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花边(小说:心机继父为了财产,如此丧心病狂地对继女设下无耻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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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摇花边(小说:心机继父为了财产,如此丧心病狂地对继女设下无耻骗局)
身份案
我同福尔摩斯两人在贝克街寓所的壁炉前面对面坐着。他说:“老兄,生活本身比人们想象的何止要奇妙千百倍;那些普通生活中存在的平凡的事,我们连想也不敢想。如果我们能拉着手飞出那个窗户,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飞翔,轻轻地揭开下面的房顶,窥探一下下面发生的事:奇妙巧合、密室阴谋、别扭争执,还有令人惊奇的连环事件,这些事一件接一件不断发生着,引发了各种奇怪的结果,导致所有老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没有市场。”
我回答说:“不一定吧。一般来说,那些报纸上刊登过的案子都很单调,俗不可耐。警察的报告也生硬至极,必须承认,结果不仅索然无味,更没有什么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必须注意运用一些选择和判断。警察的报告里没有这些,也许是把重点放在长官要看的陈词滥调上了,而没有放在被观察者认为在整个事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细节上。毫无疑问,司空见惯的东西其实是最不自然的。”
我摇摇头笑着说:“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想法。当然,是因为你处的地位。曾受惠于你的帮助和咨询的人实在太多,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一切非同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里——”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来做个实验,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占了半栏篇幅,但是我不用看就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自然啦,其中牵涉到了另一个女人,还有狂欢滥饮、推搡踢打、累累伤痕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者房东太太等。即使最差劲的作者也想不出比这更粗糙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眼说:“其实,你举的例子跟你说的恰好相反。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巧的是,我经手过,我曾弄清了跟此案有关的一些细节。丈夫是绝对的戒酒主义者,没有其他女人;他被妻子控告是因为,他养成了一种坏习惯,每餐结束后都要取下假牙,扔向自己的妻子。你也会同意,普通讲故事的人是不会想到这样的事儿的。医生,来一点鼻烟,你得承认,从你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
他伸手拿出旧的金制鼻烟壶,壶盖中央嵌上了一颗紫色的水晶。这颗光彩夺目的水晶跟他的简朴生活格格不入,所以我不得不评论一下。
“啊,”他说,“我忘记有几星期没见你了。这是为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照片案中帮了忙,波希米亚国王赠送的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呢?”我看看他手指上光彩熠熠的钻石戒指问。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因为我给他们侦破的案子特别微妙,所以哪怕是对一直勤劳地帮我把许多案子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的你来说,我也不方便透露。”
“那么,目前你手头上有什么案子吗?”我非常感兴趣地问。
“有那么十一二件,不过没什么特别的。你知道,它们是很重要,但不见得有趣。不过,我发现,通常不重要的案子里反而有可以机敏地观察、分析逻辑关系的余地,这样的调查工作就比较有趣了。罪行越大,案情往往越简单;因为一般来说,罪行越大,动机就越明显。这些案件中,除了从马赛来的那个案子比较复杂之外,其他就没有哪一件是特别有趣的了。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就会有更有趣的案件送上门来的,如果不是我大错特错的话,现在又有位委托人来了。”
他站起身来,站到拉开了窗帘的窗前,俯瞰着灰暗而萧条的伦敦街道。我从他的肩上看出去,发现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她脖子上围着厚毛皮围脖,宽边帽子插着一支大而卷曲的羽毛,以德文郡公爵夫人那种卖弄风情的方式歪戴在一只耳朵上面。她穿着这样的盛装,却紧张而迟疑地仰视着我们的窗子,同时身体前后摇晃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的纽扣。突然,她像游泳的人一头扎进水池一样飞快地穿过马路,我们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我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征兆。在人行道上徘徊,通常意味着遇到了隐私的感情问题。她想要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却又不确定是否应把这样微妙的事情告诉别人。在这一点上也要加以区分。如果一个女人觉得男人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时,她就不再犹豫了,通常的征兆是急得几乎要把门铃绳给拉断。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成是一次恋爱事件,不过这个女子倒不是非常愤怒,而只是迷惘或忧伤。好在现在她就要进来了,我们的疑团马上就可以解开。”
他正说着,有人敲门,穿着罩衣的男仆进来报告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他话还没说完,这位女客就从他穿着黑色罩衣的矮小身材后面冒了出来,好像随着领港小船扬帆而来的商船一样。福尔摩斯用独特的大方而有礼的非凡态度欢迎了她,他随手推上门,微微鞠躬,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转眼间,就用他那种独特的仿佛心不在焉的神态把她打量了一番。
福尔摩斯用独特的大方而有礼的非凡态度欢迎了她。
他问:“你眼睛近视,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有点费劲吗?”
