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包角磁性写字板(善修书典～)

午后的琉璃厂文化街，人来人往。干净整洁的街道两旁，矗立着各种风格独特的仿古建筑。徜徉于此，环顾四周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店铺，令人倍感韵味无穷。这条大街的115号，一栋红门绿窗的二层小楼，就是著名的中国书店琉璃厂店。

走进大门，街市的喧嚣渐渐褪去，一股静谧书香扑面而来。上楼，沿着蜿蜒的过道往前走，眼前出现了几间工作室。毛笔、刷子、喷壶、泛黄的书页杂而有序地摆放在工作台上，几位“古书医生”正在动手“医治”古籍。

这里，是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书店古籍修复部。在中国为数不多修复古籍善本的专业机构中，她是不折不扣的老字号，在藏家心目中有着独特的位置。从元刊孤本《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到明刊本《史记》，再到智化寺收藏的明清佛经，每当珍贵的书籍、手稿需要修复，很多都会被送到这里。这些古籍大多有着上百年的历史，经历了严酷的考验，它们或遭虫吃鼠啃、或被大水浸泡……一旦来到这里，就找到了可以依靠的温暖港湾，在专业人员的精心检测下被尽可能地修复还原。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4000年，由此积淀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中华文明的绵延厚重，从这些藏量丰富的典籍中便可见一斑。但是，岁月的侵蚀却让这些文明的见证日益脆弱，日久年深，虫蛀、鼠啃、霉蚀、糟朽等问题威胁着古籍的“健康”，于是古籍修复应运而生，并从明代起成为一项专门技艺。

明代周嘉胄所撰《装潢志》中记载：“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他说的是，历经岁月、饱经沧桑的古籍字画，破损往往不可避免。有的被虫吃鼠咬，有的受潮糟朽，有的断线脱皮，这就需要修复师根据不同的损毁程度和病理原因，制定合适的修补方案，让古籍重获生命力。

修复者如同医生，终日忙碌着“治病救命”，只不过这些病患不是人，而是一部部珍贵的古籍文献。他们用一双“补天之手”，让本已脆弱且残破不堪的纸张修旧如旧，造就一番化腐朽为神奇的美谈。他们被尊为“古书医生”，他们巧夺天工的古书修复技艺，被誉为古代典籍的“续命汤”。

徐晓静是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她说能坚持干这个活的都是有相当的耐心而且能够沉下心来的人，因为那些需要修复的纸张，很多都破乱零碎、脆弱不堪，“修复时真的是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书生病了，就需要看病，修复的过程就如看病，也讲究“望闻问切”，这个工序并不亚于医生给人看病的过程。每次修复前，徐晓静会先为古籍“诊断病情”，分析古籍受损原因，详细记录书名、版本、卷数、册数、页数、纸张类别、装帧形式等基本信息。她把实际工作中遇到过的各种问题进行归纳整理，总结出近30种病情，包括书衣破损、断线、虫蛀、霉菌、水渍、书页粘结等等，再根据这些病情对症下药，制定适合的医治方案。

补破

方案的制定尤为重要，是干揭还是湿揭，是补破还是裱补，需不需要染纸，五花八门的修复内容都要在方案中一一列出，这是修复师为古籍治病的依据。方案已定，下面要做的就是配纸，这是每一部书在修复前都要经历的一道环节。久经岁月的古书，其纸张一般都呈现一种古朴、陈湮的色调，书皮和包角的颜色也与现今的书籍大不相同。修补的时候为保持原有的面貌，做到“整旧如旧”，修复师必须恰当选配适合古书原有色泽的纸张。尤其是修补那些珍贵的善本，如果配纸不当，势必破坏原书的风貌，把一部印制精致的古书弄得面目全非。由于古籍修复对纸张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也要求修复师要熟悉各种纸张的性能。

在中国书店古籍修复部，专门有一间纸张储藏室，保存着中国书店旧存的明清老纸，旧纸配旧书，相得益彰。徐晓静说，修书常用的纸张有十几种之多，配纸需要从颜色、质地、薄厚、纹路等方面来决定配什么样的纸，力求使补纸与原书一致。但更多的时候，因为老纸太少，只能用新纸代替，然后采用仿古染色技术，将其染成与原书相似的颜色。2016年，她着手修复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最大的难点在于材料。它的书皮用的是清宫内府蓝绢，为尽可能使用一致的材料，徐晓静搜遍了库房，只找到一种旧存米色绢。她反复尝试，由浅到深一点一点调色，一次一次地试色，最终将米色绢染成了和原书皮一样的蓝绢，再现了此部清代官刻精品的神采。

