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装爱华收录机(从基建工程兵到集团公司高管，只有奋斗才能为我们加冕)

Posted 202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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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原装爱华收录机(从基建工程兵到集团公司高管，只有奋斗才能为我们加冕)

熬过了最艰难的1983年与1984年，由基建工程兵改编的深圳市属7个公司在深圳渐渐地站稳了脚跟。情况也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飞速地到了1985年。工资从70元+15元的特区补贴，增加到了110元+15元特区补贴。月工资首次上了百位数。这一工资比当时内地的县委书记还要高出20元左右。此时我也到了22岁，老家介绍了一位教育局局长的千金给我认识，让我们书信交往。写了第一封信，当她知道我的公司是做建筑行业的，第二封信就要求我调回浙江老家工作，否则不会与我进一步交往。我断然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那时尽管深圳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不如浙江老家，但是特区如火如荼的建设高潮，一日千里的成长速度，让我深深地恋上了这片焕发生机、充满活力、热情四溢的边陲小镇。

但是，她的话也给我提了个醒：建筑行业野外作业，日洒雨淋，辛苦不说，的确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尽管我从事的是办公室行政工作，与风险不搭界，但这个行业的确不被姑娘们看好是个不争的事实。

其实，在1984年开始，由于深圳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许多政府部门，公、检、法及银行、海关、商检等事业单位与一些大的公司，如外贸公司、物资公司、建材公司、医药公司蛇口工业区等等都在招兵买马，他们希望要的就是这两万基建工程兵，而我们1981年入伍的这批兵又是各单位争抢的对象。原因是，1、由于我们这批兵大部分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的高中，是由于没考上大学才来参军的，文化素质较高；2、都是1962-1964年出生的，十分年轻；3、浙江人骨子里精明能干、吃苦耐劳的非凡气质。

我一直在办公室工作，每个人外调的商调函都经过我的手，看到昔日的战友一个个去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重新穿上了制服、戴上了大盖帽，内心羡慕极了。由于平时接触的人比较多，他们也挺喜欢我，当时的市规划局吴敏英局长，市公安局王九明局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罗显荣以及市委常委、蛇口工业区总经理乔胜利都要调我去他们那里工作。可是我的团长李金忠（后来的总经理）就是不放我走。他说：“你从17岁就跟着我，是我的拐杖，我丢不下你。你也不能不管我。”我是个讲义气的人，不想让老爷子伤心。

直到了1985年的3月，我从市领导那里得知，市里要将李团长调去市里工作，提升为副厅级干部。4月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波也来公司了解情况。这使得我下定决心要离开原来的公司。此时，正好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来公司调人，说是分配到京华电子公司。对于京华公司，我并不陌生，1983年6月份首次回家探亲，就从这里买了一部8688双卡收录机回家。爱华、京华、华强、中航技是上埗工业区最有名气的企业。

在我的一再请求之下，李团长同意我调动。但是他对我说：“小罗，我将你当儿子了，之前浪费了你许多机会，我希望你去政府机关，不要去企业。政府是铁饭碗永远碎不了。而企业不一样，随时都有倒闭关门的危险。”可我的想法是：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些有识之士都主动放弃了优越的政府机关。“下海经商”已经悄然在市机关进行。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让我拒绝了老领导的好意。老领导看我这么倔，也就让步了。但是他还是放心不下，亲自用他的丰田吉普车带我来到京华公司见了常钟山总经理。老领导对常总说：“小罗跟了我四年，是个好兵，现在我将他交给你，你要继续好好地帮助教育他，用好他。”

就这样，在1985年的4月份，我就调到了京华公司上班。被分配在公司办公室从事人事工作。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个旅程。

与我同时分配到京华公司的共有11人，都是工程兵部队的。304团的有3人，其它团的有8人。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王鸣是南京熊猫电子公司劳资处的老干部，工作十分严谨。为了考察我们11人的吃苦精神，他将我们11人组织起来，每人一把铁锁锹，一把锄头，负责挖京华大院四周的排水沟。大家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知公司葫芦内卖的什么药。“到电子厂工作怎么还让我们干老本行呀？”，“难道我们刚逃出了虎口又闯进了狼窝？”。大家情绪十分低落。

来之前，大家都满希望，充满好奇。想像着电视上播放的镜头：阔畅明亮的厂房里、中央空调下，工人们身穿白大褂整齐地坐在流水线上，或手握风批、或电焊，或眼盯着仪表仪器测试产品。却想不到刚来就被来了个下马威。我鼓励大家不要泄气：“咱们是军人出身，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军人的天职。尽管现在转业了，但部队的优良传统咱不能丢。”我自到部队后一直在机关工作，从来没有参加过劳动。一天下来双手起了十几个水泡。第二天再握铁锹双手钻心的疼。我就买了一双手套，继续干。大家看我一个从机关来的小个子都这么放得下架子，没有发牢骚，于是个个都放下了思想情绪。一周之后500多米的排水沟挖好了。管生活后勤的副总经理齐远亮连夸“了不起！了不起！”