她回答说:“刚开始确实有点费劲,不过现在不用看也知道字母的位置了。”突然,她明白了他问这句话的内涵,顿时非常震惊,抬起头来仰视着他,那张温柔而善良的脸上露出了害怕和惊奇的神色。她叫道:“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吧,不然,怎能知道这一切呢?”
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不要紧,我的工作就是探知一些事。也许我已把自己锻炼得能够发现别人忽视的很多细节了。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来请教我呢?”
“先生,我是从埃思里奇太太那里听说了您而来的。警察和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不再去找他了,而您却不费吹灰之力帮她找到了。哦,福尔摩斯先生,我盼着您也能这样帮助我。我并不富裕,不过除了打字赚到的那点钱,我还有继承的遗产,每年还有一百英镑的收入。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愿意全部拿出来。”
福尔摩斯问道:“你为什么这样急忙离开家来找我呢?”他手指尖顶着手指尖,眼睛望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那张原本有点茫然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惊讶之色。她说:“是的,我是临时决定出来的。因为看到温迪班克先生——就是我的父亲——对这事漠不关心,我非常气愤。他不肯去报警,也不愿意来您这里,最后,因为他什么行动都不采取,只是不断地说,‘没事,没事’,我非常愤怒,就立刻穿上外衣赶来找您。”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一定是继父,因为你们不同姓。”
“不错,是我继父。我叫他父亲,尽管听起来很可笑,因为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我母亲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在我父亲刚死没多久,她就重新结婚了,这男的几乎比她年轻十五岁,所以我很不高兴。我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钢管生意的。他留给我们一个相当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母亲卖掉了这个企业,因为他是个到处出差的推销员,专门推销酒的,自认为地位比我们优越。他们卖掉了父亲企业的全部,一共卖了四千七百英镑。假如我父亲还活着,他得到的钱数会比这个多得多。”
我本来以为,这样毫无头绪的叙述会让福尔摩斯厌烦,谁知道,恰恰相反,他非常专注地倾听着。
他问道:“你自己的那点儿收入是从这个企业得来的吗?”
“啊,先生,不是。那是一笔另外的收入,是奥克兰的耐德伯父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股票金额是二千五百英镑,不过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说的事非常感兴趣。既然每年你都有一百英镑的固定收入,加上你工作挣的钱,你可以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不时去旅行一下也没有问题。我相信,对一位单身女性来说,一年大约有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
“即使比这个数目少得多,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您可以想想看,我只要住在家里,就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住在一起时,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这也是暂时的。每个季度温迪班克先生都会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母亲,我觉得,单是用打字挣到的钱就能过得很好。我每打一页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页。”
福尔摩斯说:“你已经把你的情况跟我讲清楚了。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你在他面前可以像在我面前一样坦诚地说话。请你把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全部告诉我们吧!”
听到这话,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紧张地用手抚弄着短外衣上镶着的花边。她说:“我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第一次遇见他的。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会送票给他。父亲去世后,他们还记得我们,经常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想让我们去舞会,他从来不想让我们去任何地方。哪怕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生气。不过,那一次我决心要去。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呢?他说,我父亲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我们去结识那些人不太好。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但是我有一件紫色长毛绒大衣,几乎还从来没有从柜子里拿出来过。最后,他拿我没办法,为了公事他正好出差去了法国。母亲和我两个人,就跟着我们从前的工头哈迪先生一起去了舞会。我就是在那里遇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我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第一次遇见他的。”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因为你去了舞会一定会很生气的。”
“啊,其实他的态度倒蛮好的。我记得他笑了笑,耸了耸肩膀,还说,不让女人做她愿意做的事是没有用的,她总是想干吗就干吗。”
“我明白了。我想你是在煤气装修工舞会上遇见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先生,是的。那天晚上我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访,问我们是否都顺利地回到了家里。此后,我们又见过两次面……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跟他一起散过两次步,不过此后我继父回来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
“对啊,您知道我继父不喜欢这样的事。只要能做到,他总是极力不让任何客人来访,他总是说,女人们应该老老实实跟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不过我却经常对母亲抱怨,一个女人首先要有属于自己的小圈子,而我却没有。”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怎么办了呢?他没有想办法来看你吗?”
