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狗血的政治斗争
Posted 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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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百科 一场令人深思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国开展反右派斗争
一场狗血的政治斗争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有道是:时势造英雄。为蜀汉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南阳人魏延,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大英雄。他禀性刚烈、率真招忌,没有死在铁马秋风的百战险地,却横死于本部营垒阴谋争权构陷的明枪暗箭之下,不免让人痛惜。刘备迫于曹操南征荆州兵势,携众离新野、走襄阳,不得入城。魏延于城中挺身抡刀砍死守门将士,开城门迎刘备入城,被大将文聘截住厮杀。刘备只好离襄阳、趋江陵,魏延脱身后寻刘备不遇自投长沙而去。关羽战长沙,黄忠受疑,将被处斩,又是魏延砍散刀手,救起黄忠,并率众挥刀砍死韩玄,迎关羽入城,为刘备攻取长沙立下大功。
刘备取西川,以黄忠为前部,魏延为后军,自领中军起程西行。攻洛城魏延两次活捉川中名将冷苞,剪除悍将。战绵竹,与黄忠逼降守将李严。破葭萌关,首先纵马突阵战败杨柏、马岱,左臂中箭负伤。由于他屡立战功,升为部曲统领牙门将军。刘备夺取西川自领益州牧后,魏延又升迁为扬武将军,位居关、张、赵、黄之后,说明魏延之功与蜀中虎将同列。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秋,刘备与曹操举兵争夺汉中。黄忠老将有计斩曹军大将夏侯渊之功,魏延将军有箭射曹操之锐,差点要了曹操老命。刘备手下猛将众多,能够伤及曹操的唯有魏延一人而已。建安二十四年秋,刘备还治成都,擢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称帝后,又拜魏延为镇北将军、都亭侯,说魏延功勋显赫实不为过。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以魏延与赵云为先锋大将,屡败蛮兵,数擒敌酋,成就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美名。自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起,7年间诸葛亮共北伐5次,魏延皆从征。一出祁山,建言分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诸葛亮未予采纳,留下历史遗憾。二出祁山,魏延力斩敌将王双。四出祁山,大败魏军,斩获甲首三千,并于木门道诱杀曹魏名将张A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诸葛亮派魏延入西羌,一路势若破竹,归途中大战阳溪,把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打得丢盔弃甲。魏延以功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可见,诸葛亮一旦放手,魏延就会立下盖世奇功。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魏延不满孔明临终军事安排,头脑“发昏”带兵“烧绝栈道”,被别有用心的佞臣污为“叛逆”,最终被冤杀。
谁害死了魏延?诸葛亮的无端猜忌与处心积虑。《三国志・马良传》说:“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以此可知大名鼎鼎的诸葛亮也有心存偏私的时候,在关乎北伐复国大业成败之际尚且不忘独行裁断、疏能而厚友,导致街亭惨败,结果演了“挥泪斩马谡”一出戏。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为什么要回避地位仅次于自己的魏延,而“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t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这是不是一次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这种不正常的军事调度难道不是逼迫魏延“发昏”的阴谋诡计吗?《三国演义》中说:“原来孔明火烧木栅寨时,实欲将司马懿、魏延皆要烧死……”魏延若有不可饶恕的大错,诸葛亮作为三军统帅完全可以随时治其重罪,为何要暗下毒手呢?可见,魏延并没有给要加害他的人留下把柄。所以,魏延被冤杀,是诸葛亮早已为他铺设的不归路。
文吏杨仪的狷介害贤与阴谋构陷。史书中,诸葛亮袒杨抑魏是有目共睹的。杨仪,一个不见其功的文吏居然在诸葛亮的眼皮子底下常常与战功卓著的大将军魏延争高论低,除了他自己不知天高地厚外,是否背后有着诸葛亮的纵容,以期达到牵制魏延的目的?倒是杨仪获罪系狱后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给九泉之下的诸葛亮开了个极有讽刺意味的玩笑。
蜀汉朝臣的各怀鬼胎与妄行裁断。在魏延、杨仪的争斗问题上,朝中大臣董允、蒋琬都认为魏延功高性傲、难以驾驭,杨仪文吏无能为,便向后主进言:“咸保仪疑延”,这就造成魏延在朝廷中无以自立、必死无疑。这些人,名为贤臣,实携私心,总怕居功至伟的大将军魏延压过自己一头,便趁机落井下石害人死命。朝中的妄断,是对魏延的致命一击。倒是后主刘禅也有主见了一回,仍念魏延前功,赐棺椁葬之。魏延恃才自误及被部属误解。
魏延素有爱下轻上之心,这是个性使然,也是性格缺陷。他虽然勇谋兼备,但恃才自误使他“猪油蒙心”,没有处世自保的周全计划。到了生死攸关时,魏延率军击杨仪,裨将王平受杨仪派遣与魏延对垒。王平几句挑拨的话,就使得跟随魏延多年的部下一朝解体。背后的原因,就是部属误解魏延,对杨仪争权夺利的阴谋一时不能辨明,加之大多厌战思乡,有人鼓动回老家,正中下怀,随即一哄而散。种种因素一齐发力,注定功高震主的魏将军没有好结局。一代名将,死非其所,实堪哀伤!
历史百科 一场令人深思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国开展反右派斗争
一场令人深思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国开展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为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而发动的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6日又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各级党组织都开展整顿工作作风运动,并采取各种形式,请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亲自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说,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民进、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纷纷召开会议,批判右派言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开会,部署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发表《1957年夏季的形势》,要求再用几个月的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分子。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运动“一方面正在向地县两级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由此,斗争扩大化也就严重地发展起来。
交通部干部批判部长章伯钧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想到要抓后来那样多的右派分子。可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头脑就越来越热。6月26日,中央估计:“全国暴露出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6月29日,中央根据北京34所高校和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极右派”约有400人左右的数字,估计这种人“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7月9日,中央又通报说:“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8000人。”9月2日,中央统计“已发现党内右派分子3000余人。”11月10日,中央批准的一份报告中说,至10月14日统计,中央国家机关中“共有右派分子4837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75%。”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万。后来不久,又说有40余万人。1959年的中央文件说“约45万人”。但是,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至1980年共改正了54万余人(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余下的人是维持原案不改和尚须陆续甄别的。可见扩大化程度之严重。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错误地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许多正常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当作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因而对许多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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