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铜财神铸造厂(夭折的“东”徽——号称“东方第一”的奉系军阀兵工厂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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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铜财神铸造厂(夭折的“东”徽——号称“东方第一”的奉系军阀兵工厂沉浮)
清政府垮台后的军阀混战中，来自西方、日本以及军阀自造的各色武器喷吐着火舌。这其中，有一个本土武器“品牌”曾经名震一时。一个繁体“东”字铭刻的厂徽，标明了它们的出身——东三省兵工厂。
辽十三式步枪上的东三省兵工厂厂徽
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辈的经营下，奉系东三省兵工厂曾经号称“东方第一”。建厂十余年间，东三省兵工厂生产的枪炮武装了奉军，使其成为军阀混战时期装备最好、火力最猛的军队。只是，这些枪炮虽能让奉军在军阀中称雄，却没有成为守土保国的利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二十余万东北军未做抵抗，东北沦陷。兵工厂和数以万计的崭新枪炮，沦为“资敌”之物。
日军占领下的东三省兵工厂重炮生产车间
东三省兵工厂“东方第一”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东”字枪炮昙花一现，没有给战乱频仍的中国留下足够强大的武器。不过，诸多历史枝蔓却与东三省兵工厂纠结在一起，让我们能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回望那段苦难深重又混乱不堪的历史。
有枪便是草头王
1918年，在秦皇岛发生了一场北洋军阀时期轰动全国的“大劫案”。此案打劫目标是能武装近3万人的军火，案值极大，当事人又是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这些特殊的因素让这个案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抢劫”。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军阀们的事，能叫“劫”吗？因而当时被称为“秦皇岛截械事件”。
弄明白这个所谓“截械事件”，要从北洋军阀内斗说起。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走向分裂。矛盾最集中的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两派分歧不断，明争暗斗。
1917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为了加强武备，和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4000万元借款合同，并以此款从日本购买军火，步枪近三万支。
到了1918年，直系军阀冯国璋当上了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被免职。来自日本的军火该交货了，收货方应该是北洋政府。冯国璋正在掌权，这批军火实际上会落到直系的手里。
皖系当然不能让这批军火白白便宜了直系。皖系得力干将徐树铮曾是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到东北找到了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杨宇霆和徐树铮都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是同学兼好友。
徐树铮和杨宇霆谋划一番后，向张作霖提出：奉军要即刻入关劫走这批军火，奉军可得到截得之军火3/4，皖系仅要其余的1/4，然后配合皖系重新掌握北洋政府。当时张作霖还没有完全掌握东北，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奉天省（辽宁），奉军只有三个师，武器装备陈旧，听了徐树铮的条件，张作霖立即欣然接受。
1918年2月，由日本运送军火的商船陆续抵达秦皇岛，奉系大将张景惠也率部赶到。徐树铮拿出他在任陆军部次长留下的空白“提械证件”，交杨宇霆填好，凭此假证与日方交涉。
这时，冯国璋派出的北洋政府陆军部的军火接收员也已赶到。徐、杨等人一面与接收员敷衍搪塞，一面将所有军械清点完毕并装上火车。张景惠突然带兵将车站包围，强令机车倒挂车头，将装满军械的火车开到了奉天市（沈阳）。
张学良在晚年所做的口述回忆中，也忆及了“秦皇岛截械事件”。只是年事已高，他把冯国璋记成了黎元洪：“你知道奉军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叫奉军？奉军的势力怎么大起来的？黎元洪当总统的时候，段祺瑞当国务总理，黎元洪买了一批军火，计划是从秦皇岛上岸……（那批军火）大概够（装备）三万人的……那么这就成立一个奉军，奉军的名义就从这儿来的。奉军的势力打这儿就起来了。”
当时奉军只有三个师，得到这批军械后，很快扩充了7个混成旅，军队人数从几万人发展到了20来万人。随后，张作霖软硬兼施，将东三省收入囊中。从那以后他统治东北三省长达10年之久，直到1928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奉军在两三年内飞速壮大，由此就急需扩充装备。张作霖便开始筹建自己的兵工厂。
事实上，在刚刚成为一方诸侯的奉天督军任上，张作霖就建了一个奉天军械厂，厂长一直由他的参谋长杨宇霆兼任。只是奉天军械厂规模很小，只能修理枪械，生产一些弹药，远远满足不了奉军需要。而一直是张作霖左膀右臂的杨宇霆，在“秦皇岛截械事件”中立了大功后不久，却一度脱离了奉军。
张作霖（左）和杨宇霆
原来，“秦皇岛截械事件”后，张作霖自任奉军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在此期间，有人告发，徐、杨勾结，偷用奉系军费和武器另招募军队。张作霖与徐树铮因此闹翻，徐辞去副司令之职回了北京。杨宇霆被免了参谋长，追随徐树铮而去。
现在张作霖想建大规模的兵工厂，只能和继任奉天军械厂厂长的陶治平商量。根据《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收录的陶治平回忆录记载，奉天军械厂原有的厂址、设备都不足以扩充升级成兵工厂，陶治平相中了大东边门邓大人庙和造币厂地块，于是来找张作霖请示：邓大人庙属地方所有，事情好办；造币厂归北京政府管辖，如使用，尚需交涉。
张作霖大手一挥：“北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管我们，和他们交涉什么，叫他们的人回北京就是了。”
于是，陶治平带着一个连的奉军到了造币厂，说明来意。那边厢的厂长看这架势，不敢多言，很配合地让陶治平接收了造币厂。
这里便成了东三省兵工厂最初的厂部——可以说是抢来的。
“财神”撑不住
关于东三省兵工厂来历，有一个“赌场上赢来的”说法流传甚广，甚至被个别演绎版的张作霖传记绘声绘色地描述。
根据这个说法，负责创办东三省兵工厂的人叫韩麟春。当时一战战败国德国的一批兵工厂设施在上海登报拍卖。张作霖马上交给韩麟春一百万元，让他去上海买设备。
韩麟春到了上海，被人做局，在赌场上把钱输得一干二净。他只能给张作霖发电报说了实情，并准备自杀谢罪。结果张作霖看了电报，大骂“妈了巴子”，说自杀是孬种。他给韩麟春又汇去一百万元，让他拿五十万买设备，另外五十万拿去赌场翻本。韩麟春这回在赌场上大赢特赢，不但翻了本，还赢了一百万。然后，韩麟春把所有的钱都买了设备，这才让东三省兵工厂一下子就成了全国之最。
这个传说非常有戏剧性，豪气、义气、善弄驭人之术且把“妈了巴子”当口头语的张作霖形象，很符合大众印象中的绿林出身的军阀枭雄“人设”，但这充其量只是戏说，不足为信。
韩麟春确有其人，他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担任过北洋政府陆军次长，1922年直奉战争之后投靠张作霖，后成为张作霖手下得力干将。韩麟春也确实担任过东三省兵工厂的总办（相当于厂长），不过那是在陶治平之后，而且为期只有一年。
档案资料记载，1921年10月，东三省兵工厂正式创办，原奉天军械厂厂长陶治平负责主持建厂筹备工作，建厂主要工作由丹麦文德公司承办。
传说中韩麟春从赌场上赢的一百万，加上张作霖给的一百五十万，是远远不够建设一座兵工厂的。作为直接当事人，陶治平的回忆录更为可信。这篇回忆文章并没有直接谈及东三省兵工厂投资来源。不过，通过其中透露的细节，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东三省兵工厂最初的建设资金也是抢来的。
据陶治平回忆，接收造币厂之后数日，厂里的人一直不走。陶赶去催问，那位厂长说，厂里有48箱铜元，是全厂职工的花红（即奖金），希望能准许他们带走。陶治平马上带人清点，把这些铜元如数发给他们，这些人才满意地走了。
