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费(逃离传销组织的人:女子被骗钱没脸回家,担心被“追杀”四处流浪,有人幻想一夜暴富再次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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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费(逃离传销组织的人:女子被骗钱没脸回家,担心被“追杀”四处流浪,有人幻想一夜暴富再次被骗)

文丨林樾

编辑丨雪梨王

从传销组织逃出来后,刘霖意识到,自己回不了家了。

辗转过陕西渭南、榆林,浙江杭州、宁波,广西南宁、玉林等几个城市后,她在江苏某市一处旧居民楼里躲了起来。这里距她的山东老家476公里。

房子是租来的,每月350元钱。房间不大,只有30来平米,摆着一张单人床,外加一个简易衣柜和一张木桌子。窗户很小,整个房间经常黑黢黢的。刘霖29岁了,她几乎没有社交,绝大多数时间会躺在床上刷手机,对着各种视频哈哈大笑或痛哭流涕。

刘霖说自己是“传销难民”,就是“被骗了钱没脸回家的人”。她投到传销产品里的近20万元,都是从父母手中“骗”来的,那是老两口将近3年的工资。她无法原谅自己,但也没有能力把这笔钱还给父母,于是索性找个地方躲起来,靠着偶尔在超市打短工维持生计。

她兜兜转转过几个城市,但每个地方都待不长久——她总觉得“组织”里的人会找到自己,只好打游击一样不断更换城市。找到那座城市里最便宜的房子,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就戴上口罩、帽子和假发出门。她不想认识新的朋友也很少和家人联系。只有在没钱交房租的时候,她才会想起他们。母亲劝她回家,她总说再等等。

广西南宁的一个公园内悬挂的警示传销标语。摄影:林樾


在外“流浪”的日子久了,刘霖发现,身边有不少和她一样的“传销难民”,有人在异乡打工,有人四处流浪,也有人再次陷入传销骗局。但相同的是,几乎每个人都想用罩子把自己遮起来,最好和谁都不联系,任谁都找不到。

在江苏这大半年,她和一只名叫强强的土狗为伴。狗是刘霖捡来的,她觉得,自己跟它一样,“孤苦无依,不配活在阳光里”。

逃离“组织”的人

那个把刘霖带进“组织”的男孩,是她在网上认识的。

初中毕业后,刘霖就离开了校园。彼时在她的家乡——山东省西北部的那座小城,大部分同龄人都还在读书。刘霖发现自己在社会上很难交到朋友,尤其是男朋友。她把这归因为自己太胖,外加性格有些孤僻。

2019年时,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在北京某电子厂打工的男孩。对方追了她几天。没过多久,两人约好在北京见面。刘霖谎称出去打工,找父母要了些钱,独自乘大巴车到了北京。她在约定的地点——八王坟长途汽车站等了大约两个小时,男孩终于出现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中年男人。

男孩说,这是自己的“姐夫”,刘霖没有怀疑,和他们坐上公交车。一路上,男孩没说几句话,态度跟网上判若两人,刘霖以为是他“太紧张了”。旁边的“姐夫”说了句:“我们现在去厂里的宿舍。”

刘霖记不清转了几次车,终点是位于燕郊的农村。男孩和“姐夫”将她带进一个四合院,院里密密麻麻晒着数不清的衣物,所有房间的红砖都裸露在外。男孩将刘霖带到一间屋里,地上满是榻榻米地垫,一床床被子紧紧贴放在墙根处,20多平米的房间里挤着十几个人。

刘霖当时被骗进的传销窝点。受访者供图


这时一个被称作“主任”的人出现了。他先是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操着东北口音讲了几句欢迎词,满屋子的年轻人噼里啪啦地鼓掌欢迎刘霖。刘霖以为是厂领导来了,她想找那个男孩确认下的时候,发现男孩躲在角落里,一直没有抬头。

刘霖一脸蒙,她被迫唱了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唱完后,刘霖注意到,那个把自己约过来的男孩被带走了。她也想跟着走,可门却上了锁。主任说:“走啥呀,他喜欢你,才让你在这里挣大钱。”

