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彼血浆蛋白粉(专访马伯庸:新作《大医》,一段被遗忘的医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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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彼血浆蛋白粉(专访马伯庸:新作《大医》,一段被遗忘的医疗史)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医生群体再一次成为公众焦点。历史写作者、作家马伯庸近期推出了一部与医者相关的作品,展现中国近代医疗故事的历史小说《大医》。
作为一名极为高产的创作者,马伯庸创作了包括《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风起陇西》《七侯笔录》《龙与地下铁》等在内的一众作品。近年来,随着《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等相继被改编后搬上影视屏幕,更让马伯庸成为影视IP市场的“宠儿”。
新作《大医》的创作焦点对准了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而且还围绕着现如今人人皆知的华山医院。这不免让读者生疑,这题材是在追热点、蹭热度吗?这样一部医疗史题材的小说,如何启发我们看待当下疫情处境?历史小说如何处理虚实关系?
马伯庸,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代表作《古董局中局》入选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年度好书文学类十大好书。代表作有《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七侯笔录》《龙与地下铁》《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三国配角演义》等。
近期,我们对马伯庸进行了一次专访,其中聊到了《大医》这部最新的作品,也谈及此前的创作过程与经验。
作为医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关乎生死的
在疫情暴发初期,刚刚动笔两个月的马伯庸,曾因为担心被误解,一度想要放弃《大医》的写作。但随着写作和调研的深入,时下的疫情现状,反而让马伯庸在历史中寻到了更多共鸣。
在和周围的人分享了一些抗疫老故事后,所有人都深深为这些故事与时下抗疫的相似性感到震撼——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公众了解得实在太少了。当年那些波澜壮阔的事迹,只停留在学术专著和一些回忆录里,乏人问津。
《大医·破晓篇》,作者:马伯庸,版本:博集天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9月
而更坚定了马伯庸完成这部作品的,是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一段话: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这段话太熟悉了,几乎和医学生们入学时必须要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模一样。他意识到,医生的品德与责任,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共识。为此,他甚至不禁去想:中国医生在执业之前,是否也应该像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面对孙思邈这段大医论述起誓。
《大医》的故事,缘起于2017年。彼时马伯庸辗转受邀来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他参观了院史馆。也正是这次参观,让马伯庸看到了“深藏”于这所西式风格二层小楼中的故事。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大医》内页插图)
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照(《大医》内页插图)
“我就有一种直觉,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材。”身为一名历史小说创作者,马伯庸意识到这是一座宝库,“清末民初,是一个充满了冲突和变化的年代,这个年代很容易出故事。而医生这个角色本身,同样充满着戏剧性,作为医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关乎生死的。”看过马伯庸的其他作品——《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三国机密》等,就会发现,戏剧性,正是他最为看重的一点。就这样,马伯庸惦记上了这件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伯庸开始有意无意地搜集相关资料,也不断进行调研。最初的一点直觉久经酝酿后,在他内心中膨胀成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故事。胸中的讲述欲喷薄而出,2019年12月30日,马伯庸刚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隔天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个新文档,敲下“华山医院,第一章”几个字。