“唉,一周内继父又要去法国了,霍斯默来信说,在继父走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见面,这样更安全些。在此期间我们可以通信,他每天都给我写信。我一大早就把信收进来了,没有必要让父母知道。”
“你这时候和那位先生订婚了没有?”
“啊,是订了婚的,福尔摩斯先生。第一次散步后我们就订婚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办公室。”
“你居然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只知道是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把信寄到哪里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让本人领取。他说,如果寄到办公室去,别的办事员都会嘲笑他和女人通信。因此,我说可以像他那样用打字机写信,可是他又不愿意,因为他说,看我亲笔写的信就像跟我直接来往一样,但看打字机写的信,总觉着我们俩之间隔着一部机器似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正好表明他多么喜欢我,在很小的事情上也考虑得很周到。”
福尔摩斯说:“这最能说明问题了。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小事情再没那么重要了。你还记得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非常羞涩腼腆。他宁愿跟我在晚上散步,也不愿意在白天,因为他说他不愿意被人注意。他温文尔雅,言谈举止很是绅士,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十分柔和。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得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所以后来嗓子一直不太好,说起话来声音含糊,柔声细气。他很讲究衣着,穿得很是整洁素雅,但是他跟我一样视力不好,所以戴着浅色眼镜,遮挡耀眼的亮光。”
“好,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再次去了法国以后又怎样了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来了我家,并且提议,在继父回来前我们就结婚。他非常认真,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永远对他忠实。母亲说,他这么做是对的,这正好表达了他内心的热情。从一开始,母亲就对他非常有好感,甚至比我更喜欢他。就这样,他们开始讨论要在一周内举行婚礼,这时我就提起继父来。不过他们俩都说,不用担心继父,只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母亲还说,她会跟继父说好这件事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喜欢这种做法。虽然他只不过比我大几岁,却必须得到他的允许,说起来还是有点可笑,但是我不愿意偷偷摸摸地做事,所以我给继父写了一封信,寄到公司驻法国波尔多办事处,不过我结婚的当天早上,这封信被退回来了。”
“那么,他没有收到这封信?”
“是的,先生,因为这封信寄到时,他已动身回英国了。”
“哈哈!这太不巧了呢。那么,你的婚礼安排在星期五,是预定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不过完全是悄悄进行的,一点都不张扬。我们决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到圣潘克拉饭店吃早餐。霍斯默坐着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是我和我母亲是两个人,他就让我们两个登上这辆马车,当时街上正好有另一辆四轮马车,他就坐上了那辆。我们先到教堂,四轮马车随后到达时,我们等他下车,却一直没见他走出车厢。马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打开车厢才发现里边根本没有人!车夫说他想象不出人到哪里去了,因为他是亲眼看着客人走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个星期五,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马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打开车厢才发现里边根本没有人!
福尔摩斯说:“看来他这样对待你,是极大地侮辱了你。”
“啊,不,不,先生。他对我太好了,太体贴了,他不会这样离开我的。您瞧,他早就告诉过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忠于彼此;即使有预料不到的事把我们分开了,我也永远要记住我已经对他发下誓言,早晚有一天,他会要求我实践我的誓言的。在结婚的当天早晨,说这样的话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是有含义的。”
“可以十分肯定这是有含义的。那么你也认为他遇到了飞来横祸?”
“对啊,先生。我相信他是预料到了某些危险,不然他不会这样说。后来,我想他预料的事终于发生了。”
“不过,你没有想过发生的会是什么事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是怎样看这件事的呢?”
