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复苏费用是什么意思(托育行业的这三笔账，要怎么算？)

Posted 202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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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复苏费用是什么意思(托育行业的这三笔账，要怎么算？)

台州市路桥区小鹤培家庭托育点里，保育员正和小朋友玩游戏。受访者供图

“我俩都上班，又没老人带，去托班省心。”“宝宝不到一周岁，放托儿所怎么放心？”“设施和师资都行，就是下午5点要接，太早了。”……

浙江中小学、幼儿园近期陆续开学，各地托育机构纷纷发布春季招新、开班信息，不少“打工人”家庭面临选择：把孩子放在家，还是送托班？

当前，人口问题已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浙江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省人口出生率为6.28‰，自然增长率为0.04‰，相比2021年下降0.96个千分点，少子化趋势明显。

应对这一趋势，浙江推动并实现“幼有善育”，既是完善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能提振生育意愿。事实上，早在去年，浙江提出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十大标志性成果，“浙有善育”就是其中之一，重点补齐0至3岁婴幼儿托育等薄弱环节。

托位有没有、价格贵不贵、服务好不好？持续走热的托育行业如何健康发展？开学之际，记者走访各地展开调查。

在温州市瓯海区机关幼儿园托育部，入托儿童参加日常活动。瓯海区卫健局供图

空间账：托班是否建在“家门口”

台州市路桥区居民周玲的一天，用她自己的话说，从“鸡飞狗跳”开始：1岁多的儿子精力充沛，早上很早醒来折腾；两位老人哄娃、做早饭，忙得团团转；夫妻俩匆匆洗漱后出门上班。

“父母还有精力，但一天下来也累得够呛。晚上我们加个班、有点事，他们还得接着带。”周玲说，此前，他们考虑过送托育园，通过“浙里办”查询搜索，发现点位少、距离远，最近的一家开车要20分钟，接送很不方便。

调研中，记者从杭州、温州、湖州等地随机询问20户有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发现近半数家庭有入托需求，原因为双职工家庭无人照料、减轻父母负担、培养孩子自理能力和适应能力等。

托班有没有、离家近不近，直接影响入托意愿和比例。去年8月，浙江发布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拥有3周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大力完善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布局，新建社区按每千人10个以上托位标准配置托育服务设施，未满足托位标准配置的待建、在建和已建成社区要通过改建、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加快增配。

路桥区与杭州市拱墅区、湖州市吴兴区等17个区县，成为首批省级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务试点。“城区老旧小区不少，打通托育服务‘最后一公里’，空间是一大瓶颈。”路桥区卫健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王辉军说，为此，他们通过租用民房、错峰使用老年活动中心和食堂等方式，充分挖掘社区资源，探索家庭托育点模式，打造“社区嵌入式”新型照护服务体系。

家住路桥璞悦府小区的张露露，就是一个受益者。隔壁楼栋里，开出了小鹤培家庭托育点，上班前送2岁的女儿唐蕴过去，下班时顺路接回。遇到刮风下雨，还能从地下室穿行。除了全日托、半日托，还提供计时托、临时托等服务，晚上或周末有急事也不愁了。

据悉，目前路桥累计建成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52家，千人托位数3.91个。

记者了解到，自2020年起，温州、湖州等地连续三年将“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探索社区统筹、社会兴办等多元化托育服务体系。比如，瓯海区利用幼儿园、社区用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培育托育机构，目前每千人托位数已达4.35个。湖州通过公建民营方式，在市、县妇幼保健院探索建立“医育结合”的托育园。

调查中，不少双职工家庭反馈，相比依托幼儿园、社区、医院等建立的托育园，他们更渴望企业、单位内部自建托育点。事实上，早在2021年，杭州就发布了产业园区嵌入式幼儿园（含托育）建设方案。目前，滨江区海康威视产业园、拱墅区北部软件园等园区托育机构均已运营招生，实现了“带娃上班”。

不过政策虽好，普及仍是难题。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园区能不能建托育点？怎么建、谁来管？除了一次性补贴，可持续运营的成本政府、企业、个人如何共担？这些问题都需明确。

采访中，一位山区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也坦言，当前的托育工作考核，有两项主要指标——镇街覆盖率、每千人口托位配比率，但当地人口分布不均衡，偏远乡镇老龄化严重，托位过剩，建好的村级托育驿站基本闲置，而人口密集的镇街，托位不足，服务有“缺口”，“在资源空间统筹方面，我们还要下功夫。”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湖东院区童喜托育园国庆节活动。受访者供图

