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版胶片(“当年连杀人犯都不愿破坏放电影”——《一秒钟》与胶片电影记忆)

Posted 202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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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版胶片(“当年连杀人犯都不愿破坏放电影”——《一秒钟》与胶片电影记忆)

劳改犯张九声八年未见女儿，为了能看到《英雄儿女》播放前女儿的一秒钟影像，他从劳改农场逃出来，寻找电影胶片。（资料图/图）

《一秒钟》是一部因胶片而起的电影，也是张艺谋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

“看电影”的故事在张艺谋头脑里至少盘旋了十三年。他的老搭档、编剧邹静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与张艺谋合作《千里走单骑》后，2007年，两人在纪念戛纳电影节六十周年的短片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中再次合作，邹静之为张艺谋写的剧本《露天电影》，被拍成一部三分钟的短片，就叫《看电影》。邹静之和张艺谋为此聊了很多看电影的经历，也许是意犹未尽，之后的十年中，张艺谋总会提起：拍了这么多电影，什么时候能拍一部与放电影有关的电影？

“这十年对我们来说变化太快了，转眼拍电影不用胶片了，放电影更没有胶片了，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取代了很多旧时的东西，甚至来不及回望、告别，一些东西就被碾碎、消失了。原来看好的电影题材，你觉着是压箱底的宝石，才过几年啊，再打开箱子一看成石头子儿了。”邹静之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2012年，中国电影院线的数字放映机已经超过九成。2016年，上海电影技术厂关闭了国内最后一条胶片生产线，中国彻底告别胶片时代。

2017年，张艺谋给邹静之写邮件，说自己想拍一部“放电影”的电影，“为纪念也好，怀旧也罢，都可以，说得再简单点，就是要拍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他在信中表示已经想清楚了故事方向——“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政治和苦难都是既远又淡的背景，有一点《活着》的意思，也有点儿冷幽默，格局很小，没有流行的那种戏剧性，贫瘠年代看电影的兴奋和满足，通过‘胶片’的不断‘转动’，传递一份情感，让我特别迷恋。”2017年底，两人开始了剧本创作，距离《一秒钟》正式上映，中间隔了三年。

“在物质和精神都很贫瘠的年代，看电影就是一个狂欢，是仰望星空的那种梦幻跟快乐。”张艺谋在记录《一秒钟》幕后故事的同名纪录片里说。

女儿的“一秒钟”

胶片，是《一秒钟》里重要的道具，重要到什么程度——像一个主角。“其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等波折牵着事儿和人走，人物改变了，故事展开了，放映员、观众都与胶片有关系。”邹静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故事因胶片而起——张译饰演的劳改农场劳改犯张九声八年未见女儿，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当时最火的电影《英雄儿女》播放前的22号新闻简报里，女儿扛着面粉的样子出现了一秒钟。为了找到《英雄儿女》的胶片，看到女儿的“一秒钟”，他不惜从劳改农场逃出来。

刘浩存饰演的刘闺女，也跑来偷胶片。她不是寻亲，而是为了把胶片偷回去做灯罩。当时，用废弃的电影胶片做成的灯罩是一件奢侈品，结婚时的豪华摆设。刘闺女自小没有爹妈，与弟弟相依为命，弟弟不小心把别人的灯罩烧坏了，他们赔不起，刘闺女只好去偷胶片。两个各怀目的的人在范电影放映电影的放映厅里相遇。

张九声急切等着看的那卷《英雄儿女》胶片却在送来放映的路上被驴车卷在地上弄坏了，变成了“一堆烂肠子”。全二分场的人都赶来，范电影喊着：“女同志，回家拿床单、口罩、纱布、蒸笼、筷子、脸盆，男同志回家拿铁丝，12号的，要擦干净”——一场浩浩荡荡的全员抢救胶片的行动开始了。

抢救胶片的过程既专业，又充满神圣感——妇女们把各家贡献出来的被套拼接在一起，用杆子撑平，像抬祭祀的圣物一样，小心翼翼将成捆的、待修复的胶片抬进电影院。《一秒钟》纪录片里，张艺谋上阵指挥并亲自示范抢救动作，“两个幕布之间，四五排，钉两道以后，挂上胶片，跟挂挂面一样”。

