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软化水设备(「尘封档案」——“戴维斯手枪”失窃案告破记)

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

1958年12月13日,北京市爆出一起惊动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刑事案件——“戴维斯手枪”失窃案。由于当时有可能涉及该案情的人员来自全国多个省市，因此侦查触角也伸向了全国各处，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轰动……

一

1958年12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向北京市和全国14个省市发出一份《紧急通报》，要求通报上点到名称的单位立即悄然行动，协助北京市警方调查“戴维斯手枪”失窃案。

1958年初冬,根据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团中央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贡院大街北京市团校内，举办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展览会”。与此同时，团中央还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共青团组织发出通知：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节约的原则，适当组织少数共青团干部、团员骨干分子进京参观“成就展览”，学习共青团先进分子的事迹，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有团中央的上述“通知”，“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展览会”开幕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前往北京市团校参观展览，其中一部分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由于组织得好，参观者又普遍具有一定素质，因此，“展览会”一直显得秩序井然。但谁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发生一桩惊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重大刑事案件。

1958年12月13日，展览会和以往一样，准时开门，接待了大批参观者。下午4点钟，送走了最后一批参观者，闭馆清点整理展品时，第六展室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那支“戴维斯手枪”不翼而飞了！

“戴维斯手枪”，系美国空军飞行员少校戴维斯生前所佩带的一支左轮手枪。戴维斯这个名字，在50年后的今天也许已经不大为人所知，但在当时，可是家喻户晓的，因为这个美国空军少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也是飞行技术超人的“王牌飞行员”。

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事，美国总统杜鲁门令驻守远东的空军、海军全力支持韩国军队作战，随后公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侵入朝鲜，大举向中朝边境进逼，并派飞机侵犯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下，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毅然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陆军出兵两个月之后，进入安东一线机场，正式拉开了与侵朝美军空中作战的帷幕。当时的中国空军，作战飞机不到200架，而面对的却是美、英、澳大利亚、南非联邦、韩国的1200架飞杌，战机对比悬殊自不待言，飞行员力量更是薄弱，平均每人的飞行时间还不到30小时。因此，在“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国空军眼里，中国的飞行员根本不堪一击。

美国空军飞行员中对中国空军最为藐视的那位，就是戴维斯少校。这个美国“空中英雄”的飞行技术绝对精湛，而且实战经验丰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击落过日本“空军之魂”井上石驾驶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这次，戴维斯在“出征”朝鲜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口出狂言，说他去朝鲜作战“实际上是一次旅游”。因此，戴维斯在执行飞行任务时，竟然敢于一边飞行一边喝酒。

但是，这个狂妄自大的美国人终于尝到了苦果。1951年9月底，当戴维斯驾驶F-86“佩刀式”战机参加混合机群编队进犯清川江新安州大桥时，与我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张积慧所驾驶的米格－15战斗机相遇。张积慧及时捕捉住机会，对准戴维斯的飞机迅速开炮，一举击落目标。戴维斯来不及跳伞，随飞机一起坠落，当场毙命。志愿军地面部队在清理坠机现场时，将戴维斯所佩带的左轮手枪缴获。

张积慧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一举成为一个特大新闻，迅速在全国传播，无数国人为此兴奋和激动，因为这不单单是击落了一架先进战机、击毙了一个王牌飞行员，更重要的是击穿了“美国飞机永远不落”的神话，大大提高了我军战士对抗美军的勇气和信心。张积慧后来又相继击落了美军战机4架，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的光荣称号。志愿军地面部队所缴获的那支左轮手机，后来被作为特殊的战利品送回国内，有关部门予以珍藏。

这次，团中央举办“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展览会”，这支著名的“戴维斯手枪”就被组织者肌有关部门借调出来，作为张积慧的成就予以展出。可是，令人出乎意外的是，“戴维斯手枪”竟然失窃了！

展览会方面大惊之下，随即将“戴维斯手枪”失窃一事向上级报告。由于“戴维斯手枪”的名声非常大，而且还跟政治有关，所以这一情况就被层层上报，当天晚上9点多钟时，已经被上报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处。