需要符合年代的“错误的治疗方式”
《大医》的故事始于1904年7月,但真正开始展开剧情的年代是1910年3月,整个故事的铺陈年代,距离我们有上百年。一百年前的中国医学是什么样的?当时的医生是如何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这成为了横亘在马伯庸面前的一个问题。
一开始,马伯庸将求助的目光投诸于自己的医生朋友们,但后来发现,这些医术精湛的朋友,反而成为了自己创作的“障碍”——“他们都是接受了现代医学培训的精英,熟知正确的治疗方式”。而马伯庸需要的,恰恰是符合当时年代的,可能是“错误的治疗方式”。
如何“攻克”这些医学历史上的难题?马伯庸查找了大量出版于民国时期的医学书籍,清末出版的《药学大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常见病防治》,余新忠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等等,上面记载着一些在现在看来颇为“简陋”的治疗方法。遇到不理解的地方,马伯庸再去按图索骥,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书中标注的一匙分量到底是多少?当时的针头注射器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握把有几个把手?针管是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是用什么材质制作的?这些问题都需要他一一检查,仔细确认。
《赤脚医生手册》,上海中医学院 等编写,上海出版系统出版革命组 编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9年12月版。
书中,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方三响,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孙希,不甘于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姚英子,这三位命运、性格、出身截然不同的人物,因为一位被砍中右侧颈动脉、情况极为凶险的伤者,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割症室,也就此掀开了《大医》的主剧情。术后缝合过程中,伤者突发血管痉挛,医院药房中又没有硫酸镁、硝酸甘油等,方三响不得不临时将一把烟枪带回割症室,用浸泡了鸦片膏的纱布敷在颈动脉缓和痉挛,以土办法为患者搏出了一条生路。
这种在孙希和姚英子,以及故事之外的我们看来颇为“惊世骇俗”的治疗方法,便得自于一本民国时代出版的《战地急救手册》。“在战场上不可能有那么完备的药物进行治疗,因为当时很多人吸食鸦片,所以书中提到可以用鸦片膏治疗血管痉挛。”为了求证这种治疗方式是否切实可行,马伯庸又去查阅了相关资料,最终确认鸦片膏中含有罂粟碱,而罂粟碱可以有效缓解血管平滑肌的痉挛。
在这段情节中,马伯庸还埋藏了另外一处“隐藏医学知识点”——因为没有输血设备,病人只能靠自己的血量支撑,而潜藏的“知识点”是,即便可以输血,病人也可能遭遇血型不匹配。按照现在的治疗方式,病人动脉破裂,一定要有血浆,提供紧急输血,还要打抗生素。但这样写,恰恰是错的。如果翻开医学史,可以了解到,在这个故事发生的1910年3月,通过输血进行治疗的方式出现还不久,也还没有A、B、O血型的概念,如果进行输血治疗,死亡率会非常高。历史上,要在这场手术之后,才开始出现相应的输血设备和治疗手法。
描写这段近现代医学高速发展的时期,是马伯庸在创作这本书中最为艰苦的地方,“可能三四年时间就有一个大的突破,或者有一个大的认知颠覆。我必须要精确到这一年,这个东西、这种方式到底能不能说。”马伯庸以当时被视为“抗感染神药”的青霉素为例,青霉素当时被称为“盘尼西林”,价值差不多与等重的黄金相当。但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马伯庸发现,一些“抗战神剧”经常使用的“抢夺盘尼西林”的桥段是有问题的。
马伯庸发现,虽然历史书中记载了弗莱明在1928年首次发明了青霉素,但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青霉素并没有对当时的医疗起到多少影响——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青霉素是无法进行量产的。十年以后,德国科学家才对青霉素进行了提纯实验。直到1944年,在美国一些大型药企的努力下,青霉素才实现了量产。而中国真正能够制造青霉素,也是在这一时期。这之后又过了四五年时间,才真正实现了青霉素在国内的量产。这让马伯庸意识到,在这段历史时期之前,普通人几乎不可能接触到青霉素,更不可能有一整个仓库的“盘尼西林”让人去运送、贩卖,“当时的人们用的主要是磺胺。”
除了“盘尼西林”,马伯庸还发现许多影视剧中“打吊针”的镜头也有待商榷。因为在当时,打吊针这一治疗方式面临着两大风险:一是当时还没有调速的概念,药水以极快的速度直接进入人体,这很容易造成应激死亡,还会造成肺水肿;二是很容易导致感染。在付出了很多生命的代价之后,莫菲氏滴管的出现才让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马伯庸透露,类似的情节,在《大医》后续的故事之中,很多也都有体现,包括当时的X光、脑外科手术等,都会有所涉及。