历史上，“修书”曾经是一个繁荣的行业。在不少人眼里，那时的修书人，既是工匠，又是专家，学识未必丰富却目光如炬，一眼就能辨认书籍的年代和真伪。那时的文人，对修书人分外敬重，有着爱屋及乌的惜书之心。

同为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第四代传承人的李长红伏在桌前，仔细地给一张残破不堪的古书页补洞。书页的下面垫着一张皮纸，“不同类型的古籍，破损情况千差万别。”她边做着准备工作边说，“其实修书看的就是细节。”

准备工作已毕，李长红拿起一个小喷壶，轻轻地给书页喷上一层水雾，令其服帖。接着，用沾上糨糊的毛笔在破洞处涂刷，将选好的与书页相近的补纸快速粘在破洞上以填补破洞，再将补纸轻轻扯断，一个小孔就补好了。“补之前得随时看纸的纹路，是横纹还是竖纹，原书是横纹，补纸也得是横纹，纹路必须一致。如果用竖纹的纸补，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最后成活儿的时候，它是较着劲的。所以说细节很重要。”

工作至此，才进行了三分之一。

调制黏稠度适合的糨糊也是关键，用李长红的话说，真的是因书制宜，而这需要修复师有很好的手感。糨糊太稀，虽然暂时能补破，但不过数年其性已泄，粘补过的书页会脱落，等于没补。糨糊太稠，容易把书页粘在补书板上，产生核桃形皱纹，若书籍再次受损，粘的地方很难揭开，无法修补，对古书的损伤更大。用特定的淀粉调制后，李长红都要搅拌均匀才进行使用。每修复数页残书，她都要调整糨糊的黏稠度。确实，修复古籍的原则是整旧如旧、合理干预。糨糊的调制在维持黏性的前提下，越薄越好。这个分寸，需要多年的经验和功力。

线装书的书页大多是中间折叠的双页，中缝朝外。上、下书页中间对折的直缝处称作书口或版心。翻阅久了，书口会开裂，这是古籍最常见的症状，称为“开口”。修复书口开裂的步骤叫“溜口”，就是将书页展开，背面朝上，正面朝下。书口对正后，破损地方先用颜色相似的纸补齐，然后一手持笔在书口上涂糨糊，另一只手以同色竖纹棉纸条溜口。

调胶、喷水、补破、溜口、衬纸……一本书有多少残页，就要重复多少遍相同的工作。在李长红看来，正是一个个看似枯燥无味的小细节，才最终决定了古籍修复的成败。

然而，工作还远没有结束，书页补过的地方变成了双层，折起来后比原来就高多了。所以需要将折好的书页分十多页为一组，放在平面石头上，用铁锤将补过或溜过口的地方适度锤几遍，锤平为止。再经过齐栏、压实、打眼、上皮、订线等十几道工序，一本书才算修补完整。

除了传统的手工操作之外，古籍修复现在还用上了“高科技”。一台类似于显微镜的机器摆放在修复室内，检测师赵亚珅介绍说，这是一台纤维仪。“修复要求补纸的纸性应该与原书的纸张非常接近，但是纸张的原材料不同，性质也千差万别。例如，同样都属于竹纸，性质也会不完全一样。”鉴别纸张，以前的师傅就靠视觉和触觉判断是麻纸、竹纸还是棉纸，但这个手艺不经过长期实践是学不会的，即便是学会了，也有误判的时候。而现在有了纤维仪，把纸样放在显微镜下，就能科学鉴别纸张的纤维组成。赵亚珅展示了一份纸张质量检测数据表，检测对象是李长红正在修复的清代刻本《恩福堂笔记》，纸张的材料、白度、厚度、纤维组成、酸碱度等数据一目了然，“通过科学的检测，一方面可以让古籍修复师选择更好的修复方案，另一方面也让古籍藏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书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赵亚珅说。

关于鉴别纸张，她还讲了个故事。中国书店曾有一套著名藏家陶湘影印的《喜咏轩丛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棉连纸印的，后来经过检测，发现这套书其实是用纯竹纸影印的。中国使用竹纸的历史已有千年，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就曾用竹纸写字。11世纪时，竹纸已为读书人广泛使用。“以往我们认为竹纸一般比较脆，颜色偏黄，而《喜咏轩丛书》的用纸特别洁白，而且韧性非常好，外观上容易让人误判。”这次检测，不仅揭开了《喜咏轩丛书》纸张的奥秘，也让他们对竹纸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她看来，进行专业技术检测的背后，是修复和挖掘那个时代的故事与历史。

