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年出生，瑞典汉学研究者，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高本汉的学生。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和欧洲汉学协会会长。现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

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

“三支烟”关系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新闻发布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中国作家莫言按时出席，回答了各路媒体的问题。

莫言此次获奖得到了外界的称赞和祝福，但其中也夹杂了部分质疑之声。瑞典媒体就曾表示，莫言获奖“不公平”。理由是评委、汉学家马悦然与莫言有私交。

对此，莫言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予以幽默回应。“我知道我得奖后，马悦然先生背了很多的罪名。我和马先生只有三面之缘，我们只是三支烟的感情，他多抽了我一根。马悦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令我佩服。”

考察方言

入住报国寺

1949年，出成都南门不远，便是安静清幽的华西坝，这里坐落着成都近代中西合璧的最大建筑群——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内聚集着大批西方来华的学者、留学生与传教士。这年，面对新旧交替与动荡的时局，那些远离故土在成都漂泊的西方人，内心充满忐忑不安。这其中便包括以后出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的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会说地道成都话）的汉学家——马悦然教授。

1949年，三年前便师从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学中文，在学了两年的古汉文之后，获得了美国“煤油大王”奖学金来中国调查四川方言的马悦然，刚好30岁。在中国古训中，人生“三十而立”，30岁是一个人一生中起承转合的关键点。而这一年之中，马悦然人生的时光却仿佛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行走：前半年空灵与幽静，充满纯真与宁静，后半年忐忑与动荡，充满焦虑与不安。

曾在1948年在重庆和成都学会了一些西南官话的他，这年上半年，决定“带着满脑袋从书本上狂啃的之乎者也”去乐山比较深入地研究当地的方言。1949年的大年初一但便抵达了峨眉山。此前，因乐山的县长认识位于峨眉山脚下报国寺的方丈果玲，县长给老和尚果玲写了封信，恳求让马悦然住在庙里。老和尚欢迎他住下，于是他在报国寺一直住到当年的8月份。

冬季的峨眉山，郁密的森林映衬着皑皑的白雪。白昼，白色残雪拥抱的深谷与路旁青绿油亮的苔藓互为呼应，夜晚则寒风凛冽，云雾与山风涌动如惊涛卷起千堆雪。报国寺旁，山底平原水田上错落有致的农庄在马悦然眼中如小儿的玩具。

马悦然的到来，让报国寺寺中五个八九岁的“小和尚”感到惊奇与恐慌。他们躲在四处偷偷观察这个长着大鼻子的“洋人”，发现他的眼睛还是绿的。过了许久，当这些小孩明白他们称为“马洋人”的马悦然不是“爱吃小孩的怪物”之后，他们彼此才成为了朋友。

在马悦然事后的回忆中，他与这些天真孩子之间的友谊单纯而真挚：“有一天，他们发现我把在山上摘的几朵野花插在一个酒瓶子里搁在我的书桌上。果伦，最伶俐的小和尚，一看我摘的花就喊：‘你们看!马洋人儿喜欢花儿!’他马上带领他的小朋友跑出山门去。过不了多久他们回来送我他们在山坡上自己挖出来的一棵巨大的开满了花的玫瑰灌木!”

休闲的时候，马悦然经常与这些小孩子在七佛殿里比赛扔铜板，看谁扔的最准，看来，“小和尚”们平时是经常玩这个游戏，比赛的结果大多是“半路出家”的马悦然垂头丧气认输。

有一天，整个白天，马悦然都没有见到他的小朋友们，平时嬉戏时喧闹的大殿仿佛一下子沉寂起来。傍晚，一个小孩子来找到马悦然：“马先生，请到大天井去，那里好玩儿极了!”马悦然匆忙赶到山门内的大天井，发现报国寺所有的和尚已经坐在那儿了。五个小和尚站在大天井的中心，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口袋。果伦喊了一声之后，他们解开口袋让口袋里的萤火虫飞出去。马悦然从来没有看过那样漂亮的萤火虫：“关起来的萤火虫释放之后飞来飞去，在天井漆黑的上空刻下数百道闪烁的金线。”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大白天他一个小孩也没有见到，原来，一大早他们就忙着在山坡上找萤火虫了。