其实更满意的是陶治平，他在清理造币厂时发现了大量银条，“据说可值几千万元”。张作霖原本觉得建设兵工厂资金颇为困难，准备让吉林、黑龙江两省协助一些。发现了这些银条，张作霖便没再要两省的协助款。
陶治平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两年多，建成了无烟火药厂、弹药厂和枪厂等主要工厂。1923年韩麟春继任，弹药厂分设了枪弹、炮弹等分厂，东三省兵工厂还建设了自己的电厂、机器厂等附属设施，规模迅速扩大。
实际上，在韩麟春担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时，他的上面还有一个直接领导叫“督办”。这个督办，正是原来的奉天军械厂厂长、奉军参谋长杨宇霆。
杨宇霆在1918年被张作霖撤职后，追随徐树铮到了北京。张作霖在杨宇霆离开后感觉到了他的作用，常对左右说：“你们办事，都赶不上邻葛（杨宇霆字邻葛）”。于是，1922年，张作霖不计前嫌，又找回了杨宇霆，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督军署总参议，一切军政大计都与杨宇霆商办，可以说言听计从。
1922年，直奉战争奉系战败，灰溜溜地退回了东北。张作霖哪能甘心，他马上着手整顿军务，扩充实力。杨宇霆是这次整军的核心人物，很快使奉军从军队结构到指挥体系都大为提升。
正是在主持奉军大规模整军的过程中，杨宇霆兼任了东三省兵工厂的督办。
在他担任督办的几年内，东三省兵工厂规模飞速扩张。
当然，这背后是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
曾任东三省兵工厂材料处处长沈振荣在《东三省兵工厂》中称：“东三省兵工厂建厂达13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建设资金达3亿余元，实际还不止此数。”
“3亿余元”是个什么概念？不妨用另一组数字做个对比。据档案资料，1926年奉系兵工厂的经费年额为2300万元，奉军军费年额为1800万元，张作霖个人特支经费为1000万元，总计高达5100万元之多，而财政岁入仅为2300万元。也就是说，1926年，仅东三省兵工厂的支出就能花光当年的财政收入。
东三省兵工厂给东北经济带来的压力并不是1926年才出现的。早在1923年，时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的王永江就表达过不满。当时王永江在老家金州养病，因为一笔兵工厂向财政厅申领的经费，给杨宇霆写了一封信：“今日接厅中来信，谓兵工厂上使座签呈：一为常年经费一百余万；一为现用购料费一百六十余万，均经批准，令厅照拨云云。查此项款为二百六十余万。事前并未与厅中接头，遽由上峰（张作霖）一批，即须照拨，不管库款有无此项预备……且一省之款，均按一省之各项行政支配之，若一处遽增数百万而不管其他，则其他方面不将停滞废弃乎？”
王永江是理财高手，素有奉系“财神”之称，自1916年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后，一直是张作霖的“钱袋子”。
王永江上任之初，奉天省入不敷出，欠了上千万元的外债。他大举推行经济新政，短短几年，就让奉天省“岁入益增，达三千而至四千余万矣”。正是有了王永江推行的卓有成效的经济举措，东北经济在北洋政府时期迅速繁荣。张作霖能成为“东北王”，王永江幕后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张作霖的战争机器像黑洞一样吞噬着东北经济。张作霖根本不管经济如何，杨宇霆扩建兵工厂的任何需要都予取予求。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奉系军阀不断增加税收，1924年奉省各种税收增加一到七成。各项税收层出不穷，除正税之外，还有战时附加税，甚至连结婚、入学、毕业都要纳捐。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曾停发机关职员薪水，以充军饷，其搜刮之剧，显而易见。
1926年，在奉天省省长任上的王永江，眼见东北经济在无边军费的糜耗下濒于崩溃，深感无力回天，干脆挂印而去。张作霖几番延请，王永江坚辞不受。
王永江辞职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历述其苦衷：“如防水焉，仆之筑堤一丈，而杨乃决去一尺，则全堤俱溃，筑之力不如决之力大而且速，悍然不顾，于是吾民大苦，而危象渐成，此下野所以不能不决然也。”
东方第一
张作霖舍得给，杨宇霆舍得花，巨量资金支撑着东三省兵工厂迅速膨胀。
设立之初，东三省兵工厂依旧以轻武器弹药和无烟火药生产为主。枪弹厂设备最初是1919年由上海兵工厂引进，当时日产子弹1万发。后来分别从日本和德国进口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平均日产子弹为20万发，到1929年生产鼎盛时期，日产子弹40万发。这样的生产能力，把国内老牌的汉阳、上海等兵工厂都甩在身后。
除了弹药，东三省兵工厂用数年时间，建起了一条相对完整的军工产业链。完备的生产能力，也是同时期国内兵工厂难以望其项背的。
1923年东三省兵工厂设电弧炉一座，这是中国最早的炼钢电炉之一。在炼钢电炉投入使用之后，该厂在1923年的铁产量达43万吨，钢产量达6.8万吨。基础原料的供应能力，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炼钢能力提升带来了电力供应紧张。最初，东三省兵工厂向当地的民用电厂购买电力。民用电厂支撑不了兵工厂的需求。为此，东三省兵工厂干脆建起了自己的电厂。该电厂含3000千瓦发电机一座，l000千瓦发电机两座，及400马力锅炉四座。
兵工厂所属炮厂、炮弹厂、铸造厂等先后从日本、德国引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实现机械化、自动化。铸造厂添设炼钢熔炉，中级钢料已能自制，需求量最大的枪筒钢，在后期实现了完全自产。
1926年到1928年间，东三省兵工厂达到鼎盛，成为拥有枪厂、枪弹厂、炮厂、炮弹厂、药厂、铸造厂、火具厂、兵器厂八大工厂，兵工医院、兵工学校等众多附属单位的大型综合兵工企业。到“九一八事变”前，全厂占地3200余亩，拥有机器设备近万台、职员1000多人、工人2.5万余人，无论规模、产品和人员，都是当时国内兵工企业的行业之冠。
东三省兵工厂生产的大口径炮弹
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自然时刻关注着东三省兵工厂。在日本的公开出版物上，已经宣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第一兵工厂”。
当然，这样的评价自有日本的特殊用心，并不是完全客观。日本的单个兵工厂也许没有东三省兵工厂的体量大，但其整个军工产业，无论规模和水平都处在世界前列，远远超过中国。不过，东三省兵工厂称为“中国第一”，应该没有争议。
除了东三省兵工厂，奉系还发展了其他军工企业。其中，仅次于东三省兵工厂的武器制造企业是奉天迫击炮厂。该厂始建于1922年，与东三省兵工厂同期起步。1926年，张作霖任命李宜春为厂长，奥地利人沙敦为总工程师，掌管全厂行政和技术工作。
该厂可生产80毫米与150毫米两种口径的迫击炮、炮弹及迫击炮车与附属产品。在正常情况下，该厂每月可产迫击炮80门、弹药4万发。
而东三省兵工厂的炮厂不但能够生产迫击炮，还有各种口径的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最大的榴弹炮口径甚至达到240毫米。
辽十四式150毫米榴弹炮
张作霖创办东北兵工厂最主要的目的是装备奉军。自东三省兵工厂扩建后，每年能生产大炮约150门，炮弹20余万枚，步枪6万支，枪弹18000万发，轻重机枪1000挺以上，生产的军械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供给张作霖争霸全国的战争所用。
张作霖对于东三省兵工厂巨大的投入也算没白花，奉军在各路军阀中的武器装备可算精良。在很多军阀的军队还拿清末的老式步枪作为主要武器时，奉军手中已是可以比肩西方列强的步枪、机枪，而且弹药极为充足。在这之外，奉军的大炮更让其他军阀吃尽了苦头。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由于东三省兵工厂初建，对战局影响不是很大，张作霖败北。两年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工厂的武器装备让奉军鸟枪换炮。奉军大获全胜，特别是炮兵发挥了巨大威力。
东北军炮兵部队
当时的奉军，每个连就能装备四门轻迫击炮，两门重迫击炮。据《东北军史》记载：“奉军迫击炮极多，射击力比直方炮队远一英里，这成了奉系制胜的原因之一。”
正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联合冯玉祥，捧段祺瑞在前台为临时执政，随后又打退了冯玉祥，自己在北京充任陆海军大元帅，走上了人生巅峰。
盛名之下