胡耀邦获悉这一消息后，说：“这事应当向公安部门通报，请北京市公安局出面调查，把枪追回。”

北京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当即决定立案侦查。于是，就有了次日向全市和全国各有关单位发出“戴维斯手枪”失窃情况和协助追查的那份《紧急通报》。

二

查案发当日展览会的记录，当天前往参观的共有43家单位的3452人，都是各单位的共青团干部和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各有关辖区的公安分局将这些单位的保卫部门负责人请往分局，向他们传达了《紧急通报》，要求他们回去后立即着手秘密调查该案，一旦发现情况，即向分局或者市局报告。

这些单位的保卫干部接受任务后，个个精神抖擞，返回单位后，先向党组织领异汇报，然后就开始秘密调查。不难想象，这种调查进行起来不会很迅速、顺畅，当然也不至于旷日持久。43家单位一共调查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反馈到市局的消息令人失望：没有任何线索！

这个结果是警方最不愿意得到的，这等于侦查机器没有启动。下一步怎么办？侦查人员经过一番商议，又报请市局有关领导同意后，向上述43家单位再次发出指令：可以将案情向群众公开，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来获得线索。

这一招倒是有效，3天后，就有7条线索汇总到了市局——

新东风木器厂团总支反映：那天该厂团总支一共组织了135名团员、青年前往参观展览会，其中有一个名叫强春祥的团员，在参观展览会集体乘车返回单位的途中，突然要求下车，自行离去。次日，考勤员问他这天的考勤一向对工时斤斤计较的强春祥突然变得大方起来，拿出了一纸调休单，说算他调休就得了。之后，在团总支将那天参观展览会的人员集中起来议案情时，强春祥先是显出一副紧张状，继而假装瞌睡，被人唤醒后又去上厕所， 磨磨蹭蹭一直到会议结束前才回来。鉴于上述情况，团总支觉得强春祥的表现显得反常，故将其列为嫌疑分子上报公安局。

恒祥记机器修造厂团支部反映：该厂那天去参观的成员中有一个名叫时正达的非团员青年，在去参观前就在食堂里大谈“戴维斯手枪”，说那支美国左轮手枪怎么怎么高级，性能又是如何如何特殊，如果谁有这样一支手枪，去西山打猎真是绝对棒。后来在团支部分别找人谈话了解其上述言论后，有目的地去找时正达谈话时，他对此一口抵赖，声称没有说过这种话。团支部书记无奈之下，只好把那几个听他说过上述话语的人找来对质，但时正达还是摇头。

第三条线索是机动车附件厂团委书记和保卫科长双双到公安局来提供的：该厂二车间团支部委员张秀琴，已是第二次前往参观展览会了。第一次是受厂团委委托去展览会联系参观日程安排的，当时她跟厂团委副书记一起前往，团委副书记跟展览会的一位负责人是市团校的同学，两人见面免不了要聊上一会儿。张秀琴借这个机会就去各个展室转了转，返回的路上，她跟副书记说到了“戴维斯手枪”，还提及过据讲解员介绍，那支手枪的转轮有点毛病，已经不能自动输送子弹了。本来，张秀琴是说好第二天不再去参观了，但是，次日她却突然改变主意去了。事后，当团委组织那天去参观展览会的人员互相证明自己在展览会的活动情况时，张秀琴竟然找不到证明人，谁都回忆不起是几时看到她的。

情况还不仅仅到此结束，团委领导正在虻总各支部送上来的讨论情况时，二车间青年铣工黄诚来团委，指明要求直接向团委书记反映情况。团委书记当即接待，听黄诚反映了如下情况：参观的当天上午，刚上班时，张秀琴突然来车间找他，因为两人以前是邻居，关系一向不错，说请他制作—件私活。