有时候，马悦然会步行到离报国寺5公里路远的峨嵋县城去买些用品。他每一次去，都会给庙里的五个小和尚买回来一些炼乳。他担心这些正在成长的孩子营养不够。每次，四个小和尚都会当着他的面把碗中的炼乳喝完了，而余下的一位却拿着碗跑到七佛殿去，他再回来的时候把空碗递给马悦然，说声“谢谢”。这样过了几个月，马悦然才发现原来他是把炼乳倒在七佛殿旁的水沟里。这个孩子不愿意“马先生”知道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炼乳，又不愿当面拒绝他的一番好心。知道这件事后，马悦然依旧每天早晨给他一碗炼乳，让他供养在大殿之中。

1949年8月初，从兰州返回峨眉山的马悦然已把乐山当地的方言调查做完了，此时，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了,社会也越来越混乱。在8月31日的日记里中，他这样写道：“四川正在动员。一百个家庭得出两个兵。否则买一个代理兵得花七八斗米。听说蒋介石到成都跟西康的省主席刘文辉商量政局。刘文辉是个看风向的人，蒋介石可能会白跑—趟。”

此时，马悦然下决心回成都了，在从峨眉山报国寺走路到乐山去时，在峨眉山山脚下，他雇了一位拉黄包车的车夫，让车夫将行李拉到乐山。半途在渡过一条小河后，突然冲出来5个土匪，土匪年轻力壮，满脸凶气，把黄包车上的行李与马悦然身上所带的东西一抢而空，最后，只给马悦然留下穿在他身上的蓝布长袍与贴身衣服，万幸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日记记录

成都乱象

马悦然与作家李锐合影 图据互动百科

从峨眉山回到成都后，马悦然花了一个月的工夫去研究成都方言的声调在句子中的变化。这期间，他也经常会到成都的旧书铺子去淘书，有一天，他淘到一本木刻线装书的《峨山图志》，中英文对照，版本独特，作者是谭钟岳，英文译者是华西坝的洋人费尔璞。马悦然爱不释手，将其视为珍本，一直精心收藏在他的书架上。直到以后，他在香港偶遇谭钟岳的儿子谭斌森，才将此书回赠给谭家。

终日严谨的学术研究与悠闲的淘书经历，都不能抵挡局势变迁带给马悦然心中的不安与焦虑，1949年最后两个月中他记录的日记，于平常与点滴中还是为我们揭示了1949年年末，马悦然成都生活的片断：

11月16日：阴天。最近几天我听到飞机在空中隆隆地响。谣言越来越多!谣传胡宗南的军队要撤退到云南去；国民党政府准备搬家了。

11月22日：城里头开始起防寨。“红军”已经打到重庆，过不了多久会到成都。人人都希望他们快来，免得土匪利用机会捣乱。陈行可教授，华西大学的一些老师和学生，西门华（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当时在华西大学留学）跟我每天晚上出去在大学周围巡逻。我们这一帮不带武器的人当然谁都敌不了。我们只做个样子罢了。

11月29日：据说重庆昨天或者今天被解放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到了成都。“副总统”躲在香港，不愿意再参加这个游戏。谁都不能猜他要做什么。也许蒋介石往西去，经过西康到印度。成都的居民在等待。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骚乱现象。

12月10日：最近几天发生了很多事。谣传刘文辉和邓锡侯要新任命的省主席辞职，撤退他的军队。“红军”向乐山前进。北边有彭德怀的军队，东边有刘伯承，南边有林彪，西边有好像还没有打定主意的刘文辉。胡宗南的军队的一部分出成都市的甫门，往南行军。胡宗南也许希望保卫乐山，让军队经过西昌撤退；要是“红军”先到乐山，就糟糕了：国民党的军队会回到成都去捣乱。城里头见不到多少人。所有的铺子都关门了，很多居民搬到乡下去了。我正在读汉代的古诗和乐府。

在他的日记中，他记叙了成都解放前夕，12月13日发生在武侯祠的枪战：“今天早晨激烈的枪声把我吵醒了。穿上衣服之后，我到花园里去听跳弹飞来飞去。陈家的人也醒了，都聚在‘可庄’的客厅里。我的小狗月色芬躲在沙发底下发抖。我去找睡在大门内一间小屋子里的老朱(他是陈家的厨子)，可是他不肯起床。老朱是打过仗的，他啥子都不怕。”回到家中，深感不安的马悦然把两百块银元放在一个提包里，把包埋在花园中的粪坑里。

在成都，每天早晨，马悦然都边吃早饭边听BBC新闻，以了解时局动态。通过广播和上街去打听，他终于明白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胡宗南命令了刘文辉撤退他的军队。刘文辉拒绝服从，胡宗南的军队就以四辆坦克车和重炮攻击当刘文辉司令部的武侯祠。侯祠附近的小巷很窄，两旁木头的小屋盖得不结实。巨大的坦克车比巷口还宽，结果好些个小屋被压碎了，死了不少人。

