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油菜籽榨油机(晚潮|黄仕忠:年糕与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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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油菜籽榨油机(晚潮|黄仕忠:年糕与风俗)

□黄仕忠

过年了,

吃年糕,

年年高。

这一首童谣,道尽了对于年的祝福。过年吃年糕,寓意“年高”,最初用于岁末或岁初的祭祀宴客,大约在明代以后,慢慢在各地成为习俗。

糕的制作取材,各地皆异,与地理物产有关。

北方多用黍。明刘侗《帝京景物略》:“正月元旦夙兴盥潄,啖黍糕,曰年年糕。”《(嘉靖)广平府志》卷十六:“预于除日写桃符,绘门神,贴门联,酿黍酒,蒸面食、米糕。至元日,早起接神,拜天地祖先,亲戚交拜或留饮。”

江南用稻米。明嘉靖间田艺蘅《香宇集》续集卷二十七有《二日雪愈甚泛白鹭浮居夜归之作》一诗,云:“罏火碧香煨腊醖,土风花绣荐年糕。”自注云:“吴中风俗,此日俱戴蓬蒿,于岁底留粉饵,以腊水浸之,至是煎食,谓之年糕,盖取年高之意。糕有五色者,绣糕见南唐李后主文,花糕见宋赐近臣事、苏子瞻雪诗云也。”

《(嘉靖)瑞安县志》卷一:“除夕换桃符,粘春帖,备熟食,米糕为新正祭祀宴客之需,烧爆竹点岁灯,人家皆然。”

《(万历)杭州府志》卷之十九:“二月初一日,唐宋时谓之中和节,有挑菜之会。今则于初二日戴蓬草,并以和米粉作煎饼,或只取所余年糕煎食,以应节物。”“所余年糕”云云,说明除夕前已经制作成了。

这米,以糯米为主。《金陵物产风土志》“和糯粉,条分之,曰年糕。”

两湖、岭南,亦用糯米制作。《(正德)琼台志》卷第九:“糕,曰糖糕,曰灰糕,捣糯为之,年节以为馈送。”这种做法,闽粤相同,保存至今,并传至台湾。

佚名《安平县杂记》:“除夕蒸年糕,迎春放爆竹,均为台俗之流传已久。……除夕前数日,各亲友竞以糖粿(一名年糕)、红柑、甜料、鸡鸭等物相馈送。道上往来不绝 。除夕之日,各家均备馔盒、牲醴、荤素、菜品、年糕等物以祀神、祭祖。”

《苑里志》:“炊米粉为粿,曰年糕;亲邻相馈送,曰送年。”《澎湖厅志》卷九:“又做年糕相送,谓之一年高一年,以糯米粉为之。”

到了清末,年糕逐渐变成了日常的食物。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年糕”:

年糕捣糯米而成,本为馈岁之品。至光、宣时,则以为普通之点心,常年有之矣。有以菜、肉煮为汤者,有以火腿、笋、菜炒之者,味皆咸。其甜者,则为猪油夹沙而加以桂花、玫瑰花,可蒸食。

钱塘程讷斋有诗咏之曰:“人心多好高,谐声制食品。义取年胜年,借以祈岁稔。粤稽所由来,饵餈名既泯。沿久遂失真,刘郎诗料窘。我本卑栖人,粗粝餐堪哂。欲更上层楼,翘首待挈引。”

钱塘,即今杭州。“义取年胜年,借以祈岁稔”,所以杭州至今仍有正月初一吃年糕的习俗。

不过要论做年糕、吃年糕的隆重与喜爱,大约哪里都比不过我的家乡浙江诸暨,比不过我们这一代人。我送了一小袋年糕给在上海的校友学弟企事业家何栋,以为他未必在意,他给我微信却说:“说句实话,年糕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好像比什么都好!”

凉置中的年糕。CFP供。

我刚刚写了一篇《磉年糕》,在钱江晚报的“小时新闻”上推送,记录了在手工制作时代,年糕制作的全过程,也是记录那个年代的风俗与酸辛。朋友们读了,深感兴趣,以为磉年糕应当成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传承研究。他们主要看到了其中的民俗含义,仿佛通过年糕的制作,进入一条幽深的历史隧道,浏览了民俗与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些都勾起了天南地北的朋友对于年糕风俗的记忆。所以我再写此文,先说略考年糕之渊源,再记录各地之风貌。

师友们首先是对“磉”字的用法,有新的看法。

老同学、绍兴文理学院的王延荣老大哥说:

读毕甚感亲切。当年情境浮在眼前:我们插队知青,临近年关也要和农民师傅们搭拼,舂上三五十斤年糕带回家。年轻有力气,年年被农民争先恐后、一家一家邀去帮舂年糕。好累,好热闹,好快乐。那种年味,那种年糕的口味,在机器年糕普及后消失了。现今市场上打手工年糕牌子的,大多不是当年工序的产物了。

我对“磉”字有一些不同意见:这可能适合诸暨年糕做法。绍兴人是一个人举杵舂臼,数人轮番的,所以用“磉”,我以为不妥。因为“磉”和“础”在《康熙字典》中同义而异音,是柱础石的另一读音。绍兴话有“石墩磉”一词。但磉、础同义异音,从中可以获得一个音转的信息:某些字声母C,在不同区域会读成S。查“舂”字今声母作C,而在《玉篇》音为“舒庸切”;《类篇》和《龙龛手鑑》音“书容切”。即声母为S,音song,绍兴话声音硬,读成sang很有可能。如果能解决读音问题,“舂”字意义在绍兴年糕中用最贴切。

现将“磉”字名作动用。动作形态自然与名词本义相联系。形象是墩磉坠落,尤如重磅吊锤打夯,可能诸暨年糕是如此操作。而绍兴年糕是手举杵舂的,用磉难以想象。很想求教一新兄佐证下。

方言词典好多字是同音借代后起生造的,如果是已消亡的现造的来替代,那只用个音也行。用一个常见的来替代,对读者讲,“搡”容易发生歧义,理解为推揉。还是“舂”注个音好。“磉”太僻,且名作动,有些牵强。

老同学、浙江大学汉语史专家方一新教授说:

大作《磉年糕》,白描写实,形象生动,极具生活气息,非亲身体验、印象深刻且记忆力超群者写不出来。

我当年在临海头门岛下乡,有次在海岛过年,见过农家舂捣年糕,是在一个大石臼前,二人一组:一人举杵搡击,一人翻转糕团;举杵者势大力沉,砸得又急又狠;翻转者眼疾手快,翻得机巧灵活(既要翻转到位,又要避免被石杵砸到),两人配合默契,令观看者不时发出啧啧赞赏声。

唯用“磉”字,似可再酌。“磉”从石桑声,指柱下石墩,名词。《梁书•诸夷传•扶南国》:“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明袁宏道《场屋后记》:“有殿磉石润洁,疑即范阳白石。”从古至今,都作名词用。而同音的“搡”则为动词,义为用力推,或急促而重重地放下。《集韵·宕韵》:“搡,摚也。”“摚”是推、触义。《字汇·手部》:“搡,投掷之势。”鲁迅《呐喊•风波》:“伊……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诸暨舂捣年糕,似应作此字。

浙江财经大学的崔山佳教授,发给我《汉语方言大辞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截图,在第5671页收有“搡年糕”:“吴语。【浙江杭州】。把蒸熟的米粉放在容器里用木锤砸,使之揉合。”崔教授说:奉化也有“搡年糕”,做法与诸暨差不多。大多数用“搡”,它是动词。“磉”一直是名词,已有动词,再用名词活用,似是走了弯路。宁波有“阿龙搡年糕,出力弗过好”的俗语,但两本《宁波方言词典》都未收“搡年糕”。

我的表舅斯章梅先生,原杭大编审,资深编辑,年已九旬,读了拙文,专门给我发了微信:“搡年糕的‘搡’固属未妥,易之以‘磉’,谓名词活用作动词,恐亦失之穿凿。本有‘舂’字,形义相協,一音之转,或庶几可通否?”“诸暨乡间历来有用捣臼舂米之俗,发声就作搡米。”“磉即柱础之属,搡是横向推撞。所以‘搡年糕’一词,只能看作民间俗语。”