刘霖这才意识到,这里可能不是厂宿舍,甚至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她过得很滋润,同屋人不仅给她铺被子,还给她洗脚和按摩。不到一周,她突然被拉到一个房间听主任讲课。课程也简单,就是让大家先买一套2900元的化妆品,然后再发展下线购买。按照主任的说法,“只要发展下级,每年能挣几百万。”这时刘霖意识到,自己被卷入了传销组织。可她出不了门了。偶尔出去,身后也会有人一直跟着。

她找到主任说想走,对方一开始还心平气和地劝她,几次过后就没了耐心,甚至让刘霖同屋的人打她。刘霖记得自己被扇过脸、被用脚踹、被用杯子砸过头,手机也被没收了。那个将她带来的男孩,再也没出现。

对传销组织有了些了解后,她得知,自己入的是“北派传销”——这个派系经常限制人身自由并殴打他人;“南派传销”则更多是深度洗脑,很少控制人身自由。

失去逃跑可能后,刘霖转而想着靠投资争取出逃机会。她找主任要来手机,在对方的注视下,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她骗母亲说手机出毛病了,得换新手机,母亲二话没说转来3000元。她将其中的2900元交给主任。而这点儿钱对主任来说太少了,根本无法获得信任。那之后,刘霖又以开网店为名,陆续找父母要钱。

她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在一家效益一般的工厂上班,工资加在一起不过6000多元。9个月时间里,他们给女儿转去20多万元,其中17万投到了所谓的产品里。

靠着投钱,刘霖在组织里颇有了些地位,主任对她的管束也慢慢放松起来——她至少可以在院子里随意转悠了。2021年7月的一个上午,看到大门没上锁,她逃了出去。

当时,刘霖手上还有两万多块钱。她直接拦了辆出租车到了首都机场。之所以不回家,是以为觉得没脸回去。从那一刻起,刘霖就知道自己没家了。

她想到在陕西有个网友,就马上和对方联系飞到了西安。在西安待了一周,网友不想收留她了,刘霖只好离开。她在西安的城中村租了间房子。其间,主任打来电话,威胁说有她的身份证号,“你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整死你,敢报警就整死你家人。”

刘霖怕了,她对父母谎称换了城市做生意。不到两个月,她手头的钱花完了,又担心被“追杀”,只敢去超市或做仓管打零工。每次辞工,她都换一个城市,找个便宜房子租下,再找一家超市打几天短工。“不算房租和电费,我每天花费只要十几元,吃的多是馒头和面条。”刘霖说,即便生活成本降到最低,有时她还得靠父母接济。

但她不会告诉父母自己的具体位置,也几乎没有社交。父母多次劝她回老家嫁人,她找借口说没挣下大钱,还不能回去。

刘霖至今保留着当初在传销窝点偷拍的照片。受访人供图


最近她在网上又认识了一个男孩,两人从网友变成了恋人。特别无聊的时候,她会到400多公里外的那个城市找男友,待上几天,再回到自己租房的城市。

男孩不忍心看她一直东躲西藏瞒着家人,就把有关传销的事情告诉了刘霖父母。父母震惊之余表示接受,但刘霖还是不愿意回家,她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眼看在江苏待了大半年,连份工作都没找到。时间一久,她索性连门都不想出了。

“难民营”

常诚想回老家。可远在老家的亲戚听说他参与传销并骗了家人后,再也不想和他联系。侄子甚至放话出来,“你哪天死了,我也不会管你的。”

从那天起,常诚知道,只有还了钱才有可能回家。

他是安徽人。早年有过一段婚姻,但因为和妻子总要不上孩子,几年后便离婚了。前妻一走,常诚独自住在农村老宅子里。和两个哥哥很少来往,侄子偶有闲暇会去看他一下。

他想再找个女人,可没人愿意和一个潦倒的农村老汉在一起。学会用智能手机后,他迷上了社交软件。社交软件上,一个中年女人说想和他生活在一起。常诚像是看到了光,他带上全部存款5000多元,在2020年夏天,去了河南一个地级市。接着,他被那个女人带进了一个挤满了中老年男人的单元。简单的欢迎过后,老大讲起了课。

几乎同样的套路,老大让他们推销一张3000元的学习卡,自称上面涵盖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精品网课。模式也简单——自己先购买,再去发展下线。