“她很生气,并且对我说,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还有你继父呢?你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跟我的想法好像差不多,认为是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他认为我迟早会有他的消息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把我带到教堂门口就丢了,不管对任何人来说,能有什么好处呢?好,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跟我结婚后我把财产转让给了他,也还算是理由,但是霍斯默在钱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不依赖他人的,对我的钱,哪怕是一个先令,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既然如此,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连一封信都不写呢?唉,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几乎要疯掉,整晚都睡不着。”她从皮手袋里抽出一块手帕,蒙着脸开始痛哭。
福尔摩斯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我会为你处理这件案子的,我们一定能搞个水落石出,这点毫无疑问。现在让我来挑起这副担子吧,你就不用再操心了。特别重要的是,让霍斯默先生从你的记忆中消失吧,就像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
“那么,您是说我不会再见到他了吗?”
“恐怕不会了。”
“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你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好了。我想知道关于这个人的准确描述,还想要你现在保留的他写的信。”
她说:“上星期六,我在《纪事报》上登过寻人启事。这就是那条广告。这里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你。你的通信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31号。”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霍斯默先生的地址,那么,你继父在哪里工作呢?”
“在芬丘奇街法国红葡萄酒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
“谢谢你。情况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你把这些文件留下来,记住我对你的忠告。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你对我太好了,但是你说的我没法做到。我要忠于霍斯默。他一回来我就要和他结婚。”
我们的客人,尽管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看上去又很迷茫,但是她那淳朴的忠诚之心中透露的高尚情操,使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她把文件放在桌上就离开了,还答应需要她的时候她马上就来。
她把文件放在桌上就离开了。
福尔摩斯沉默了几分钟,他的两手的手指尖仍然互相顶着,向前伸着双腿,眼睛朝上盯着天花板。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使用了很多年、油腻腻的陶制烟斗,这个烟斗就像他的一个顾问一样。点燃烟丝后,他向后靠在椅子上,浓浓的烟雾立刻缭绕四周,他露出了深思的表情。
他说:“那个姑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我发现她比她的小问题更有意思。顺便说一下,她的问题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如果翻阅一下我的卷宗——1877年安多弗的索引,就能找到相同的案例,而且,去年海牙也发生过一些相似的事。这些都是老把戏了,在我看来,其中只有一两个情节略有新意。可是这位姑娘却是最发人深省的。”
我说:“你似乎能从她身上看出很多我看不出来的东西。”
“不是看不出,华生,你只是不注意。你不知道该看哪里,所以常常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提醒你认识到袖子的重要性,从大拇指指甲中看出问题,或者在鞋带上发现大问题。好,你从这个姑娘的外表看出了什么呢,你来说一下吧。”
“哦,她戴着一顶蓝灰色的宽边草帽,帽子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的羽毛。她的短外套是灰黑色的,上面缀着黑色的珠子,边缘镶嵌着小小的黑玉饰物。她的上衣是比咖啡色略深的褐色,领部和扣子上镶着窄条紫色长毛绒。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食指已经磨破。她穿的是什么鞋我倒没有留心。她略微有点胖,戴着金耳环,看起来还是相当富有的,神态看上去则是舒服、自在、悠闲的。”
福尔摩斯轻轻地拍着掌,抿嘴微笑。
“华生,不是我奉承你,你进步很大。你说的确实很不错。虽然你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却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方法。你对颜色的观察很敏锐。老弟,你绝对不能只依赖一般的印象,而要集中注意力观察细节。我首先着眼的总是女人的袖子。而看男人,也许首先观察他裤子的膝部最好。如你所见,这个女人的袖子上有长毛绒,这种材料最容易透露主人的各种痕迹。她手腕再往上一点的两条纹路,是打字员压着桌子的地方造成的,看来非常明显。手摇式的缝纫机也会留下类似痕迹,不过是在左臂的外侧,而不是像打字的痕迹那样,正好横过最宽的部分。接下来我看了看她的脸,见鼻梁两边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所以我大胆地得出了‘近视’和‘打字’这两种结论,这似乎让她觉得很吃惊。”
“我也觉得很吃惊。”
“不过并不稀奇,这是很明显的。我接着往下看去,惊奇而有趣地发现,尽管她穿的两只靴子看上去没什么不同,其实却不是一对。一只靴尖上有带花纹的皮包头,另一只却没有。一只靴子的五个扣子中只扣了下面两个,而另一只则扣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扣子。瞧,你看见一位穿戴整洁的年轻女子,出门时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上的扣子只扣上了一半,那说明她离家时非常匆忙,这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推论吧。”
“还有呢?”我接着问,我朋友的这种透彻的推理,经常引起我的强烈兴趣。
“顺便说一下,我推测在她出门之前写了一张字条,而这张字条是在穿戴好了以后写的。你注意到她右手手套食指有个地方破了,不过你显然没有看到手套和食指上都沾了紫色墨水。她写得很匆忙,蘸墨水时笔插得太深了。事情一定发生在今天早上,否则手指上的墨痕不会如此清晰。这一切虽然都很简单,但却很有趣。不过我得回到正题上来,华生,给我念念寻找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启事好吗?”