其实我的文章,最初用的就是“舂”字,这字,诸暨话读作“sāng”,但普通话读作“chōng”,我怕读者仍按普通话标准音读,则相去太远,所以才找到这个鲁迅也用过的“搡”字。但古汉语专家、南京师大黄征教授看了,建议用“磉”字,他说:“名词转动词是普遍现象。搡是横向推,意思不对。”他为我提供了“磉年糕”一词在百度检索的截图,已经有人用了此词。我想,以前村里用石碓在石臼里舂米,也在同样的石臼里舂年糕,似乎“磉”字比“搡”更好些,于是用改成“磉”。

现在听了各位的意见,我怀疑它的本字就是“舂”字,我们方言读作“sāng”,与延荣兄所说“《玉篇》音为‘舒庸切’,《类篇》和《龙龛手鑑》音‘书容切’”同一发音,这很可能是古音在南方方言中的留存。查《康熙字典》,也说:“舂,《唐韵》《集韵》《韵会》《正韵》:书容切。音摏。冲也,撞也,擣也。”于是就古音必声,再度请教一新兄。

一新则询问了做古音韵研究的同事,答曰:“声母上应该算是存古的。‘舂’是书母钟韵字,《切韵》时代应该读siong。诸暨方言里的这个读法,可能是吴语里比较古老的一个白读音,应该是存古的。查核了一下,这在东南方言里还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看来这个字的本字,确实是“舂”,古音和诸暨方言都读作“sāng”,那么,就没有必要另外找一个同音字,也不用把名词“磉”字再转为动词,加一个注音就可以了。所以,收录到随笔集时,我要再改一次。

糕的制作,传自远古,故各地皆有。只是做法与用料,烧法与吃法,因地而异。化为年糕习俗,或许相对较晚,值得专文探考。这里暂时只记录当下的所见所闻。

切片后的年糕。CFP供。

诸暨属于古越国,越国以宁波、绍兴这个浙东平原、也称宁绍平原为中心。越地的年糕,用晚稻粳米制作,掺入少量糯米,不加其他添料,纯是本味,白色,扁状,长条形,二指宽,七八寸长,浸泡于水,隔绝空气,定期换水,可以存放三五个月,从过年吃到春耕。因而可以说是精造压缩的预制食物,便于存放,易于烧饮,为稻米食物添加进阶品种。年糕由绍兴延至杭州,经宁波通往上海,在杭州、上海的绍兴、宁波籍人,便将这种韧性十足的粳米年糕传至沪杭,并进而远播全国各地,也改变了某些地方的制糕方式。

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上海人,他说:“我小时候(1960年代)在上海,年糕是配给的,不是随便可买的。光有粮票不行。家家都很珍视,不会放弃的。”

那时江南大中城市有专门的年糕厂,负责过年时给居民的年糕配给。

大学同学吴朝骞:我曾在网上发过一篇《年糕世家》,说的是温州年糕厂的故事。我父亲是年糕厂工人,我高中毕业后至考上大学期间(1974-1978),每年春节前后都在年糕厂做临时工,每天1.37元,所以戏称“年糕世家”。机制年糕前期和手工一样,选米、浸米、碎米、放笼屉蒸熟,然后在机器里轧制,出年糕。当时温州市区(现在的鹿城区),有市民过年每人2斤年糕计划,都在年糕厂加工。做工、买年糕、吃年糕,都有很多故事。

温州不产好大米,做年糕的大米都来自嘉兴,温州话叫“辽香”,不知道现在标准怎么叫。据说有一袋米里边有一纸条,写着“送给温州懒汉吃”,不知是真是假,没有考证。

我当年在温州年糕厂做临时工时,机器制糕的水平已经不低。我们那时是一次性五根,大约一斤左右,长短有别。

以上两位话中所说的“配给”“市民过年每人2斤年糕”,都是未来写经济史的珍贵史料呢。

朝骞还说:温州的年糕做法有N种。就我会的,介绍如下:

一、桂花年糕(过去一般在年夜饭用,现在规格不那么高),年糕切成细条,再切一点荸荠条子。猪油烧烫后,倒入年糕快速翻炒,加荸荠,加白糖,关火,撒上桂花即可。

二、年糕炒盆菜。盆菜过去是温州独有的蔬菜,现在好像各地都有了。年糕和盆菜都切成片,锅里加热加油,切一点腊肉(温州酱油肉,因为年糕都在过年前后做)煸炒,然后再一次放入盆菜、年糕,加少许水,翻炒至熟,再加盐,加调味品,加葱花,起锅。

三、年糕炒菜籽头。这个更简单,要反过来先炒年糕,快熟时倒入菜籽头,炒熟加调料即可。菜籽头是油菜花菜心,不知外地怎么叫。

此外还有年糕炒芹菜、年糕炒包心菜等,大同小异。还有一种吃法是年糕整条在汤里烧熟或蒸熟,然后蘸着红糖吃。这些都是现在的吃法。

作为“年糕世家”,其实我觉得还是当年的吃法更生猛。在年糕厂里,有时候直接拿着一排(五根)热气腾腾的年糕,然后直接卷进家里带来的红糖或咸菜肉丝,就着开水,一气呵成!

还有一个历史记忆,1969年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各地游行庆祝,也给年糕厂带来商机。年糕厂原来做的年糕是淡的,温州人称为水晶糕。但一些单位定做糖年糕给游行职工做点心,条件好的单位用的是白糖,又加桂花,我们也顺便享用了。那吧唧吧唧的感觉,至今口有余香。

温州籍同学、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说:我一直以为“大糕”是“糖糕”的音转,因为在温州都是加糖的,不加糖的我们叫“水晶糕”。我们过年时还做松糕和箬糕,一共做四种年糕,后两种别处好像不常见。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楼含松教授,浦江人,他说:浙江各地都有年糕,但用料配方和制作方法略有不同,即使是邻县,也是异地不同俗。浦江年糕和诸暨年糕的形状不一样,浦江的是圆柱形的,较大,诸暨的则是长扁的,上面有条纹(上世纪70年代,应该已经有机器加工了)。诸暨年糕耐烧,不容易糊,口感更细腻,更有嚼劲,比浦江本地年糕更受欢迎,甚至拜年送礼也有用诸暨年糕的。做年糕,浦江方言叫“揎头糕”。

制作过年年糕。CFP供图。

浙大成光林教授说:嵊州年糕像八仙桌的桌脚一般粗,所以也叫“桌脚年糕”。

老同学张玲燕,台州人,她说:在我们家,炒年糕分为炒糖年糕与咸年糕两种,糖年糕一般切成1公分见方,5公分见长,用猪油(菜油气味重)炒,除非太干,稍微泼点水,一般不用水,就用油炒熟炒软,然后放红糖继续炒,直至把白色的年糕炒成半透明的红色,然后撒一点黑芝麻或者白芝麻,起锅。

炒咸年糕稍微粗放一点,年糕切片即可,一样用猪油炒,一样尽量不放水,放水就变成煮了,年糕不香。可以在一边炒一边倒点酱油,一方面酱油代水,另一方面酱油炒年糕,有颜色,有香味。炒到年糕软糯,先起锅,然后开始炒配菜,肉片、肉丝、冬笋什么什么的,配菜如果也是直接炒熟的,在炒到八分熟的时候,把半成品年糕倒下去一起炒到十分熟,就可以起锅了。如果配菜需要稍微放点水煮一下的,则在放水以后把半成品年糕铺在上面,煮开后翻炒至均匀,即可起锅。

总之,炒年糕与汤年糕的最大区别就是:汤年糕是简单的快餐,而炒年糕是精致的快餐。一般中午都是汤年糕,简单好烧又省米(年糕);炒年糕因为做得精致,少放水,多放料,成本太大,怕吃客胃口太好,所以除了糖年糕外(我妈妈喜欢吃炒糖年糕,这道小吃是我们家的家常甜点),咸年糕不常做。