邹静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艺谋在上电影学院前，已经在西安的工厂接触过放电影，后来又从摄影系毕业。“关于胶片的事没有比他更专业的了。当年电影胶片有多金贵啊，洗还要用蒸馏水洗，晾还要阴着晾。一盒拷贝，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啊！”

张译是70后，他进入电影圈的时代，胶片已渐入黄昏末日。2012年，张译出演了杨树鹏执导的电影《匹夫》，第一次体验全程用胶片拍摄电影，也第一次体会到“在一个胶片里做演员的幸福感”。有一天他闹肚子，疼得不行，但摄影机一开，他竟然全忘记了疼，面色发白地照样完成表演。张译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摄影机运转之后，全组鸦雀无声，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演员、画面上。胶片对于重视它的人来说，好像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忘记一切不幸和痛苦。”

范电影指挥二分场的人抢救被驴车弄坏的胶片。（资料图/图）

“那个年代也没啥真正的坏人”

张译饰演的劳改犯张九声，是邹静之着力最多的角色。由于篇幅所限，张九声进劳改农场之前的生活，影片只简单交待了几句，并未展开，张九声为什么一定要看“一秒钟”，也语焉不详。

进入角色之时，张译就把张九声的“前史”想透了：若干年前，他是一个聪明的工人，兴趣广泛，还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女儿4岁这一年，张九声帮人打架，打得比较凶，因此被判了刑。判刑之后，妻子和女儿都跟他划清了界限。刑期快满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一个朋友告诉他，他的女儿上了新闻简报，有一秒钟的镜头。“这封信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女儿在拍完简报没多久，就出车祸死了，所以他这一生都不可能再见到自己的女儿了，能见到女儿唯一的方式就是看到这部电影。”

在张九声身上，暴力和善意是并存的。他有多次使用暴力的镜头，其中的一场高潮戏，是《英雄儿女》电影放映结束后，又放了一遍22号新闻简报。张九声站在幕后放映间的一个小小隔间，探出脑袋，看这条新闻简报——14岁的女儿，在公社抢着扛面粉。张九声一边看，一边哭着嘀咕：“争什么争，有什么好跟大人抢的。”一旁的范电影对他说，“她也要自己努力才能消除你对她的影响。”——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一个劳改犯女儿所能做的全部努力。

张九声转而露出凶光：“你给我放十遍！”范电影嫌麻烦，还得重新导片子，而且一秒钟的镜头，就算放十遍，也只有十秒钟。张九声把刀架在范电影脖子上，扬言不放就要捅死他。范电影吓破了胆，“我给你放一百遍。”他用大循环技术，把有张九声女儿出现的这一段剪下来，用胶水粘在一起，将这一段循环往复播放。刀子一松开，张九声比范电影哆嗦得还厉害。他一个人坐在观众早已散场、空荡荡的放映厅里，反反复复看这一秒钟。

“帮人打架的刑事犯，这种人鲁莽但还总是有情义吧。”邹静之解释他对张九声的性格设定，“电影里的他就是一门心思想看八年没见过的女儿。当知道几次三番与自己作对的刘闺女没爹没妈，也是为了弟弟时，受感动了，也想帮一把。”

张译认为张九声并不凶狠，只是在面对自己最急迫的、热爱的，想得到的事情上，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如果他今天看不成22号新闻简报里面的一秒钟他女儿的影像，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在这个巨大的遗憾面前，他要争取，他要捍卫，他必须要有办法。他所谓的用刀架在范电影脖子上的这种凶横，是纸老虎。我们经常在自然界中看到一些动物，哪怕是老母鸡护小鸡的时候，都会对敌人嘶吼，它能把敌人怎么样吗？它不能怎么样，但是它最珍爱的，它必须要保护好。”

张译理解的张九声首先是一个善良的人。 “实话讲，那个年代也没啥真正的坏人，人心中其实都有质朴的、美好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温润的民族，不是欺负别人、来回打打杀杀的。张九声就是典型，他只不过是年轻一时冲动。”

在邹静之最初的剧本里，范电影最初的设定是一个从上海来支边的文化青年，范伟出演范电影后，地域和人物台词都要变，加入了很多更接地气的话，比如“你还想挤走我，瞧你那怂球样”，但作为电影放映员的范电影仍然是一个小有见识的、有优越感的人物。