我把那一小张印刷的字条凑到灯前。
“14日晨,一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此人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淡黄,头发乌黑,头顶略秃,留有浓密漆黑的颊须和唇髭,戴浅色眼镜,说话轻柔。失踪前身穿黑丝镶边大礼服、黑色背心、哈里斯花呢灰裤、褐色绑腿、两侧配有松紧带的皮靴。背心上挂一条埃尔伯特式金链。此人曾任职于莱登霍尔街的某商行。若有人……”
“行了,”福尔摩斯说,“至于那些信件,”他看了一眼,继续说,“很一般。除了一次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外,没有任何与霍斯默先生有关的线索。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你肯定会因此而吃惊的。”
“这些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我说。
“不仅如此,就连签名也是打出来的。你看看信尾那几行整齐的签名:‘霍斯默·安吉尔’。有日期,但是除了‘莱登霍尔街’外,没有更详细的地址,这个地址是很不清楚的。这个签名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有决定性的意义。”
“关于哪方面的?”
“我的好伙伴,难道你还没看出这个签名跟这个案子的重要关系吗?”
“我不敢确定,也许他这么做,是想在别人对他的毁约进行指责时,就能否认那些他的签名。”
“不,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点。不过,我现在得写两封信,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一封给伦敦的一家商行;另一封给那位年轻女士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问他明晚六点钟能不能来这里跟我们见面。我们可以跟男家属接触接触。好吧,医生,在没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我们没事可干了,就把这件小事放到一边去吧。”
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的朋友在行动中是推理严密、精力超群的,所以对这个奇怪的案子,他如此镇定从容、胸有成竹,我觉得也是有根据的。我知道他只失败过一次,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艾德勒的照片案;不过,回想一下“四签名”和“血字的研究”那种神秘难解的情况,我觉得如果一个案子连他都解决不了,那才真是奇怪呢。
我离开他时,他还在抽着那个黑色的陶制烟斗,我相信等明晚再来时就能发现,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线索,来指出玛丽·萨瑟兰小姐的失踪新郎到底是什么人。
回到家后,我一直忙着治疗一个重病患者,第二天我又在病床边忙了一整天,下午快六点时我才抽出空来,赶紧跳上一辆双轮小马车直抵贝克街,有点担心如果去晚了,就赶不上给这个奇案出点力了。我见到夏洛克·福尔摩斯时,他独自在家,瘦长的身子深陷在扶手椅中,看上去半睡半醒。一排排令人望而生畏的烧瓶和试管散发出清新而刺鼻的盐酸气味,说明整整一天他都埋首于自己酷爱的化学实验中。
他独自在家,瘦长的身子深陷在扶手椅中,看上去半睡半醒。
“嘿,解决了吗?”我走进门,问他。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我说的是那个案子啊!”我叫道。
“哦,那个!我想到的是一直用来做实验的这种盐。虽然我昨天说过,这个案子没什么神秘的地方,不过有些细节还是挺有趣的。唯一的缺憾是我担心没有哪条法律可以惩处那个恶棍。”
“他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抛弃萨瑟兰小姐?”
我刚问出问题,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回答,我们就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响起,有人“嘭嘭嘭”敲门。
“是那位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道,“他给我写信说,他会在六点钟来访。请进吧!”这位男士三十来岁,中等身材,身材健壮,胡须刮得很干净,肤色淡黄,看上去很是殷勤、善于逢迎,却有一双锐利的灰色眼睛。他探询地扫视了我们俩一眼,把那顶有光泽的圆式帽子搁在边架上,微微鞠了个躬,侧身坐在就近的椅子上。
“晚安,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我想这封用打字机写的信是出自你的手吧,在信里你跟我们约定六点见面,是吗?”