让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尽得装备优势的迫击炮，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它在一战中被发明出来，何时进入中国尚待考证，不过，国内最早生产迫击炮的就是东三省兵工厂。
张作霖最初对迫击炮威力的认知颇有些搞笑。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后，张作霖从俄国购进了一批迫击炮，口径为60厘米，小巧玲珑，操作简便。
第一次试炮，张作霖就安排在了自己的大帅府。十多门迫击炮瞄准了不足百米外的沈阳城墙。张学良提醒了一下，才通知疏散了落弹区域的居民商户。张作霖还不以为然：“这些小炮有那么大响动吗？”
结果，炮声一响，城墙上尘土飞扬，碎砖横飞，奉天市大小南门一带的居民吓得四散奔逃，一片混乱。
张作霖赶紧叫停了试射，但也从此见识到这些“小炮”的火力，不但让东三省兵工厂马上仿制，而且专门建了一座奉天迫击炮厂。
东三省兵工厂很快造出仿制品来。张作霖又一次安排试炮，这回把地点选在了北大营的北山上。五六十门迫击炮组成炮阵，看着很唬人。可哪成想，一多半儿的迫击炮没能打响。
东三省兵工厂第一批迫击炮产品实在不够露脸。当时东三省兵工厂只是初建，技术还很落后，迫击炮炮筒还是从外国以自来水管名义进口的。后来进口了专门设备，再加上专门的奉天迫击炮厂，迫击炮才成了军阀混战中颇具声威的“重武器”。
不过，就像第一批迫击炮半数哑火一样，东三省兵工厂武器的性能、质量，一直不像它们的产量数据那样漂亮。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是抗战剧中的良心之作，对武器装备的还原极为考究、真实。这部剧中也提到过最具代表性的东三省兵工厂武器——辽十三式步枪。
剧中，国民党杂牌军川军的团长龙文章，向国军精锐师的师长哭穷：“中正式在我这儿老兵才给，算好枪，其它都是些汉阳造、快利、辽十三这种老爷货，师座的特务营里随便挑个连，火力都强过我整团。”
《我的团长我的团》剧情设置于抗战末期，“辽十三”被称为“老爷货”不冤枉。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辽十三式步枪不再生产，枪龄最短的也在十年以上了。
在这之外，“辽十三”的“老”还有另一层意思。它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阳造”并列，设计已经落后于时代。
辽十三式步枪，是依据其开始生产的年份1924年（民国十三年）形成的称呼。这种步枪的技术渊源不明确，根据其设计特点，大概是杂糅了瑞典斯太尔厂毛瑟步枪和日本三八式步枪——这两种步枪都是一战前的设计。
日本三八式步枪，也就是著名的“三八大盖”，1905年（日本明治38年）定型，因为枪机上有一个防尘盖而被称为“三八大盖”。辽十三式步枪也采用了类似的防尘盖。
辽十三式步枪以“三八大盖”为参考，实际上是参考了十多年前的设计，从设计之初就已经落后了。当然，栓动步枪的设计其实大同小异，和辽十三式步枪同时代，德、美、英等国都有性能更好的著名栓动步枪，但也只是性能上略好，并不存在代差。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三八大盖”能一直用到二战结束，前后达40年。
不过，在其他武器上，东三省兵工厂的产品就明显地落后了。
1930年冬，蒋介石派他的原侍从室副官、在上海兵工厂任职的陈修和到沈阳考察东三省兵工厂。这是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首次向国民政府敞开东北军最大的军事基地。
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
陈修和首先面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很客气，亲自介绍了东三省兵工厂的情况，并且很谦虚地说：“厂里一切建设尚未完成，问题也很多，希望你看了以后再同我谈谈。”但是听说陈修和还要去考察太原兵工厂，马上就不谦虚了：“太原兵工厂我已派人去看过了，建筑凌乱，设备简陋，机器虽多，粗制滥造，不值得研究。”
陈修和在东三省兵工厂考察了三个月，明白张学良为何对太原兵工厂不屑一顾。东三省兵工厂“基本建设、机器工具和实验仪器等不仅在国内各兵工厂中显得规模宏大，设备新颖，即便在国外，也是属于新型的一个综合性的大兵工厂。”与此同时，陈修和也看出了东三省兵工厂的种种弊端。
负责人不懂军工，无论是督办杨宇霆还是总办韩麟春，以及后来的继任者臧式毅、米春霖等，要么是军官，要么是文官，没有一个懂得军事工业。一切听任外国技师设计建厂、安排产品，各厂之间各自为政，互不协调。
比如炮厂工程师主要是日本人和奥国人（奥地利），各自主持一部分工厂，制造自己设计的火炮，完全是两个体系。火炮种类虽多却分类混乱，即便是同一种口径也不能通用弹药。
产品过时。东三省兵工厂的主产品基本上是仿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东西，与国内同行相比已经落后。而且，那些外国工程师为了出产品、出数量，还要降低标准。比如奥国工程师哈德满设计的77毫米口径野炮，标尺射程10000米，炮兵在营口试射时，最远才打了8500米。追查原因，哈德满说炮弹厂的炮弹不合格，又说东北的寒冷天气造成射程不足。
但是转过头来，哈德满就对他的留德助手陆某说：“中国军人懂得什么射程远近，只要是门炮，能响就行。”
即便是这样，陈修和还是评价东三省兵工厂“该厂产品，品种质量都居全国第一。”“第一”尚且如此，当时中国的军工水平可想而知。
其实，作为东三省兵工厂的总负责人，杨宇霆也深知该厂武器的实际水平。即便在东三省兵工厂鼎盛时期，杨宇霆也曾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这笔暗中动用的款项被张学良发现，询问之下，杨宇霆答，捷克步枪比东三省兵工厂出产的好。
这次事先没有请示的军火交易，成为杨宇霆杀身之祸的因由之一。
杨常事件
1929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杨宇霆为国民政府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然而就在易帜典礼后，各界出席代表合影时，杨宇霆却拂袖而去，原本热烈喜庆的场面顿时陷入尴尬。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也彻底公开化了。
东北是否服从南京政府，是张学良和杨宇霆最大的分歧，而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奉系的派系斗争中积怨已深。
在张作霖时代，奉军就有泾渭分明的三个圈子，分别为“元老派”、“士官派”、“陆大派”。“元老派”大都是曾和张作霖并肩作战的绿林兄弟，如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人。“士官派”大多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以杨宇霆为首。“陆大派”大多毕业于陆军大学或东三省讲武堂，郭松龄是代表人物。张学良也可以说是“陆大派”，只是因为身份特殊，又超然于三派之上。
随着奉系军阀势力不断扩大，三个圈子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论功行赏，“元老”获得了大量地盘，“士官”也各有封赏，“唯有郭松龄功高不赏”，其中原因，多认为是杨宇霆幕后捣鬼。结果，郭松龄倒戈反奉，兵败被杀。
张学良视郭松龄为师，关系极近，甚至连张作霖都说：“除了你老婆不跟他睡觉，什么都能给他。”郭松龄倒戈时，虽然和张学良也直接兵戎相见，两人的私人关系却没有变。郭松龄被杀，让他对杨宇霆心存芥蒂。
1928年，张作霖殒命皇姑屯，年仅27岁的张学良被拥为奉系之首。杨宇霆也发表通电，表示拥护“汉帅”（张学良），但他并不能像“元老派”那样谦恭。
在张作霖时代，杨宇霆有两个职务是长期性的，一个是总参议，一个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因而奉系中人都称杨宇霆为“杨督办”。张作霖死后，杨宇霆一直以“托孤元老”自命。
张学良上台后，杨宇霆非但未能收敛谦抑，反而“专横更甚”，常“以父执自居”，“凡事都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
私自拨款购买捷克军火之事只是一个例证。这笔款项出自京奉铁路局，购买的武器是用来装备黑龙江山林警备队。当时的京奉铁路局局长是常荫槐，同时还兼任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关系不用多说。
张学良晚年还曾回忆过一事，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面见张学良，为扩充兵工厂申请款项。张学良表示财政紧张，兵工厂也要紧缩，不能再行扩充，更何况财源从何而来？结果常荫槐马上拍着胸脯说铁路局可以供应。这让张学良深受触动。不久前他曾要求铁路筹款补充军费，却被常荫槐拒绝了。