黄诚比张秀琴小两岁，从小就叫惯了“张姐”，现在长大了也没有改过来，还是一口一个张姐，说没问题，只要说清楚什么式样什么尺寸就可以了，当然最好是弄一纸草图过来。张秀琴说草图已经画好了，就拿出来给了黄诚。黄诚一看，是一个他从没有看到过的零件，很小的，上面注明着要用某种型号的高碳钢制作。他说这种钢材他手头没有，还得去找找看，等找到后先得去进行热处理，使材质软化后才能上铣床加工，加工后再去热处理，使其坚硬。张秀琴说没关系，这不是急等着用的。可是，刚才张秀琴来找他，说那私活不用做了，随后就要回了那张草图。黄诚其时还不道团委刚让各团支部开过追查会，张秀琴离开后不久他偶然从一个同事口中得知了“戴维斯手枪”失窃情况，觉得有点可疑，就向团委书记汇报来了。

另外4条线索，也是跟上述第一、二条相似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却说警方接到这些线索反映后，立刻认真进行了分析，众人一致认为其中第三条似乎最值得追查，于是决定直接去跟张秀琴接触。

侦查员去了机动车附件厂，先去查了张秀琴的档案。张秀琴，25岁，北京市人，家庭出身工人，小学文化程度，1953年进厂工作，1956年1月参加共青团，1958年3月担任车间团支部委员，平时工作比较积极，人际关系也不错；已婚，丈夫是地质勘察队员，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在野外作业；张本人与丈夫的社会关系都不复杂，全是劳动人民。

侦查员从档案中看不出什么疑点，于是就去张秀琴上班的岗位上察看。当时张秀琴已经被厂保卫科叫去谈话了，科长的意思是想动员她自己坦白，也好争取从宽处理。张秀琴是做车间统计工作的，所谓统计，也就是记记各人的产量账而已。侦查员到车间一角她的那张办公桌那里，一看，桌子收拾得很整洁，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有条有理，连抛在旁边字纸篓儿里的废纸，都是一律折成梅花形状的；那些统计用的表格，都用夹子夹着，一排排挂在墙上，夹子上写着单子的名称。侦查员随手取下一个夹子，那是大半本空白统计单子，看了看正想放回原处时，一不留神掉落到了地下。侦查员俯身捡起，突然发现最后一页的背面有上一页使用后留下的痕迹，那是一个小零件模样的印痕。

侦查员顿时兴奋起来，看了看统计单子右上方所印的编号，末二位数字是99，便知道最后一页已被撕下了。这就是说，张秀琴就在这撕下的最后一页上画了那个零件的草图．然后拿到黄诚那里去的。两个侦查员反复看着纸上的印痕，认定那是枪支的击发零件，当下自是如获至宝，便去保卫科跟张秀琴见面。

这时，保卫科长已经跟张秀琴摊明谈了，张秀琴矢口否认黄诚的揭发，还作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叫嚷让黄诚来当面对质。她的这个提议本来是要采纳的，但是这时侦查员手里已经有了内容，于是就出示了。张秀琴一看到那大半本统计单子，先头还奠名其妙，后来才想起来，愣了一愣伏案大哭。

侦查员候张秀琴哭得差不多了，这才开腔：“你自己说说，这是什么？”

张秀琴擦擦眼泪，声音竟然是那么响亮：“这是我画的一个零件草图。”

“干什么用的？”

“猎枪上的。”

侦查员暗吃一惊：猎枪？怎么冒出猎枪来了？于是问是谁的猎枪，为什么制作零件？

张秀琴于是作了解释，说那是他丈夫的猎枪，因为出了毛病，这次休假时就带了回来，自己动手修理，但零件已经磨损了，只好让她到厂里来请人做一个，其形状尺寸都是丈夫画出后反复向她交代的，她生怕惊动了车间领导受处罚，因为厂里是不准做私活的，就没有用丈夫画的草图，而是记牢了形状尺寸自己到厂里来画了，她是车工出身，能够画画简单的草图。当时也没有料到会出那种事情，所以就向黄诚交代了，但是，后来知道出了“戴维斯手枪“失窃一事，见厂团委如此重视，寻思这事儿沾上可不得了，当然共产党是讲事实的，不会冤枉好人，可是这样一来也许她叫黄诚替她做私活的事儿就得给抖搂出来了，于是她就想赶快收回草图。

张秀琴的交代使侦查员大感意外，但是想想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于是当场决定把张秀琴留在厂保卫科，他们立刻去她家里向其丈夫调查。