炒年糕。CFP供图。

老同学孔小炯,杭州人,他说:这张“青菜肉丝炒年糕”的照片,让我和李欣看得有点垂诞欲滴呵:看到的那色、那形,还有看不到的那香、那味,都意味着这绝对是美食。

寄来的年糕,已按你说的方法保存,可要做出你推荐的那些美食,估计难。就以那青菜肉丝炒年糕来说,食料普通,可是要炒成那样色香味俱全,我们自忖办不到。试过,不是青菜黄了,就是年糕糊了,或者肉丝老了,甚或油多腻味。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此之谓也。想偷懒而饱口福,只是美梦罢了。

另外要特别感谢你的礼物蕴含的美好祝愿:杭州的风俗,是年初一要吃年糕,寓意年年高,一年比一年好,就像吃年夜饭一定要烧一条鱼,而且不能吃,寓意年年有余。

老同学、杭州人尤炜祥则感叹:当时在城市中的年味,就不能与你们诸暨比了,我们最多包几个粽子,做几个蛋卷。在我记忆中,我的姑母奶奶会从宁波带些麻糍来,宁波人叫“块”,蒸一蒸,用糖蘸蘸,滑顺韧性,至今难以忘怀。

上虞籍的老同学郑广宣也说:过年吃年糕,寓意着年年高,步步高;请客人吃年糕粽子,会说高中高中……习俗就各地各有各的说法。我们上虞那儿,正月初一吃藕茶,年三十晚用煨粥瓫煨的红豆藕等各种食料煨的粥。越人的年糕,得配油冬儿青菜。

我说,我也是最近才弄清楚,诸暨年糕其实是浙东越人的年糕,确实别具一格。其他地方只是做一两盘来过年,我们是作为一种食品的精加工和半成品来贮存的吧。

张玲燕说:我能有记忆的时候,碾米已经用机械了,但年糕还是用石臼舂的,比手工揉搓的韧劲强多了,称为“稻舂糕”,比诸暨年糕粗壮得多,好像现在的白萝卜那么个样子。后来才有了机器年糕,韧劲更足。手工制作的这个玩意儿,后来看不到了。

老同学任晓岗回应张玲燕说:我的记忆正好相反,从小家门对面就是个年糕面条厂,常窜过去玩。机器年糕糙、易裂,一点都不好吃,手舂的才有韧劲。当然现在机器水平提高了。但诸暨年糕真当好吃,至少我吃到的,比超市里的宁波年糕好吃。还有宁波汤圆,现在也比不上龙凤汤圆或湾仔汤圆好吃,这让我这个准宁波人心里很不爽。

杭州籍老同学朱晓苹说:记忆中好吃的年糕消失不知道多少年了!——那种细腻滑溜极有韧劲的晚米年糕。所以现在几乎不食年糕。

祖籍萧山、南星桥边长大的陈建新同学说:我从小就吃机器年糕,没有对比,不知道更好吃的年糕在哪里。只是看着就想吃。

中国计量大学赵素文教授说:小时候过年,最高兴的就是跟着大人去辗米厂做年糕,米蒸作饭,倒进机器,出来的就是整条的年糕,机器自动一段一段截开。新从机器里传出来的年糕残段,就给小孩子吃,印象中特别好看、好吃。

老杭大诸暨籍的赵延芳老师说:手工做的口感软糯,但年轻人可能多喜欢机器做的。我早期看到的机器做年糕,是一条一条挤出来的,咬着很硬——扣弹。现在又进一步了,人们也有很多经验,怕太硬,多掺点糯米就行。拿到就要浸在冷水里,慢慢吃。前段时候我全家阳了,出不来买早点,幸亏同学寄来的一些年糕立了大功!

年糕一条条挤出来的时候,人们必需用手接住,有点手忙脚乱,所以去一个人手不够。现在就轻松了,只要把洗净的米运过去就可以了。

广州大学李舜华教授说:机器做的各种年果其实味道总是差点,只是方便快捷,是挡不住的趋势。

老同学任平教授,如皋籍杭州人,回我说:今天小年夜,就炒年糕了。宁波手工的,但愿不错。幸好家里有春笋,羊肉,大葱。

“浙江”,是一条曲折地江河,从安徽发源,从浙西北流向东方,进入东海。这江在中间折了一折,故名“折江”,用作水名,加上“氵”的偏旁,就又叫做“浙江”。因它的河道像是“之”字的形状,所以又称“之江”。这江在中游,名叫富春江,已成大江;到下游,流经钱塘,故名钱塘江。江水奔涌着通过钱塘江口,用整个杭州湾当作张开的大嘴,向东海倾吐出奔腾的江水。每至涨潮时分,海潮也从辽阔太平洋,经东海,沿着杭州湾这个喇叭口往西涌,随着地形慢慢收窄,江水回流上涨,就形成了著名的钱江潮,但见一线白波疾速推进,浩浩汤汤,唯有飞鸟可渡。

这钱塘江,在春秋时,就是吴国和越国的界河。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的冬天,日本军队只用三个月,就侵占了上海、杭州一带,但钱塘江却阻挡了日寇南侵的步伐将近五年。直到1942年夏天,日军才完全控制钱江南边的越地。

吴与越,一江相隔,风俗颇异。江之北的杭嘉湖,处于环太湖东南地区,都是吴地习俗,吴侬软语。江之南为越地,多为丘陵山谷,语直话急,其人刚烈。两地的年糕制作,也体现了其中的差别。

吴地年糕多用糯米制作,煎煮为主,加糖味甜,香软可口。

老同学施建华,桐乡人,他说:我们这里的年糕都是用纯糯米手工做的,现在你到丰子恺的故乡石门桂花村,可以吃到正宗的“光头年糕”,已经打出品牌了,网上也买得到。你们如果到石门去,一定要尝一下正宗的桂花糖炒年糕,那味道杠杠的。

大学时老班长张扣林说:我读大学前一直在小镇上生活,对农村磉年糕的习俗了解不多。但嘉兴一带也有吃年糕习俗,每年春节前,乡下舅舅都会送一些年糕来。那时听大人说,浸泡年糕要用腊月里的水,才不会变味,如用立春后的水浸泡,年糕会发酸。影响最深的是乡下外婆家的韭芽肉丝炒年糕最好吃,还有红糖炒年糕。还有嘉兴在“长毛”骚乱后,人口骤减,大量“上八府”移民迁入,受其影响嘉兴农村很多习俗与绍兴相近。

博士生沈珍妮,生长于嘉兴,访学于日本,她说:我老家一般只做三种:糖炒年糕、青菜年糕和烘年糕。但如今印象最深的也是偶然吃到一次刚打出来的年糕,新鲜滚烫,最有“米”的滋味。今年元旦吃了日本新年必吃的“お雑煮”,以蔬肉汤煮以年糕,清爽鲜甜,亦美。

讃岐のお雑煮。CFP供图。

老杭大校友俞忠鑫教授:我祖母家乡的年糕是蒲团形的,有白色(糯米)、黄色(玉米)和紫色(打粟)三种。吃之前先切成狭长条。吃起来的感觉不如上虞(今为绍兴市的一个区)我外婆家的年糕。尽管都是手工制作。

所谓糯米年糕,其实都掺晚稻米的,做之前要在水塘里浸泡一整天,离开水塘要沥干,再放到大锅去蒸。蒸熟后才放到石臼里捶打。一人抡锤,一人双手蘸水翻糕糰。小孩就在一旁等吃“糕麻鸟(diao)”。

所以浙北的风俗,其实是吴地习俗。当然杭州作为南宋故都,融合南北,自成一格了。而江苏吴地,也仍各有不同:长江以北,多是北方风格,仍以面食为主;长江以南,方以稻米为主。

老杭大出来的曹家齐教授说:我的家乡是江苏丰县,全县都是平原,与鲁豫皖相邻,吃面食多,过年吃饺子。因有回民,羊肉煎包、反手烧饼、帝王粥等,确实是较有特色的美食。

南京大学赵益教授说:早年苏北其实吃不上年糕,因为根本没有大米。过年只能做一些馒头,其中小部分上面点一些红色的糖稀。现在的情况不明,但似乎传统就是馒头当作年糕的吧。

南大徐兴无教授,扬州人,他说:扬州人主要是北方人,过年变着花样蒸包子,糯米制品只吃汤圆、八宝饭,不吃年糕。机器做的桂花猪油年糕和长条年糕在粮店里买。所以扬州是“包打天下”。

泰州籍的戴伟华教授说:扬州、泰州虽然是一家,距离很近,但是风俗习惯上还是有差异。扬州人饮食比较精细,泰州人比较简单,所以扬州人称泰州为东乡。泰州没有吃年糕的习惯,过年的时候,因为在乡下嘛,有一点鱼肉,也就表示过春节啦。

吴江籍的沈金浩教授说:吴江人吃年糕,六七十年代也有蒸一下蘸糖吃的,但那个东西最容易“淀食”,不消化。后来基本上不这么吃了,家里较多的是青菜(上海青)肉丝炒年糕,或者青菜年糕炒一下后放点水成带汤的状态,当早餐。这样吃年糕,都是切片的.