在12月19日，他在日记中记述道：“刘文辉在北门内的住宅被胡宗南的军队抢光了。谣传‘战利品’包括几吨银子和两辆卡车的鸦片烟。据说胡宗南飞到台湾去了。”这一天，马悦然懊丧地发现自己埋在花园粪坑里的提包出事了：银子全从包中掉了出来，万般无奈下，他只好想方法把银子全打捞出来。在日记中，他记录下这一尴尬的事情：“我今天把粪坑里的银元钓上来。我用了半天的工夫把比罪恶还黑的银元擦洗干净了。”

12月21日，圣诞节快到了，马悦然跟着闻宥教授学习宋词，从南方传来的一阵阵隐隐约约的炮声，如一群在他耳边乱飞乱撞、持续发出单调而持续的嗡嗡声的苍蝇。12月22日，又有谣言说新津附近国民党的军队和解放军正在交战。华西大学医院的美国麻风病专家Dr．Crawford和加拿大外科医生Dr．0uterbridge匆匆忙忙开了辆吉普车到战场去救伤员。他们先遇到一队解放军,一个当官的出面解释，他的军队根本没有受伤者。他很客气地让两个医生开到国民党军队那边看看，看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可是对方也没有受伤者。对于这次让人啼笑皆非的救助，马悦然在日记中评论道：“所以那两位慈悲的医生只有失望地开回成都去。”

1949年的圣诞节前夜，马悦然请画家吴一峰跟他夫人来家中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鹅、圣诞节布丁、绍兴酒及水果。马悦然家中的圣诞树上挂着他用包香烟的锡箔做的小星星。马悦然家中的圣诞节晚会很成功，晚餐后，大家又一起到教堂去做了半夜礼拜，“牧师最后劝我们明天不要上街，他听说成都夜间就要被‘解放’了。我今天早晨把吴一峰夫妇送到他们东门外的家。街上没有人。”

12月31日这一天，马悦然在日记中写道：“‘红军’终于进城来了。大兵们看起来很疲倦，可是他们的纪律和态度很好。他们晚上得在街上睡：八条纪律之一不允许他们强制使用居民的房子。街上到处都挂起红旗和红灯。”

成都解放

马悦然回国

成都解放后的生活，出乎马悦然的预料：一切非常平静与安稳。解放后第二天，在成都的街上，马悦然看见到处都出现了一两个人的宣传队，宣传队会主动邀请居民讲话，谈到他们对解放的看法。在小天竺街上，马悦然亲耳听到一位老头儿对宣传队说：“你们‘共党’……”旁边一位老太太紧张得拉了拉老头，骂道：“啊呀，你这个笨东西，说些啥子话。”这时，宣传队中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和言善语劝导道：“不要紧，不要紧，”那解放军随后大度说道，“让他说吧！”

1950年7月初，马悦然终于接到通知：两个星期之内必须出境。那时，中国内地的交通不便，因此时间很紧，他买的书又比较多，当然不能带在身上，而邮政局又只能寄信，不能寄包裹。他到离华西大学很近的小天竺街的邮政局去问局长他该怎么办。“包裹寄不得。”那人回答，“可是寄信没有问题。”邮政局长又补充了一句。“信的重量有没有限制?”马悦然问道。“没有。”对方回应道。

于是，马悦然买了一个巨大的驴皮做的箱子，把书和一些零碎的东西装在箱子里，又到邮政局去，“我要把这封信寄到广州去”，他说。估量了箱子的轻重之后，邮政局局长告诉他得贴多少钱的邮票。马悦然把箱子的四面都贴满了邮票，还是不够。这位好心的局长帮他想了一个主意：局长叫他妻子缝很多小布包，把每个布包装满了邮票，又把每包邮票的总价写在布包上，然后把小布捆在箱子上，把这封又大又重“像一棵花花绿绿立方的圣诞树”的邮件顺利寄了出去。

1950年的夏天，两辆军车护送着马悦然等人从成都前往重庆，他们将在那里转乖轮船到达武汉，然后坐火车抵达广州。在穿行于长江三峡的轮船上，马悦然随身只带了本《唐诗三百首》，他不停在心中默默背颂李白的《朝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时从重庆坐船到汉口，需走8天8夜。更多的时候，他坐在轮船上默默疑视两边重峦叠嶂的山峰、身后汹涌澎湃的江水，他不由自主念及报国寺的那些孩子们……

来源：成都晚报

图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