刘闺女在剧本中原来叫小吉林，独自带着一个弟弟，为了弟弟什么都能豁得出去。2000年出生的新人刘浩存从3000名新人中被选出来，以候选人身份进行了两年多的表演培训，直到电影正式开拍前两个月，出演《一秒钟》才板上钉钉，剧本也根据她进行调整，从“小吉林”变成了“刘闺女”。

进组第一天，刘浩存剪掉了长发，变成了“假小子”。她顶着鸡窝头、穿着一身不合尺寸的棉服出现在张艺谋面前，导演的第一句话就是，“从现在开始到停机之前，你都穿这一身，让它长在你身上。这样十天半月以后，你这样（痞里痞气）往那一坐，你那个样子慢慢就会来了。”

刘浩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张艺谋给他最多的指导，是梳理情感，他会让刘浩存看监视器里自己的表演。有一场哭戏，是刘闺女告别张九声——两人在抢胶片、救胶片的过程中，已经建立起父女般的感情，刘闺女又和张九声的女儿差不多年纪。张艺谋要求她“情感要饱满一点”。拍了好多条，刘浩存都哭不出来，工作人员有些着急了，提醒她还有15分钟。张艺谋制止了这样的提醒，“今后这样的话少说，冲不上去我们明天再来，后天再来。不要在这时候这样说，小孩儿不懂事，说它干嘛，咱们一直往下拍，拍好算。”

影片尾声，张九声大闹放映厅，和群众打起来，范电影将逃出来的张九声和偷胶片的刘闺女都举报了，保卫科的人把打架滋事的一帮人都抓了起来，五花大绑绑着。这是半夜，一群用纱布蒙着伤口的人，坐在放映厅里，又看了一遍《英雄儿女》。电影放完，天亮了，张九声这才被押送回劳改农场。一代人对电影的热爱，以这样的方式落幕了。

张九声与刘闺女在抢胶片、救胶片的过程中建立起父女般的感情。（资料图/图）

“看电影是个大事”

《一秒钟》的时代背景，是1970年代的“文革”后期。那个年代，放电影是一件既神圣又有趣的事。围读剧本时，张艺谋给演员们描述：“当年连杀人犯都不愿破坏放电影，电影就是大家的女神。”

电影里，全场的人都仰仗范电影放电影，电影放映员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香饽饽。去面馆吃面，范电影也会没事看看手上戴着的钢链手表。他还给自己弄了个大搪瓷缸子，底下写着“放映员001”，放电影那天，还要专门穿一件坎肩，很有仪式感，用张艺谋的话叫“一天的皇帝”。

邹静之比张艺谋小两岁，两人都是50后。邹静之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69年，自己16岁到黑龙江二龙山农场下乡，这个农场原来就是劳改农场。“那一年前后农场来了两万多知青，天南地北的都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看电影是个大事。”

他记忆深刻的一个场景：深冬夜里零下四十多度，场部广场上近万人在电影银幕正反两面的雪地里站着看一部叫《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只有一台放映机，换片时，冻得说不出话的人在雪地上开始一起跺脚，近万人跺着脚，只要电影一放，马上就安静了。演到悲伤时，近万人的啜泣声在夜空下抽动着。电影看完了还要走五十来里夜路回去，一路想起电影还会感动。“那样的景象，现在想想，难道不应该为电影骄傲吗？”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邹静之来说，那个时代放电影的过程是有趣的。比如，放映前一开始对光，欢呼声骤起，不由得往光影里扔东西。电影放着要是一下没声音了，全场人都会喊“谁踩电线了！”

“长大了我才明白，声音断了与踩电线没关系；放过一盘再放时，人是倒过来的头朝下的。这些小事故跟随着电影一起出现多么有意思。”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邹静之怀念那个放电影的时代。“像那时看一部电影的仪式感和节日般的快乐没有了。现在的电子播放器都有一个快进键，有的人看电影，一会儿一快进，一会儿一快进，几乎花不了一半的时间，就把一部电影看完了。我不希望这么看电影，要么不看，要么就完整地看。但这些年生活好像有一个快进键似的，在快进速度下都变得不完整了，怎么好呢？”

南方周末记者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