苏州大学周秦教授,正宗苏州人,他说:苏州糕团以黄天源为著名,列入江苏省非遗名录,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四时不同。

苏州,“黄天源”糕团店出笼上柜的花色年糕。CFP供图。

徐州籍的孙启军兄总结说:江苏南北东西文化差异大,所谓“散装江苏”。黄天源年糕名头很响,主要在苏锡常一带,扬州脆皮年糕也很有名,到徐州即是饺子的天下了。黄天源软糯甜香,很好吃。“诸暨白”年糕吃多了,也可以凑乎试试“苏州黄”。

我用百度检索了一下,黄天源桂花糖年糕,始创于清代道光元年(1821年)。是年,浙江慈溪人黄启庭先是在东中市都亭桥堍设粽子摊,后赁屋始创黄天源糕团铺。那么,它最初是从浙东越地传授过去的,则所谓“苏式糕团”,其实是由越糕衍生而来的新品种。

安徽人的年糕,与江苏又有不同。

暨南大学程国赋教授说:我老家在安徽安庆,过年不吃年糕,吃炒粉、炒米、炸圆子。

安徽师大胡传志教授说:我老家合肥庐江,过年前要用大量糯米加籼米,泡上几天,用磨子磨碎,沉淀后手工捏成比汤圆要大一点的“粑粑”,扁圆形状,上蒸笼蒸熟,晾干,再放大水缸里养着。一直可以吃到正月底二月初。一般直接跟稀饭一道煮,耐饿,有时也切片炒着吃。现在老家很少做了。

邱洁娴博士说:我老家桐城过年偶尔也吃年糕,但不多,且我们管它叫糍粑(糯米粉制作,也可与籼米混合)。但是另一种制作原理类似的食物,三月三的蒿子粑(籼米粉制作)更普遍。粉都需要踩着巨杵在大臼里舂过。

蒿子粑流传下来而糍粑不再流行的原因,大概是舂糯米更费力,在集体生活被原子化家庭取代的今天,如果没有实现机械化生产的转型,基本就只能淘汰了,而蒿子粑独门独户也可以制作,不用舂,用刀使劲剁剁,也能对付过去。

我在我们这没看到过那种一条条的白年糕,糍粑跟老师您那里的情况很不一样,虽然都是糯米,但是糯米饭蒸熟直接舂,应该是这样,我都不太熟了。我只知道舂糯米可太费力了,粘劲大。我们还撒盐油炸,这个以前市场上就有卖,现在我都不知道了

我回应洁娴说:你们这个,我们叫做“馍糍”,用煮熟的糯米饭,在石臼中打成糕团,那椎就几斤重,一个人可打成。最后的糕团,要看不到米的形状,取团压扁,切成手帕大小,半分厚,糕极粘,所以要撒上炒焦的黄豆粉,使之不粘手。一块称为“一封”,可以作为礼物。

据说最好的粉,应该是春天松树松果上的“松花粉”,撒上,清香无敌。大约是乡里大户人家才会有的,几乎是传说中的事情。——我也是听说的。不知为何,这类事情,可能比较新奇,我其实只听到过一次,而且不是专门描述,只是别人带到,点了一下,因为让我十分向往,所以一下就记住了。

馍糍可以切成条,可晾干贮存。油炸后,味极美。糯米产量低,贵,所以比粳米做的年糕要“高级”,比年糕更金贵。

馍糍我小时候只吃过两次,都是别人馈赠的礼物,我们家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我没有亲眼看见,不知道制作的细节。

南方稻作地区,都是用米来做年糕,却也各不相同。

浙大徐永明教授,出生于浙江松阳。他说浙西南所作的糕,是“黄米粿”。用水碓冲的,地方上叫“米菓”。还有一种加入木灰,做出来叫黄米菓,用山上的碱性木灰来泡。

厦门大学郑尚宪教授,福建仙游人。他说:我们家乡年糕有多种做法,你们这种叫“白粿”,要用山区高寒地带生长周期很长的单季稻粳米。因为是单季稻,也叫“单米”,莆仙话“单”“冬”同音,很多人以为叫“冬米”。

具体做法是单米泡透后,放在木桶形状的大蒸笼里长时间蒸,蒸好后趁热抬到碓房(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个),倒到石碓里捣。石碓有“手碓”和“脚碓”的差别,“手碓”较小,系一人手持木杵,一起一伏地捣,捣“白粿”因为量大,又粘,一定要“脚碓”。所谓“脚碓”,就是一口比较大的石臼,大半埋在地下,臼口稍稍向外倾斜。石臼后面,是一道前低后高的砖土台子,台子中间是一道深深的沟槽,沟槽跟石臼之间,横着一个矮矮的木头架子,承载着碓板(对半剖开的长条形整木,光滑的一面朝上)。碓板的头部是状如马头的石碓头,对着石臼,尾部比较长,翘起在沟槽上方,其设计充分运用了杠杠原理。开舂时,三四个小伙子分立沟槽两边,一脚站在砖土台子上,一脚踩在碓板上,手拉着从屋梁上垂下来的绳子,既保持身体平衡,又可借力,一声令下,大家“杭育杭育”地喊着号子,用力蹬着碓板,动作整齐划一。但见碓头高高扬起,重重砸下,一个人坐在石臼侧面,手蘸冷水,飞速翻腾,杵臼撞击声、吆喝声不绝于耳,“一顿操作猛如虎”,不一会儿功夫,就把三四十斤米饭砸成极为紧实的一个大团,然后两个人合力一提,抬到案板上,趁热擀成长条状并切段。这时候揪一块吃,香极了!要是再蘸点儿白糖,那就更妙不可言了!(写到这里,我都流口水了)

顺便说一下,这脚碓之所以每个自然村都有,是因为乡村生活中不可或缺,除了舂年糕之外,做肥料用的豆粕、花生粕等所有需要粉碎的东西都要用它来捣。我那时属于“乡村敢死队”成员,踩脚碓、出死力的活可没少干过。

此外,我家乡的年糕家族,还有“红糰”“薏粿”“白糕”,全是粳米掺糯米制作。过去过年时才能吃到其中一种或两种,现在商家常年做了卖。

中山大学潘培忠老师说:我爸妈也说过,小时候年糕就是最好吃的东西了。闽南的年糕有甜的有咸的,一大家子6、7个小孩子抢着吃。

学生郑洁说:作为一个在常州生长的福州人,在民俗方面真是常有“异乡人”之感,回忆起来都是浅浅的印象。逢年过节上,家里仍是依着福州风俗,与身边常州人家格格不入,于是在我的记忆中只变成了一种过节形式;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是常州风土人情,如今想来,似乎又从未曾深入了解过当地的习俗传统。

至于“年糕”,细想来实是这一成长矛盾的具象化表现之一。我从小爱吃炒年糕,是江浙的白白的年糕,切成小片炒蛋,软嫩喷香,在福州又会加入切了块的海蟹等海鲜一起炒,不过“精神常州人”从来都是将海鲜挑开一边的。这种江浙年糕,在福州则是称作“白粿”,小时候很不接受这种说法,“炒年糕”变成了“炒白粿”,吃烧烤时“烤年糕”也变成了“烤白粿”,可明明在常州,还有“白果”的专称,又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食物。

