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按照出版方式分(筑牢教材编研的文献基础)

Posted 2023-05-27

篇首语：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文献按照出版方式分(筑牢教材编研的文献基础)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献按照出版方式分(筑牢教材编研的文献基础)

文/曹周天

为学习和传承老一辈教材人对教材编研出版工作的系统思考和理论贡献，2020年11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迎来建社70周年之际，《中国教材研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第一辑（共12本）由人教社出版发行。《文库》是新中国第一套教材研究专家大型选集，是中国教材理论和实践研究历程的缩影和写照，也是中国现代教材编写出版改革和发展的见证，旨在通过挖掘、收集、辑录、整理百年以来教材领域众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分期分批出版。《文库》集中展示了我国现代教材研究的学术成果，荟萃了我国现代教材理论研究的精华，折射出我国教材建设和研究专家对教材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奉献。《文库》共分三辑，每辑12卷，按教材研究专家分卷，原则上每人一卷。《文库》作为中国近代教材演进史的记录和见证，是百年中国教材研究的缩影，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它的出版为教材建设者和教育学者从事教材编研工作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基础性材料。

选编初衷

正如《文库》总序中所言：“讲述历史离不开历史人物，回顾教育不能回避教育家，同样，总结和借鉴教材的历史经验，也不能回避曾经为教材事业创造出重大业绩的历史人物。”[1]在近代以来百年教材发展史上，曾涌现出一大批教材编辑家、出版家和研究者，他们为我国教材建设事业作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工作。出好精品教材，离不开对教材的研究。汇集名家论教材的理论成果，向老一辈教材人学习，筑牢教材编研的文献基础，既是教材研究的不二法门，也是人教社策划选编出版《文库》的初衷。

入选《文库》第一辑的12位专家都是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教材建设，特别是一些学科教材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人物，且大都在编辑出版教材的过程中发表过论述教材的著述，提出了关于教材问题的看法和认识。这些思想观点成为我国教材建设和教材学术研究史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2]他们中有曾担任过人教社早期领导职务的叶圣陶、戴伯韬和辛安亭，从事课程教材研究的叶立群和陈侠，小学语文学科的蒋仲仁和袁微子，中学语文学科的张志公和刘国正，地理学科的陈尔寿，物理学科的雷树人，体育学科的王占春。作为一家长期致力于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书编研出版工作的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老一辈教材人的论著选集自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

在教育论著的整理出版方面，人教社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叶立群任总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陆续出版，包括蔡元培、陶行知、俞子夷、廖世承、俞庆棠、雷沛鸿、陆费逵、舒新城等数十位教育家的论著选集，这套丛书提供的真实可信的史料对探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教育运动及教育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已经取得的成绩为我们选编出版《中国教材研究文库》提供了关键的经验支撑和能力保障，这套《文库》的选编是人教社整理选编出版大型文库丛书传统的延续。《文库》秉承“以史为鉴、以人为镜”的选编宗旨，遵照按人设卷、一人一卷的原则，通过总结经验、厘清脉络、吸取智慧和揭示规律，为新时代教材研究和教材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促进我国教材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从一个侧面呈现中国近现代以来教材发展的基本脉络，为新时代教材建设和研究事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选编过程

选编好《文库》，其核心任务就是要全面梳理与汇集老一辈教材人有关教材主题的各类论述，在此基础上确定选文标准并做好分类与编排工作。据此，选编人员的工作重点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

利用多种渠道，广泛收集与“论教材”主题相关的文献。出版学原理认为：“对已有出版物中的信息重新进行整理、加工、组合、编排，可使本来分散的信息变成集中的信息，使单一的信息变成综合的信息，使只有个体效应的信息变成有整体效应、规模效应的信息，从而促进信息资源的扩大和增值。”[3]在资料收集方面，我们系统查阅老一辈教材人针对教材问题的相关论著。比如，叶圣陶的《叶圣陶集》《叶圣陶教育文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戴伯韬的《戴伯韬教育文选》《戴伯韬科技教育文集》；辛安亭的《论语文教学及其他》《教材编写琐忆》；叶立群的《课程教材改革探索》；陈侠的《课程论重建与教育科学研究》；蒋仲仁的《思维·语言·语文教学》；袁微子的《小学语文教学漫谈》《小学语文课文类型研究》；张志公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陈尔寿的《地理国情与地理教育》《中国学校地理教育史略》；王占春的《王占春教育文集：学校体育的实践与研究》等。这些论著选集为选编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便利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在选编《叶圣陶论教材》一书时，除了主要参考上文提及的部分叶圣陶论著选集之外，我们还仔细翻阅了《叶圣陶日记》《叶圣陶年谱长编》《叶圣陶研究年刊》等资料，寻找作者有关教材论述的只言片语和议题线索。与此同时，我们通过查阅有关档案和作者手稿，联系部分已故教材人的家属，多方搜集文献资料，增补了部分过去未入选文集和一些未发表的手稿篇目。这些内容的加入，大大提升了《文库》的文献价值。

以代表性和典范性为标准选文定篇。为了兼顾选文的经典性和各选本之间篇幅的相对统一，确定了两条选文定篇的基本原则。一是代表性。选择最能代表作者教材思想的文章或论著选段，这部分内容，一方面是作者公开发表的文章，另一方面是从作者的某些代表性著作中节选了部分段落，新编出若干篇目。比如，《教学做合一下的课程及其他》一文就是从戴伯韬所著《教学做合一概论》一书中节选而来。在《叶圣陶论教材》中，除选编包括编辑大意、编辑要旨、编辑例言、批语、讲话、前言、序、跋等内容外，专门挑选了一篇《课文的修改意见举隅》，内容是叶圣陶对文章入选语文课本时所写的详细修改意见，并且附有简明扼要的理由，[4]此外还增加了一些过去不太为教育学领域所关注的有关教材出版管理方面的文章。二是典范性。这是从版本角度作出的考虑。某些文章由于写于不同时期，其内容难免会有重复之处。对同一主题的文章，通过反复比较，选择文章内容最全面、发表平台最权威的版本。[5]