清末民初医学观念的改善,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
1910年11月至1911年4月,东北暴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鼠疫,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有六万多人因此丧生。对于这场浩劫,许多作品里都有描述。而在《大医》之中,马伯庸另辟蹊径,讲述了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另外一场鼠疫。
与首先暴发于哈尔滨的腺鼠疫不同,1910年10月,上海也暴发了一场肺鼠疫。“它折射出的事件是科学技术和社会防疫之间的争端。”在马伯庸看来,这场肺鼠疫争端,非常有象征意义——因为暴发鼠疫的区域属于公共租界,负责管辖的工部局提出了一系列在现在看来也非常科学的防疫方法,比如从印度进口了哈弗金疫苗,对病人进行隔离,使用石炭酸对病人居住的房屋进行消毒等。
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外人进入自己的房间抱有恐惧心理,女眷也大多遵从着不见外男的老规矩,这种不分男女的防疫措施让很多人感到害怕。加之外籍巡捕和稽查人员在消毒过程中并不考虑居民本身的感受,执行非常粗暴,甚至可能会损毁居民的衣服、财物等,这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因此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无数居住在租界内的华人居民开始向外逃亡。就在这时,中国红十字会发起人沈敦和站出来,请求将执行的权利交给红十字会。在沈敦和的负责之下,红十字会派遣女性医生参与防疫,对居民进行卫生宣讲,还建立了中国公立医院(今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将病人统一安排到这里进行治疗等,通过比较柔性的手段解决了这次疫情事件。
沈敦和(《大医》内页插图)
马伯庸认为,这次上海肺鼠疫事件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件,纯粹的医学防疫并不能完全解决疫情的问题,因为疫情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故事之中,还涉及了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检疫权问题,通过沈敦和等人的努力,最终检疫权被争取回来。检疫权实际上也是国家主权的体现之一,所以这种行为代表着对中国主权的维护。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马伯庸发现,清末民初,对医学观念的改善,其实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对此,马伯庸在故事中也有展现。
比如姚英子在灾区遇到接生婆用没有消毒的手为孕妇接生,导致孕妇感染死亡,这件事对姚英子的打击非常大,她后来决定开办一个班,专门给接生婆教授简单的卫生常识,这样产妇的生存率就能大幅提高。这件事其实也是有据可查的,最早在欧洲就有一个医生发生,医生是否洗手和孕产妇的死亡率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当时要求医院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所有医生都必须洗手,结果死亡率就大幅减少了。他也因此发现了细菌感染和病人死亡之间的关系,算是开了抗感染的先河。
就这样,故事越写越多,人物越来越饱满鲜明,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马伯庸笔下徐徐展开,沈敦和、张竹君、颜福庆等一系列红十字会代表性人物次第登场。
学医有什么用?能不能救中国?这些历史人物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下了最生动具体的回答。
我的写作是一种“三明治式”的做法
新京报:读你的作品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你作品中所涉及的知识点、历史事件既多且杂,感觉你的兴趣领域非常广泛,对很多东西都有一定的了解。包括你的创作类型也比较复杂,光小说就写过悬疑、灵异、历史、推理、武侠、科幻、奇幻等类型,后来是如何转向历史写作的呢?
马伯庸:其实没有杂,我会有“命题作文”。比如当我有目的地写这本书时,我会刻意去寻找和医学相关的,包括和公共卫生相关的资料去看。我写《古董局中局》的时候,我就去找古董相关的资料;我写《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我就去找唐朝长安城的一些考古资料。我有时候不太清楚,我是为了写小说去读这些资料,还是为了有理由去读资料,才去写小说。其实两者可能都有。当你有一个动机的时候去找资料,你会从资料里读出很多乐趣。
我本身对历史写作就非常感兴趣,我的第一本小说《风起陇西》就是历史小说。后来我发现,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里边的“矿脉”非常丰富,有很多特别值得写的题材。我感觉历史小说可能确实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就走上了这条路。
新京报:你将自己的小说作品称之为“历史可能性小说”,故事中经常将主要角色穿插到真实历史事件之中。你是如何处理这其中的虚实关系的?