到了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和常荫槐又一次一起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推脱要“从长计议”，常荫槐却拿出了写好的便条，要张学良签字。这下终于让张学良动了杀机。
张学良推托说，晚饭后再做决定。当晚，杨宇霆和常荫槐被召至大帅府。刚走进“老虎厅”，就被埋伏好的张学良侍卫擒拿，当即枪决。史称“杨常事件”。
杨常事件有着庞杂的历史背景，除了奉系内部“主少国疑”、“派系争权”外，东北易帜前后，还有日本、南京政府、桂系军阀等几方力量暗中角力。杨常事件是一次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政治事件，即便在当时的奉系内部，也多认为杨宇霆“有取死之道，无必杀之罪。”张学良晚年口述回忆，也说：“我自个儿说，我大错了一件事，就是杀了杨宇霆。”
不过，杨常事件之后，张学良真正掌握了奉军权柄，东北易帜的抵制力量被彻底清除。东三省兵工厂也从此不再是“杨督办”治下的独立王国，统一归张学良实际掌控。
此时的东北经济，已经被奉系军费压榨得岌岌可危，兵工厂就是第一“烧钱”大户。张学良号召弭兵的同时，开始着手将兵工厂改为民用工厂，从这里开源节流。
第一项措施就是清查账目。据时任东三省兵工厂材料处处长沈振荣回忆，仅材料欠款，厂房账目就比实际欠款多了120万元，这些多出来的钱，绝大多数是原来经手人的回扣。兵工厂内部的腐败可见一斑。
库房原材料的清查工作量更大，历时达18个月，仅仅搬运过秤的工人工资就支付了两万多元，历年来的积累材料堪称“堆积如山”，之前兵工厂的“采购经费”每月均数以百万计……
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大西关成立东生源售品处，凡属五金材料、锅炉暖气片、水泵机器、工具家具等，都可通过东生源订购，其中很多是兵工厂积存的原材料。而张学良更长远的计划，是彻底把东三省兵工厂转型为民用工厂，生产汽车和拖拉机。为此，他派人赴美考察，并与美国企业签订了兵工厂改造设计协议。
而一直由张学良直接掌控的奉天迫击炮厂，转型的步子也快得多。
奉天迫击炮厂直接成立了民生工厂。据《民国日报》载，1929年8月，民生在完成了基本准备工作之后，外购美国“瑞雪”牌载货汽车的部分零部件，进入国内后再与自主生产的部分零部件混合组装生产整车。
1931年5月31日，中国第一辆自主生产汽车“民生75型”载货汽车在辽宁迫击炮厂（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成辽宁省）下线。
当年9月12日，这辆汽车在“中华全国道路协会建会10周年上海展览会”上亮相，成为了那次展览会最吸引人的展品。
只是，这辆汽车成了奉系军工最后的昙花一现。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兵工厂遗产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的爆炸发生在沈阳柳条湖，以此为借口，日军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的艰苦抗战就此开始。
当晚，最先遭到日军炮轰的是东北军北大营和兵工厂。只是，日军显然没有打算炸毁兵工厂，而是打算完整地占领它。据编纂于1932年的《九一八国难痛史》记载：“日军由日本站向大东边门外兵工厂发炮，每十分钟一响，共发十五生（150毫米口径）的密达炮22发，均未命中。至19日上午10时，日军占领省城后，平田大尉率领第二十九联队占领兵工厂，并枪杀守厂士兵四十余名……”
把这些日军带进东三省兵工厂的，是一个叫天也信一的日籍技师。据统计，东三省先后聘用过1500名左右的外籍技师，其中一多半都是日本人，这其中，不知混进了多少日本间谍。
当时东北军数倍于日本关东军，装备虽不及日军，但经过张作霖父子两代的经营，已经是中国军队的佼佼者，足可一战。然而，在不抵抗政策之下，仅仅4个小时，北大营陷落；8个小时，沈阳落入敌手；4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可叹“二十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
不要说东北军手里的武器，光是东三省兵工厂里的装备，就足以让人扼腕叹息。据统计，日军从兵工厂里获得的武器弹药有：各种枪支十万支、火炮668门、枪弹七千余万发、炮弹二十五万余枚……
武器还不是日军占领东三省兵工厂的主要目的。
东三省兵工厂的武器弹药产品品类庞杂，大多数与日军武器并不通用，比如日军的步枪、机枪口径为6.5毫米，而东三省兵工厂的产品以7.9毫米为主。
火炮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要么型号太过老旧，要么不能与日军火炮体系兼容。虽然部分火炮是日本火炮的“山寨”产品，但质量和性能赶不上“原版”。只有少部分被日军所用。
日军从东三省兵工厂抢来的武器弹药，大多数派给了甘心当汉奸的军阀和后来的伪满洲国。还有一部分，被暗中送给了反蒋的军阀，以加剧中国的分裂。有据可查的就包括桂系和粤系。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这里出产的武器反而比之前流通更广——毕竟在张作霖时代，东三省兵工厂基本只供应奉军。
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最大的损失，其实是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和辽宁迫击炮厂。因为那些武器最多可以说是鸡蛋，而兵工厂，则是生蛋的母鸡。
据陈修和撰写的《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厂》记载，日军占据东三省兵工厂之后，由日本财阀大仓、三井投资，将其改造为奉天造兵所，作为侵略军的野战兵器厂。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不断扩建奉天造兵所的规模，增加、更新设备设施，并且把日本国内兵工技术的新成果和产品拿到中国就地生产，以战养战。侵华日军大约四成枪支弹药和火炮都出自奉天造兵所。这里每个月能生产6000支步枪，近百门火炮，近千万发子弹和数万枚炮弹……清政府垮台后的军阀混战中，来自西方、日本以及军阀自造的各色武器喷吐着火舌。这其中，有一个本土武器“品牌”曾经名震一时。一个繁体“东”字铭刻的厂徽，标明了它们的出身——东三省兵工厂。
辽十三式步枪上的东三省兵工厂厂徽
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辈的经营下，奉系东三省兵工厂曾经号称“东方第一”。建厂十余年间，东三省兵工厂生产的枪炮武装了奉军，使其成为军阀混战时期装备最好、火力最猛的军队。只是，这些枪炮虽能让奉军在军阀中称雄，却没有成为守土保国的利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二十余万东北军未做抵抗，东北沦陷。兵工厂和数以万计的崭新枪炮，沦为“资敌”之物。
日军占领下的东三省兵工厂重炮生产车间
东三省兵工厂“东方第一”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东”字枪炮昙花一现，没有给战乱频仍的中国留下足够强大的武器。不过，诸多历史枝蔓却与东三省兵工厂纠结在一起，让我们能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回望那段苦难深重又混乱不堪的历史。
有枪便是草头王
1918年，在秦皇岛发生了一场北洋军阀时期轰动全国的“大劫案”。此案打劫目标是能武装近3万人的军火，案值极大，当事人又是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这些特殊的因素让这个案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抢劫”。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军阀们的事，能叫“劫”吗？因而当时被称为“秦皇岛截械事件”。
弄明白这个所谓“截械事件”，要从北洋军阀内斗说起。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走向分裂。矛盾最集中的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两派分歧不断，明争暗斗。
1917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为了加强武备，和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了4000万元借款合同，并以此款从日本购买军火，步枪近三万支。
到了1918年，直系军阀冯国璋当上了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被免职。来自日本的军火该交货了，收货方应该是北洋政府。冯国璋正在掌权，这批军火实际上会落到直系的手里。
