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炉和铁板烧哪个好用(惊心动魄，飞机餐的前世今生)

飞机餐是一种很神奇的食物，很多人对它不屑一顾，但如果真离了它，还真的不行。

据我多年的乘务员经验，在经济舱送餐，旅客们的表现是真的很有趣的。如果是旅游航线，我们经常会被问“多少钱一份”、“有没有多的一份”等等。而在商务航线上，每当我推着小餐车走到旅客身边，总会看到有旅客假装漫不经意的翻着书，可脸上分明却带着挣扎的表情和犹豫的眼神：

“是不是轮到我了？”

“我是先抬头还是等空乘问了再抬头？”

“我并没有很饿。”

“不吃其实也行。”

“何况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难吃的食物。”

“如果不是情势所迫，这种饭放平时我看都不会看一眼。”

就像一个落难的贵族，直到被乘务员温柔的呼唤，才假装给我一个迷茫的眼神，矜持的回答我：“嗯，鸡肉饭就好，谢谢。”

可你知道吗，在40年前，飞机餐就是一块面包和一杯茶水。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民航机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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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民航的机上餐饮服务近乎于大食堂水平，作为中国的门户--首都机场飞机餐也像食堂的伙食一样，由北京管理局下属配餐间负责，30多名配餐人员，他们当年骑着自行车，提着食盒，里面装的午餐肉或凤尾鱼罐头、水果、饼干之类的送上飞机。

上世纪70年代大食堂

在一些老式飞机上，米饭炒菜就盛放在一个个铝制饭盒里，统一加热后再分给旅客。喝的饮料也是乘务员提着开水壶走来走去给乘客冲茶，那种感觉，跟80年代的绿皮火车差别不多，就是这样如今看似简陋的飞机餐，每天也要制作600多份，供应3家外国航空公司。

70年代苏联航线配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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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民航局也曾为了提升航空餐食质量，到日本、香港等地考察，与国外配餐公司合作。但那时国家百废待兴，没有外汇给民航成立先进的航食公司。谁又能想到，是中美开航的契机推动中国民航机上餐饮向世界水平靠。

1963年的首都机场

伊尔-18是当时最先进的客机，后面为伊尔-14.

虽然，今天乘客们吐槽飞机餐的牛肉饭或鸡肉饭是如何难吃，但是，在万米高空能吃上一顿安全可口的餐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技术活儿”。要经过复杂的食品加工过程，由专门的冷藏配送，再到飞机上二次加热后，才能发给旅客。

就算是一个不起眼的面包，也曾经像一块石头，让刚刚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硌了一脚。

邓小平在出访的专机上

前排左一为时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徐柏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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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航食制作由于设备和观念落后，经常受到旅客投诉，连邓小平都有意见，民航飞机上配的面包“吃一口，掉两口”，民航的配餐要改进，面包掉渣子不像话，这个意见让时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的徐柏龄汗颜。

1978年底中国确立了要走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应邀访美开启“破冰之旅”，中美双方签订了航空协议，计划在80年代初开通北京与旧金山之间的直飞航线。

美国泛美航空上世纪70年代机上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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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通中美洲际航线，飞行途中至少要供应两顿正餐，而且要达到西方航空公司的标准。

刚刚能够吃饱肚子没几年的中国人，哪有什么餐食的标准可言。大食堂级别的航食，根本达不到要求，没有保鲜用的冰箱，连蔬菜都要存放在地窖里，更别提色香味摆盘之类的。

美国泛美航空考察了北京航食供应能力之后连连摇头，提出航班经停东京配餐。

泛美航空80年代跨太平洋航线图

中途经停就不叫直航——邓小平

邓小平坚持配餐一定要在北京进行，这就为配餐问题的一锤定音。引进世界水平的航空餐成为中国民迫在眉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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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开辟北京航线的日本航空公司和瑞士国际航空公司，都愿意借给民航局400万美元，并协助在首都机场建立配餐公司。

1970年日航波音747航班机上餐饮服务

但日本航空提出的附带条件是，航班“优先起降”，也就是不论别的飞机上是否有中国旅客，也必须让日航的飞机优先起降。如此过分的要求，在场中方谈判人员留下两个字：

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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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航空1976年机上餐饮服务

瑞士国际航空公司则一切向钱看，不仅要收取高额的利息，还要平分利润，如此苛刻的要求，也同样遭到中国民航局的拒绝。

中美通航定在1980年5月1日，5月2日泛美航空的航班到达北京后，北京航食要提供配餐服务，合资成立北京航食的事迫在眉睫。

1958年美国TWA环球航空头等舱配餐

正当大家心急如焚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找到了香港美心集团创始人伍沾德：“老伍，有件事你要帮帮忙……。”新华社每年的国庆酒会都在美心皇宫酒楼举行，所以王社长对伍沾德很熟悉。