马伯庸: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三明治式”的做法。三明治是上下两层加中间一层,我觉得上面一层,是大的史实,我坚持一种“大事不虚”的原则,就是所有的大事情、大人物,包括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不去改变他,也不去扭曲他的形象,尽量呈现出一种最真实的状态。
最底层我们要讲到生活细节,比如当时的人怎么样吃喝玩乐?怎么样衣食住行?怎么样和别人来往?社会规则是怎么样的?这些生活的细节也尽量保持真实。在这两层真实之间,我会加入自己虚构的内容。
换句话来说,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人物角色也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的坐卧走,或者他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时代大趋势和当时的生活的。生活常识符合的是一种真实逻辑,我尽量让自己做到这个层面,这样整个故事看起来就既精彩又可信。
《风起陇西》,作者:马伯庸,版本: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10月
新京报:所以你在创作过程中会不断去求证?
马伯庸:是的。比如《大医》这部小说,一方面我要去问医生,另一方面我也要去请教一些上海老一辈的人,问他们当时上海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太太是上海人,我会问我丈母娘、老丈人上海话怎么说,怎么样用上海话去表达某个特别的做法。有时候你一张嘴,明明是一个上海人,明明是上海话,写出来的感觉一看就是北方人的口吻,比如“您今儿去哪儿?”这一听就是北方人口音。那么,怎么样让它变成上海人的风格,贴近当时的氛围,这个也需要去做大量的采访和请教。
新京报:能举个例子吗?
马伯庸:书中有一个人叫曹渡,是院办主任,长得胖胖的,小眼睛,张嘴闭口都是那种上海腔调,这个人实际上原型是曹可凡。因为我跟曹可凡认识,也很喜欢他演的很多的戏,所以写这个形象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把他作为一种上海人的代表写到里面去。他形象里面这种小市民的气质,包括用批评的方式关心人的风格,其实都来自于曹可凡老师所演绎的形象——不是说曹可凡老师就这样。
新京报:虽然你的作品并非纯粹的历史写作,而是历史小说写作,但这些创作让我联想到时下比较流行的微观写作,你怎么看待微观写作呢?
马伯庸:我觉得微观写作算是一种必然阶段,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了所谓的“宏大叙事”,现在更需要从一些细节去看历史。但是,我认为现在所谓的“微观写作”并不是纯粹的微观,而是从微观中看到宏观,从一滴水中看到江河奔流,是一种诗化的表达。
我写这本书时,感触最深的是里面有很多历史大趋势,包括书里提到中国的医学应该怎样发展,有两种思路。书中主角也在讨论,其他人也在讨论。一种思路是精英化的观点,就是我们要集中资源培养一批专业医生;还有一种思路认为,我们应该用同样的资源培养更多的医生,因为中国有四万万人,这四万万人的生活状况、卫生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只要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多派一些普通医生,用普通的手法帮助更多人解决问题。在我整个书写下来,我也在不断调研,不断研究。发现实际上这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可能一两个群众的需求是很微观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需求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历史合力,这种合力就会形成所谓的大趋势。
所以说,微观历史也是宏观历史,微观集合起来就是宏观。我们如果看得到一个细胞的生长环境,就会知道这个人本身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健康。
新京报:创作和近代史有关作品跟创作和古代史有关作品,你感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马伯庸:最大的区别就是近代史要考虑得更加谨慎。第一,近代史离现在不远,很多人可能都还有记忆,我不能去凭空杜撰或者说乱写一通,很容易就露馅了,他们一看就知道,说当时不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现在写近代史的很多角色,他们后人都在,对于这些角色人物的本身的行为逻辑,他们的塑造,我就要加倍谨慎,加倍细致,尽量有出处。
中国女医生的影子在姚英子身上都能体现出来
新京报:《大医》里出场的人物中,沈敦和、柯师太福等都是历史当中确实存在的人物,那么,孙希、姚英子、方三响这三位主人公有什么原型吗?