一周之后，我正式到办公室上班。在王鸣主任的吩咐下：我首先整理人事档案、建立员工花名册、再造员工登记表、建立人事小卡片。那时公司人不多，总共才270多人。127名是南京无线电厂、青松电视机厂、红旗无线电厂来的，12名是深圳中电工贸公司的，11名部队转业的。其余的都是当地招的临时工。不到一个月，我基本上能将270多人的基本情况熟记在心中。当时，京华刚经历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的冲击，生产停顿了近三年，没有新的产品，靠帮兰海公司、东联公司加工收录机与电子钟。工人的工资也不高。我第一个月才拿了155元的工资，15元的奖金。

1985年8月5日，原南京无线电厂副厂长陈松源从南京来深圳接任京华电子公司总经理。陈松源在南京无线电厂担任过副厂长，分管过生产、经营、供应是一位精通工厂管理的能手。他又是一位六亲不认，很有个性的领导者。他到京华公司后一个人深入车间、食堂、宿舍、找干部员工了解情况。那时由于生产任务不饱满，公司管理十分松散，早上8：30上班，9点还有人在宿舍睡觉，有的甚至在宿舍打牌。陈松源马上让我们办公室买来打卡机，他自己则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站在公司大门口迎接大家。说是迎接，其实是在监督大家。一些干部员工见新来的总经理来者不善，也乖乖地准点上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劳动纪律是整顿好了，可是产品才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为了开发自己的产品，陈松源利用香港的关系与TWD集团合作，开发了JW-898B双卡收录机。该产品在1985年10份投入市场就引起了轰动。产品供不应求。紧接着又开发出了JW-600、700、800型系列产品。市场上的“京华热”一波未平一浪又起。产品适销对路，生产应接不暇。我就负责“招兵买马”，那时招工不象现在在街上摆个地摊就行了，而是要先打报告给市劳动局，由市劳动局计划调配处下计划指定你去哪个城市招、招多少人，还有男女比例。否则就是违法。

1985年11月，拿到了市劳动局的招工批文，招工地点是梅州市的丰顺县，招工人数是170人。大概是11月21日的早上6点钟，我从深圳火车站西面的侨社坐长途汽车到430公里之外的丰顺县。坐在四面透风的汽车上，冻得直发抖。一路颠簸，中途又在海丰县的一个小镇停靠吃饭。吃完后继续赶路，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才风尘仆仆地赶到丰顺县政府所在地--汤坑镇。县劳动局局长带领一帮人开了两部老北京吉普车，早早地在汽车站迎候了。

他们送我到了该县最豪华的招待所--丰顺县粮食局招待所入住。洗完脸之后，局长说：“我们县委书记、县长在县政府食堂等你，要亲自为你接风洗尘。”我很过意不去，不就招个工吗？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有劳县太爷出面。尊敬不如从命，走了大约10分钟就到了县政府食堂。县委书记、县长已在大门口迎接了。他们一看我是个二十刚出头的“毛小伙”，惊叹不己：“都说特区的干部年轻，想不到这么年轻。特区就是特区呀，让我们开了眼界。”弄得我满脸通红。那时我才22岁，职务是办公室主任助理，根本算不上什么干部。但是，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深圳，是个神奇的代名词，是个神秘的地方。人们对这里的一切都显得特别的好奇，对这里的一切都想了解。

第二天上午，我就将深圳带去的20多张《招工广告》张贴在大街小巷上，县广播站也做了宣传。当天下午就有人到设在县城汤坑中学的招工报名处来报名了。广告贴出的第二天上午7点钟，汤坑中学的操场上已经是人声鼎沸，人们象过年一样，有来报名的，有陪同来的，还有来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县劳动的同志火急火燎地跑到我住的招待所通报了这一情况。我来不及吃早餐就赶往了招工报名处。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心中有惊有喜。只带了三百份新招员工登记表与试卷，看到源源不断涌入的人流，估计一天就会有上千人报名。

我一边请劳动局的同志去刻印员工登记表、试卷，一面叫人去县广播站紧急通知：招工报名已经结束，不再接受报名，劝外地的人员不要再来县城。安排了上述两项工作后，我与劳动局、教育局、汤坑中学的老师一起，开始了紧张的报名。一直忙到下午4点多钟，经过严格筛选只登记了500多名。第二天上午8点钟考试，第四天到县人民医院体检，第六天张榜公布录取名单。经过一周紧锣密鼓的工作，最终招收了185名新员工，比招工计划多了15名。