成本账：如何让家庭能负担、机构可持续

实地考察一周后，长兴人叶女士最终选定了一家中意的托育园，“春季4个月收费1.3万多元，价格偏高，但设施和师资都不错。”

她的儿子34个月大，一直由家里老人照看，但眼下已满足不了孩子的学习需求。考虑到下半年要进幼儿园，一家人商议后决定找个托班过渡。“老人觉得钱花得冤枉，但为了让儿子喜欢上学，这价格我们能接受。”叶女士说。

每月3250元的费用，让平均月薪六七千元的县城居民颇感压力。对于租住在杭州市拱墅区凤鸣苑的外卖小哥陶小兵来说，孩子上托班的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一岁半的女儿出生后，妻子便辞职在家照顾，今年开年眼看各行各业复苏，想找份工作贴补家用。“一问才知道，小区旁边的托幼班，每月要3500元，再加上伙食费、杂费以及平时买玩具、衣服的钱，算都算不清，我们负担不起。”陶小兵说，他们打算把女儿送回江西老家，上幼儿园时再接回来。

记者在走访中得知，湖州市卫健委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完成《湖州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人口支持研究课题报告》。以长兴县为例，有0至3岁婴幼儿照护需求的家庭比例为25.85%，其中80%以上倾向于进入托幼一体的公办机构。

“主要是价格实惠、管理安心。”路桥鹤培照护品牌联合创始人林晓梅告诉记者，当前，街道社区、产业园区、高校、医院都在办托班，但主力还是幼儿园，一些公办幼儿园场地有限，托位不多，民办机构、公建民营机构占据市场主导，“我们当然想开设更多普惠托位，吸引更多生源，但运营成本像山一样压力巨大。”

得益于政府支持，“鹤培”开在张露露家隔壁的家庭托育点，140平方米的房子年租金仅3万元，因而能把收费标准定在每月2200元。当地托育市场均价3200元，一些高端私立机构收费更是在5000元以上。

除了房租、装修等投入，人力开销也大。“托育机构对师资要求很高，不仅要持证上岗，还要经验丰富，要细心有耐心。”温州市瓯海区最早一批试点社区合办的民办托育园——南白象社区托育园负责人金斌芬说，目前高校培养此类专业对口人才较少，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才能招到合适的员工。

记者走访瓯海区几家较大型托育机构了解到，托育园每月人力开支占比最高，约为8万元至10万元。一家托育园负责人介绍，今年春季学期共招收60多名幼儿，每班安排3名保育员，还有厨师、保洁、行政等，一旦招生情况不佳，很可能就入不敷出。

不仅如此，托育费推高，还源于预期不稳。仍以长兴数据为例，有0至3岁婴幼儿照护需求的家庭，95%以上选择家庭养育，选择托育机构人群集中为两类：一是实在没人带娃，二是幼儿园入园前的半年。因此，整个托育行业有“半年景气、半年不振”现象。叠加生育率下降、行业内卷等多重因素，机构“尽快盈利”的焦虑感强烈。

在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意见中，浙江明确相关政策，包括托育机构社保补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减轻办园、托育负担。

一年来，全省各地针对性推出土地、金融等扶持政策，鼓励市场主体提供普惠托育服务。比如湖州，市级对托育示范机构每家奖补10万元。吴兴区对普惠托育机构按每个新增托位给予最高1万元补助、按实际入托给予每生每年1500元补助。南浔区对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托位每学期1000元补助，对符合条件的家庭3周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给予每人每月400元补助。长兴、安吉、德清三县，均对托育机构托班设置给予补助，最高达35万元。

截至目前，湖州市有托位12326个，全日托平均收费每生每月1745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好的政策，既要减轻机构起步时压力，又要加大对后续运营的支持。”湖州市卫健委党委委员、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钱建莉说，眼下，托育机构生源趋于稳定，随着拥有新生活观念、养育理念的90后、00后成为生育主力，新的需求也会涌现。“托位基本能满足需求，面临的是怎样提高入托率问题，让每个孩子托得起、托得好。”

服务账：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怎样揉成“共同体”

晨检、读绘本、认数字、唱童谣、吃午饭……小唐蕴在托育园的一天，充实而快乐。短短半年多，2岁的她不仅能自主就餐，还交了不少朋友，适应了群体生活。“她还会自己剥虾、倒厨余垃圾了！”对女儿的变化，张露露很是惊喜。

“0至3岁孩子成长很关键，很多习惯都在这一阶段养成。”林晓梅说，入托幼儿都会佩戴智能手环，抓取身高、体重、运动等数据，形成每日生活报告推送给家长。保育员和育婴师也会记录活动参与情况、个性特征，分析幼儿兴趣爱好，提供针对性托育方案。