“是的,先生。我可能来得有点迟了,不过我也是情非得已。对萨瑟兰小姐用这样的小事来麻烦你我觉得很抱歉,我个人认为,家丑还是不要外扬的好。她来找你们,是违背了我的意愿的。你们也都看到了,她爱发怒,容易冲动,她一旦决定干什么就非要干不可。当然我对你们并不是很介意,因为你们与官方警察没关系;不过让这种家庭的不幸在社会上张扬,也没法让人觉得高兴。再说,这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怎么可能找到这个霍斯默·安吉尔呢?”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很有理由相信我会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听了这话,温迪班克先生猛然震动了一下,手套掉到了地上。他说:“听你这么说,我高兴极了。”
“有一件事很奇怪,”福尔摩斯说,“就像手写一样,打字也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除非打字机是新的,否则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不会完全一样。有的字母会比别的字母磨损得更多,有的字母则只磨损了一边。温迪班克先生,请看看你自己打的这封短信,字母‘e’总有点模糊不清,字母‘r’的尾巴总有点缺损。还有其他十四个更加明显的特征。”
“我们的来往信函都是用商行里的那台打字机打的,它确实有点儿磨损了。”我们的客人说着,用发亮的小眼睛迅速地瞥了一下福尔摩斯。
“温迪班克先生,现在我准备告诉你,什么样的研究是真正有趣的,”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想在这几天再写一篇简短的专题论文,来阐述一下打字机与犯罪的关系。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我手边有四封信,全是打字机打的,注明是来自那个失踪的男人。不仅每封信中的字母‘e’都是模糊的,字母‘r’也是缺尾巴的,如果你愿意用我的放大镜认真看看,那么我提到的其余十四个特征也全会清晰呈现。”
温迪班克先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拿起帽子,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样的荒唐话。如果你能抓住那个人,就赶紧抓住他,那时请记得通知我一下。”
温迪班克先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拿起帽子。
福尔摩斯跨步上前,锁上了门,说:“那么我就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在哪里?”温迪班克先生吓得嘴唇发白,眨着眼睛看着我的同伴,像一只掉进了捕鼠笼里的老鼠。
“啊,你这么大叫有什么用呢,什么用都没有,”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温迪班克先生,你是赖不掉的了。事实再没这么清楚了。另外你说我解决不了这么简单的案子,实在是太不客气了。这个问题确实很简单!请坐下,我们来谈谈吧。”
客人整个儿瘫倒在椅子上,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汗,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还不足以提出诉讼。”
“确实,恐怕是不能提起诉讼。但是,温迪班克先生,就你我二人来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自私、最残酷、最丧心病狂的鬼把戏了。让我先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一遍,说得不对的你可以反驳。”
这个人缩成一团坐在椅子上,脑袋耷拉到胸前,看上去完全被打败了。福尔摩斯把脚搁在壁炉台的壁角上,手插在口袋里,向后仰着身子,开始自言自语似的讲述起来。
“因为贪图钱财,那个男人跟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女人结了婚,”他说,“而只要女儿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就可以享用她的钱。就他们的地位来说,这笔钱足够他们生活得很滋润。失去这笔钱,生活会大不相同,所以值得千方百计去保住它。这个女儿心地善良,温柔多情。很明显,有她这样品貌和收入的姑娘是不会独守空闺的。如果她嫁了人,这每年一百英镑的收入理所当然就没有了,那么她的继父怎么做才能阻止这件亲事?他显然要想方设法把她关在家中,禁止她和同样年纪的朋友交往。不久,他发现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她越来越有主见,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权利,最后竟然声称一定要赴舞会。这么一来,这个诡计多端的继父该怎么办?他想出了一个毒辣的妙计。在妻子的默许和帮助下,他给自己化了装,戴上墨镜遮挡犀利的眼神,戴上假髭和假络腮胡,用柔声细气的耳语来掩饰自己清晰的声音,因为女儿近视,他的伪装就更万无一失。他以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名义出现,亲自向女儿求爱,免得她爱上别的男人。”
“我只不过是想跟她开玩笑,”客人哼哼着说,“我们根本没料到她会那么痴情。”
“根本不可能是开玩笑。不过,那位年轻姑娘确实是被冲昏了头脑,一心以为自己的继父在法国,从来不怀疑自己被大大地骗了。那位先生的殷勤奉承让她很开心,而母亲的不断赞扬让她更开心。于是霍斯默先生开始来访,因为只要有了效果,事情就要继续进行。他们见过几次面,最后订了婚,这就保证了姑娘的心不会转向其他人。但是牌局不能永远持续,总是假装去法国出差也很麻烦,干脆让事情来一个戏剧性的收场,让年轻的姑娘刻骨铭心,正好可以防止将来她再看上其他人。于是,就有了手按《圣经》发誓永远忠贞,在婚礼当天的早晨暗示可能发生某些事情等伎俩。詹姆斯·温迪班克希望萨瑟兰小姐对霍斯默·安吉尔的情感永不改变,对他的生死则无法确定,总之,保证她在以后的十年里不再看别的男人一眼。霍斯默陪她到了教堂门口,但是他不能再往前走了。他耍起了老花招,从四轮马车的这扇门钻进去,又从那扇门钻出来,很悠然地溜走了。我认为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温迪班克先生!”
