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印笔筒(不远山房“说”笔筒)

Posted 2023-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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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印笔筒(不远山房“说”笔筒)

笔筒，为置笔用具，有圆筒形、方形、异形等。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兼具使用与陈设功能。明末清初朱彝尊《笔筒铭》赞曰：“笔之在案，或侧或颇，尤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毛笔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成熟定型，湖北春秋曾侯乙墓中，出土有毛笔和装束它的竹制笔筒。可以堪称为后世笔筒“鼻祖”。有关笔筒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宋代无名氏《致虚杂俎》：“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音同户）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但千年之间，笔筒仅存于文献之中，并无实物面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自南北朝到宋代，古人从席地而坐衍变为垂足而坐，所带来的生活用器、建筑家具等器型变化，是逐渐成熟并定型的过程。当代学者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文具、印刷、乐器”一章中称：搁笔用笔架，贮笔则用笔筒，笔筒的前身是书筒、诗筒等物，唐人已用竹筒贮存文字资料。唐·钱起因为受赠青竹筒而写的诗中有云：楚竹青玉润，历来湘水阴。缄书取直节，君子知虚心。[ 1 ]论述讲述了笔筒与书筒、诗筒之间的关系。

湖北春秋时期曾侯乙墓中出土

席地而坐时和垂足而做时视觉角度不同，以及影响的建筑、家具变化。本图摘自《一章木椅》

明代统治者树立“文教立国”的中心思想，广建学宫，放宽对于生员的入学资格，造就了人数众多的士子群体。文人士子热衷功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士子树立“学而优则仕”的追求，将“丈夫当经纶雷雨、参成天下”作为人生目标。《明史·隐逸传》中记载：“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数量庞大的文人士子群体，对于书斋陈设、文教用具的需求和改进孜孜以求。以目前最早出现的实物、绘画等确认，笔筒大约定型于明代中叶嘉靖时期。权相严嵩查抄家产清单《天水冰山录》中有：牙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以及哥窑碎瓷笔筒等名称。

明代中晚期，宫廷贵族及至文人士大夫多推崇“闲雅好古”富有美感的生活方式，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述：“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士人雅集活动的闲情逸致与鉴赏品味，蔚成庶民大众所向往仿效之优雅典范，及至明晚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全社会流行的风尚。

晚明文震亨《长物志》记载：“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忌八棱花式。陶者有自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最难得大者，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俱可用。又有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虽旧物，亦不雅观”。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屠隆《文具雅编》中阐述了笔筒材质与制作:“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南京博物院藏明晚期朱松邻松鹤纹竹笔筒，阴刻铭文为：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普熙伯先生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马未都先生考证：此笔筒作于1571辛未年，为明隆庆五年。为已知最早的带纪年款的笔筒。上海宝山明万历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有紫檀笔筒，其筒上宽下稍窄，与筒底分制，底承三足，为晚明硬木笔筒代表作。符合朱彝尊《笔筒铭》中：“筒以束之，如客得家”描述。明末清初的书籍版画之中，如《状元图考》、《养正图解》等，大量出现笔筒的身影。笔筒从日常书房的实用器物，升华为展示文人审美和意趣的精美艺术品。

