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室短文(《母亲的回忆:在哈尔滨的日子里》第十四章:当文化学习班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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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室短文(《母亲的回忆:在哈尔滨的日子里》第十四章:当文化学习班的老师)
讲述者:独看落日(儿子)
第十四章:当职工文化学习班的老师
完成了产品展览会的解说工作之后,母亲又回到了啤酒厂人事教育股工作。不久,厂里要办一个职工文化学习班,主要是教女职工识字,而这项工作是由人事教育股来承担的,母亲又当起了这个学习班的老师。母亲记述了她当老师的这段经历:
从展览馆回到厂里,我又被安排到人事教育股工作。不久,厂里要办一个文化学习班,让厂里的女职工学习识字,安排我做这个学习班的老师,每周的星期三、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给女职工们上课。
这个文化学习班一共有30位学员,在一个大教室里轮换上课,只有我这一位老师。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些平时穿着很洋气的女职工们竟然有好多人大字都不识一个,其中还有几个是厂领导的妻子。我记得我们办公室那位被大家称作“徐老师”的他的爱人,人长得特别漂亮,但她也是一个字也不认识。
我就把字写在黑板上,教他们读和写,还教她们算术。我教她们字词的时候还给她们讲解词义。我记得教她们学习识字课本上“接吻”这个词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懂得这个词是啥意思,我一个姑娘家也不好意思加以详细解释。下课后我就去问那位“徐老师”怎么办,徐老师说,你就直接告诉她们就是“奏(音)嘴儿”(亲嘴儿)。没办法,我就直接对她们这样说了。她们听了都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些女职工对于识字学习都感到很新鲜,很爱来上课,我教得也很有耐心。我还故作成熟地教育她们说:厂里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认真对待,好好学习。她们虽然都是孩子妈了,但都很听我这个“小老师”的话,对我也很尊敬。这些女职工每天上班都是从家里带饭,到上课的这一天有些人还会多带一点饭让我吃。我说:“我吃过了,谢谢你们!你们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
后来天渐渐冷了,学习班就停上了。这些女职工还对我说,她们学了不少字,不上课了反倒觉得没意思了,也和我没相处够,要我明年春天天气暖和了再教她们。我说:“好啊!”
和大家相处的这些日子也让我感到很快乐,她们都很善良、直爽,什么话都跟我说,拿我当她们的家人一样。
——对这一段工作经历的回忆,母亲就写了这么多。应该说,母亲刚进厂的半年多时间里就经过了多部门多岗位的锻炼,现在来看,母亲当年还真的不简单。我觉得母亲当年若是哈尔滨啤酒厂的正式职工,或者她后来不从哈尔滨回来,她很可能在事业上会有所发展,也许能成为厂里一个部门的小领导。
至于做文化学习班的老师这项工作,母亲其实并不陌生,她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曾在村里做过扫盲识字的“小先生”。那时候按照学校的要求,她放学后利用晚上时间就去村民家里教他们识字。
由此我想进一步介绍一下我国在建国初期所开展的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这项运动快速地提高了我国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中超过4亿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以上。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是关键。扫盲就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在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学习中去。扫盲运动从5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10年间先后有近一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扫盲运动先后出现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从1950年至1953年。1950年9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工农教育以识字教育为主。会议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教材、教学计划和经费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
1953年11月24日,政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扫盲标准为:干部和工人一般要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要认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要认识1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
第二次高潮是从1954年至1955年。1955年12月1日,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这次扫盲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下,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农村进一步实现技术改革创造条件,扫盲运动就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第三次高潮是从1956年至1958年。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
扫盲运动釆取“以民教民”的形式,整合了当时的教育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100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国家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
全国各地利用小学校、庙宇、空院、田间地头办扫盲班。没有课桌,就用土坯垒成土台墩子,上面铺上木板当课桌。四周墙上没有贴挂的东西,用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彩纸写上鼓励学员学习的标语口号。没有黑板,用墙壁当大黑板。村民踊跃参加学习,出现了夫妻互学,子教父,女教母的家庭识字班。
而母亲当年上小学时在村子里当“小先生”乃至后来在哈尔滨啤酒厂做学习班的老师,实际上参与的就是扫盲运动。
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是新中国的一次文化建设高潮,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打开了知识文化的大门,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质,而且为后来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撑。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发展,互相促进,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是永载共和国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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