过空啦”，四个儿子都在北大井下干活的郝大娘闻声跑到街头，儿子们遇难消息证实后，她当即悲痛欲绝晕倒在地。从此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昼夜痛哭不止，以致精神失常，终于含恨而死。

北大井透水惨案震惊中外，遇难人数之多，灾害之惨，为世界各煤矿中所罕见，造成这一惨案的主要原因有四：

一，掠夺性开采，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煤炭是发展军事工业的重要战略物资，“是战争的潜力”，鲁大公司忠实地执行日本政府的指示，不遗余力疯狂掠夺。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中仅从淄川煤矿掠夺煤炭六百五十三方七千七百五十八吨，占全省当时产煤总数的20.20%.掠夺式开采，实行“以人换煤”的恶毒政策，井下工程草率，到处乱采乱掘，工人生命安全毫无保障。

二、对预兆缺乏措施。此次透水早有预兆，而且时间较早，不止一次。七十五号采区副代表娄兆魁说：该采区两风道横平巷，上山安置绞车之上盘，曾于五、六（个）月前出水，洞大如卵，倾注如流，以木塞之始止，只以不妨工作而故置之。

据工人谈：出事前数日在十行北大巷七十五号采区开拓一条轮子坡（上山），掘进到八十米处遇大断层，用手锤打眼探水一米就打入断层带，被水将钎子顶出来了，水向外喷射四、五米远，告诉公司后，公司只派人用木棒塞住就算了事，既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也没有停止这一采区的开采。此处险情预兆，矿工和包工头曾多次向并下事务所报告，并记载于记事牌上，而日方坑务主任却说：“水小小的，炭大大的拿”。并强令从迎头向南开拓的顺槽继续进行，将顺槽第二风道的煤柱全部采空，形成九百平方米的一块大面积采空区，到五月十一日这一采区终因空面过大，顶板下沉，水从顶板缝隙向下喷射，像水帘洞一样，矿方仍置之不理，事隔两天，大透水事故发生。由此可知矿方宣传的所谓灾出意外，实非人力所能挽救”纯属欺世慌言。

《大公报》记者王柄铎于五月二十八日揭露：“此次七十五号发生险象，已远在十余日之前，且在记事牌上已大书特书。乃独不事预防，以致肇此大祸。庶务主任中村为代理所长，事无巨细，悉取决于彼，事变前十余日，坑内报告七十五号天板滤水而中村接报毫不置意，而素日对大小材料减而又减，缩而又缩，卒之全部工程毁于一旦”。

图为淄川炭矿井下办公室情景

三、通道失修堵塞。这一惨案所以造成五百三十六名矿工遇难，另一个原因就是通风安全通道堵塞，断绝能够逃生之路。七十五采区和七十四采区的一段巷道，原是来往的通道，由于数年失修，顶板塌落，出了三个大落棚而堵塞了。使在西大巷、南大巷采区干活的工人得不到透水的消息，三百多人无一逃生。一九七五年恢复北大井过程中，清理出了四十年前透水现场：有的尸体浸泡在大巷水泊中，这是被洪水直接淹死的；有的爬到通往八行的通风巷道里，因为巷道被堵没有逃出，最惨的是七十七号地区，这一处就有二百多具尸骨。这里高出十行大巷九十多米，是一条通往七行的反上山，死者是被日渐上涨的水势逼到这里，最后因空气断绝，被活活憋死，死后为洪水淹没。从遗骨现场看，死状之惨，触目惊心。

五月二十八《大公报》揭露：“矿工当时实有多逃生之机会，卒因该公司办理不善，以致无一幸免。尤有两点为该公司不可恕之罪。十层有通八层之风道三处，即北迎头、南迎头、西迎头是也。此种风道虽为通风之用，而一旦发生危险，不必由井口上井，即可从此逃出。任何完善之坑道，此种预防，不能残缺。不料该公司近将此三处风道荒废弃置，因之堵塞不通以致发生危险无法逃避，实以鲁大当局仅知出炭，绝未计及如何重视工人生命设法防险也”。

部分遇难矿工遗骸惨状

四、矿方只顾抢机器，不顾遇难工人，透水惨案发生后，中日资本家不是积极采取措施，抢救遇难矿工，而是将罐笼提出井口，强迫机电工拆除和抢走八行煤层的绞车、电机等设备。在他们眼里，工人死了可以另雇，丢了机器影响掠夺；死名工人不过支付二、三百元抚恤费，而买一台机器要上千上万元。因此对广大矿工要求突击修通八行安全通道熟视无睹，以后在工人和难属的强烈斗争和要求下，才不得不已派了几名工人去八行风道。最终，一处因拖延时间太久，没有扒通，另一处则纯属应付。让我们听听目睹事实的工人的控诉吧：

解放后修建矿工墓外景

透水惨案遇难矿工名单

蒲家庄矿工蒲文东说：十行南大巷有条上山，原来与八行二十九号巷道相通，因年久失修。其中一段被落石堵塞，当他下井去扒时，曾听到里面遇难矿工的扒石声，相差六十米就能扒通十行南大巷，终因行动太晚了，水势上涨淹没了这个地方。北沈庄矿工王迎昭说：十行西大巷五十六号采区与八行西大巷十一号下山小井相通，在工友和难属的强烈要求下，矿方被迫派人在十一号处安设滑子，用麻绳把他们五、六人松下去扒。他说：俺们下去刚扒了五、六个小时，把头就不叫扒了，还叫俺上井如何说谎，欺骗大家。实际上这时鬼子们只忙于从井下抢撤机器，根本无心救人”。北大井惨案是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一个血淋淋的见证。

【本文选自蒲翁乡邑特此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