马伯庸:没有一个直接的原型,但他们其实是很多人的集合:方三响他代表了中国本土医生、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孙希其实是一些早期接受过国外精英教育、接触过国外文化的群体代表;姚英子是上海大小姐,她有一个明确的原型,就是张竹君——在书里张竹君是她的老师——而且她的身上还有一些中国其他女医生的影子,她们的经历,她们的困惑,她们遇到的歧视,她们怎么去反抗,在她身上其实都能够体现出来。包括后来姚英子终身未婚,决心把自己专心地献给医疗事业,其实就来自于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林巧稚。还有在《大医·日出篇》中会出现的情节,她带着一大堆孤儿从武汉坐船,一路把一百多个孤儿护送到重庆,这也是来自于一个真实历史事件。
张竹君(《大医》内页插图)
新京报:你正好提到《大医·日出篇》,能不能透露一些日出篇的剧情?
马伯庸:日出篇也和破晓篇一样,是分年代的。破晓篇的时间线比较集中,就是主要在1910年到1911年发生的事情。日出篇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从1911年到1950年之间,经历了军阀混战时期、北伐战争、抗战时期、解放战争等,会从一个医生的视角来经历这些大事件。
新京报: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之中,你最为欣赏或者敬佩的是哪一位呢?
马伯庸:真是特别喜欢的是这里面有一个医生柯师太福,这个人其实挺有意思的,虽然是个医生,但是生性活泼,兴趣广泛,特别喜欢掺和闲事,他跟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大事情都有关系,像故事里写到辛亥革命,他主动去把黎元洪的亲笔信送到北洋水师旗舰,导致了整个北洋水师的反正。
柯师太福(《大医》内页插图)
到了民国,张裕葡萄酒第一次生产出来的时候是请他做的化验报告,后来张裕就把这个报告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广告打出去了。
柯师太福跟严复又是好朋友,严复的很多病都是他去看的,后来护法战争时,陈其美他们在上海起义,被袁世凯打败困在吴淞炮台,最后是柯师太福过去调解,说服了他们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把这些人都调出来,顺利离开,让整个战争结束。
他这个人特别喜欢掺和这些大事件,本人又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很好玩。
新京报:书中对他的情节会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吗?
马伯庸:对于配角,合理想象的成分肯定有。比如他去送信,到底为什么去送信?历史上是没有任何资料记载的。我就给他虚构了一个理由,但我觉得这个理由也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柯师太福是爱尔兰人,爱尔兰当时在努力争取从英国独立的机会。所以在送信时,在主角问他为什么来掺和这件事时,他说,我希望能够给正在爱尔兰反抗的战士们一些希望。一个在远东的国家,通过奋勇反抗,同样能够争取到独立的希望,这对于爱尔兰来说,也是一种激励。
新京报: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情节是充满趣味性,却非常可惜没能被用到小说中的?
马伯庸:那我就说说另外一个故事。当时我看到一个资料,(上世纪)30年代,美国有一个百万富翁,他的儿子在20多岁的时候来中国旅游,在山东的时候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症,丧失了自主呼吸功能,唯一能救他的是一种叫作“铁肺”的东西。当时“铁肺”刚刚发明,整个亚洲只有北京协和医院有一部,他父亲就雇了一辆火车,两个护士,一路按压着他的胸口帮助他呼吸,一直按到北京,把他塞入“铁肺”里面,让他侥幸活了下来。
后来在北京治疗了一年,治不好。他父亲又买了一辆火车,专门改造了适合“铁肺”运输的车厢,把他从北京运到上海,后来还包了一艘船,连“铁肺”一起运到美国,后来还运送到瑞士,但最终也没能好转。当时我查到这个资料,觉得特别有意思。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在上海,他当时整个人躺在“铁肺”里,靠着一面镜子跟别人交流,旁边的两位护士就是华山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的护士。当时是准备上船离开上海之前,派她们来救护他。
“铁肺”其实就是一个铁箱子,人在里面一辈子都出不来,永远在箱子里待着。最后他活到六十多岁,还生了三个孩子。这个故事我觉得跟主题没多大关系,就给它放掉了,但是当时查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挺传奇的——在当时,一个人为了生存,付出了多大努力。
新京报:选用的故事呢,哪个故事是你最满意的?