福州,员工把蒸熟的年糕装进抽真空的包装袋。据CFP。

也是自从高中回到福州,才慢慢接受了对年糕的“白粿”称呼。至于真正的福州年糕,则是用粽叶包裹,加入了花生、红枣的红糖年糕,形似蛋糕,所以以前家里一直跟我说,这就是福州蛋糕,逢年过节吃的便是这种。吃法也同样需要切片,不过会裹上蛋液,拿去煎着吃。小时候觉得这样做法油腻,不愿吃,尝试后才发现,这样的年糕口感更软,混着花生香气,吃起来非常容易上瘾,一块接着一块停不下口,吃多了,也真上火了。所以前几日小年祭灶,家里的煎年糕,我还是没敢多吃。至于做法,家里向来是买了机器半成品年糕,身边也没见过有人专门手工制作,联想口感和福州人的饮食偏好,只能猜测大概是用糯米制成的吧。

我说:古人有“何不食肉糜”的典故。我在大学同学群里说,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没得吃,吃年糕。”同学都以为我在开玩笑,说反话,其实是真心话。因为平日年糕舍不得吃,万一有客人来,要用上。要是所有能吃的都吃完了,那么这珍贵的年糕也就只好拿出来吃了 。所以说是:“呣得喫,喫年糕。”

诸暨籍老朋友吴先宁说,“呣得喫,喫年糕。”大概是窘急时把箱底找出来补救,跟食肉糜确实不一样。

我说,诸暨人说的是实在话。也还有一个原因:农家除了米,拿不出“高级”的物事来待客,其他都是杂粮,上不得台面的。连面条也比米珍贵,因为自家做不了。我们的干面条都是拿麦子换的,湿面不会做。关键是客人通常是突然来,临时是没法弄面的。

老同学叶晓芳说:南方人通病。能家里擀面条的,大多是北方人。

澎湃新闻的黄晓峰兄说:确实,面在南方更珍贵,我小时候,白面馒头和杂粮的馒头是隔天交叉供应的,大约到四五年级后,杂粮才基本消失,那大概是82、83年左右。

西北生长的北京针灸师马琴老师说:没想到年糕在南方的饮食里这么重要,因为你去年寄了年糕来,我才第一次吃到这个好东西。我们那里就是面食的天下。

再往南方,差别更大。最流行的是糍粑,也有用糍粑来代替年糕的。

广州大学李舜华教授说:有年糕吃,是奢侈。我们老家江西广昌是不吃年糕的,90年代后市场才有卖。我们广昌人喜欢吃粘糍,七月节吃的那种淡黄色的,酒店吃饭好多人会点这道菜,辣椒炒的。以前家里炒丝瓜,七月节吃,是新米下来。

图据CFP。

厦门大学杨惠玲教授说:我们湖南老家也有年糕,但名字不同,称为糍粑。糍粑用糯米做成,圆饼状,如石头般干硬。大小不一,小的和绿豆饼相似;大的和脸盆口差不多,特别夸张。

我老家位于湘西北,城里曾经有一家纺织印染厂,是国家二级企业,方圆十里,职工和家属过万。父亲是厂里膳事科的采购员,我和兄妹们便成长于这座纺城。过年前,父亲往往会收到供货方的礼物,几大袋糍粑。小时候常常挨饿的父亲对粮食有近乎偏执的爱惜,万万不肯浪费,他的处理方式是让全家人把糍粑当成主食。烧一锅水,放入切成小块的糍粑,快煮熟的时候,再添加一大把菜叶,几经搅拌后出锅。浓稠的米汤、白色的糍粑、碧绿的菜叶,热气升腾,色彩鲜明又柔和,很入眼。口感滑润,淡淡的咸味中带着甘甜,颇合我们的胃口。

一二月间,我们大约二、三天吃一顿糍粑菜叶汤。到了三月,气温回升,父亲用一口水缸存放糍粑。慢慢地,缸里的水散发出一股酸味,糍粑开始长绿霉,父亲越来越着急。于是,糍粑菜叶汤成为我们家餐桌上唯一的饭菜,直到吃完最后一块。每到饭点,父亲神色凝重地下达任务,每人至少“消灭”一大碗。已经吃腻的我们一肚子不情愿,但又不敢反对。军人出身的父亲不苟言笑,言出必行,在同事中一向以管教子女严厉而出名。见兄妹四人端坐不动,他压低嗓子,龙吟虎啸般吼道:“快吃!”我们赶紧抓起筷子,端起饭碗,皱着眉头,拼命克制着反胃的感觉,慢吞吞往嘴里拨拉着。那种难受的感觉,与喝中药差不多。父亲见状,双眉倒竖,常常拍案而起,手里的筷子马上似乎要敲到我们头上。我们如触电一样,高度紧张,动作立马加快,囫囵吞枣般完成任务,赶紧逃离餐桌。

就这样,每年满满一水缸糍粑成为我们儿时记忆中最痛苦的一部分。父亲去世后,我和兄长、妹妹们相聚时,常常回忆这一段往事,彼此调侃对方当时的狼狈,相视大笑。隔着时光的烟霭回首过往,痛苦的记忆也会变得温馨起来。

其实,对于糍粑,我们不乏美好的记忆。父亲的老家在山里,离县城大约一百里。每到过年,父亲带我们回去给亲戚们拜年。亲戚们款待我们的点心中,红糖糍粑最美味。把糍粑放进油锅里,两面都煎炸成金黄色,再放入红糖和清水。糖浆越来越浓稠,呈暗红色,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浸在糖浆中的糍粑色泽诱人,入口即化,散发着怡人的甜香。

写到这里,馋虫被勾出来了。我得赶紧停笔,给妹妹打电话,让她们准备好糍粑和红糖,等我回家。

广西大学李慧副教授,湖南益阳人。她说:七八十年代,我的家乡过年前都会集体打磁粑,就是老师所说的年糕。家家户户每年会专门留一小块田种糯米稻谷,到腊八前后,先把糯米泡水,蒸熟。把蒸熟的糯米放入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石碓里,三个男子围着石碓用木棍去舂,一边舂一边呦喝,可热闹了。小孩们馋了,大人就会把即将舂好的,搓从一个小团来解馋。舂完后就把它放在大桌上,推成一个大饼,待干后再砌成长方形小块,浸泡在水中。父辈们挨家挨户抬石碓做磁粑,好几天才能结束。母亲很会变着花样做磁粑给我们吃,有时用来做早餐,把磁粑切成小块,加上鸡蛋、甜酒、红糖煮成甜品;有时会和着青菜炒成菜品;有时会用油香煎;有时围着碳盆烤火聊天,还能拿着磁粑烤着吃,可欢乐了。

南京大学莫崇毅老师说:我在内子家过年时帮忙守着炉子蒸年糕,蒸好的年糕是大圆饼状。里面加了红糖,所以色泽深红。做好以后放在冰柜冷冻,需要吃的时候再取出来切薄片,裹上鸡蛋黄油炸,真是美味极了。下次过年做好年糕带给黄老师品尝。

我在湖南长大,通常吃糍粑,甜蜜软糯。去南京念大学以后,才吃到过青菜炒年糕,应该跟宁波、绍兴一带的吃法接近,也算开了眼界。跟泡饭一起吃的年糕我还没见过。但随园糕团店卖的那种大糕团,也是长条状,或许可以配着泡饭吃。后来跟太太在广西过年,又吃了南宁的红糖年糕,自己参与制作,也别有一番趣味。不过不管是哪种做法,年糕都好吃。

湖南汩罗人龙赛州老师说:有一种雅致与悠闲叫“围炉煮茶”,有一种冬意和年味叫“围炉烤糍粑”。作为传统的糯米食品,湖南人的冬天见得多的不是年糕,而是糍粑。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或煮或蒸,“烤”更能激发米香,围着火塘架起铁丝网,不讲究的甚至直接把糍粑扔炭火上,外表焦脆,里面软糯的糍粑满屋飘香,哪怕不加任何佐料,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北大廖可斌教授说:我们湖南那里也是这样。客人来了,或自己匆忙间要吃东西,来不及做其他的食物,就会吃年糕,主要是因为方便,快!

