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创新制抑制贪污

Posted 2023-01-08 官吏

篇首语：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宇文泰创新制抑制贪污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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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创新制抑制贪污

“后三国”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楼，都对前朝有所延续，其统治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贪腐之风的影响和侵蚀。三个新建的国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

天下再三分反腐是关键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相乱政，贪腐横行，终于侵蚀空了大汉四百年基业。一时间，英雄并起，魏、蜀、吴三分天下，是为前三国。经过二百年纷乱，到了公元6世纪初，南边的南齐，皇帝骄奢淫逸，大臣腐败成风，对待百姓如狼似虎。各种矛盾此起彼伏，恶性膨胀。雍州刺史萧衍趁势而起，取而代之，建立梁朝。

在北方，北魏孝文帝改革，虽然努力学习汉族的文化和制度，却仿建门第制度，效法贵族式的生活，随之而起的就是贪腐和搜刮，新都洛阳成了夸富的中心，吏部成了官爵交易的市场。腐败风气盛行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百姓，各级官吏以贪渎刻削为能，征收赋税，小斗改大斗，小尺改大尺，但还不够维持他们奢豪的生活和买官的费用，又发明了税收预征制度，最狠的地方要预征6年。苦难深重的人民实在难以为生，只有铤而走险，起义烽火一时间烧遍全境，半壁江山再分裂，北魏分解为东、西魏。天下再次出现三分之局，进入“后三国”时代。

梁武帝节俭感动不了贪官污吏

南齐末年，君昏臣贪。萧衍建立南梁政权后，有志纠正前朝弊政。他登基当天就下诏，除选二千宫女赏赐起事将士外，其余后宫乐府、西解暴室的宫女全部放遣。他也身体力行，每天只穿麻衣布服，食蔬菜素食。凡是皇帝的种种享受，他一概摈除。梁武帝萧衍也可算是史上最节俭的皇帝。

为了整肃吏治，梁武帝登基第五天，就分遣内侍，巡察四方，察纠不法，要求对于贪赃枉法、侵渔百姓的官吏，马上奏报处理。同日，他还下诏起草《梁律》。《梁律》对官员因事受财、监守自盗，要比照盗窃罪加重量刑，十匹以上者就要处大辟之刑，就是斩首示众。

虽然对贪腐之害有所认识，但相对法令，梁武帝更希望以佛法洗涤官吏的心灵。他是史上最信佛的皇帝，不仅大建佛教寺院，还三次舍身佛寺，他要以慈悲之心来治理他的国家。

梁武帝努力满足各方面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有功将士，他授予实权，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对于门阀世族，他尽力恢复他们的地位。对于前朝贪赃奢靡之人，他也都予以纵容。为了安排旧族、新贵、寒士，他设定文官九品十八班，武官十品二十四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等等，可还是应付不了，梁武帝只好多设州郡县，将原来的23州分解为107州，郡县就更不计其数了。为了满足各既得利益集团，他实在是绞尽脑汁了。

在梁武帝的优容下，前朝腐败之风不但没能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最后他也在大乱中活活饿死。

官风恶化到了极点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之时，高欢带着一帮兄弟参加义军，后又投靠官府，攻打义军，形成势力，在北魏分裂后控制东魏政权，其子高洋建立北齐。

高欢集团多低下阶层，受过北魏权贵的欺压，没有想到一进中原，也很快学会了吃喝玩乐那一套，出现普遍贪污腐败现象。高欢对贪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起兵之初就说：“我做统帅，首先就要严明纪律。”他以身作则，行军路过麦田，都要下马，牵马步行，怕践踏百姓的田地。但是他对部下的堕落，有些无可奈何，他认为国家处于战争期间，要靠将军们卖命，不能不放纵一些。

一个叫杜弼的官员对高欢说，现在文武官吏如此贪腐，必须严惩才行。高欢说：“官场上贪污之风，由来已久。我如果过分强调纲纪，不能宽容的话，他们一旦都离我而去，我将如何立国？而且他们还都手握雄兵呀。说不定没有反掉他们，先把我反掉了。”

在他的纵容下，吏治、官风恶化到了极点。大将彭乐竟为了一口袋的黄金，把已经落到自己手上的敌方主帅给放走了。大臣们不仅自己贪腐，还教唆皇帝一起玩乐。高欢第九子高湛在位时，君臣一心，竞为贪纵，不断加重赋税劳役，耗尽民力，终至亡国。

宇文泰创新制度压缩了贪腐的空间

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泰集团和高欢集团同出自六镇。在三国之中，西魏及其后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是最弱的。六镇之兵，高欢得其五，宇文氏仅拥一镇，南梁正朔相承，有文化优势。

与其他两国一样，宇文集团首先要面对的也是吏治问题。《周书》记载，当时有河北郡太守裴侠为官清正，百姓称颂他：“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一次群臣拜见宇文泰时，宇文泰把裴侠拉到一边，对群臣说：“裴侠清廉，为天下最，你们中间自认有和裴侠一样的，可以和他站在一起。”群臣都低下了头，不敢吭声，于是宇文泰重赏裴侠。这也说明当时官员清廉的很少，裴侠被称之为“独立君”。

为了整治吏治，宇文泰将贪赃者放宽到满三十匹才处大辟死罪，这比《梁律》的满十匹处死和北魏北齐的“赃满一匹者死”都要宽松，但这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他赫然公告：“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史书记载，北周“用法颇严”，一旦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吏，即给予惩治。对于以前的贪官，北周还制定了“征备之法”，就是以前犯的事赦免，但只要有线索可以追查到的，一定要追查到底，记录在案，贪赃所得一定要追索回来。诏书说，国库是天下人之公产，皇帝只不过是为天下人守财。我能宽纵你们的罪行，但是人民的财产必须为他们追回。

