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百伶 摄

武烈河东北岸

今彩虹桥上下区域

曾经是铁路住宅区

老居宅、 中居宅、 新居宅

……

留下了多少承德人难忘的记忆

四十年前的铁路居宅 抹不去的记忆

❏高健

“记忆”，它很有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前的事想记，可偏又记不住，以前记得的事却又忘不了！我这个50后，已退休多年，渐渐地怀旧的情绪不断地上升，时不时的总是记忆起七十年代的铁路居宅……

承德铁路居宅，在建国初期就已有了一定的规模，以后随之不断扩建，发展为新居宅、中居宅、老居宅。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住在老居宅。

▲新居宅 杨利民摄

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有了就业证后，就到铁路建筑段做了临时工。当时正是新居宅房屋扩建，我被分到木工组干吊棚的活，就是在下面往棚上已固定的木楞上钉板条。这个活看着容易干起来难。师傅教我先做一个带把的小木盒，然后在腰间系上一根绳子，将小木盒上的把穿过绳子别在腰间，盒里面放上钉子，要手一下垂正好拿到盒里的钉子。一开始感觉好笑，不理解，把钉子装在上衣兜里不就得了，干嘛还这么麻烦？等一干起活来就知道它的妙用了。因钉板条这活儿，你要仰起脸往顶棚上钉，要随时取钉子，这样拿钉子就快，不耽误时间，钉子放在兜里拿着就慢多了。干这活时间一长脖子就酸了，有时还有要吐的感觉，滋味真不好受！活儿还干的慢，没进度，自己也着急！后来，我看师傅干活，他把钉子从木盒里抓出再叼在嘴里，钉子尖儿上，有“口里油”，钉得又快又省劲。我也学着干，逐渐入门，真是各行有各行的门道。

吊棚的活干完了后，又给瓦匠当小工，筛沙子和沙灰。沙灰就是沙子和水泥按比例掺一起用水和。一大桶和好的沙灰，足有四五百斤。记得一次晚上加班，我一个人供四个瓦匠师傅往墙上抹沙灰。瓦匠使得是木托板和木抹子，往墙上抹沙灰必须用木抹子这样才能出现麻面，下一步再往上抹麻刀灰（白灰膏），好能将其粘上。供师傅抹沙灰的活最累，两大勺沙灰㧟在托板上，大木抹子一抹子就将其全抹在墙上，既麻利又快。速度快，沙灰就得供的急，沙灰一没，师傅就用抹子敲托板发出咚的声响，就得赶紧将灰供上。这天晚上，我站在屋地的中央，一大桶和好的沙灰，一长把灰勺，四位师傅站在四面墙前（本应该是两位小工，不知怎么弄的就剩我一个）。我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但不管怎么说也得顶下来。哪面有抹子敲托板的声音就往哪面供沙灰，“四面出击”，我几乎成了机器人。四位师傅夸奖我：行，小伙子熟练，挺能干！其实他们哪知道我干这活没干过几天，也就有股蛮劲，肯干，也确实累够呛！但也是为了能挣到工钱（一个工钱一块四毛七）。

其实，我妈当时是舍不得我干临时工的。我自己觉得已经高中毕业了，也老大不小了，又有了就业证，应该干活儿挣钱了，不能再让家长养活自己，应该自食其力了。至今，我对新居宅还是别有情感的，不管怎么说，那里面有我年轻时的汗水呀！

承德铁路地区刚建立时，是归锦州铁路局管辖。随之而来的铁路职工大部分是东北人，热情豪爽，办事干脆！铁路地区的居民生活习惯自然也都属于东北生活习惯，爱吃白高粱米，对它情有独钟。高粱米饭，大葱蘸大酱，酸菜猪肉炖粉条是他们的最爱，特别是在夏季爱吃高粱米水饭，再配上大葱蘸大酱那叫香，就得意这一口。

那个年代，白高粱米不常有，它只要一卖，粮店准排大队。我们老居宅居民买粮食，都要到中居宅粮店去买。只要一听来白高粱米了，就当一个重大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赶紧来排队，还要拿着砖头、石头给没来的亲戚朋友占位置，在粗粮里对它的喜爱，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细粮。