皖系当然不能让这批军火白白便宜了直系。皖系得力干将徐树铮曾是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到东北找到了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杨宇霆和徐树铮都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是同学兼好友。
徐树铮和杨宇霆谋划一番后，向张作霖提出：奉军要即刻入关劫走这批军火，奉军可得到截得之军火3/4，皖系仅要其余的1/4，然后配合皖系重新掌握北洋政府。当时张作霖还没有完全掌握东北，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奉天省（辽宁），奉军只有三个师，武器装备陈旧，听了徐树铮的条件，张作霖立即欣然接受。
1918年2月，由日本运送军火的商船陆续抵达秦皇岛，奉系大将张景惠也率部赶到。徐树铮拿出他在任陆军部次长留下的空白“提械证件”，交杨宇霆填好，凭此假证与日方交涉。
这时，冯国璋派出的北洋政府陆军部的军火接收员也已赶到。徐、杨等人一面与接收员敷衍搪塞，一面将所有军械清点完毕并装上火车。张景惠突然带兵将车站包围，强令机车倒挂车头，将装满军械的火车开到了奉天市（沈阳）。
张学良在晚年所做的口述回忆中，也忆及了“秦皇岛截械事件”。只是年事已高，他把冯国璋记成了黎元洪：“你知道奉军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叫奉军？奉军的势力怎么大起来的？黎元洪当总统的时候，段祺瑞当国务总理，黎元洪买了一批军火，计划是从秦皇岛上岸……（那批军火）大概够（装备）三万人的……那么这就成立一个奉军，奉军的名义就从这儿来的。奉军的势力打这儿就起来了。”
当时奉军只有三个师，得到这批军械后，很快扩充了7个混成旅，军队人数从几万人发展到了20来万人。随后，张作霖软硬兼施，将东三省收入囊中。从那以后他统治东北三省长达10年之久，直到1928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奉军在两三年内飞速壮大，由此就急需扩充装备。张作霖便开始筹建自己的兵工厂。
事实上，在刚刚成为一方诸侯的奉天督军任上，张作霖就建了一个奉天军械厂，厂长一直由他的参谋长杨宇霆兼任。只是奉天军械厂规模很小，只能修理枪械，生产一些弹药，远远满足不了奉军需要。而一直是张作霖左膀右臂的杨宇霆，在“秦皇岛截械事件”中立了大功后不久，却一度脱离了奉军。
张作霖（左）和杨宇霆
原来，“秦皇岛截械事件”后，张作霖自任奉军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在此期间，有人告发，徐、杨勾结，偷用奉系军费和武器另招募军队。张作霖与徐树铮因此闹翻，徐辞去副司令之职回了北京。杨宇霆被免了参谋长，追随徐树铮而去。
现在张作霖想建大规模的兵工厂，只能和继任奉天军械厂厂长的陶治平商量。根据《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收录的陶治平回忆录记载，奉天军械厂原有的厂址、设备都不足以扩充升级成兵工厂，陶治平相中了大东边门邓大人庙和造币厂地块，于是来找张作霖请示：邓大人庙属地方所有，事情好办；造币厂归北京政府管辖，如使用，尚需交涉。
张作霖大手一挥：“北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管我们，和他们交涉什么，叫他们的人回北京就是了。”
于是，陶治平带着一个连的奉军到了造币厂，说明来意。那边厢的厂长看这架势，不敢多言，很配合地让陶治平接收了造币厂。
这里便成了东三省兵工厂最初的厂部——可以说是抢来的。
“财神”撑不住
关于东三省兵工厂来历，有一个“赌场上赢来的”说法流传甚广，甚至被个别演绎版的张作霖传记绘声绘色地描述。
根据这个说法，负责创办东三省兵工厂的人叫韩麟春。当时一战战败国德国的一批兵工厂设施在上海登报拍卖。张作霖马上交给韩麟春一百万元，让他去上海买设备。
韩麟春到了上海，被人做局，在赌场上把钱输得一干二净。他只能给张作霖发电报说了实情，并准备自杀谢罪。结果张作霖看了电报，大骂“妈了巴子”，说自杀是孬种。他给韩麟春又汇去一百万元，让他拿五十万买设备，另外五十万拿去赌场翻本。韩麟春这回在赌场上大赢特赢，不但翻了本，还赢了一百万。然后，韩麟春把所有的钱都买了设备，这才让东三省兵工厂一下子就成了全国之最。
这个传说非常有戏剧性，豪气、义气、善弄驭人之术且把“妈了巴子”当口头语的张作霖形象，很符合大众印象中的绿林出身的军阀枭雄“人设”，但这充其量只是戏说，不足为信。
韩麟春确有其人，他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担任过北洋政府陆军次长，1922年直奉战争之后投靠张作霖，后成为张作霖手下得力干将。韩麟春也确实担任过东三省兵工厂的总办（相当于厂长），不过那是在陶治平之后，而且为期只有一年。
档案资料记载，1921年10月，东三省兵工厂正式创办，原奉天军械厂厂长陶治平负责主持建厂筹备工作，建厂主要工作由丹麦文德公司承办。
传说中韩麟春从赌场上赢的一百万，加上张作霖给的一百五十万，是远远不够建设一座兵工厂的。作为直接当事人，陶治平的回忆录更为可信。这篇回忆文章并没有直接谈及东三省兵工厂投资来源。不过，通过其中透露的细节，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东三省兵工厂最初的建设资金也是抢来的。
据陶治平回忆，接收造币厂之后数日，厂里的人一直不走。陶赶去催问，那位厂长说，厂里有48箱铜元，是全厂职工的花红（即奖金），希望能准许他们带走。陶治平马上带人清点，把这些铜元如数发给他们，这些人才满意地走了。
其实更满意的是陶治平，他在清理造币厂时发现了大量银条，“据说可值几千万元”。张作霖原本觉得建设兵工厂资金颇为困难，准备让吉林、黑龙江两省协助一些。发现了这些银条，张作霖便没再要两省的协助款。
陶治平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两年多，建成了无烟火药厂、弹药厂和枪厂等主要工厂。1923年韩麟春继任，弹药厂分设了枪弹、炮弹等分厂，东三省兵工厂还建设了自己的电厂、机器厂等附属设施，规模迅速扩大。
实际上，在韩麟春担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时，他的上面还有一个直接领导叫“督办”。这个督办，正是原来的奉天军械厂厂长、奉军参谋长杨宇霆。
杨宇霆在1918年被张作霖撤职后，追随徐树铮到了北京。张作霖在杨宇霆离开后感觉到了他的作用，常对左右说：“你们办事，都赶不上邻葛（杨宇霆字邻葛）”。于是，1922年，张作霖不计前嫌，又找回了杨宇霆，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督军署总参议，一切军政大计都与杨宇霆商办，可以说言听计从。
1922年，直奉战争奉系战败，灰溜溜地退回了东北。张作霖哪能甘心，他马上着手整顿军务，扩充实力。杨宇霆是这次整军的核心人物，很快使奉军从军队结构到指挥体系都大为提升。
正是在主持奉军大规模整军的过程中，杨宇霆兼任了东三省兵工厂的督办。
在他担任督办的几年内，东三省兵工厂规模飞速扩张。
当然，这背后是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
曾任东三省兵工厂材料处处长沈振荣在《东三省兵工厂》中称：“东三省兵工厂建厂达13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建设资金达3亿余元，实际还不止此数。”
“3亿余元”是个什么概念？不妨用另一组数字做个对比。据档案资料，1926年奉系兵工厂的经费年额为2300万元，奉军军费年额为1800万元，张作霖个人特支经费为1000万元，总计高达5100万元之多，而财政岁入仅为2300万元。也就是说，1926年，仅东三省兵工厂的支出就能花光当年的财政收入。
东三省兵工厂给东北经济带来的压力并不是1926年才出现的。早在1923年，时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的王永江就表达过不满。当时王永江在老家金州养病，因为一笔兵工厂向财政厅申领的经费，给杨宇霆写了一封信：“今日接厅中来信，谓兵工厂上使座签呈：一为常年经费一百余万；一为现用购料费一百六十余万，均经批准，令厅照拨云云。查此项款为二百六十余万。事前并未与厅中接头，遽由上峰（张作霖）一批，即须照拨，不管库款有无此项预备……且一省之款，均按一省之各项行政支配之，若一处遽增数百万而不管其他，则其他方面不将停滞废弃乎？”
王永江是理财高手，素有奉系“财神”之称，自1916年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后，一直是张作霖的“钱袋子”。