宇文泰还依仗苏绰创新制度。苏绰是历史上少有的精通数学的政治奇才。他为宇文泰起草《六条诏书》，要求各级官吏抑制贪污，廉洁节约，清心思虑，秉公处理政务，并建立文案程式，所办事项都要绩效勾检，确保落实。所有收支都要黑笔记入，红笔记出，收支数据一目了然。对于财政收支，每年登记户口、土地、赋税，统计出下年度的国家赋税收入，然后量入为出。对于这样的制度创造，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道：“世有为之主，必有能者出为之用；若谓天下无才，吾不信也。”宇文泰要求所有的官员必须熟记《六条诏书》和记账之法。对于财政收支中的一些疑难，甄鸾编有《五曹算经》，给出计算公式，虽然今天看来不很精确，但有了统一的标准。一切公开透明，监督也容易落到实处，极大压缩了贪腐的空间。宇文泰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统治集团，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关陇集团”，成为北周、隋、唐的统治核心力量。

对官吏的严格约束，也有了更多减轻人民负担的空间。西魏北周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减轻赋役负担，国力蒸蒸日上。最初是高欢强，宇文泰弱。两国隔着黄河，最初每到冬天，宇文泰为防止高欢攻击，都要派士兵把边境上结冰的河流凿开。几年后，攻守之势变化了，变成高欢派兵凿冰了。再过几年，北齐腐败更甚，被北周一举歼灭。梁武帝之子梁元帝建立的荆州政权也被北周所灭。代北周而起的隋唐，不仅统一中国，而且完善了籍账制度和法制制度，最终开创出被称为律令国家的盛唐时代。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这股起于北疆的政治集团能取得三国竞逐的最后胜利称羡不已：“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反腐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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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美国是如何抑制住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产值迅速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与此同时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1905年，有一名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腐败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结果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13个州属于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描绘了一条“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有三段腐败高发期，分别是1840年前后，1857-1861年，1868-1876年（腐败指数最高）。　　与腐败浪潮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浮躁不安，追逐财富成为一切的中心。1873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讽刺这个时代：“浮华而铜臭弥漫，奢靡的泡沫背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阴谋的味道。”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则针对当时的社会氛围写道，“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这一时期的腐败席卷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其中行政腐败最为常见，分肥制、盗窃国库、违规特许经营等比比皆是。著名参议员乔治·霍尔对那时美国官场的腐化堕落作过精彩描述：“我在政界听到政客们厚颜无耻地讲述作官的秘诀：在美国获得权力的真正方式是贿赂那些任命官员，获得官职后则利用职权实现自我野心和满足个人报复欲望”。较之中央政府的政治分肥，地方上的腐败更直接，纽约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腐败大案不了了之　　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政治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控制下，它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该协会的老板特威德担任过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他通过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新城市宪章通过，接着控制了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大权，借此大收回扣。承包纽约市政工程的商人，有时甚至需要送上65%的工程款才能拿下一个项目。特威德还曾担任纽约市长，他在主持建造纽约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大肆贪污，40张椅子和3张桌子就折价17.9万美元，一只寒暑表报价7500美元。　　其实1861年时，特威德还一文不名，但不过10年他就集聚了2500万美元的超级财富，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不义之财多达2亿美元。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被曝光后，受到很多质疑，甚至被调查、控告，但一直安然无事。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等人，也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即使证据确凿，也被减刑或赦免。不仅纽约一地如此，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市政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中饱私囊相关。当时的舆论这样评价：“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　　这一时期还有一起腐败大案值得一提。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1867年组建了莫比利尔信用公司，并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府诈骗了数千万美元。为了预防和阻止外界调查，爱米斯不惜巨资扶植代理人进入国会，同时又将若干股票以每股100美元优惠价格卖给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这些股票每股一年的红利就有数百美元之多。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就持有大量铁路股票。　　1872年，事情终于败露，结果显示被骗取的工程款达9400万美元，实际工程仅使用4400万美元，其余全被公司高层和大小政客瓜分。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控制，涉案议员又众多，这一沸沸扬扬的“莫比利尔信用丑闻”最终竟不了了之。不过，在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丑闻事件极大地扯了共和党人的后腿。　　求官不成谋害总统　　庆幸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扩张，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也在前进，反腐败进程缓慢而有成效。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系统反腐走在了前列，而这与一位不幸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加菲尔德有关。　　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前就立志废掉政党分赃制，但在1881年7月2日，即入主白宫不到4个月，他就遭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杀。这名凶手认为加菲尔德当选总统有他的功劳。两个多月后，加菲尔德与世长辞。　　加菲尔德之死引起美国举国愤慨。“每个阶级和阶层，每天都怀着忧虑、羞辱和憎恶的心情议论这一事件”，历史学家保罗·范里普在《美国文官制度史》中写道。改革派趁机加强舆论引导。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社论称，“我们看到的报刊，没有不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犯罪是‘分赃制’的产物的”。很快，一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到来。188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即《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以能力与功绩作为录用官员的依据，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此后，美国通过系列反腐法律，比如1907年的《提尔曼法案》，首次规定禁止公司和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10年通过《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开启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先声。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美国反腐也贡献很大。1870-1920年间，美国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到62%,而腐败是新闻热点中的热点，吸引了记者们的普遍关注。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曾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等6个城市的政治状况，将政商狼狈为奸的现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麦克卢尔》杂志上，1904年又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在美国热销。斯蒂芬斯等一批黑幕揭发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文章，让全社会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和危害。　　多方努力使美国反腐出现了积极的成果。文首所提的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在1914年前后曾经一度出现0.16的最低水平，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至0.274,但是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体在0.2的水平上，美国刹住了腐败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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