关于买白高粱米的事，记得还有一个小插曲儿。

与我家住一趟房的头一家赵大爷家，因买高粱米，老两口还打起了嘴仗，我又正好路过他家门口，赶忙进屋劝架。就听赵大爷说：“我排队排了那么长时间，你粮食本也拿不来，等你来了，白高粱米也卖完了！你怎么这么磨蹭？”赵大娘说：“你把粮食本不放在原来的地方，我找不着，好不容易找着了，就耽误了时间。”赵大爷说：“粮食本就在炕头的炕席下面，你用手一摸炕席下面是硬的手感不一样，不就找到了吗？你可真笨！”“我笨？原来粮食本在炕席上面，谁让你给放在炕席下面？我摸！我不会摸，不像你，什么都能摸，混水摸鱼最会摸！”赵大娘回敬着赵大爷说。此时，赵大爷听完，一下子气乐了。我赶紧趁机劝架说：这次没买到下次再买吗，没准儿下次比这次还好，别生气了！老两口这才云开雾散，买白高粱米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老居宅 杨利民摄

上世纪七十年代，铁路职工的住房都是由铁路建筑段统一分配的，住宅一栋一栋的很规整，一家一户都有院墙，院内基本都盖有小房。房屋的屋顶有铁皮瓦的（上刷油漆）、水泥瓦的。房屋定期（5年）予以修缮，室内粉刷，门、窗刷漆，换坏玻璃，纱窗修补。维修时提前通知，一般尽量在休息日。当时是挺满足的，自我感觉居住条件可以，有一种优越感。

一九七五年，老居宅安自来水，我又在铁路水电段做临时工，家家安自来水，这是人们期盼已久的都很高兴！生活条件得以大改善。但新安的自来水一开始就给你来个“下马威”！由于是新安的，它吐出来的都是“红水”(铁锈水)，足有十多天。没办法，只好把自来水接到水缸、水桶里沉淀过滤，但仍过滤不干净，水质里仍有一些水锈。由于我家是新搬来的，也不知道哪家有“洋井”（压水井），就这样将就着喝这带水锈的水。做饭的铝锅、烧水的水壶里面都是红彤彤的，我开玩笑的说“咱们家成了‘红色家庭 ’ 了。 ”

正巧，我姥爷从北京来承德避暑，要住一段时间，赶上了喝这种锈水。姥爷很无奈，但他很幽默的说：“来承德别的没长，倒是长学问了，肚子有‘内秀 ’ 了！ ” 我姥爷可有学问了，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个老铁路，对新社会充满感激！ 他在七十周岁那年照了一张相片，在相片的背面题诗一首： “沉浮浊流四余旬，得蒙解放才做人。 荣浴党恩太短浅，恨不晚生三十春！”

我结婚成家，妻子是中学英语教师，她得到姥爷的英语赐教可不少。她意外的惊喜：老爷子英语这么好！我告诉她，在北京姥姥家的四合院里，人们都管他叫“老字典”，英语、汉语都拿得起来。

一九 七六年地震，对我记忆尤为深刻。 那天，刚一开始地震我和我妈就被震醒，我当时感觉就像是拖拉机开上了炕一样，被震的从炕上立即起来，跳在了地上，拽起我妈往外跑，在院里拽着晾衣服的铁线勉强站立着(铁线在院子中间,相对避开建筑物)，就看到天边冒着紫红的光（地光），耳边一阵阵的轰隆轰隆的响声，又看见房屋的屋顶垂直的上下一起一落，真是吓死人！

震后，人们就不敢在屋里住了，都到外面宽敞的地方搭起了抗震棚。 我单位为抗震发了木杆和油粘。 我搭了一个马架子窝棚，但没有合适的木板搭铺，因为都是睡炕，没有床，也就没有铺板（床板）。 正在焦急之时，看见家里的屋门，这不是现成的铺板吗？ 对，就用它！ 居宅屋门容易卸下安上（折页不用拆动），这是为了便于维修。 把屋门作铺板后，我以为就我聪明呢，后来一看左右邻居的抗震棚里也都是用这种办法。 看来，还是我笨， 现成的条件都不会很快的利用。 用屋门作铺板，在当时确实是解决问题的便捷方法。 震后房屋经检查无大碍，可以安全使用，居宅房屋质量还是不错的。

铁路中居宅设有铁路地区的职工大食堂，在我中学时代，对它可谓有着满满的记忆。 它干净宽大，没有杂人，专供单身及家在外地的铁路职工就餐。 那时妈妈一回北京姥姥家，我上学去不了，只好到职工大食堂吃饭，它伙食便宜，我也是沾了铁路子弟的光。