侦查员赶到张秀琴家，她的丈夫果然在家，说是回来休假的，已经待了十来天了。谈话内容随即点到主题，一问，说确有修理猎枪一事，张夫说着从里屋拿出了他那支猎枪。当时中国还没有“持枪证”制度，一个终年在野外工作的人别说可以持有猎枪了，就是军用枪支也是可以偷偷持有的。这自然无话可说，不过问题是张秀琴要加工的是否就是这支猎枪上的零件。张夫倒也配合，不等侦查员发问，就找出了拆下的零件，连同他画的草图给侦查员看。侦查员把草图上的零件尺寸跟张秀琴留下的统计单子背面依稀可见的尺寸一对照，果然一模一样。

至此，对于张秀琴的审查算是有了一个结果了：她没有问题。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中，侦查员马不停蹄对另外6条线索进行了调查，最后均告排除！

三

北京在进行上述侦查时，河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西、、黑龙江、辽宁、广东、福建、上海等其他14个省市也在进行调查，自然也发现了若干可以作为线索的疑点，但是很快就排除了。只有西安发现的那条线索使公安机费了些周折――

12月13日那天从西安去北京参观展览会的只有一家单位：飞跃机器制造厂，这是一家属于国家某部的保密工厂，年初刚刚开始投产。 12月上旬，该厂有产品专程以3辆卡车载送北京，安装调试。因为知道北京有那么一个展览会，所以厂党委根据团委的要求，指派12名共青团干部作为押送人员随车赴京，抵达北京交办完差使后，卡车空车返回，12名团干部留在北京，待参观完展览会后再返陕。

是日，这12名团干部退掉了饭店房间，购买了火车票，参观一结束，就径直去了北京车站，登车返陕。

当他们回到西安时，陕西省公安厅的警官已经在车站等候着了。陕西的做法跟别处不同，因为全省只有这他人去参观了展览会，所以省公安厅决定把这12人先用车拉到单位，集中起来让他们自己说一说情况。

可是，当火车进站停下后，候得这些人下车，一点人数，却只有11人！还有一位呢？领队其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说那位老兄已经在渭南下车了。警方决定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于是就把众人请上车，直接去了单位。那11位男女青年这才感到事情颇有点蹊跷，却又不便询问，一个个低垂着脑袋，老老实实地去了单位。

到了单位一间会议室坐定后，保卫科长出面将情况如此这般说了说，希望大家配合警方做好调查工作。领队的是厂团委副书记，自然要带头，当下二话不说，立刻起身把自己的行李打开，所有东西全都拿出来，当场来一个公开搜检。他这样一做，其余10位也跟着做了。结果，没有发现“戴维斯手枪”。

这样，这几位的疑点就排除了，但是还有一位在渭南下车的老兄韩雪亭一时却还开脱不了，警方经过商议，决定立刻派员驱车前往渭南找其调查。

警车开到渭南，按图索骥寻上门去，韩雪亭却已经不在了。那是韩雪亭的哥哥家，说兄弟来过，吃了一顿饭就回西安了。警察既然来了，自然要顺便问一问情况：他来干什么？留下了什么东西？在渭南这段时间是否一直在你家？等等。

韩雪亭的哥哥一一作了回答：韩雪亭是把从北京给侄子、侄女所带的礼物送来的，还给他带来了两瓶“二锅头”；在渭南这段时间一直在他家，没有出过门。说着，把韩雪亭留下的东西拿出来给警察看了。

警车返回西安，直接去了韩雪亭家。韩雪亭也不过刚刚回家，正在整理带回来的东西，见有警察登门，一副不胜惊奇的样子，连问找谁。警察说还有找别人的吗，自然是找你啦。接着就询问其在北京的情况，尤其着重询问了参观展览会的事，详细到进出每一展室旁边有哪位同事都一一问到了。当然也没有忘记要看一看韩雪亭从北京带来的东西。警方没发现“戴维斯手枪”，也没从韩雪亭的话语中察觉到任何可疑之处。这样，这件事的调查就算初步结束了。