王永江上任之初，奉天省入不敷出，欠了上千万元的外债。他大举推行经济新政，短短几年，就让奉天省“岁入益增，达三千而至四千余万矣”。正是有了王永江推行的卓有成效的经济举措，东北经济在北洋政府时期迅速繁荣。张作霖能成为“东北王”，王永江幕后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张作霖的战争机器像黑洞一样吞噬着东北经济。张作霖根本不管经济如何，杨宇霆扩建兵工厂的任何需要都予取予求。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奉系军阀不断增加税收，1924年奉省各种税收增加一到七成。各项税收层出不穷，除正税之外，还有战时附加税，甚至连结婚、入学、毕业都要纳捐。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曾停发机关职员薪水，以充军饷，其搜刮之剧，显而易见。
1926年，在奉天省省长任上的王永江，眼见东北经济在无边军费的糜耗下濒于崩溃，深感无力回天，干脆挂印而去。张作霖几番延请，王永江坚辞不受。
王永江辞职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历述其苦衷：“如防水焉，仆之筑堤一丈，而杨乃决去一尺，则全堤俱溃，筑之力不如决之力大而且速，悍然不顾，于是吾民大苦，而危象渐成，此下野所以不能不决然也。”
东方第一
张作霖舍得给，杨宇霆舍得花，巨量资金支撑着东三省兵工厂迅速膨胀。
设立之初，东三省兵工厂依旧以轻武器弹药和无烟火药生产为主。枪弹厂设备最初是1919年由上海兵工厂引进，当时日产子弹1万发。后来分别从日本和德国进口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平均日产子弹为20万发，到1929年生产鼎盛时期，日产子弹40万发。这样的生产能力，把国内老牌的汉阳、上海等兵工厂都甩在身后。
除了弹药，东三省兵工厂用数年时间，建起了一条相对完整的军工产业链。完备的生产能力，也是同时期国内兵工厂难以望其项背的。
1923年东三省兵工厂设电弧炉一座，这是中国最早的炼钢电炉之一。在炼钢电炉投入使用之后，该厂在1923年的铁产量达43万吨，钢产量达6.8万吨。基础原料的供应能力，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炼钢能力提升带来了电力供应紧张。最初，东三省兵工厂向当地的民用电厂购买电力。民用电厂支撑不了兵工厂的需求。为此，东三省兵工厂干脆建起了自己的电厂。该电厂含3000千瓦发电机一座，l000千瓦发电机两座，及400马力锅炉四座。
兵工厂所属炮厂、炮弹厂、铸造厂等先后从日本、德国引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实现机械化、自动化。铸造厂添设炼钢熔炉，中级钢料已能自制，需求量最大的枪筒钢，在后期实现了完全自产。
1926年到1928年间，东三省兵工厂达到鼎盛，成为拥有枪厂、枪弹厂、炮厂、炮弹厂、药厂、铸造厂、火具厂、兵器厂八大工厂，兵工医院、兵工学校等众多附属单位的大型综合兵工企业。到“九一八事变”前，全厂占地3200余亩，拥有机器设备近万台、职员1000多人、工人2.5万余人，无论规模、产品和人员，都是当时国内兵工企业的行业之冠。
东三省兵工厂生产的大口径炮弹
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自然时刻关注着东三省兵工厂。在日本的公开出版物上，已经宣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第一兵工厂”。
当然，这样的评价自有日本的特殊用心，并不是完全客观。日本的单个兵工厂也许没有东三省兵工厂的体量大，但其整个军工产业，无论规模和水平都处在世界前列，远远超过中国。不过，东三省兵工厂称为“中国第一”，应该没有争议。
除了东三省兵工厂，奉系还发展了其他军工企业。其中，仅次于东三省兵工厂的武器制造企业是奉天迫击炮厂。该厂始建于1922年，与东三省兵工厂同期起步。1926年，张作霖任命李宜春为厂长，奥地利人沙敦为总工程师，掌管全厂行政和技术工作。
该厂可生产80毫米与150毫米两种口径的迫击炮、炮弹及迫击炮车与附属产品。在正常情况下，该厂每月可产迫击炮80门、弹药4万发。
而东三省兵工厂的炮厂不但能够生产迫击炮，还有各种口径的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最大的榴弹炮口径甚至达到240毫米。
辽十四式150毫米榴弹炮
张作霖创办东北兵工厂最主要的目的是装备奉军。自东三省兵工厂扩建后，每年能生产大炮约150门，炮弹20余万枚，步枪6万支，枪弹18000万发，轻重机枪1000挺以上，生产的军械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供给张作霖争霸全国的战争所用。
张作霖对于东三省兵工厂巨大的投入也算没白花，奉军在各路军阀中的武器装备可算精良。在很多军阀的军队还拿清末的老式步枪作为主要武器时，奉军手中已是可以比肩西方列强的步枪、机枪，而且弹药极为充足。在这之外，奉军的大炮更让其他军阀吃尽了苦头。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由于东三省兵工厂初建，对战局影响不是很大，张作霖败北。两年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工厂的武器装备让奉军鸟枪换炮。奉军大获全胜，特别是炮兵发挥了巨大威力。
东北军炮兵部队
当时的奉军，每个连就能装备四门轻迫击炮，两门重迫击炮。据《东北军史》记载：“奉军迫击炮极多，射击力比直方炮队远一英里，这成了奉系制胜的原因之一。”
正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联合冯玉祥，捧段祺瑞在前台为临时执政，随后又打退了冯玉祥，自己在北京充任陆海军大元帅，走上了人生巅峰。
盛名之下
让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尽得装备优势的迫击炮，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它在一战中被发明出来，何时进入中国尚待考证，不过，国内最早生产迫击炮的就是东三省兵工厂。
张作霖最初对迫击炮威力的认知颇有些搞笑。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后，张作霖从俄国购进了一批迫击炮，口径为60厘米，小巧玲珑，操作简便。
第一次试炮，张作霖就安排在了自己的大帅府。十多门迫击炮瞄准了不足百米外的沈阳城墙。张学良提醒了一下，才通知疏散了落弹区域的居民商户。张作霖还不以为然：“这些小炮有那么大响动吗？”
结果，炮声一响，城墙上尘土飞扬，碎砖横飞，奉天市大小南门一带的居民吓得四散奔逃，一片混乱。
张作霖赶紧叫停了试射，但也从此见识到这些“小炮”的火力，不但让东三省兵工厂马上仿制，而且专门建了一座奉天迫击炮厂。
东三省兵工厂很快造出仿制品来。张作霖又一次安排试炮，这回把地点选在了北大营的北山上。五六十门迫击炮组成炮阵，看着很唬人。可哪成想，一多半儿的迫击炮没能打响。
东三省兵工厂第一批迫击炮产品实在不够露脸。当时东三省兵工厂只是初建，技术还很落后，迫击炮炮筒还是从外国以自来水管名义进口的。后来进口了专门设备，再加上专门的奉天迫击炮厂，迫击炮才成了军阀混战中颇具声威的“重武器”。
不过，就像第一批迫击炮半数哑火一样，东三省兵工厂武器的性能、质量，一直不像它们的产量数据那样漂亮。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是抗战剧中的良心之作，对武器装备的还原极为考究、真实。这部剧中也提到过最具代表性的东三省兵工厂武器——辽十三式步枪。
剧中，国民党杂牌军川军的团长龙文章，向国军精锐师的师长哭穷：“中正式在我这儿老兵才给，算好枪，其它都是些汉阳造、快利、辽十三这种老爷货，师座的特务营里随便挑个连，火力都强过我整团。”
《我的团长我的团》剧情设置于抗战末期，“辽十三”被称为“老爷货”不冤枉。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辽十三式步枪不再生产，枪龄最短的也在十年以上了。
在这之外，“辽十三”的“老”还有另一层意思。它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阳造”并列，设计已经落后于时代。
辽十三式步枪，是依据其开始生产的年份1924年（民国十三年）形成的称呼。这种步枪的技术渊源不明确，根据其设计特点，大概是杂糅了瑞典斯太尔厂毛瑟步枪和日本三八式步枪——这两种步枪都是一战前的设计。
日本三八式步枪，也就是著名的“三八大盖”，1905年（日本明治38年）定型，因为枪机上有一个防尘盖而被称为“三八大盖”。辽十三式步枪也采用了类似的防尘盖。
辽十三式步枪以“三八大盖”为参考，实际上是参考了十多年前的设计，从设计之初就已经落后了。当然，栓动步枪的设计其实大同小异，和辽十三式步枪同时代，德、美、英等国都有性能更好的著名栓动步枪，但也只是性能上略好，并不存在代差。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三八大盖”能一直用到二战结束，前后达40年。
不过，在其他武器上，东三省兵工厂的产品就明显地落后了。