另外一件高科技仪器是测厚仪。由于修复要求补纸的厚度应该与原书页薄厚相近，但是在原书本身很薄的情况下，单纯靠手去摸难免会产生误差，一页纸补完以后也许误差很小，但一摞纸变成整本书的时候，这个误差就会很明显了。补完以后，书页可能就会比原来高出一截，不平整。测厚仪就是用来检测原书的厚度和补纸的厚度的，从而保证补纸的选择在一个比较精确的范围内。

另一个可以让高科技大显身手的地方，是辅助解决“酸化”这样的全球性古籍保护难题。“古人对纸张酸化的了解不多，遇见纸张变脆的时候不知道这其实是纸张酸化的一种表现，就把这种现象称为‘焦脆’，直观看就是纸张很脆了，一碰就会开口，失去韧性。实际上根本原因是纸张酸化引起的老化，就是纸张的纤维结构受损了。”赵亚珅说，因为地域的不同，古籍酸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南方的古籍，因为天气潮湿，被虫蛀或霉变的可能性较大；而北方因为冬天烧煤取暖，煤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酸性气体被纸张吸附，加速了书籍的酸化，外在表现为纸张变黄和焦脆。

“过去人们不太了解酸化这个概念，传统的修复方法是托裱或金镶玉，但这种方法只能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酸化问题。现在根据酸碱度检测仪测量的数据，我们可以更好地判断什么样的书急需脱酸处理。”检测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在古籍上滴一滴水就行。赵亚珅说，目前酸碱度检测是测量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需要取下一小块纸张放进溶剂里，但为了保护古籍，他们使用的酸碱度检测仪，可以在不破坏古籍的前提下进行无损检测，也体现了古籍修复合理干预的原则。

订线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这是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里要求古籍修复师所具备的本领。若非拥有这样的心性，不能成为修书良工。有人将这一要求总结为“爱心、耐心、用心”，而治病救人的道理也不外乎此。正是由于古书装帧修补专业技艺要求修复师具有丰富的古籍版本知识、古代造纸和古代文献装帧等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对纸介材料特性的深入了解和熟练的装裱、修补能力，这就客观上为从事这项专门技艺的人员提出了很高的专业要求，也显现出这一传统工艺极其独特的传承特点。

书店二楼修复工作室内，一块由启功先生题写的“肄雅堂”金漆牌匾挂在墙上，昭示着这里的悠久历史。中国书店琉璃厂店经理刘易臣说，这块牌匾见证了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历史。肄雅堂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原址在琉璃厂沙土园。它以经营古书为主，同时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和字画。中华民国初年，琉璃厂成为北京古旧书店集中之所，肄雅堂的装裱技艺在琉璃厂最负盛名。1958年公私合营之后，中国书店合并了包括肄雅堂在内的111家私营古旧书店，许多私营古旧书店里擅长古籍装订、修补技艺的老师傅汇集于此。

60年来，中国书店先后有四代古籍修复传承人，为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单位以及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整理修补古籍数十万册，他们为抢救和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元刊方明甫校正本《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的修复，一直让中国书店人引为自豪。该书从未见历代公私书目著录，极为罕见。在流落海外数百年后，被中国书店辗转购回珍藏，所惜书有虫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汪学军、刘秋菊历经半年、数十道工序，终将此书修复，且达到了修旧如旧的境界。

中国书店的“古书医生”不仅用传统修复技艺修复国内古籍，很多海外藏家也慕名而来，找他们修书。2017年9月，一位日本大学教授来到这里，小心翼翼拿出一本日本幕府时期行政诏令的抄本，经过考证，这是一个孤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古籍珍贵，但其破损程度让从业多年的张倬嘉也不免吃了一惊，书页脆化非常严重，一碰就掉渣儿，而且虫蛀得很厉害，封皮都已残缺不堪，书页里还残留着虫子的尸体。“像这样的情况，得先把虫子冻死了才能修复。”张倬嘉解释说，“您看我这儿都标着呢，冷冻杀虫再修复。”张倬嘉说，书的主人是一名专门研究中国清史和边疆史以及中日文化交往历史的日本教授，知道中国书店有着高超的古籍修复技艺，所以不远万里找到了中国书店，希望中国书店按照最传统的修复技艺修复。“还是挺有难度的，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把书修到最好。”

一次又一次化腐朽为神奇的努力，接续起中国书店一个甲子的传奇。她用传承于先辈的古籍修复技艺，留住了无数古籍珍善本的时代风华，为藏书家、爱书人保住了滋味绵长的一脉书香。

文 / 高媛 摄影 / 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