马伯庸:用的最满意的故事发生在延安。
抗战开始之后,在林可胜的指挥之下,红十字会医院被整个打散,所有医疗系统的人编成了大概几十个医疗分队,支援到具体区域——中国当时医生太少了,必须要把所有资源都集中起来,然后平均分配——有三支医疗分队到了延安。当时在延安,有一个医生叫徐根竹,这位医生跟这些医疗专家合作,解决了一个传染病事件。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医院救援队(《大医》内页插图)
简单来说就是延安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川口,进入二月,有一个村暴发了肉毒杆菌大感染,当地很多农民不停地吐苦黄水,这是一种在陕北存在了许多年的怪病。徐根竹虽然没有受过完整的医疗教育,却靠着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这次感染事件的根源:腌菜。腌菜缸里是缺氧环境,肉毒杆菌是厌氧型,它能在里面生存。这件事到这里本来已经解决了。但是徐根竹不放心,他是一个特别从群众角度出发的人,他想:这次事情解决了,但不可能下令不许群众吃腌菜——陕北这地方太穷了,你让老百姓少吃腌菜,他们没别的可吃,到头来还是会吃,肉毒杆菌感染还会出现,一定要找出真正的根源。
徐根竹仔细研究了整个延安附近的地形,包括肉毒杆菌暴发的区域,最后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川口有些村子吐黄水病的情况非常严重,有些村子却没事,明明他们都吃同一种腌菜,烹饪手法又一样,为什么?他和一个叫马荔的医生一起进行调研,发现了真相:所有上风口的村子都得病,下风口的村子都不得。肉毒杆菌会以一种芽孢的形式生存在土里,几年都不会死。陕北每年三月份大风吹过来,芽孢被吹到腌菜缸上,可能就导致了感染。有些村子背风,大风吹不到,就没事,这是真正的感染原因。于是徐根竹建议大家把腌菜坛子封好,不要让风吹到。这样既解决了传染病的问题,又让大家都能吃得上饭。
他还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在当地农民家里宣讲卫生常识,告诉他们衣服要勤洗,这样才不容易生虱子。虱子是传染病的根源之一,正常来说,我们会去强制他们洗衣服就行了,但是徐根竹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说:“我要找找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洗衣服?”后来调研才发现,当地土布做的衣服质量很差,如果每周洗一次衣服的话,衣服可能半年就坏了。对当时的人来说,衣服是家里很重要的财产,他舍不得洗,所以他才不愿意去洗,他宁可忍受虱子叮咬,衣服脏归脏,我能多穿三年,总比半年就坏了好。徐根竹说:“如果不真正去感受老百姓的心愿,感受他们的需求的话,简单粗暴地执行你自以为是的真理,那么执行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真正从人民出发,真正从老百姓的感受出发,才能真正把防疫工作推行下去。”
徐根竹牺牲在榆林战役之前,到现在,榆林那边的烈士陵园里面还有他的墓碑。
小说文本和编剧文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体系
新京报:可以分享一些查找资料的方法吗?
马伯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觉得还是笨办法。比如说《申报》,现在都有影印版,我每天看大概20天的《申报》,看当时的人怎么说话,当时的广告用什么词,当时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当时的人租房提什么条件?相亲提什么条件?当时的人对历史大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申报》有一页讲到有一个人说,我在卖一种欧洲最出名的科技,就是两根铁丝,把这两根铁丝插到土豆上,土豆就可以反复生长,切下来一块还可以再长出来一块,你就可以反反复复靠两个土豆获得大量的食物,欲购从速。这明显就是一个骗子,我想,当时的骗子就已经明目张胆地用这种手法,于是我把报纸发到网上。结果所有人看到这个,都不关心这个骗子怎么样,而是看到这一版下面的一条新闻。新闻是什么?一个人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始乱终弃,丈母娘打上门来骂他,但是被小姨子死死护住,不许她妈去打“渣男”。因为我拍了一半,没有结局,所有人都非常着急看最后是怎么样的。
这个故事非常“狗血”。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关心的还是这些“狗血”的东西。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保持着非常高产的状态,很好奇作为一名职业写作者,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一天的?