采用纵横交织和分类归置的编排方式。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对每篇文章的原始出处和发表时间都作了说明，对部分根据手稿整理的新发掘篇目，则标注了具体写作时间，每编中的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纵向递增排列。这样处理既能呈现文章所写内容的历史发展脉络，让每本选集在整体上具有较强的历史纵深感，也便于研究者在阅读过程中引用与查考。

选编特色

总的来看，《文库》在内容选编、编校工作和装帧设计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新探索。

在内容编排方面注重理念创新。首先，在每本书的正文前，由《文库》总主编撰写“总序”，对《文库》的出版背景和选编构想作详尽介绍；选编者撰写“本卷前言”，对作者的生平经历、主要贡献及本卷的选编过程作必要交代。其次，在编写每卷目录时，根据具体人物论教材的文献情况，对目录的设计作了个性化安排。总的来看，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按文章内容来划分，比如《叶圣陶论教材》的目录是“课程标准制订”“教材编辑要旨”“教材教法研讨”“教材出版发行”，《刘国正论教材》的目录是“教材编写”“教材教法”“教材人生”“教材人物”“教材分析”；一种是按时间段来划分，比如，《戴伯韬论教材》的目录分为“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期（1954—1981）”“在解放区和上海市工作时期（1941—1953）”“在国统区工作时期（1932—1939）”；《辛安亭论教材》的目录是“在延安和兰州工作时期（1938—1950）”“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期（1951—1961）”“再回兰州工作时期（1977—1988）”；一种是按课程教材的概念框架来划分，比如，《王占春论教材》的目录是“体育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体育课程与教材”“体育教材调研与编审”，《陈尔寿论教材》的目录是“地理教材”“地理课程”“地理教学大纲”。《文库》第一辑中几本涉及学科的选集，目录大都采用这类编排方式。最后，在选编过程中，为突出入选篇目中有关“论教材”的内容，我们对部分文章做了节选，由编者重新拟定标题。比如，在《戴伯韬论教材》一书中，节选了《回顾建国三十年来的教育》一文中重点谈及课程教材建设方面的内容，并为节选出来的部分重拟标题《回顾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课程教材》；节选《华中教育的一般概况报告》中谈论教材的内容，重拟标题为《苏皖边区课程设置和教科书审查情况的报告》，这样处理更加契合“论教材”的主题。

精准拿捏编校尺度，修正讹误，力求完善。由于《文库》中的不少选文发表年代久远，有些还是采用繁体竖排格式，如完全原封不动，不作任何修改直接出版，显然既不能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更与当下的某些编校质量规范要求有所出入。因此，在选文定篇和编目排序完成后，进行编辑加工至关重要。在编校过程中，主要做了三方面修改。首先是关于规范字词的使用。比如“象什么一样的”中的“象”，过去用的是“象”，现在的规范用法是“像”；“的、地、得”的使用，过去不怎么区分，现在都有相应的使用要求；具体年代的表述，过去用的是汉字，现在都统一改为阿拉伯数字等。其次是排版格式。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物中的标题序号，有些用的是“甲、乙、丙、丁”，现在通常用从“一、”到“（一）”，再到“1.”这种层级；有些选文的原始版本采用繁体竖排，需要改为简体横排。最后是校勘工作。考虑到部分文章发表时间比较久远，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和引用，我们在最大程度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对文章中一些过时或存在讹误的文字作了适当修正，使其表述更为科学且易于理解。对改动部分的处理，也力求根据原作者的表达习惯和语言风格来修改与完善。此外，在编校过程中，我们还逐一核对选文的原始出处，修订部分著录有误的信息。

装帧设计独具匠心，融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这套《文库》采用圆脊精装，配有银灰色丝带。封面采用白底金字的搭配方式，色彩对比鲜明，于简约中呈现出一种经典之美。其中“中国教材研究”几个字是集邓小平同志给《中国教育报》题词中的“中国”和给“课程教材研究所”题词中的“教材研究”六个字组合而成。封面和书脊部分的书名采用烫印工艺制成。封面的左侧印有圆体字母竖排书写的书名拼音。每本书的插页安排了一张著者的代表性单人照。

与《文库》同期出版的还有《人教人论教材》和《人教名人录》这两套书。其中，《人教人论教材》是论文选集，收录了人教社建社70年来部分专家学者关于教材研究的代表性文章70余篇，包括总论、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体育、师范等专题。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教材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学术智慧参考，有助于推动基础教育教材的科学发展。《人教名人录》收录了人教社初创时期（1950—1954）入职的部分名家学者的传记或相关文章，通过回顾、总结他们走过的历程和留下的印记，展现了人教人的作为和风采，反映了人教社对新中国教育和出版的贡献。[6]这两套书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收藏价值。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期刊编辑室高级编辑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8批面上资助项目“新中国统编教材建设史的系统考察（1950—2000年）”（资助编号：2020M6806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2] 郭戈. 要重视对教材研究历史的总结——“中国教材研究文库”总序[J]. 教育史研究, 2021(1): 34-36.

[3] 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办公室. 出版专业基础：中级[M]. 北京: 商务印书馆、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0: 36.

[4] 叶圣陶. 叶圣陶论教材[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130.

[5] 曹周天. 王占春学校体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J]. 体育教学, 2021(6): 55-57.

[6] 曹周天. 讲好新中国教材编研出版故事——《人教名人录》出版记[J]. 新阅读, 2021(5): 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