明文震亨像

南京博物院藏明晚期朱松邻松鹤纹竹笔筒

明万历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文房用品和香具

《养正图解》中的“崇师问道”书斋场景明焦竑撰明万历22年吴怀让刊本

《明状元图考》中的书斋场景明顾祖训汇编.吴承恩等增补.黄应澄绘图

《新镌绣像西厢琵琶合刻》安雅堂藏板.明崇祯时期刻本

明万历十七年，提督福建巡抚都御史周寀批准《陆饷货物抽税则例》征税商品103种113项；其中万历十三年进口商品中有“正青花笔筒”税银每个四厘，青玻璃笔筒”税银每个四厘五毫。为目前最早记载瓷质笔筒记录 [2]。晚清寂园叟于《匋雅》中评：“明瓷青花人物，以笔筒花觚为甚诙诡”、“明瓷青花笔筒，往往凹雕一围填以影青。画笔工给无款识，瓶觚亦然”。自崇祯一朝始，青花笔筒异军突起，根植于书斋文化中，并在康雍乾三朝发展到高峰，与竹木材质制品成了笔筒的最主流的两大品类。如两庆书屋藏明天启六年青花《三国演义》人物纹笔筒（铭文：丙寅孟春月写于芝兰室 ）；上海博物馆藏明崇祯十六年青花十八罗汉图笔筒，落癸未年题记。画意殊胜，青艳恬淡，实为晚明青花笔筒典型器，体现出高超的制瓷水平与鲜明的文人意趣。

两庆书屋藏明天启六年青花《三国演义》人物纹笔筒

上海博物馆藏明崇祯十六年青花题记十八罗汉图笔筒

《匋雅》江埔寂园叟初稿民国二十二年书重印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制瓷业空前繁荣，工艺水平高超、瓷器种类繁多。清早期(顺治、康熙)某些笔筒保留明代笔筒上下均略撇的特征；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厚。到康熙年间，则体形略为降低，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底形看上去似一玉璧，所以，人们称之为“璧足”。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则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璧足”改为“圈足”。

清康熙官窑陶瓷笔筒胎糯釉润，画工细致。康熙时期的大口径笔海，做成高度与口径尺寸相仿，端庄沉稳，有厚重感。器物装饰以诗书画入瓷，以青花料通体书写工楷诗文名篇，前后赤壁赋、临孙过庭书谱、圣主得贤臣颂等。或者采用渲染的手法，山石典型的斧劈皴画法，青花墨分五色，层次感强。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赤壁夜游园竹笔筒，外壁以通景形式刻东坡赤壁夜游图。前景为东坡与僧、道二客所泛小舟，袍而长髯，凭几而坐者为东坡；俯于几上者为佛印；道士背坐仰观。一旁童子正漉酒入坛，老舟子二人齐力摇橹，刻画传神。巨石、江水、虬松、霜叶等披于悬崖，益显壮丽，俨然如画。

晚清寂园叟于《匋雅》中描述：“青花大笔筒。或者用以种花。可谓善于作用。康窑四体画笔筒。多写王铁箫圣主得贤臣颂。款系釉裹红篆画。作熙朝傅古四字。颇杂绿点。行楷又有多作圣教序者。”民国时期赵汝珍《古玩指南》中载：“从来对于瓷上书字均不注意，康瓷则非常讲究。如康瓷之大笔筒多书古代名文。如《滕王阁赋》、《归去来词》、《兰亭序》、《赤壁赋》等，视面积之大小而择书之。书法精美出入于虞、柳、欧、褚之间。且有作四体书者，定以前所未见。”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后赤壁赋人物图笔筒

清初画册中出现的青花笔筒波士顿美术馆藏

《匋雅》江埔寂园叟初稿民国二十二年书重印

清雍正青花的清丽脱俗、乾隆青花的华丽浓重，其它如釉里红、墨彩、五彩、粉彩、斗彩、单色釉等。都有笔筒器型制作。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回：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沈复《浮生六记·坎坷记愁》：因是於行囊之外，转得吾父所遗图书、砚台、笔筒数件。

嘉庆、道光时期，出现了陈国治、王炳荣、李裕元、李裕成等雕瓷名家，雕瓷笔筒等文房用品亦风靡一时。如首都博物馆藏道光陈国治作黄釉雕瓷笔筒，高浮雕的通景故事题材，塑造细腻繁琐，场面人物栩栩如生。

笔筒定型成熟于明代中晚期，以漆器、竹木器、瓷器、牙角等多种材质与工艺熟练混用制作。在题材、审美等各方面体现了文人雅士对于案头长物的极致追求。受同时期诗文书画等文化背景影响下，工匠们在雕刻工具、技法、装饰风格及题材等方面勇于探索创新，佳器频出。得以点缀书房、陶冶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