在传销窝点上课的老师。受访者供图

听完课,常诚马上意识到这是传销,但他舍不得离开那个带她加入“组织”的女人。于是,他以生病为由,从哥哥和侄子那里,陆续骗了5万多元。用这些钱,买了十几张学习卡。事后回想起来,常诚说这个窝点属于“南派传销”,并没太控制自由。他在里面待了一年,一个下线也没拉进来,而不久,那个女人也消失了。

从传销组织出来后,眼看家人不欢迎他,56岁的常诚试图在异乡打工。但这太难了,他一没技术二没年龄优势。后来,他听说宁夏贺兰县有个传销难民收留点,就按照网友提供的地址找了过去。

所谓的收留点,是一家快递的分拣大棚,位于贺兰县一个高速出口附近。

在很多传销人员眼中,贺兰县犹如圣地——这里的传销头目,打着西部大开发旗号,以自愿连锁经营为名,要求参加者“每一单投资33500元,回报300万至500万”。很多上了当、欠了钱的人从窝点逃离后不敢回家,便留在当地成为难民。在贺兰,总有源源不断的新人被骗来,这些出逃的“难民”没了价值,传销头目也懒得再找他们。

被骗去参与传销的人。受访者供图


常诚在贺兰找工作。招工的人上来就问,“你搞了什么传销”。他觉得难以启齿,一时语塞。对方笑笑,“没啥丢人的,在这工作的几乎都是传销难民,这就是个难民营。”

常诚于是留了下来。一天干12个小时,能挣80元,日结。

一起分拣快递的人中,被骗几万、几十万的大有人在,被骗上百万的人也能找出好几位。“有人把房子、车子全押上了。”常诚说,很多人都不想回家,至少在没挣到钱之前。

但想靠分拣快递东山再起,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因此很多人在分拣了一段时间快递后,又去找别的工作了。其中一个“难友”去了房产中介,目标客户以传销人员为主——贺兰县最高峰时,曾同时存在着2万多名传销人员,这些人都需要住处。

作为传销受害者,他当然知道通过他租房的人,多是传销头目,但他仍然热衷于为他们找房子。看着街上那些扛着大包小包的外地人,他知道这些人最后会和他一样,沦为传销难民。也有“难友”从分拣快递的大棚出来后,跑起了黑车。他的目标客户也是传销人员。他开的那台车,不仅要去接外地被骗来的人,还要经常拉着新人考察贺兰县城。

所谓的考察,就是传销头目对着县里的公共设施,为新人进行“解读”。

比如,贺兰国际饭店有60个窗户,传销人员就会暗示说,这个行业要60张身份证(下线)就可以年入千万;在贺兰县欣兰广场,传销人员看到几级台阶,就说这是政府暗示要晋级;他们甚至对着分开的几支树杈,说是寓意着拉几个人过来。

开黑车的“难友”当然知道是假的。但他不会揭穿,有时甚至还会配合传销人员的说辞。

常诚本来也想找点儿来钱快的活儿,但他什么也不会做。分拣了一段时间快递后,有“难友”想拉他继续做传销。但他怕了,不想再蹚这趟浑水,于是揣着1000多元去了河北沧州。

在沧州找不到正经工作,他又辗转到了300公里外的河北邢台。在这里,他跟着一个装修队,负责往客户家里运送贴地板的沙子。这是个苦力活,常诚没干多久就辞职了。失去这份工作后,再便宜的房子他都租不起了,只得蜷缩在架桥下、烂尾楼里,以及任何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公共场所。

“和要饭没什么区别。”常诚自嘲。白天他还是会去劳务市场转一转,用做日工的钱维持生计。他也没什么家当,无论去哪,一个蓝色行李袋,就全部搞定。

回不去的家乡

在传销难民圈里,有人早就放弃一夜暴富的幻想了,有人却仍不死心,周伟民是后者。

他目前住在山东乳山银滩——这是一个拥有大量空置海景房的地方。近些年,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吸引了众多传销组织到此“创业”,银滩也成了传销人员的又一处“圣地”。而这里的传销模式,主要是“民间互助理财(交49800元,赚360万到450万元)”和“1040工程(交69800元赚1040万)”两种。

