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钢厂标志(钢厂系列之宝武钢铁)

2019年6月2日，宝武钢铁正式重组马钢集团，标志着国内第一家产量达近亿吨的钢铁巨头的诞生。

而这距离宝钢和武钢重组为宝武集团还不到3年，作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钢铁龙头企业，宝武集团又一次“再出发”。

宝钢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大型引进项目的成功实施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成功的实践验证者。

中国宝武集团董事长陈德荣说，宝钢人“建好一个宝钢、上交一个宝钢、输出一个宝钢”，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三份出色答卷，以优异的经营业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2003年，宝钢在中国制造业界首家跻身于《财富》世界500强并持续保持至今。

梳理宝钢到宝武的“数据史”可以看到， 从1985年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到2017年中国宝武联合重组第一个完整年，共累计实现钢产量7.3亿吨，营业收入4.2万亿元，利润总额2881亿元，利税总额4913亿元。宝钢汽车板年生产能力超过1000万吨，是国内最大、全球前三的汽车板制造企业;取向电工钢年生产能力达到80万吨，产量规模世界第一，完全满足我国输配电行业的全部需求。

而宝钢一开始的建立也有着一段有趣的往事：

1977年10月22日，叶志强等到中南海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日见闻和感受:“这是我们这群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打领带，难得一次出国的中国人亲眼所见。”叶志强风趣地回答说:“有一天日本人请客，服务员送来易拉罐啤酒和饮料，我们没见过，不会用。鬼才知道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还印上了彩色图案。那个罐头，日本人用手指一拉就开了，所以叫易拉罐，我们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要用特制的锥子才能撬开它。还有一次，日方安排我们到八幡厂去参观，中国驻日机构人员奉命随行，驻日机构人员代表国家形象，按照外交部规定必须乘坐中国轿车，并且车前要悬挂国旗。那天，由于安排的行程较紧，车队在高速公路上开得比较快，日本车前面开，我们的车怎么也跟不上去，日本车只得走走停停。后来，中国司机不得不冒险加速，这一来，中国车受不了了，车子抛了锚，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最后，中方人员只得坐到日本车里，中国车让人家的清障车给拖走了。我们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啊！大使馆用的车是我们最好的轿车了，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既厚又重还要生锈，涂漆后光洁度也不好，而日本用的是冷轧板，酸洗、镀锌、电烤漆，轻盈、透亮……”

中央领导被震撼了。日本是个岛国，没有铁矿、煤矿，就连石灰石也要靠进口。15年前，中国与日本的钢铁产量相差无几，短短15年，其钢产量竟猛增到了1.19亿吨，是中国钢产量的5倍！

中央领导的心弦被拨动了，本来准备立足国内发展钢铁，在冀东建设一座年产1000万吨的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的思维开始转向。

十大钢铁基地以外的宝钢，就这样开始孕育了。

谁也没有想到，本来要在上海建一个炼铁厂，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竟变成要建一个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了。这个钢铁工业基地，最少要花300亿元。中国当年的财政收入才800亿元，10亿人口，每人30元。也就是说，全国人民建钢厂。既然是全国人民建钢厂，那么，就不应该盯着上海选厂址。钢铁基地建在哪里，本来已经定局，现在又成了一个问题。为了慎重起见，中央决定国家计委、建委和冶金、外贸、交通、铁路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筛选，前提是仿照日本新日铁，沿海，吃进口矿。

调查组重新启程，走访了连云港、天津、镇海、大连等10多个地方，这些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薄弱，难以支撑庞大的现代化钢铁基地，而上海的缺憾有两个:一是长江口水深不够，进口矿要建港转驳；二是地基软弱，需打桩加固，其结果是成本加大。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足以支撑这一现代化的钢铁基地。兜了一圈，又回到上海。

专家们提出，把中国这座特大型钢铁企业建在金山卫，提名金山钢铁，与金山石化相呼应。而且金山卫航道水深，滩涂闲置，可以少征农田。

经过紧急调查，最后，专家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原因是金山卫濒临杭州湾，处亚热带季风登陆的风口，海面风急浪高，海潮、流速大起大落，矿石船停泊时不易停靠码头，而且远离上海钢厂，铁水运送难以解决。

在长江口，还有一个东西方案的比较。西方案是石洞口以西的盛桥、罗泾一带，东方案在石洞口以东，此地离县城较近，且规划区中间有一个滑翔学校可以直接利用作为施工基地，还有一个当年日军侵华时建造的一个3150亩的废弃的机场，可以少征土地，少动迁1145户村民。

日本专家组和上海市领导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随即到现场踏勘。最后以石洞口以东可以利用废弃的丁家桥机场，少征3150亩土地和少动迁1145户村民决定了下来。陈锦华说，上海南有金山，北有宝山，遥相呼应，为国家积累金银财宝。就这样，宝钢以宝山而得名。

1978年3月9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冶金部、上海市正式向中央呈报《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相关副总理相继批准了报告书。

但是，好事多磨。3月24日，中日双方签署谈判协议的当天，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收到一封令他自己也感到震惊的来信:“宝山厂址有很多弱点和缺陷，地质不好……会产生塌方，美国大湖地区钢铁厂已有先例……”在此前，有著名的科学家也多次提醒过他:打几十万吨钢管桩投资大不说，日后仍然有可能要滑到长江里去……

谷牧立即批示:“报先念、登奎、秋里、世恩同志，这些问题不一定完全正确，冷风不可吹，但问题不能不反映……”

李先念收阅后批示:“我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我想上海新建钢厂的厂址问题是否再做慎重考虑，或者至少要重新审查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一个月后，国家建委组织56名著名专家来到宝钢现场。经18个昼夜的连续实地试验，一份详尽的试验报告直送国务院。

宝钢地基可以处理，建设钢厂绝无问题，专家们一锤定音。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接到报告后向李先念作了详细汇报。李先念听完，果断地在康世恩的书面报告上批示:“决心已下，万不可再变，要对人民负责。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已经在人民中间传开了，人民要求我们把这个厂建设好！”

1978年5月14日，上海市“革委会”、冶金工业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1978年8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

至此，宝钢终于呱呱坠地。

（摘自《宝钢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