马伯庸:每天就是8点半开始干活,干到晚上5点,就跟上班一样。非常有规律。我还特意把我的工作室选在了一所学校旁边,学校每次打下课铃了,我就站起来活动一下,打上课铃了,我就坐下来接着写,按照这种节奏来。
根据马伯庸作品改编的同名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新京报:近几年来,你的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剧。作为一名写作者,你是如何看待编剧的工作的?作为原著作者,会对编剧的改编产生一些疑虑吗?
马伯庸:我是没怎么做过编剧的,我就只做过一次,这剧还没播。
作为小说作者,我觉得小说文本和编剧文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体系,小说是一种诗性的表达,但剧本必须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律,必须遵循视觉逻辑。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剧本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转换成听觉和视觉,需要呈现出一个形象;但小说不受限制,小说可以很抽象。
同时,剧本还需要有一个线性逻辑,人物之间的转场,他们两个之间有怎么样的逻辑关系?但小说不一样,小说可以随时插叙、倒叙,或者用第三方旁白来解释。比如门外走进来一个人,如果是小说的话,可以直接用作者旁白:这时一个大侠走进客栈,大侠江湖人称神龙大侠,每个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抖一抖。但电视剧就不能这么拍了,不可能一个人走进客栈,旁白说这个人是大侠,你必须安排另外两个人在旁边,一个人问:这个人是谁?然后另一个人说:你不知道吗?他就是闻名遐迩的神龙大侠。你必须要通过这种转换方式。这种变化是必然的。
作为专业的小说作家,我觉得要做好自己作为源头的工作——就是把小说本身写好。很多人会有误会,觉得小说是不是和剧本差不多,会写小说一定会写剧本,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两者之间距离还是挺远的,几乎是两个专业。
《两京十五日》,作者:马伯庸,版本: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
新京报:但很多人阅读你的小说,会感觉到画面感非常强?
马伯庸:这是一个误解。画面感强,但它仍旧不是一个剧本。经常会有人说:你这个不用改,直接就是剧本。但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新京报:现在有新作品在创作吗?下一部作品会是发生在什么年代?
马伯庸:应该还会回归到古代史,但是具体写什么我还没想好。新作品目前还在做调研,还在看哪一个题材会比较好,因为这本书写了两年半了,我想休息一下。
采写/何安安
编辑/走走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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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哪个电视剧里的(《风起洛阳》热度口碑双开花 匠心打造洛阳美学新风潮)
华夏古城传奇剧《风起洛阳》正在爱奇艺平台热播。马伯庸原著,谢泽总导演,青枚、武聪总编剧,黄轩、王一博领衔男主演,宋茜领衔女主演,宋轶特别主演,咏梅特邀主演,刘端端特邀出演,张铎、张晞临、高曙光、张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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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遮阳伞尺寸(“显微镜”下看大明,士民穿衣戴帽有哪些特色?服饰专家告诉你)
...税错误,一次满腔赤诚的为民翻案……近日,改编于作家马伯庸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六案中“丝绢案”的同名电视剧即将收官。该剧讲述了精于算学、性格执拗的“算呆子”帅家默,在县衙税簿中意外发现县民承担了周...
显微镜为什(热播剧《显微镜下的大明》小说大卖,通俗说史为何明朝最强?)
...和《孙子兵法》,影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的热播,令马伯庸原著小说《显微镜下的大明》也开启“狂飙”模式。检索读书平台与购书网站会发现,在微信读书上,《显微镜下的大明》位列“飙升榜”第二;京东图书的数据监...
...多循环免疫复合物,有高免疫球蛋白,可选用免疫吸附及血浆清除疗法;去除血浆中的免疫复合物和过高的免疫球蛋白,RF,等。如免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