被解救的传销人员。受访者供图


周伟民46岁,湖北人。大约七八年前,他到乳山参与“1040工程”被骗几十万后,一直没敢回家,住在银滩一处200多元的出租屋内。相比很多传销难民,周伟民有些特殊——他先后两次被骗入“组织”。第一次被骗后,他和很多人一样,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多时,他又上当了。

有个背景是,银滩空置房很多,当地政府一直谋求转型之路,并把重点放在健康养生养老产业上。该政策很快被传销人员利用起来。大约2017年上半年,周伟民正在一个小区做保洁,一个“难友”兴奋地告诉他,“我们有救了,现在有政府支持的养老项目可以做。”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周伟民是有些迟疑的,可他太想翻身挣大钱了。简单了解后,他得知这个项目的操作方,是威海当地一家养老服务公司。周伟民去听了这个公司的养老项目课程。在这节课上,他看到了一些眼熟的传销难民,大家似乎都想抓住这个机会。老师讲课时也说,“我们主要就是要将传销难民引上正路”。

该项目的投资方式也简单——参与者先交5万元。获得入会资格后,再去发展下线,每个下线要交3300元,最高能发展六级。交了钱的人,会领到一个5万元的积分卡,可以优先预订公司养老床位、网上购物、租车等。1个积分能抵1元钱使用。

按照老师的说法,交了5万元入场费的人,能在公司终身养老,然后从层层下线身上去挣提成,“每个会员每年至少能分300万元。”

周伟民当时的生活捉襟见肘,可“终身养老”的说法太诱人了。于是他通过借钱、网贷等方式交了5万元。交完钱后,公司承诺的养老服务一项也没兑现。他每次催促,对方就让他赶紧发展下线。

周伟民一个下线还没发展起来,2017年底,该团伙被打掉了。事后他才得知,这个“养老传销”项目在半年时间里收了1800多万,约有5000人卷入其中。

传销窝点的人员。受访者供图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差点没跳进海里。”周伟民意识到,自己离湖北老家更远了。原本,他还与少量朋友保持联系。这次事件后,他换掉了手机号,不仅躲着借给他钱的人,连网贷催收也置之不理了。

第二次被骗,周伟民的心态彻底垮了。

之前,他还有出去工作的动力。这次欠下更多钱后,他没有打工欲望了。直到没钱花了,他才去打几天短工,赚够每月房租和饭费后,就独自回到出租屋,看电视、酗酒。这样过了三四年后,周伟民觉得自己走出来了一些,但他仍然不和家人、朋友联系。他送过快递、打过零工,但做得都不开心。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2021年底,周伟民从短视频平台接触到了反传销。

反传销,顾名思义就是受传销人员家属委托,想办法将被骗亲人找回来,“根据实际情况,每次收费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在网上学了些技巧后,周伟民开了工作账号,就算开工了。原本,他把这份工作想得很简单,但发现过来咨询的人并不多。他逐渐了解到,反传销这个行当,从2006年就有了,多年运作下来,入行者越来越多。

周伟民接到的第一单生意,是一个山东人出了8000元,让他去广西北海解救自己的弟弟。因为客户给了相对明确的地址,周伟民没费太大力气。到了北海,他花1000元雇了几个年轻小伙子,找到传销窝点老板让放人。那个老板比较怂,怕报警,很快放了人。

后来的几单生意就没那么好做了,要么是位置太模糊,要么是对方被深度洗脑不愿回家。遇到这种单子意味着,要费很多精力但挣不到多少钱。“如果没给客户(把人)带回来,人家只负责路费。”周伟民觉得,这份工作并没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太大改观,他还是那个从传销组织出来就回不了头的难民。

这些年,他没和家人联系过,也从没收到家人寻找他的信号。在湖北老家,他有老婆和孩子,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跟别人过了,“即便那样,也是我咎由自取。”特别想家的时候,他会打开短视频平台,在搜索栏输入家乡的名字。

那些操着家乡口音的视频跳出后,周伟民泪流满面。

2023年春节之前,常诚结束了流浪,选择回到老家。对于他的出现,哥哥和侄子表现出赤裸裸的嫌弃,“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一把年纪被骗去传销!”村民们也在背后指指点点。常诚再次想要逃离,像当初逃离传销窝点一样逃离家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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