中山大学陈志勇教授,湖北嘉鱼人,他说:我们地处鄂南山区,过年没有磉年糕的习俗,但有类似的腊月“冲糍粑”。腊月小年与除夕之间的某天,妈妈会量出数升新产的糯米,隔夜用清水泡着。次日早晨,反复淘洗,然后用再甑上锅蒸熟,趁热抬去村里固定的石臼里冲(舂)杵。两名壮汉按节奏用力踩着踏板,一人趁着臼头抬起的间隙,双手蘸水翻转糯米,动作熟练,绝不会被撞着手。几分钟后,糯米香甜的气味就被激发出来,围在臼头旁边的小孩眼中放光。于是拨臼的师傅,一会儿给这个娃娃揪一小坨,一会儿给那个娃娃揪一小坨,大家趁热把刚出臼的热乎乎的糍粑塞进嘴里,满足地连声说,好吃,真香!这坨糍粑成了村中小伙伴的“福利”,只要有谁家“冲糍粑”,都会结伴围观,看在眼里,吃在嘴里,感受这份浓浓的年味。

湖北咸宁来的蒋思婷同学说:我们好像不做年糕,自家会做糍粑,不是像老师家一样磨成粉再蒸,而是把糯米蒸熟再反复捶打成糍粑。若是煮火锅的那种年糕,大多都是从外面买来的。

江西抚州人董诗琪同学说:我们这边不做年糕。不过我们家过年会吃,因为我舅舅他们是潮汕人,每年都会给我们寄海丰年糕。印象里他们那里的年糕是红色圆柱形的,非常硬,比较甜。作为小孩子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种年糕,每年过年就缠着舅舅舅妈给我寄潮汕的年糕,用鸡蛋一煎,满屋子飘香。有次我试了一下煮红豆汤,味道也非常好。

我们当地也有类似的糯米美食,叫做如意糕。圆柱形,两边沾上芝麻或者桂花。这种美食类似于糯米糍,不需要蒸或者煮,直接就可以食用。小时候总可以看到那种老式的糕点店,门口摆放着几个蓝色的框框,上面盖着一层白色的布,底下就是如意糕。

董诗琪摄。

我的奶奶很喜欢吃,所以每次回乡下之前,我都要催我爸妈带点去。实际上是借着奶奶的名义,一饱口福。有一年,我还想带来给朋友们尝尝,但是这种东西,风一吹就硬了,实在带不了那么远。

近几年来,新式的蛋糕店越开越多,小时候那种朴素的小蛋糕房越来越少,如意糕也很难买到了。像这样的一些当地美食,也许未来只能在书上见到了。

广东的情况,也是同中有别。

粤北韶关来的曾庆兰同学说:我们的习俗当中,没有“年糕”这种说法,我们的各种糕点大多叫“糍”,如包糍、艾糍、面粉糍等等。

过年必吃的是“油糍”。碾好的糯米,洗净,浸泡过夜,早上倒水,晾到干爽,便送去用机器打成米粉。做糍粑时,妈妈会将白砂糖熬成糖水,倒入粉中,揉成柔软、雪白的粉团,我们的任务便是将这些粉团捏成一个个肉丸大小的小团。最后,将它们依次下到油锅,炸至金黄,油糍也就大功告成了。之后每餐蒸上一些,吃完油糍再吃饭,过年的甜蜜于是从口齿流入心间。有客人来,收拾一包油糍,配上一些其他年料,也可以作为不错的回礼。

曾庆兰:我家新做的油糍。

小时候,做油糍对我来说就是吃喝玩乐。熬糖水的时候,妈妈会先丢几块粉团到糖水里,煮成糊头,用来做油果。这时候我可以先吃上几块软糯香甜的糊头,解解馋。开始做油糍了,我便搬着小板凳坐在大人旁边,一边听她们聊天,一边光明正大地玩米粉,简直不要太快乐。我最喜欢把粉团放在掌心多揉几圈,让它变得光滑圆润,与大人们做的形成鲜明对比。油糍炸好之后,妈妈会把热乎的的油糍装在盘子里,再放在冷水上,让它降温,去去“热气”,再给我们吃。这时的油糍,外酥里嫩,香甜可口,与之后每天蒸出来的又是不同风味了。

除了油糍,我们还会炸油果(手指大小的脆条)、油角(馅料是花生、芝麻、糖的炸饺子)、豆饼、花生饼等等。但这些丰富的年料和热气腾腾的画面,在我长大以后,也逐渐地在褪色。小时候的玩乐变成了劳动,纯粹的快乐也少了。更重要的是,从老家搬走以后,在自己家做年货已经不方便了。因为场地、工作量、口味等原因,城市人更喜欢购买代替制作。而年轻人也越来越不爱吃这些高糖、高热量又“热气”的油炸食品了。在这些习俗、饮食的逐渐隐退之下,年味也随之淡去了。感谢姨妈,我们每年都还能在她家一起做油糍。从玩乐到觉得麻烦、再到重新参与,我的过年仪式感也在从消散中陆续回归。

羊城晚报的罗韬兄说:我乡广东新会也有类似诸暨年糕的,叫团糍,用上汤泡煮,是年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已有一两百年以上历史。用粘米做,比你们的少了一种韧劲,大如成年男人拳头,以利刀切成薄片,以团年饭吃剩的白切鸡下汤,加醮鸡用的姜葱伴之,用作早餐。亦有以腊肠腊肉加芹菜炒,极有风味,没吃过不算过年。我乡人奉为上味,父亲每年都要吃上一两顿,回味之至。但我妈妈作为异乡人,评曰:不如沙河粉。

广东年糕相关的食品,当推粤东的潮汕,其俗与闽地相近。

北大博士后、潮汕人林杰祥说:潮汕、闽南地区盛行做米粿,小时候,过年前,家家户户都做米粿。程序比较复杂,先将糯米、大米混合后泡发几个小时,然后用碾米机将米磨碎,同时加花红(食用品红),将米面做成粉红色。揉面就可以做成粿皮。馅料一般是豆沙馅,将绿豆泡发一两天,然后退去豆衣,将豆肉炊熟,用白布包裹后碾碎成豆沙,可以做成甜味和咸味。

“做粿”时可能全家出动,做法如同包大汤圆,然后用“粿印”(模具)制成桃妆,叫做“粿桃”。粿桃一般每8个一屉,放入蒸笼炊熟,孩子们在一旁已经迫不及待,刚出锅的米粿是软糯香甜,极为好吃。这些米粿一次可以做上百个,晾干了,可以吃上一两个月,一般煎、蒸后食用。

这几年,家里做米粿的人逐渐少了,都是包饼店在售卖,虽然吃起来不错,但是总没有自家做的味道。皮不够清香软糯,馅儿不够饱满,还是很不一样。

学生王皓玉说:潮汕也有用米做成的食物,我们称之为“粿”。人们在不同的传统节日要制作和食用不同种类的粿,称为“时节做时粿”,其中有一种“甜粿”,跟年糕比较像。以前很多人家自己做粿,现在基本上都是直接买来的,很少自己做了。

华南师大的肖少宋老师,潮汕人,他说:印象中,我们那里的年糕常见的只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切片后裹上打散的鸡蛋,然后用油煎,煎到变软就能吃了。一种是切小片同糯米一起煮成粥,再下黄糖。都是甜食。

北京大学博士生李凌云说:我们兴宁客家人的年糕应该是有好几种,有甜口的也有咸口的,还有蒸、煮、煎、炸等各种吃法。我自己最爱吃的一种叫作甜粄,是用糯米、秦糖加陈皮做成的,蒸出来软糯清甜,十分可口;另一种叫萝卜粄,是用粘米加白萝卜丝、肉末、香菇、胡椒、红粬做成的,下油锅煎出来,嫩滑酥脆,香气诱人。还有一种黄粄,是用粳米加草木灰做的,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可以蒸着吃、蘸白糖,也可以加点盐和肉、菜,煎或炒着吃。另外还有一种酿粄,是用糯米加粘米粉做皮,包上猪肉、韭菜、眉豆等做的馅儿,可蒸可煮可炸,无论哪种吃法都很有滋味。当然,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汤粄,就是直接将揉好的米团切成薄片,放进沸腾的锅里煮熟,加点儿青菜等,捞出来一碗就可以吃,滑滑嫩嫩,简单又开胃 越说越馋了啊!