1930年冬，蒋介石派他的原侍从室副官、在上海兵工厂任职的陈修和到沈阳考察东三省兵工厂。这是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首次向国民政府敞开东北军最大的军事基地。
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
陈修和首先面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很客气，亲自介绍了东三省兵工厂的情况，并且很谦虚地说：“厂里一切建设尚未完成，问题也很多，希望你看了以后再同我谈谈。”但是听说陈修和还要去考察太原兵工厂，马上就不谦虚了：“太原兵工厂我已派人去看过了，建筑凌乱，设备简陋，机器虽多，粗制滥造，不值得研究。”
陈修和在东三省兵工厂考察了三个月，明白张学良为何对太原兵工厂不屑一顾。东三省兵工厂“基本建设、机器工具和实验仪器等不仅在国内各兵工厂中显得规模宏大，设备新颖，即便在国外，也是属于新型的一个综合性的大兵工厂。”与此同时，陈修和也看出了东三省兵工厂的种种弊端。
负责人不懂军工，无论是督办杨宇霆还是总办韩麟春，以及后来的继任者臧式毅、米春霖等，要么是军官，要么是文官，没有一个懂得军事工业。一切听任外国技师设计建厂、安排产品，各厂之间各自为政，互不协调。
比如炮厂工程师主要是日本人和奥国人（奥地利），各自主持一部分工厂，制造自己设计的火炮，完全是两个体系。火炮种类虽多却分类混乱，即便是同一种口径也不能通用弹药。
产品过时。东三省兵工厂的主产品基本上是仿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东西，与国内同行相比已经落后。而且，那些外国工程师为了出产品、出数量，还要降低标准。比如奥国工程师哈德满设计的77毫米口径野炮，标尺射程10000米，炮兵在营口试射时，最远才打了8500米。追查原因，哈德满说炮弹厂的炮弹不合格，又说东北的寒冷天气造成射程不足。
但是转过头来，哈德满就对他的留德助手陆某说：“中国军人懂得什么射程远近，只要是门炮，能响就行。”
即便是这样，陈修和还是评价东三省兵工厂“该厂产品，品种质量都居全国第一。”“第一”尚且如此，当时中国的军工水平可想而知。
其实，作为东三省兵工厂的总负责人，杨宇霆也深知该厂武器的实际水平。即便在东三省兵工厂鼎盛时期，杨宇霆也曾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这笔暗中动用的款项被张学良发现，询问之下，杨宇霆答，捷克步枪比东三省兵工厂出产的好。
这次事先没有请示的军火交易，成为杨宇霆杀身之祸的因由之一。
杨常事件
1929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杨宇霆为国民政府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然而就在易帜典礼后，各界出席代表合影时，杨宇霆却拂袖而去，原本热烈喜庆的场面顿时陷入尴尬。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也彻底公开化了。
东北是否服从南京政府，是张学良和杨宇霆最大的分歧，而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奉系的派系斗争中积怨已深。
在张作霖时代，奉军就有泾渭分明的三个圈子，分别为“元老派”、“士官派”、“陆大派”。“元老派”大都是曾和张作霖并肩作战的绿林兄弟，如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人。“士官派”大多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以杨宇霆为首。“陆大派”大多毕业于陆军大学或东三省讲武堂，郭松龄是代表人物。张学良也可以说是“陆大派”，只是因为身份特殊，又超然于三派之上。
随着奉系军阀势力不断扩大，三个圈子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论功行赏，“元老”获得了大量地盘，“士官”也各有封赏，“唯有郭松龄功高不赏”，其中原因，多认为是杨宇霆幕后捣鬼。结果，郭松龄倒戈反奉，兵败被杀。
张学良视郭松龄为师，关系极近，甚至连张作霖都说：“除了你老婆不跟他睡觉，什么都能给他。”郭松龄倒戈时，虽然和张学良也直接兵戎相见，两人的私人关系却没有变。郭松龄被杀，让他对杨宇霆心存芥蒂。
1928年，张作霖殒命皇姑屯，年仅27岁的张学良被拥为奉系之首。杨宇霆也发表通电，表示拥护“汉帅”（张学良），但他并不能像“元老派”那样谦恭。
在张作霖时代，杨宇霆有两个职务是长期性的，一个是总参议，一个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因而奉系中人都称杨宇霆为“杨督办”。张作霖死后，杨宇霆一直以“托孤元老”自命。
张学良上台后，杨宇霆非但未能收敛谦抑，反而“专横更甚”，常“以父执自居”，“凡事都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
私自拨款购买捷克军火之事只是一个例证。这笔款项出自京奉铁路局，购买的武器是用来装备黑龙江山林警备队。当时的京奉铁路局局长是常荫槐，同时还兼任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关系不用多说。
张学良晚年还曾回忆过一事，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面见张学良，为扩充兵工厂申请款项。张学良表示财政紧张，兵工厂也要紧缩，不能再行扩充，更何况财源从何而来？结果常荫槐马上拍着胸脯说铁路局可以供应。这让张学良深受触动。不久前他曾要求铁路筹款补充军费，却被常荫槐拒绝了。
到了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和常荫槐又一次一起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推脱要“从长计议”，常荫槐却拿出了写好的便条，要张学良签字。这下终于让张学良动了杀机。
张学良推托说，晚饭后再做决定。当晚，杨宇霆和常荫槐被召至大帅府。刚走进“老虎厅”，就被埋伏好的张学良侍卫擒拿，当即枪决。史称“杨常事件”。
杨常事件有着庞杂的历史背景，除了奉系内部“主少国疑”、“派系争权”外，东北易帜前后，还有日本、南京政府、桂系军阀等几方力量暗中角力。杨常事件是一次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政治事件，即便在当时的奉系内部，也多认为杨宇霆“有取死之道，无必杀之罪。”张学良晚年口述回忆，也说：“我自个儿说，我大错了一件事，就是杀了杨宇霆。”
不过，杨常事件之后，张学良真正掌握了奉军权柄，东北易帜的抵制力量被彻底清除。东三省兵工厂也从此不再是“杨督办”治下的独立王国，统一归张学良实际掌控。
此时的东北经济，已经被奉系军费压榨得岌岌可危，兵工厂就是第一“烧钱”大户。张学良号召弭兵的同时，开始着手将兵工厂改为民用工厂，从这里开源节流。
第一项措施就是清查账目。据时任东三省兵工厂材料处处长沈振荣回忆，仅材料欠款，厂房账目就比实际欠款多了120万元，这些多出来的钱，绝大多数是原来经手人的回扣。兵工厂内部的腐败可见一斑。
库房原材料的清查工作量更大，历时达18个月，仅仅搬运过秤的工人工资就支付了两万多元，历年来的积累材料堪称“堆积如山”，之前兵工厂的“采购经费”每月均数以百万计……
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大西关成立东生源售品处，凡属五金材料、锅炉暖气片、水泵机器、工具家具等，都可通过东生源订购，其中很多是兵工厂积存的原材料。而张学良更长远的计划，是彻底把东三省兵工厂转型为民用工厂，生产汽车和拖拉机。为此，他派人赴美考察，并与美国企业签订了兵工厂改造设计协议。
而一直由张学良直接掌控的奉天迫击炮厂，转型的步子也快得多。
奉天迫击炮厂直接成立了民生工厂。据《民国日报》载，1929年8月，民生在完成了基本准备工作之后，外购美国“瑞雪”牌载货汽车的部分零部件，进入国内后再与自主生产的部分零部件混合组装生产整车。
1931年5月31日，中国第一辆自主生产汽车“民生75型”载货汽车在辽宁迫击炮厂（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成辽宁省）下线。
当年9月12日，这辆汽车在“中华全国道路协会建会10周年上海展览会”上亮相，成为了那次展览会最吸引人的展品。
只是，这辆汽车成了奉系军工最后的昙花一现。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兵工厂遗产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的爆炸发生在沈阳柳条湖，以此为借口，日军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的艰苦抗战就此开始。
