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尚文化传播(《名作家记》：对文学的无上热忱)

Posted 202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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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尚文化传播(《名作家记》：对文学的无上热忱)

这样的知人论世，也体现在记述徐迟的篇章中。读者通常都知晓徐迟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写过《哥德巴赫猜想》等影响巨大的作品，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对他在音乐、诗歌、翻译方面的杰出造诣，以及远远走在同时代作家前面的对科学技术的痴迷、思考和见识，则未必很清楚。但倘若不了解这一点，对其作品中鲜明特异的艺术风格、得风气之先的题材表达等，就难以有准确恰切的认识。作者恰恰熟知作家这方面的追求，所做出的阐释便足以令人信服。

上面只是举例说明，实际上，收入书中的总计四十余篇作家交往记、印象记，大多具有这般特色，是一种由人及文、从生活到艺术的综合的、立体的述评。这些人都是文坛名家，是头顶光环的人物，但由于种种原因，读者经由媒体传播对他们产生的认识，往往失之于简单或者片面，甚至失真变形。相信读者读了这部书，会在心中勾勒出一个个较为完整准确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笔下，对每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个性气质、艺术特点乃至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等等，都给予了基于亲身感受和认知的描画与概括，虽然详略不同，也每每各有侧重，但每个对象最为重要和本质的方面，都获得了具有力度的揭示，像陈荒煤的善良宽厚，宗璞的兰心蕙质，史铁生的坚忍达观，陈祖芬的童真纯净，绘画给予冯骥才文学世界的滋养，英年早逝的苇岸对大自然的谦卑、对弱小生命的悲悯等等。经由作者的刻画，这些品格或特点都呈现出某种坚实的质感。

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心目中这部书的作者的形象也会渐渐变得完整而生动：一个性格内向但执着做事的人，一个以其真诚敬业而赢得作家信赖的人。这既是作者的自我写照，也是来自作家们的一致评价。如王蒙就用自己风格独特的语言，称赞他为“和善而顽强的编辑”，“他用他的学问、热心和蔫蔫的坚持性征服了作者”，“他不吵闹，不神吹冒泡，也不是万事通、见面熟式的活动家，但他自有他的无坚不摧的活动能力。”一位编辑能够赢得这些文学名家的认可和敬重，倚仗的绝不是“粉丝”式的痴迷崇拜，而只能是他本人的不凡的眼光、见识和造诣。作者是著名编辑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家，一位翻译家，在这两个领域都有着高质量的建树。这样的高度，让他与作家们交往时不是仰望，而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在许多时候，还会以诤友的姿态，坦率地指出作家的缺点和不足，帮助他们进步。他与许多作家的深挚友谊，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是一种高山流水般的相知相契。这一件事例就很有说服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编发引起轰动的中篇小说《高山上的花环》时，他觉得原稿某个地方的表达意犹未尽、感情不够强烈，便加上了一小段话，后来小说分别改编成了话剧、电视剧和电影，每当人物说到这一段话时，台下和荧屏前的观众总是激动得泪流满面。这一段话升华了作品的境界，也令小说的作者李存葆感念不已。

这部《名作家记》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学记忆。作者记忆力超群，又常年坚持写日记，随时记录下所见所感的点点滴滴，因而他笔下所述都能够准确翔实，细微处也毫不模糊。同时，它也是一部充分而自足的美文作品，记人鲜活，叙事生动，语言饶富文采。

本文开头援引的两句诗，出自北宋词人晏殊的《木兰花》，作者只是将原词中的“赏花人”变作了“夜语人”。我猜想，一定是因为他对有关的场景印象深刻，像写汪曾祺的那篇，就提到他多次与汪老一起出差，两人共居一室，无拘无束地神聊到深夜。我也曾经数次与张守仁先生一同外出采风、参加研讨会，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河南嵩山的散文笔会上，有一天晚上与他同宿一舍，听他谈文论艺，滔滔不绝，妙趣横生，不觉睡意全无。这样的夜晚无疑是难忘的，文学的魅力就像满天星辰播撒出的光亮一样迷人。

读这部作品，深切地感知到张守仁先生对文学事业的无上热忱。他视文学为生命，用炽热的爱，用全部心血，浇灌文学的田亩。在很多人看来，编辑生涯单调而清苦，他却甘之若饴，矢志不渝，不为物质利益、职位升迁等种种诱惑所动。他与书中写到的崔道怡、章仲锷，都是被列入“京城四大名编”的人物，都是公认的“文学摆渡人”。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骄人的成就，与以他们为代表的无数文学编辑们的辛勤劳作和无悔奉献有着极大的关系。面对他们，无疑应该献上一份深深的敬意。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08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