在大食堂吃饭，要先换饭票、钱票。 一斤粮票换三两细粮，七两粗两。 细粮是米饭、馒头、面条。 粗粮是窝头。 它做的比较精细： 玉米面、高粱米面的发糕，扁圆形，微甜。 我每次吃饭，就没有吃饱的时候，不敢放开了吃，要计划好了，一天不得超过一斤粮票（每月定量30斤）。 早晨二两，中午下午各四两。 面条最不顶饿，曾吃过4两，一会就饿了！ 偶尔看见卖包子，也不舍得买，吃它就更吃的多了。 一顿饭两窝头或两馒头，能顶一阵子，饿得慢些。 每次只吃六分饱，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每次吃饭都风卷残云，若真要吃饱了，一顿一斤粮票的也挡不住呀！ 通过吃食堂，使我提前学会了精打细算，知道什么叫过日子了。

我看食堂大师傅盛菜也是有技巧的： 一般往盘子里盛菜，一次不要盛多了，不然的话要往下减，这样对方嘴虽不说，心里也不悦。 一次盛得稍欠点，然后再往上添，对方肯定乐意。实际上大师傅手头上有准的，该多少还是多少，只不过是对方心理作用罢了。

▲原老商店位置 高健摄

中居宅和老居宅之间有一商店，人们习惯把它称为“老商店”，它是一个综合商店，销售副食也包括蔬菜（与菜站为一体），是老居宅居民几乎每天都要来光顾的。

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买东西几乎都要票。 当时买肉要票，还要排队。 肉也不肥，大多是一指膘，有时两指膘你还得赶上，三指膘的那就得逢年过节了。 当时人们肚子里没油水，植物油又供应得少，都要买肥肉，好炼油，油渣还可以包饺子，特别是酸菜馅饺子，烙油渣饼都太香了！ 人人都想买肥肉，卖肉又怎么卖呢？ 只好让人们排好队，按顺序卖。 割肉时，也是从猪脖子开始往后按顺序割，赶到哪算哪，不然的话，哪有那么多肥肉？ 剩下瘦肉就不好卖了。 不像现在，都想要瘦肉越瘦越好。

排队卖肉也要有耐心，看着卖肉师傅游刃有余的剔着骨头，一步步的操作，也是一种享受，这时想把骨头也买了，可轮不到我。 当时，若能如愿以偿买到称心的肉，那真是一件高兴的事！

那时，我在老商店还买过熟狗肉、熟驴肉，那是我第一次吃驴肉，太好吃了！ 难怪人家说，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

老商店当年卖两样东西，它们一出现，大伙就抢着买，说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就得把它当做笑谈！ 这两样东西： 一个是大酱，一个是臭豆腐。 在那时，这两样东西不是总有的。 买大酱你也得赶上，也要排队。 人们拿大盆，甚至也有拿水桶的，看着这种架势，商店倒也是有办法： 限斤数，一人买大酱不得超过5斤。 若不这样，拿水桶的一次就得买十几斤，排在后面的人，就得“望酱兴叹”了！ 这里人爱吃大酱，只要能生吃的各种蔬菜、野菜都会用来蘸酱吃。 吃大酱（生酱）既省油又便宜，若能吃上用油或肉炸的酱，在当时那就是很奢侈了。 买臭豆腐也排队，也是限量，每人20块，（5分钱两块），三、四坛臭豆腐一会儿就卖光了。 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把它往刚出锅的棒子面饼子上一抹，再就着大葱，那是真香！ 我把这种吃法叫做绝配， 就是费臭豆腐，一顿三四块都挡不住。 在菜站里也有两种蔬菜一来就抢： 一个是小葱、一个是水萝卜（都是五分钱一把）。 我曾经抢到了两把水萝卜，走到家就扒皮吃了半把。 我妈生气地说：“幸亏菜站离家不算远，要是远的话，到家就不见水萝卜，只见萝卜缨了！ ” （我也会过，萝卜缨不扔留着蘸酱吃。 ）