我发现我们家乡的粄,总体而言外形都比较朴素,要么切成规矩的长方形薄片,要么简单地包成团子。或许是因为客家妇女劳动辛苦,过年过节也十分忙碌,所以自家做的粄并没有太多不同的样式和花色,但味道却是一点儿都不逊色!客家米粄与客家娘酒也是绝配,能在过年时吃上家乡的“老酒粄子”,一定是每个客家人最幸福的春节记忆。

北方地区,以面食为主,偶尔也吃年糕。

北师大副校长康震教授说:我是陕北人,陕北的年糕是软黄米做成。工序没有那么复杂。主要是放在油锅里炸,炸成金黄色,蘸着盐或者糖吃。口感软糯,略有一些粘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糕应该是陕北人过年的主食。也可在杂烩粉汤里泡着吃。吃法很多样。……南方的年糕雪白,北方的年糕金黄啊。——读黄老师的年糕记有感。

深圳大学高志忠教授说:我是内蒙西部区人,呼包鄂以及巴盟等地的吃糕习俗和山西、陕西以及整个西北地区差不多,我们吃的是黄米糕。一般包成饺子形状,馅主要是豆沙,红糖、白糖,也有包菜馅的,然后油炸着吃,外酥里嫩,就叫炸油糕,看着“黄澄澄”,吃着“软溜溜”。也有不包馅的,直接沾着白糖或红糖吃,叫素糕。当地农村,在腊月准备年货时,做炸油糕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炸好后冷藏起来,过年时拿出来蒸热了吃,但比刚炸好直接吃的口感差一些。当地有俗语:“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说的是,炸糕不仅味道可口还能耐饥饿。

高志忠:我家的素糕(上图)与煎糕(下图)。

旅日作家李长声说:我的老家在吉林,不做年糕,而是做粘豆包,用黄糯米。下乡到延边,见过朝鲜族做打糕。到了日本,知道他们特爱吃年糕。糯米蒸了之后搡成一大团糕(搡法和诸暨年糕基本一样),过年供年糕,叫镜饼,供过后弄碎煮在菜汤里吃。日本月亮上兔子不是捣药,而是搡年糕。平时超市里也有卖各地的干年糕,包装成一小块一小块,买回家用油煎,膨胀变软很好吃。有的年糕老铺平时也临街表演打年糕,以招徕游客。

中大图书馆的丁春华老师说:我们鲁北过年也有年糕,多是粘高粱或者黄软米(黍子面),与煮熟的金丝小枣加水和在一起,做成窝头状,上锅蒸熟。金丝小枣是晒过的——与我们煮汤的干红枣相类,煮过后就变得光滑饱满,所以是煮枣。刚出锅的年糕很是黏手,可以拉得老长,所以一般都用筷子插着吃。热烫的年糕吃在嘴里软软糯糯,又有金丝枣的甘甜。凉了的年糕就很硬,但嚼起来别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不过现在过年不会家家户户蒸年糕了,我好像也已很久没有吃过了,不知道再吃起来是不是还是记忆中的味道。——此次“阳康”之后一直胃口不佳,读过您的文章,看着各种配图,居然食欲大振。

同为山东人的张红老师说:我们那边还真是没有这样的年糕,原来我们老家以前也有蒸年糕的习俗,到我记事就经常买一块现成的供一供了。用黍子面做成正方形,上面插几个红枣供着,年初五再油煎煎蘸白糖水吃,一年顶多吃一次,又油又甜还有点苦,可能我妈手艺不行,我跟我弟都不爱吃。

这“供着”的年糕,小说家莫言在《小时候的年》这篇散文里(收录于《会唱歌的墙》),记录了高密地区的情况:

馒头蒸好了,就开始蒸年糕。蒸年糕用的是北方的黍子米,不是南方那种糯米也不是东北那种高粱米。要用石碾子把它轧碎,拉着石碾子来回转,一边碾一边要用箩不断地筛。这是可怕的体力劳动。

做出年糕来就用一块笼布把它抬出来平摊在高粱秆做的锅盖上。拍得平平的,按照图案插上大枣,冷却凝固后切成方尖碑的形状,供到“阁板”上。

所谓“阁板”,就在一进堂屋的正北面那个地方,摆着一张桌子。祖先的牌位都要供在这个“阁板”上。

西南地区情况 又有不同。

暨南大学张世君教授说:我们重庆没有这个习惯,是吃糯米汤圆。过去是泡糯米,用水磨子来推糯米,沥干水做汤圆。家住城市公寓房,一栋楼房的人都排队在楼下的磨子推磨。都是6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吃汤圆都是买现成的冷冻汤圆。没有你们家乡的那种年糕文化,一直传承下来。

我刚才查了,你们的年糕是粳米做的,四川不产粳米,只有糯米和普通大米,所以做不出年糕。要做也是用糯米做糍粑。食品跟地理、物产有关,因此民间饮食土特产有些地方有,闻名于世,有些地方就没有,出不了名。

北师大珠海校区的冯先思老师说:我们豫北过年也会蒸年糕,其实就是白面馍馍,用红枣装饰一下。一般是圆形,累上两三层。还有枣辫子,面搓成长条编成辫子状,中间点缀红枣。还有面鱼和面刺猬,背上的鳞和刺都用剪刀剪成,肚子里塞上红枣。刺猬是拱门的,放到门后。年糕和枣辫子、鱼一起供奉财神。

冯先思:我家蒸的糕。

后来到南方才见到道真正的糕,米做的,有各种做法。我们豫北那种面糕,兴许是受南方影响的替代品吧,毕竟北地不怎么产稻米,总要有一个替代品。

到北京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吃到糍粑,非常喜欢,那时候学校食堂卖的,有糖的和无糖的,我早饭有时候会买上一个吃。后来那个食堂拆掉,就再也没吃到过了,至今还非常想念。

河南焦作人周丹杰老师说:我们小时候是蹲守在油炸丸子、麻叶、甜糕等面制品的大锅旁,只待捞出来一放在大大的瓷盆里,就不顾烫手烫嘴巴也要吃到这热腾腾的年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李颖瑜博士说:好玩,简直是全国年糕风俗大百科。原来年糕在南方这么重要。我们老家河南不吃年糕,以前过年会做枣花卷,漂亮好吃又有过年氛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这些传统食物也很少见到了。

广州大学张诗洋老师说:河南坠子有《偷年糕》唱段,老词里说,“人人忙着把年过,家家户户蒸年糕。公公和面婆婆包,媳妇忙着把火烧。”(奇怪,为什么是“包”?)

我印象里,小时候是正月十五吃年糕,当然还必有一碗黑芝麻元宵。奶奶每年都买上一大块年糕,切成薄片,白条入锅,金黄上盘。还要蘸着白砂糖,甜丝丝才圆满。奶奶走了五年了,我也五年没再吃上炸年糕……

说来有趣,正如馒头摊旁往往是卖烧饼的,腊月里卖年糕旁边的,一般是卖蒸山楂糕。山楂糕切成方丁,勾芡做成苹果山楂汤,和酸辣肚丝汤一起,解腻灌缝,是豫北年夜饭的最后两道汤品。年夜饭之外,豫北要数元宵节準備得隆重,要吃出个团圆——吃元宵,吃红薯丸子,吃羊肉丸子,吃炸年糕……若不是老师寄来诸暨年糕,又发来近二十种地道炒法,我以为天下只有甜口炸年糕呢!