能够为国家做一点事，当然义不容辞，而“飞机餐”又是我一向兴趣之所在；那时，大女儿伍淑清得知邓小平主张国家改革开放，回来后对我说，这件事值得做。——伍沾德

香港美心集团创始人伍沾德

就这样，远在香港从事餐饮业的美心集团，进入了中美通航这一关乎国家声誉的重大历史事件。

70岁伍淑清是北京航空餐饮集团的名誉总裁

人称“001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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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沾德，香港当时最大的餐饮集团美心集团的创始人。伍沾德早在岭南大学求学时就显露了商业头脑。1943年正值抗战物资供应紧张，食堂突然加价引起学生不满。伍沾德经过和几个同班同学协商，决定组织学生膳食小組自行包办伙食，并被公推为膳食部长。经过苦心经营，一学期下来，他们把大家的伙食费节省了近三分之一。

70年代被称为喷气时代

泛美航空靠高端航食服务吸引乘客

据伍淑清回忆，1978年12月，她随由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香港部分企业家访问中国内地， 12月23日，访问团在从武汉到广州的火车上，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的讲话，中国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欢迎外国投资，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1980年中国民航引进的波音747客机具备投影娱乐系统

1979年3月，她与父亲伍沾德应邀前往北京讨论成立一家航空餐饮合资企业；79年6月，他们又在北京会见了民航局副局长林政，79年11月，他们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是会见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

沈先生通过翻译告诉我父亲，合资企业是中国的一个新兴事物，所以没人敢批准。——伍淑清

那时“中外合资法”还没有出台，伍沾德在1979至1980年间多次往返京港，双方合同也签了3次，但一直没有人签字批准。

时任民航局长沈图与伍沾德父女商讨北京航食成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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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两个月后民航总局和伍沾德在刚刚出台的法律框架下接着谈。

虽然有了法，但合资企业还没有先例，所以很多事情还是很难达成共识，到1979年的11月，距离开航的日子只有半年时间，但合同还没有人批准签字，民航局非常急迫。

1981年中国民航波音747SP客机在首都机场

伍淑清回忆到，沈问我父亲，伍先生，你能先从自己口袋里拿出500万港币，为合资企业购买设备吗？30秒后，我父亲告诉沈先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相信邓小平先生，我们相信中国会开放。

沈先生握住了我父亲的手，我们立即返回香港去订购设备，伍淑清说，当时500万港币是一笔非常大的资金，父亲个人担保投资与中国民航局合作，靠的是握手为凭的信任。

1970年泛美航食制作车间

购买全套航食设备并不容易，长长的设备清单中包括不锈钢台板、搅拌机、洗碗机、铁板烧的电扒炉、温控炸锅等等，耗资要90万美元，大部分要从美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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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对华尚处在“禁运”时期，伍沾德去找美国驻香港领事协助采购，起初对方很犹疑，伍沾德说，改革开放在即，你如协助做成此事功劳很大。伍又承诺由他在港订货、在港付钱。

1981年首都机场T1航站楼

在1980年2月，全部设备运抵香港，伍沾德随即付清全部货款，“船过船”转运天津。但没有“提货单”，天津不能上岸，伍沾德与沈图又立即去拜会时任交通部长钱家昌，说明个中原委，钱部长立即批准上岸，20多箱设备再用火车拉到北京。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机场的航食服务

伍沾德曾表示，要把北京航食做成世界级的航空配餐企业，就需要世界级航空配餐企业的支持，香港牛奶航空膳食供应公司是香港机场唯一的配餐公司，我必须得到他们的协助，我邀请他们成立一家新公司，资金200万美元，牛奶公司占50%、东亚银行占18%、我占38%。

牛奶航空膳食供应公司说一定要见到中国官方批件，否则不参与、不出钱。我深信合作之事必成，于是“拍心口”承诺，合约如有差池，股东的钱我全数奉还。二百万美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在中区可以买一幢大厦了。

这确实是一件很大胆的事。——伍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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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邓小平向民航局局长沈图北京航食筹备进展，并询问了伍沾德在香港做什么生意。

邓小平问：“他知道怎么做牛角面包吗？”上世纪20年代，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就对牛角面包产生了兴趣。他知道，外国人做面包就相当于中国人做米饭，面包做得好，其他西餐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沈图回答说：“他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