一提起大酱，我就想起老邻居李婶，她拿手的就是制做东北大酱。 东北大酱用黄豆做，从炒黄豆做酱块开始，到能吃到做好的大酱，一般需要4到6个月时间。 而大酱一家做出一个味儿，很讲手法。 李婶做的酱，闻着味儿很正，香，爱吃！ 我经常不客气的上她家要大酱。 她家爱吃大酱，每顿离不开。 将茄子、豆角、土豆放上大酱一起炖着吃，现在是时髦的吃法叫“乱炖”。 过去油水不多，这种做法，既省油又好吃。 我曾经领着她家的小孩儿去河套摸鱼，摸回来小鱼就用大酱炖着吃。 她老伴李叔，顿顿喝酒，下酒菜就是尖椒蘸大酱，喝得满脸流大汗！ 我问他：“这不辣吗？ ” 他说：“ 这才好呢，辣对辣，喝酒反而不辣了，下酒， 带劲！ ” 说实在的，也没别的菜，又好喝一口，我管这种喝法叫做“李式”喝法。 她家包各种菜馅的棒子面饼子，主要靠大酱来调味，吃过她家用葱“胡子”（葱根）、槐树花包的棒子面饼子。 以前没吃过这样的馅，香味诱人，愣朝人家要的。 当时，我就是一个字——馋！

虽然时间已过四十多年，二位老人家已不在了，但当年她家大酱的香味仍在记忆中扑鼻而来……

我家住的这一趟房里，有两位跑北京的列车员阿姨。 我经常在火车站广场，看到她们上班时与其他同事排成两队进站，列车员们统着铁路制服，佩戴路徽，挎着整齐的黑色皮包，英姿飒爽，很是带劲儿！ 在那个年代，让人很是羡慕的。 她们不但在列车上工作辛苦，而且每个人还基本都有采买任务。 那时食品紧张，亲戚、邻居、朋友都要托她们在北京购买一些食品，如： 动物饼干、豆制品（素鸡）、挂面等，所以每个人的挎包都很重。 我很体谅她们，这事明摆着： 给买吧？ 真麻烦！ 每次都这样，不买吧？ 伤感情！ 本来工作就很累，还要给人采买。 但那个年代，人都很朴实，没听见谁有什么怨言。

我家里一没油水了，我妈就叫我在周末回北京姥姥家（有时买票有时蹭车），买肥膘猪肉，北京买肉不要票，但一次买肉不能超过十块钱的，这对我家来说已经够用了，一个月的油水解决了。 在夏天，回来时要坐夜车，将买的肉用纸包上装在较长的网丝兜里，将火车窗打开，将网丝兜系牢，固定好放在车窗外，再把车窗关上，这种办法凉爽肉不容易坏。

那时，铁路分局还有“生活车”来承德，供应紧缺副食品，解决职工生活问题。

铁路居民，一到周末就要到铁路俱乐部看电影，因它是铁路自家的影院与居民生活密不可分，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场所。

一九 七九年，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部谍战片是《保密局的枪声》，像这样的新电影，票价是三毛钱，人们还得提前购票，要不就买不到！ 新电影都想看第一眼。

这电影看着过瘾，扣人心弦！ 以前的电影都是人物标签化，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而这部电影看到最后才知道谁是同志，谁是敌人。 一遍还没看够，又看了第二遍！

老居宅（含新建居宅）与飞机场相连，飞机场是人们傍晚遛弯的好地方。那个年代，飞机场有时有双翼飞机，夏季飞来喷农药。

飞机声音大，一飞来就有人们跑去看，特别是半大孩子们总想靠近看，飞机要起飞了，工作人员撵他们离远点，孩子们也不愿意走的太远，随即趴在地上看。飞机起飞，马达轰鸣，风力巨大，吹的孩子们无法睁眼赶紧掉过身来，双手紧扶地面。等飞机起飞后，你再看这些孩子们乐子大了：孩子们趴在地上，上身已裸，背心被吹得不在原位，都在双手与地面接触的位置上，若不是趴着手扶着地面挡住了背心，那就会吹得漫天飞舞！他们一个个被吹得灰头土脸的。

这时，问他们害怕了吗？ 他们却说： 很高兴,也很过瘾！ 对他们而言，真是既惊险又刺激！ 孩子们可不管是不是有危险， 只要高兴、好玩儿就乐意尝试。

▲现老居宅处新建小区 高健摄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铁路居宅已高楼林立，小区媲美，环境优化，很难寻觅从前的痕迹。但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沉淀着它过去的影子，挥之不去……

（写于2019年10月12日）

编辑：百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