在福尔摩斯叙述的过程中,我们的客人恢复了一点自信,他站了起来,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讥讽。
“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你真是非同一般的聪明啊,你应该更加聪明一点才对,这样你会发现侵犯法律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一直没有做出什么足以被起诉的事情,可是你锁上了门,光这件事就足以让你因‘人身攻击和非法拘留’而被起诉。”
“如你所说,法律不能把你怎样,”说着,福尔摩斯打开了锁,推开门,“但是再没有第二个人应该比你受到更大的惩罚了。如果这位年轻姑娘有兄弟或朋友,他们应该用鞭子抽你的脊梁!真该打!”看到那男人脸上刻薄的冷笑,他愤怒得涨红了脸,接着说:“这本来不是我应该为自己的委托人做的事,不过我手边正好有一条猎鞭,我想我还是好好抽……”他快步走去取鞭子,但是还没拿到手,“乒乒乓乓”的脚步声就没命地在楼梯上响了起来,沉重的大厅门“嘭”地响了一声,接着,我们就从窗户中看到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在马路上拼命飞奔。
“真是个冷酷的恶棍!”福尔摩斯笑着说,重新一屁股坐进扶手椅,“那家伙犯了好几次罪了,总有一天会恶贯满盈,被送上断头台。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案件并不是完全无趣的。”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了解你的推理方式。”我说。
“嗯,当然第一步应该想到的是,这位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一切奇怪行为都有目的,而更清楚的,我们能看到的是,唯一能够从这个事件中真正得到好处的人只有这个继父。接着还能看到这个事实: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总是一个人不在时,另一个人才出现。这很能启发人。墨镜、奇特的语调,和满脸蓬蓬的络腮胡子一样,都暗示着伪装的可能性。这也很有启发性。他用打字来签名,因此可以推断,因为她太熟悉他的字体了,所以哪怕只见到一点他手写的字,她也能认出来。这种奇怪的做法更加深了我的怀疑。你看到,所有这些孤立的事实和许多细节凑在一起,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你是怎样证实你的推断的?”
“只要能发现罪犯,就很容易证实罪行。我认识他在的商行。一接到那份寻人启事,我就从其描述的外貌特征中排除了有可能是伪装的部分——比如络腮胡子、眼镜、声音——然后把这份去掉了伪装部分的启事寄给商行,请他们告诉我,他们商行里是否有哪位推销员与其相似。我已注意到打字机的特点,所以直接写信给他本人,问他能否来这里一次。如我所料,他是用打字机打的回信,从中可以看出打字机具有的种种同样细微的特征。同一个邮局给我送来了一封来自芬丘奇街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信,信里说,启事里的外貌描述与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的各个方面完全一致。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萨瑟兰小姐怎么办呢?”
“就算我告诉她事实,她也不会相信的。你也许记得这句波斯谚语吧:‘打消女人心中的痴心梦想,比从虎爪下抢幼虎还难。’哈菲兹的道理跟贺拉斯一样丰富,哈菲兹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也跟贺拉斯一样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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