河北大学李健老师,河南驻马店人。他说:我们河南这边没有年糕这种食物。这里以面食为主,面食花样很多,足够养生。平时吃米饭很少,而且我(包括认识的一些河南人)看到米饭会感到胃疼。对吃惯面食的我们来说,米饭是不太好消化的食物代表之一。北方很多地方也是面食为主,特别是西北。那里估计也没有年糕,不过陕西那里产小米,有小米面馍馍,吃起来大概和发糕差不多。

李健:我母亲蒸的年馍与枣花。

河南过年,最重要的是“年馍”,实际就是豆包。这种年馍,和南方的年糕有同等地位。年馍里面包的是豇豆、红薯二合一的馅料,味道香甜,特别好吃。也有只包豇豆或只包红薯的,不过红薯要用白心的,若用红心的,蒸好后馍是扁的,因为红心红薯瓤软易塌。这种年馍,一般是在腊月二十左右开始蒸制。事先要用扎头或酵子或酵母发面,往往发上两三大盆。因为年馍要尽量多做,过年期间一直到正月十五,不仅自家人要吃,还要拿来待客。

蒸好的年馍以外形饱满、面皮光洁、嚼起来香甜松软为好。年馍的好坏,直接关乎主妇的颜面。因此,每年这个时候,家母都要严阵以待,忙活两天整(提前一天发面,半天包馍,半天蒸好),直至在水雾缭绕中端出一笼一笼年馍宝宝,才能松口气。而我的任务,就是和家父一起把这些年馍宝宝一个一个摆在铺好的馏布上。

蒸年馍时,从包馅料到蒸好,中间不能说话(包括炸制酥肉、丸子、鸡、鱼时,都不能说话,不知为何)。蒸好后,要用两个碗分别装好年馍,端到正堂祖先牌位前上供。供过祖先之后,才可以吃。吃到年馍时,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过年啦。

我给朋友们发了一段用踏碓舂年糕的视频。那架子与椎头都是木头做的,踏时架子摇动得咯吱咯吱直响。这是老朋友蔡军剑发给我的嵊州舂年糕的录像。应该算是表演节目,踏碓本身也是做样子的,一看就不够结实,舂不了几下就会散架。踏的两人都穿着羽绒服,不像是做事的样子,而且站不太稳,起落的幅度不够大,也说明不是熟手。正常情况下,每一脚都要用力踩到那椎柄尾着地,再重重舂下去。我们村是石头做的碓,踏脚是用整棵的硬木做的,结实而厚重。在没有碾米机之前,农村就用这个来脱谷壳。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父亲与占品师傅两人为合作社装了第一台柴油发动的碾米机,情况才有了改变。到我小时候,在文革中期,已经有了电动碾米机。村里的石碓,就只用来砸碎萝卜、番薯之类,煮成猪食喂猪。

浙江工人日报的郦卓均总编说:小时候我家台门道地边就有这踏碓,舂米、舂年糕都可用。

中央戏剧学院傅谨教授,金华人,他说:我们那里都是水碓。没有水的时候也偶尔用人。如你所说,这是表演。

水碓。据CFP。

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潮汕人,说:我们家乡舂米的工具,那个臼用很厚实的石头做,并且是镶入地上,臼口与地平行,后面的设备石头垒起来的,整体高于臼,有点居高临下之势。整体是很结实的,不是花架子。现在都可以机械化,不用人工了,像打牛肉丸,也可以用机器了。

不过,有时也需要表演一下。尤其是外地人来参观,感受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递一种传统文化情怀。

罗韬兄说:但大概在四十年代中,珠三角的乡下,就每村有一碾米作坊,并有榨油机,村人排队碾米或榨花生油,略给加工费。作坊主会在门口放一手揺发条的黑碟唱机,专播粤曲。家中的米碓遂成摆设。

我村与陈援菴陈垣先生家乡石头村相邻,石头村的碾米厂就是陈垣先生堂弟开的。四十年代中,我祖母在石头村学校当校长,我父亲两兄弟高中毕业后没能升学,就在碾米厂当学徒,一个学帐房,一个当“大轨”,即大师傅。陈老板关照我祖母说:“你将来老了,我就将一套小米机给你,你就可以回你们村开米机,你已有帐房和大师傅了。”我祖母心存感激。未几解放,我父亲兄弟参加革命。陈老板沦为地主加资本家。轮到我祖母常偷偷的去探望和帮助陈老板及其女儿。

羊城晚报编辑吴小攀兄说:这踏碓,小时候见过。乡村共用,排队。但是安在地上,前后地上分别挖一个坑,前面的坑里放一个大石臼。这样人就不要上到那么高的地方去踩。

李舜华教授说:我们用的是杠杆原理。一个人操作,杠很长很粗,吊在房梁上,下面是很大的缸,舂好的米粉团,有传带输入一个圆圆的轧粉机,下面又是一缸,也很大,小时候在我眼里,就是一间很大的作坊,一屋里就一个大大的转轮,象水车一样,上面是长而粗的舂杠,地上两个大石臼,一个舂米,一个盛粉。

张世君教授说:从手摏,到脚踏,再到机械化了,一步一步的进步。从你的家乡年糕的传承,劳动工具的变化,你都把它记录下来,是一个乡村社会发展史,地方民族志的书写。

毕业于西南师大的周丽娟,祖籍金华兰溪,她说:我虽为浙江人的后代,却因父亲年轻时就抗美援朝既而“大三线”建设,因爷爷奶奶很早过世,父亲回老家少,我对老家没有什么概念。还是前年清明回兰溪寻祖屋,才看到了紧邻诸葛后裔八卦村的山清水秀的老家。父亲很喜欢吃糯米类的食物,这点我随父亲。前两天定方告诉我你们的年糕是粳米做的,我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能做如此美味年糕的粳米。

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说:当年我在云南插队的地方,傣族也这样舂粑粑。傣族一人踏,另一人就用手在臼里拌弄糯米团,配合一旦出错,很危险的。

舟山的老同学虞卓娅说:我小时候看到的是两个人同时用大木棰磉年糕,完全手工,棰子下去上来,有节奏地错开。我们大院子里晚上做的,等完全可以吃了,有人会掰给我们尝新。

老同学陶棣华,给我发了一张机器驱动的石碓舂年糕的图片。则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是一家酒店里的作坊,也是供观赏用的。

糕食,在中国人的饮食中,有着特殊的意味。我请师友们说说各自家乡的年糕,也是借此记录一分风俗与记忆。如今日子好过了,不觉年糕有何珍贵,但是年长者的回忆,却是无不充满酸辛。

郑尚宪教授说:我家乡仙游的规矩,老人去世,要给每户乡亲象征性送发糕。一个小孩用这糕“劳馋”他的小伙伴,我一位堂侄气不过,说:“你奶奶死了,不给我吃发糕,明天我奶奶死了,也不给你吃。”他奶奶忌讳得不得了。去年堂侄的女儿给我打电话,我说起她爸的这件“糗事”,她爸一口否认,结果她妈出来作证,说她嫁过来后,村里人还经常说起此事。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样的记忆记录下来,不要让它们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为这也是一份社会史的材料。同时,记录这些,也是记录着乡情。因为在当今城市化的浪潮中,人口的流动极大,故乡辽远,只在记忆中;乡土旧事,更远隔时空,唯待追寻。

李舜华教授说:我一直羡慕你有那么细致记忆,我问过我大姐,发现,她就记得比我多多了。她和您一个年龄段,我想,和您相比,我没有那么记忆,可能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年龄差,一个是城乡差。县城里的风气终究是没农村浓郁。当然,最终还是您的文献功底惊人。

华南农大高列过教授说:雨声潇潇,雨丝飘渺,暮霭渐起,年关将至,拥被静品黄老师的文字,实乃赏心乐事。非吴侬软语,不能现江南热气腾腾的年味,地道浓郁之人情。晚生窃以为,回忆愈热闹,乡愁愈深沉,身在千里外,情系故乡中。

老杭大学弟、浙江省人大外事委主任宋建勋说:过年的气味越来越清淡,是时候要重新更好地恢复这些传统了,还有写春联贴春联,我小时候回奶奶家过年,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春联都是我承包的,这也是我练字展示自己书法水平的最好时机。当然,目前急待恢复的还有放烟花燃爆竹。古人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没有了爆竹,年味自然也就少了很多趣味。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本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转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校工作。现为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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