突然间增加180多人，公司的宿舍成了大问题。无奈之下，把食堂的2楼用木板隔成一大间一大间的房子，每间房子要住20名-30名员工。一层楼要住180名人，而卫生间只有一个。自来水笼头也不够用。没办法，只好与后勤部、动力部的人协商，将男厕所改造成女厕所。另外，将原来的一个食堂仓库改成冲凉房。在走廊上加装了30个水笼头。就这样勉强能够应付一下。

1985年12月1日晚上8点左右，185名来自丰顺县的新员工分座5部大巴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公司大院。当工作人员领着姑娘们走进笼子一样的宿舍时，有的姑娘当场就哭了。有的表示要跟大巴回去。我与工会的李松梅主席（他是丰顺人）还有陪同而来的当地劳动局的干部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好说歹说总算稳定了她们的情绪。

那段时间，我是天天去她们的宿舍了解情况，倾听她们的意见，帮她们解决实际困难。我与团委书记潘文娟，工会干部夏远东商量，在食堂三楼搞了个舞厅，每天晚上组织她们跳交谊舞、迪士高，分散她们念家的注意力。还请南京来的老师傅举办电子技术培训班，让她们学习电子专业知识，提高实际操作水平。这批女孩子都是高中生，吸收能力很强。没有一个月她们就适应了公司的生活工作环境。

时间很快就到了春节放假，姑娘们又告诉我她们想要回去过春节。可是那时的深圳交通十分不便，到了春节，大家都要回老家，深圳也就成了一座空城。我十分理解她们的心情。为此，我特地向陈总作了汇报，并提出为了确保她们的安全，而且确保她们春节后还能继续来公司上班，我建议由公司出钱租大巴，春节前把她们送回去，春节后再接她们回来。用真情感动她们及她们的家人。陈总同意了我的建议。姑娘们得知这一喜讯后奔走相告，脸上乐得像一朵花。

时间很快的到了1986年。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不断传来了好消息：春节市场十分红火。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大楼、人民商场出现了排队抢购“京华”牌收录音机的场面。成都、重庆、杭州、石家庄、沈阳等地要货的电报如雪片一样飞到京华公司。

面对如此好的销售市场，陈松源总经理一面借助与香港TWD集团的技术开发优势，一边招兵买马组织自己的技术开发人员，自主开发产品。经过技术开发人员的努力，新产品层出不穷。市场十分火爆。工人天天加班加点。我们机关的管理人员也没有闲着，常常在晚上七、八点钟被叫去车间帮忙打包。那时海关对进出深圳的材料检查十分严格，香港来的材料常常是晚上十点多钟才从海关过来。我们也常常从被窝里被叫起来卸货。大家也都心甘情愿，没有一句怨言。最难过的是：为了将货发往内地销售，那个时候要车皮十分地紧张。好不容易要到一个指标，要在短时间内装车、发车。记得在七、八月份，钻进闷热的闷罐车厢装货。里面的温度可能有五十多度，进出两分钟衣服就湿透了。我却经常与同事们也钻进去就是半个多小时，等出来时人都要虚脱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总想多找些事情做，总想给自己压力。1986年10月份，公司要招100多名新员工，结果报名来了700多人。公司没有那么大的考场，我就去中电公司、爱华公司借考场。加上京华食堂一、三楼，共四个考场，我要来回地穿梭其中，结果累倒在公司的院子里。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趟在医务室里输液。输完液继续没做完的工作。

每招一次工人都要面对大量繁琐的工作量。先是到劳动局要招工指标，然后是找人写招工广告去外面张贴，那时整个公司就一部汽车，整个深圳市就三条公共汽车线路，坐车十分不便。都是自己骑个自行车到处张帖广告。东边是骑到深圳水库去贴广告，西边是骑车到沙河（现康佳集团）去贴。一天骑下来累得够呛。完了是每天接受几百人的报名，发准考证。再是考试然后公布成绩再体检，最后才张榜公布录取名单。完了还要将录取人员报市劳动局就业科登记备案。

1986年开始，深圳兴起了一股学习的风气，大家都感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不管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工者，下了班都来不及吃晚饭，就匆匆忙忙地骑上自行车奔向各个学校补习。我也赶了这个潮流，于1986年9月份，到滨河中学补习了一年的高中课程，1987年7月顺利地考入了深圳市人事局与深圳大学联办的人事管理大专班。每周三个晚上，一个半白天，从公司赶到位于南山的深圳大学上课。坚持了三个学期，由于公司不给脱产学习，所以只要工作忙就会拉课。加上几次考试我都去外地招工。学了三个学期后不得不中断了深圳大学的学习。留下了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