但是，3个星期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使警方不得不重新将侦查触角伸向韩雪亭——

那是1959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星期一下午，一位老工人骑车路过大雁塔附近的一所小学的后门时，看见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背着书包蹲在围墙下哭泣，便下车询问是怎么回事。那孩子—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嘀咕说：

“他们……不让我碰……手枪……还打我……”

老工人听了，以为是小孩子之间争夺玩具手枪，就劝慰了两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分纸币塞到孩子手里：“你去买糖果吃吧，手枪不玩就不玩，一支破枪，没什么稀罕的。”

说着上车离开，不料背后传来孩子的声音：“那不是破枪，是一支真枪！还是我找到的呢！”

这一说，老工人就注意了，重新下车询问，得知情况是这样的：昨天上——这个名叫郭小华的孩子和哥哥郭大华一起去阿姨家玩，小哥儿俩在屋里趴柜子钻床底的正折腾着，忽然郭小华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布包包，一拿，沉甸甸的。郭大华便叫他拿出来看看，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支手枪！12岁的郭大华顿时来了兴趣，让弟弟不要吭声，他就把手枪拿着去了院子里，藏了起来。然后就继续玩，一直到晚上才离开，临走时郭大华悄悄地把那支手枪揣在怀里，带回家了。

今天，郭大华把手枪放进了书包，带到了学校。放学后，他就叫了两个要好伙伴去大雁塔那里玩“真枪抓坏人”。郭小华也想跟着去，但是他们嫌他人小累赘，不让去，郭大华见他不听，还打了他一下。

当下，老工人一听此事涉及真手枪，寻思不能大意，于是就把郭小华放上自行车后架，带着一起去了公安分局。分局接待的那位民警正好是知晓前一阵省厅调查“戴维斯手枪”之事的，闻听此事心里一动，就向郭小华询问手枪的形状，知道那是一支有转轮的左轮手枪，于是就报告了省厅。

省厅那里自是重视，当下就派员过来。当时老工人和郭小华已经离开了，省厅来人看了记录，让分局这边查查户籍卡，看郭小华的阿姨是何许人、社会关系如何。一看之下，暗吃一惊：郭小华阿姨的丈夫就是韩雪亭！

当下立刻紧急行动，一路人员去找郭大华几个收枪，一路人员去韩雪亭家搜查，一路人员去韩雪亭单位控制韩雪亭。

韩雪亭那时正要下班，就给民警堵住，带到了省厅。这时，去韩雪亭家搜查的人也回来了，没有任何收获。倒是收枪的那一路弄得挺不顺的，在大雁塔那里转了好久也没有找到郭大华，又去郭家，也没有，后来在郭大华的一位同学家里才找到，那支枪还在他的书包里，就拿了回来。

这时，韩雪亭正跟警察顶着劲地吵嚷，说警方无故抓人，他要向省长告状。高嗓大调正嚷嚷得起劲，一支枪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蓦地一惊，睁大了眼睛看了又看，张口结舌道：“这……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问你是否认得这支手枪。”

韩雪亭摇头：“我不认识！”

“可是这是从你家里拿出来的，而且你妻子也已经承认是你的枪呢！”

韩雪亭这才蔫了，愣怔了片刻作了交代。原来，韩雪亭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侦察兵，而且还立过战功。这支左轮手枪，是他在战场上的缴获物，因为看着觉得在太喜爱，就悄悄藏了下来，回国时夹带着拿回了家。

警方立刻跟北京方面联系，获知了“戴维斯手枪”的型号、特征等，然后请枪械专家连夜对韩雪亭的这支手枪进行了鉴定，最后得出结论：该枪不是“戴维手枪”。

当时，还没有“私藏枪支”的罪名，而且韩雪亭是立过战功的人，对他的处理就网开一面：收缴枪支，单位给予警告处分。

就这样，北京和全国有关省市对“戴维斯手枪”失窃案进行了缜密的调查，但是案发两年也未取得进展。直到1961年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才在偶然之中找到了该案的线索。

四

1961年4月初，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告：建国门附近的一个厕所里发现张贴着一份反动传单。