当前，全省各地托育机构陆续出现。像温州，2020年左右，0至3岁托育服务还不多，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有托位数3.6万余个。让这些托位真正“转起来”“活下去”，必须有高品质服务、高水平照护支撑。

“这段时间电话咨询、实地考察人数达到高峰，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师资、人数配比、一日生活流程。”自2月2日开班以来，湖州市妇幼保健院湖东院区童喜托育园园长王利亚每天接待十几位家长，早期疾病预防等特色课程获得不少青睐。

“我们欣喜地看到，托育行业正跳出传统‘托班’或‘早教班’模式，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事实上，只有服务好了，才能激励家长意愿，激发机构活力，为未来人口高素质发展提供支持。”温州市托育研究院院长余建敏告诉记者，近年来浙江在婴幼儿托育服务标准方面进行了规范，但不同主体提供的托育服务质量仍有差别，人员配备、卫生保健等细则尚需完善。为此，2022年6月温州专门成立市级研究院，推动托育标准设计、行业规范、创业指导、评价考核、课程研究、专业人员培训等。

作为首个落地项目，温州市人民医院与19家托幼机构建立“医育联盟”合作体。截至目前，已派出14名儿保医生到合作机构开展健康保健指导、婴幼儿生长发育咨询、家长课堂等。

与此同时，针对托育人才缺乏这一难题，各地也在想方设法动员力量、补齐短板。比如，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等6所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全部调整为保育专业，开展保育员或者育婴师专业培训，对新取得保育员、育婴师等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发放1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技能提升补贴；路桥成立婴幼儿照护服务从业人员实训基地，并将区内5家一级幼儿园作为托幼、托育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实习基地，目前已有600余名保育人员参加培训，新增198名获得育婴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

当然，从数据看，家庭养育仍是当前主流，形成机构照护0至3岁婴幼儿的社会氛围，尚需一段时间。前些年因托育机构服务质量、监管水平参差不齐而导致的不良社会现象和舆论，仍让不少家长觉得“不安心、不放心”。

对此，相关专家、从业人员认为，社区、医院、学校、托育机构等要揉成“共同体”，加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卫健、公安、检察等部门也要联动起来，建立常态化监管体系。一些托育机构负责人建议，可像幼儿园评级一样，对托育机构开展等级评估，形成“对标”，鼓励大家“往好里做”，让幼有所育不负所“托”。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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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普惠托育大文章

姚引妹

围绕“浙有善育”改革目标，浙江出台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在全国较早出台《关于加快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制定实施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管理办法和托育机构照护指南等配套制度；之后又制定了家庭和社区婴幼儿照护指南、婴幼儿照护服务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基本形成了“1+5”托育服务政策体系。

此外，全省各地针对性推出土地、金融等扶持政策，鼓励市场主体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并积极创新家庭照护、社区统筹、社会兴办、单位自建和幼儿园办托班等多种模式，增加普惠托育服务设施供给，打造“社区嵌入式”新型托育服务体系。

当前在普惠托育建设中也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托育有需求，但有效需求不足且有周期性。如有0至3岁婴幼儿照护需求的家庭较多，但实际机构入托率不高，托育机构可持续性运营面临挑战。二是供需不匹配。公办机构托位占比少，民办机构、公建民营机构占据市场主导，与群众需求不符。三是空间布局不合理。人口密集的镇街与偏远乡镇托位“过剩与不足”并存。四是政府、托育机构和幼儿家庭三方都面临不同的压力，托育机构面临育婴人才、营运成本、质量提升等压力，幼儿家庭有托育成本压力和婴儿安全的焦虑，政府担忧生育政策支持效益。

为此建议，一要注重和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如积极推进城镇小区配套普惠性托育资源，持续提升普惠性托位覆盖率，或者引导小区配套非普惠性民办转为普惠性民办园，将流动人口纳入普惠托育的覆盖范围，使促进生育政策更多地惠及中低收入人群；二要重构父母共担育儿责任的新社会规范，降低母亲的育儿负担，有助于释放生育政策潜力；三要加强人才支持政策力度，将托育从业人员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和政府补贴性培训目录，把育婴员、保育员等托育从业人员纳入当地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四要利用大数据资源，优化托育机构的空间布局，打造“上班前送，下班后接”或“带娃上班”的便捷性的照护服务圈；五要拓展智慧托育新业态，依托政府网络和平台，建设托育智慧化平台和家庭婴育智慧化场景等一批“智慧婴育”“掌上育儿”应用，大力推进婴育数字化服务。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人口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