邓小平说：“那为什么不批准呢？“

邓小平在专机上

邓小平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生活很困难，能吃到牛角面包就是一种享受。1975年，邓小平出访法国期间，特意买回来100个牛角面包，送给周总理、朱德、聂荣臻、李富春等老同志。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时，中央成立“外资管理局”，首任局长为汪道涵。1980年3月6日伍沾德和沈图局长马上去拜会汪先生。两天后的3月8日，汪就批准了，但文本还要经计委、建委、经委等多个部门20多人盖章签字，用了3个多星期，4月15日终于拿到工商局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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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食品公司，中国大陆第一家合资公司001号，在1980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出资300万元，占股51%；香港伍沾德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出资288万元，占股49%。

作为国内第一家航空配餐公司，标准当然是世界级的，城里的饭馆还在烧煤，这里的厨房已经用上了管道煤气。不锈钢的案台、蒸锅、炒锅，清洁时用高压水枪一冲就好。通电的煎炸锅可以随意控制油温。这些今天看似平常的厨具，在1980年绝对让人眼前一亮。

北京航食早期配送车辆

先进的西方管理方式也引入北京航食。厨房里的工具也在不断变化。比如，航空配餐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刀、铲、炒勺等厨房用具不能配木质把手，要使用易于清洁的不锈钢材质，因为木质的不易清洗，容易滋生微生物；进入生产区域，加工间洗手要使用43摄氏度的温水洗手，为了不造成二次污染，统一调整为感应式水龙头。

泛美航空波音747SP客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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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1日，中美直航如期开通，5月2日，美国泛美航空首个航班波音747客机从自美国旧金山飞抵北京，民航局在和平门烤鸭店宴请美国民用航空局和首航机组人员；翌日航班离京返美，眼看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配餐终于成功装上了飞机，伍沾德先生一年多来的辛苦，这一刻都变成欢乐和自豪了！

北京航食使中国民航机上配餐水平大大提高

飞出去的中国民航飞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乘客

在徐柏龄看来，港方提供的不仅是外汇、设备购买渠道，伍沾德等人在食品制作方面的经验也十分宝贵。“当时伍家在香港的生意已经很大了，对各方面的行情非常熟悉。而且他们考察了国外的好多家公司，最后才决定在哪家买。”徐柏龄说，如果给民航相同的资金去国外买设备，也买不到这么好的，“因为你不懂”。

初创时期的北京航食

合资后，北京航食首先从澳大利亚进口面粉，因为当年中国生产的面粉，不适合制作法式面包。在香港厨师指导下，调整原料配方，利用从国外进口的先进烘焙设备，烘烤时二次喷水，烤出来的面包又香又不掉渣。新鲜面包出炉后，送给邓小平品尝，他表扬北京航食的面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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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航空餐外，北京航食的面包、西点几乎是全北京最好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建国饭店等都纷纷前来订购。甚至驻京的外国使馆、外资公司便慕名而来，希望北京航食为他们的晚宴、酒会配餐。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北京航食作为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能够获得市面上罕见的食材，孢子甘蓝、甜豆、青芦笋等蔬菜都是出口级的；大块的牛排、羊扒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从挪威进口的橘红色三文鱼上，有漂亮的白色油脂线；成箱空运来的大龙虾，到了北京还是活的。

这些高档食材极大提升了北京航食的配餐水平，比如80年代的中餐里就有葱烧海参、烧鱼肚、油焖虾等，西餐的煎牛排、奶油虾球、烧火鸡、鹅肝酱，日式照烧鸡、天妇罗等，很受外航欢迎。

公司开业1年8个月，内地就将300万元投资额全部收回。开业4年，13家通航北京的国外航空公司选择北京航食的服务。

上世纪80、90年代茅台酒成为国际航线的标配

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那年北京航食日供餐量超过2万份。

1996年，北京航食日供餐量超过5万份。

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航食日供餐量超过8万份。

时至今日，北京航食厨师队伍来自瑞士、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推出中餐、西餐、日餐、清真餐、儿童餐、东南亚餐等，品质多达2500多种。

据统计，北京航食日均消耗鸡肉5吨、牛肉3吨、水产品3吨、大米3吨。

目前，北京首都机场有3家航空食品企业，每日提供超过14万份航食，这其中北京航食占比超过70%，达到10万份/日，在高峰时期，能够达到13万份/日供应。

管中窥豹，一切都是在向前发展的。若在几十年之后，回看我们今天，眼下的一切何尝又不是一首荡气回肠的诗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本来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翼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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