东城分局当即派员前往现场，拍摄照片后，小心翼翼地将传单从墙上揭了下来，带回分局进行鉴定。那是一张普通练习薄纸，传单内容以钢笔写于上面，落款是“中国反共同盟会”。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警方对这纸传单甚为重视，当即上报北京市公安局，同时指定专人对此进行侦查。

没想到的是，当侦查工作刚刚拉开帷幕时，建国门又出现了署名为“中国反共同盟会”的反动传单！在之后半个月内，“中国反共同盟会”的反动传单竟然一连出现了7次之多。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令警方震怒，分局领导决定加强侦查力量，务必迅速侦破该案。

侦查人员在四处奔波未获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举行了案情分析会，经过冷静细致 的分析，发现了一个疑点：每次案发后最先前来分局报案的都是同一人，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可疑之处！

于是对该报案人进行了外围调查，很快就查明了基本情况：此人名叫金宪英，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当办事员，从1957年4月开始就请了长病假；平时表现不佳，曾经有过偷窃行为。

这时，警方还没有把两年多前的“戴维斯手枪”失窃案跟这个金宪英联系起来但还是决定要对金宪英作进一步的调查。调查方案还没最后确定的时候，金宪英自再次主动向东城分局报案来了。

1961年4月21日，上午10时许,金宪英匆匆来到东城分局，再次向警方报告：建国门内贡院大街的一根电线杆上发现反动传单！

这次，警方在做过报案记录后没有让金宪英离开，而是邀请他一起去现场。金宪英不知警方已经怀疑上他了，高兴地跟着警察去了现场。警察忙完现场勘查的事儿后，像是漫不经心地对金宪英说：

“辛苦你了！不耽误你上班吧？要不要我们给你出一个证明？”

金宪英摇头：“没什么，我病假，不上班。”

“病假？那更不好意思了。……你家住哪里？”

“就前面不远。”

“这事还得麻烦你一下，请你跟我们去一下分局。”

金宪英直到这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点头说“中”，然后跟着警察去了分局。

到了分局，警察向金宪英宣布：涉嫌重大盗窃嫌疑，依法予以传讯！

金宪英大大吃惊，连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便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警方已经派员到金宪英的住宅进行搜查，搜得金宪英起草的反动传单底稿和盗窃的手表一块、“莫斯科人”牌照相机一架和其他一些赃物。令搜查人员大感意外的是，竟然在藏赃物的那只箱子里发现了一个手枪上的零件，已经有点生锈了。

赃物拿回分局后，警方对起获的手枪零件进行了鉴定分析，最后认定那就是“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展览会”1958年12月13日失窃的“戴维斯手枪”上的零件-。

这时，金宪英还在审讯室里跟审讯人员泡，对盗窃和书写反动传单的罪行概不承队。一张条子递进去，又增加了盗窃“戴维斯手枪”之事，金宪英更是只管摇头。当天的讯问没有达到目的。

后来，又进行了多次讯问，金宪英终于承认了书写反动传单和盗窃罪行，但是就是不承认盗窃了“戴维斯手枪”，当然也不肯交代把“戴维斯手枪”藏匿于何处了。

这样顶了一个月左右，最后经过预审员的多次教育，最后，金宪英终于交代了盗窃“戴维斯手枪”的罪行——

1958年12月13日下午，金宪英闲得无聊，在建国门内贡院大街上转悠，转到市团校门口时，看见有人排着队往里面去，他灵机一动，也就跟着队伍溜了进去。金宪英进门后，一间间展室溜达着，听讲解员对展品作介绍。到军队展室，金宪英听讲解员说那支左轮手枪就是有名的“戴维斯手枪”，不禁起了贼心。只是，当时现场的人不多，他没敢下手。于是，金宪英就在展室门口等候着，一直等到有大批参观者进入该展室后，终于捕捉到了机会，悄然伸出贼手，窃得了“戴维斯手枪”。

金宪英交代盗枪罪行后，又供出了藏枪地点。至此，“戴维斯手枪”失窃案终于得以侦破。

金宪英于当年9月下旬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文/东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