当晚，最先遭到日军炮轰的是东北军北大营和兵工厂。只是，日军显然没有打算炸毁兵工厂，而是打算完整地占领它。据编纂于1932年的《九一八国难痛史》记载：“日军由日本站向大东边门外兵工厂发炮，每十分钟一响，共发十五生（150毫米口径）的密达炮22发，均未命中。至19日上午10时，日军占领省城后，平田大尉率领第二十九联队占领兵工厂，并枪杀守厂士兵四十余名……”
把这些日军带进东三省兵工厂的，是一个叫天也信一的日籍技师。据统计，东三省先后聘用过1500名左右的外籍技师，其中一多半都是日本人，这其中，不知混进了多少日本间谍。
当时东北军数倍于日本关东军，装备虽不及日军，但经过张作霖父子两代的经营，已经是中国军队的佼佼者，足可一战。然而，在不抵抗政策之下，仅仅4个小时，北大营陷落；8个小时，沈阳落入敌手；4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可叹“二十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
不要说东北军手里的武器，光是东三省兵工厂里的装备，就足以让人扼腕叹息。据统计，日军从兵工厂里获得的武器弹药有：各种枪支十万支、火炮668门、枪弹七千余万发、炮弹二十五万余枚……
武器还不是日军占领东三省兵工厂的主要目的。
东三省兵工厂的武器弹药产品品类庞杂，大多数与日军武器并不通用，比如日军的步枪、机枪口径为6.5毫米，而东三省兵工厂的产品以7.9毫米为主。
火炮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要么型号太过老旧，要么不能与日军火炮体系兼容。虽然部分火炮是日本火炮的“山寨”产品，但质量和性能赶不上“原版”。只有少部分被日军所用。
日军从东三省兵工厂抢来的武器弹药，大多数派给了甘心当汉奸的军阀和后来的伪满洲国。还有一部分，被暗中送给了反蒋的军阀，以加剧中国的分裂。有据可查的就包括桂系和粤系。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这里出产的武器反而比之前流通更广——毕竟在张作霖时代，东三省兵工厂基本只供应奉军。
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最大的损失，其实是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和辽宁迫击炮厂。因为那些武器最多可以说是鸡蛋，而兵工厂，则是生蛋的母鸡。
据陈修和撰写的《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厂》记载，日军占据东三省兵工厂之后，由日本财阀大仓、三井投资，将其改造为奉天造兵所，作为侵略军的野战兵器厂。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不断扩建奉天造兵所的规模，增加、更新设备设施，并且把日本国内兵工技术的新成果和产品拿到中国就地生产，以战养战。侵华日军大约四成枪支弹药和火炮都出自奉天造兵所。这里每个月能生产6000支步枪，近百门火炮，近千万发子弹和数万枚炮弹……
辽宁迫击炮厂在张学良治下已经转型开始生产汽车，惜乎第一辆“民生75型”货车刚造出来没多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除了那辆送到上海展览的首车，整个辽宁迫击炮厂都落入敌手。
侵华日军倒是延续了辽宁迫击炮厂的转型。1934年，伪满实业部按照日本关东军旨意，在原辽宁迫击炮厂旧址上成立了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该社目的是适应扩张侵略的需要，从事汽车的修理和组装。到1939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自动车制造株式会社，具备年产汽车5000辆的能力。这些汽车都装备给了侵华日军。
直到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彻底扫平了日本关东军。日据时期的大量物资成了苏军的战利品。奉天造兵所大多数重型机器设备被苏军拆卸运走。
出关的八路军部队曾短暂进驻奉天造兵所，还没来得及展开工作，就被来抢占东北的国民党军夺了去。奉天造兵所又成了国民政府兵工署第90兵工厂。十多年前来考察过东三省兵工厂的陈修和，被任命为兵工厂厂长。
陈修和是陈毅元帅的堂兄，两兄弟都是年少即投身革命，只是走了不同的道路。不过殊途同归，1948年辽沈战役，陈修和抗住蒋介石破坏兵工厂的命令，在沈阳解放时率部起义，为新中国保住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
这座兵工厂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沈阳兵工总厂。不过，这座兵工厂留在沈阳的时间不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沈阳兵工总厂（后改名五一兵工厂）的主要生产部门内迁到黑龙江北安，在那里成立了国营626厂，新中国成立之初，那里曾经生产了一半以上的国产制式步兵武器。
时过境迁，原626厂厂址现在改造成了北安庆华军工遗址博物馆，铸剑为犁。在枪械如林的展品陈设中，还能找到一些东三省兵工厂时期的旧物。
近百年前煊赫一时的东三省兵工厂，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有零星遗迹，像一个斑驳的历史背影。不过，它们也终于看到了中国国防工业的腾飞。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的原址，在“一五”时期建成了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成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基地，是为国防主力战机提供动力的旗舰型企业。
辽宁迫击炮厂在张学良治下已经转型开始生产汽车，惜乎第一辆“民生75型”货车刚造出来没多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除了那辆送到上海展览的首车，整个辽宁迫击炮厂都落入敌手。
侵华日军倒是延续了辽宁迫击炮厂的转型。1934年，伪满实业部按照日本关东军旨意，在原辽宁迫击炮厂旧址上成立了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该社目的是适应扩张侵略的需要，从事汽车的修理和组装。到1939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自动车制造株式会社，具备年产汽车5000辆的能力。这些汽车都装备给了侵华日军。
直到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彻底扫平了日本关东军。日据时期的大量物资成了苏军的战利品。奉天造兵所大多数重型机器设备被苏军拆卸运走。
出关的八路军部队曾短暂进驻奉天造兵所，还没来得及展开工作，就被来抢占东北的国民党军夺了去。奉天造兵所又成了国民政府兵工署第90兵工厂。十多年前来考察过东三省兵工厂的陈修和，被任命为兵工厂厂长。
陈修和是陈毅元帅的堂兄，两兄弟都是年少即投身革命，只是走了不同的道路。不过殊途同归，1948年辽沈战役，陈修和抗住蒋介石破坏兵工厂的命令，在沈阳解放时率部起义，为新中国保住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
这座兵工厂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沈阳兵工总厂。不过，这座兵工厂留在沈阳的时间不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沈阳兵工总厂（后改名五一兵工厂）的主要生产部门内迁到黑龙江北安，在那里成立了国营626厂，新中国成立之初，那里曾经生产了一半以上的国产制式步兵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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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前煊赫一时的东三省兵工厂，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有零星遗迹，像一个斑驳的历史背影。不过，它们也终于看到了中国国防工业的腾飞。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的原址，在“一五”时期建成了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成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基地，是为国防主力战机提供动力的旗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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